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 一、当代佛教思想家印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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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 一、当代佛教思想家印顺大师

　　一  前言

　　民国五十四年春天一个傍晚，在台北慧日讲堂第一次与生平景仰的当代佛教思想家印公大师共进晚餐，度间有印海、法振等法师在座，餐后论道甚久。返寓后，写“餐桌三论”，后来收归于散文集“通灵宝玉”。

　　算算时间，已经十九个年头。那时印公刚届六十甲子华庆，我也祗四十一岁；而今印公已七九高龄。

　　为了这篇文字，在六月十七日清晨，我乘车轻高速公路，祗花两个小时车程，便到了台中市郊一栋四周围以绿色稻禾的“华雨精舍”，停车，到门前按铃，由侍者明圣法师开门。我们拜见了高瘦清癯、山明水秀的当代高僧——印公大师；内心涌起一阵悲喜交集的情绪。

　　二、出家、传道、著述、授业

　　今年七十九岁的印公，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０六)三月十二日(寒食节)出生在浙江海宁一个农村的张氏家庭，取名“鹿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三岁时高小毕业。十四岁到十六岁间自学。十六岁秋后出任母校小学教师，陆续任教八年，此漫长八年，除“自学”外，并涉及佛家、道家及西方宗教之学。到二十五岁，那年十月十一日，在普陀山，依清念和尚，出家于福泉庵。如按照现在的文化意识来肯定，当时的印公，祗是基于对“佛家真理”的探求与实践，而以一个知识份子的理想与热情，投入佛法的海洋，以生命来求证佛家本来面目。他之出家，没有任何特殊的外来因素之介入。

　　印公大师年轻时，身体虽弱，而意志坚强，同时由于对佛典的契悟极为锐敏，当二十六岁(民国二十年)进入闽南佛学院就读时(太虚大师任院长)，已发表论文。当年八月被大醒法师推介，出任虚云老和尚创办的鼓山佛学院佛学教师。这在一个出家不足一年的青年人来说，都是不寻常的经历。

　　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除了在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陆续任课，同时介入“三论学”的研究。在这一年秋天，在这一年秋天，则在普陀山慧济寺阅完“全藏”时为三十一岁。

　　印公导师的身体，从来没有健康过；彷佛有一点“百病都来折磨”；这对血肉之躯而言，可以说是“人与天争”的局面；时时晕倒，时时吃药，有时还没得吃；又不时进医院；同时不断地进行“笔耘”工作。

　　在抗战期间(民国二十八年)，师在四川缙云汉藏教理院任教(院长太虚大师)，藏文佛学学者法尊师主持教务，当时的学生有演培、妙钦法师。授课期间，由于撰述论文，后来都成了成书的材料。

　　根据郑寿彭居士撰述的“印公年谱”民国三十一年条，认为印公第一部著作“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便在这一个问世，现在编入“妙云集”下编第五种，题为“青年的佛教”。出资印书的人，竟是当时罄其所有的受业学生——演培法师；至于印公自己没有钱印书，更不在话下。

　　印公的“著述事业”于焉开始。抗战胜利之后，师由陆路经西安、洛阳、开封东下，在开封重遇续明法师(第一次遇时，续明法师是四川合江法王佛学院学生)，然后因病转到武昌治疗。愈后再到上海，与太虚大师会合。太虚大师圆寂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间便与续明法师，在奉化县云窦寺编纂“太虚大师全书”，同时讲授“中观今论”(由续明法师记录)，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全书”完成。中原变色后，辗转抵港。而“太虚大师年谱”、“佛法概论”二书，都在香港脱稿

　　民国四十二年，在港遥领“海潮音杂志”社长，四月中旬，由演培法师在台湾新竹青草湖一同寺后山勘地，建“福严精舍”，印公于六月下旬，到台定居。

　　驻锡福严精舍期间，遭遇到“佛法概论”事件，这是一位佛教思想家首次遭遇到的火炼真理的贬抑。这是这个时代对学术、思想、作者地位认知的贫乏！

　　三、三十三种著述归根于“思想”

　　印公大师自四十二年来台，到今天三十一个年头，除初创福严精舍，四十九年续创台北市龙江街的慧日讲堂、士林报恩小筑、嘉义妙云兰若，以及现在的华雨精舍之外，在六十年十一月，因身罹重疾，入院动肠部手术二次，预立遗嘱，复于六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获日本大正大学授予正式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的大德比丘获得他国正式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以印公的治学精神，思虑之精密、思想之深锐、著作之丰瞻，可谓当之而无愧！

　　印公著述，现在列表于次：

　　(一)妙云集(二十四种)

　　计：般若经讲记。

　　宝积经讲记。

　　胜鬘经讲记。

　　药师经讲记。

　　中观论颂讲记。

　　摄大乘论讲记。

　　大乘起信论讲记—以上释经(上篇)

　　佛法概论。

　　中观今论。

　　唯识学探源。

　　性空学探源。

　　成佛之道。

　　大虚大师年谱(中篇)。

　　佛在人间。

　　学佛三要。

　　以佛法研究佛法。

　　净土与禅。

　　青年的佛教。

　　我之宗教观。

　　无诤之辩。

　　教制教典与教学。

　　佛教史地考论。

　　华雨香云。

　　佛法是救世之光。(下篇)

　　——以上是七十岁以前作品。

　　(二)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民国五十六年底完成)。

　　(三)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民国五十九年底以前完成)。

　　(四)中国禅宗史(民国六十年秋完成)。

　　(五)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民国六十四年底完成)。

　　(六)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民国七十年五月出版)。

　　(七)如来藏之研究(七十年十二月出版)。

　　(八)办法法性论讲记(七十一年五月出版)。

　　(九)杂阿含经论会编(七十二年九月出版)。

　　以上所有著作，代表印公个人思想的部份，是“佛法概论”、“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创新作品，而发挥前人思想的，是妙云集以外四种份量重的书。

　　印公在疾病折磨、静养之馀，依然埋头完成一部重要的书——“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

　　四、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之研究

　　印公对本书的撰述动机，发创于多年以前，当印公于民国六十年底大病初愈之后，本书之构架已酝酿成熟；而着手动笔，则在民国六十四年；这其间因为驻锡地的遵移，及一再换环境疗养；到民国六十八年完成了四十万馀字的初稿。除非有他缘无法写作，印公每一个写作天，可完成一千五百字左右，其中由于检阅资料，追踪史料，思考问题，触及其他有关连锁问题之处理，结果，“中国禅宗史”、“神话研究”这几部书，都是这一部大书的副产品；由此可见本书酝酿过程之长，写作路程之曲折，以及印公个人身体状况在写作过程中经历的病苦侵袭，但依然坚持了此书写作的决心与态度之庄严。

　　印公此书成时，达八十馀万字，计写作过程所触及的问题而引发思想向旁枝伸引，是很难说的。也许会“节外生枝”再附产出另一部书来！不过，就这本书而言，将代表印公大师晚期思想的大成；但终于在佛教界盼望下问世了。

　　五、印公思想之我观

　　我读过印公的书，除“佛法概论”曾多次涵泳，及“中观今论”略事涉猎之外，其他著作及论文，则间或检读；对于印公全部著作并没有作深入地探讨。然而，毕竟看过一些，透过“一叶而知秋”的感悟，以及多次承诲，我的看法是——

　　一、印公大师，是中国思想史上佛教思想层面一位纯正统的创发性的思想家；印公对佛典中的神迹、灵异、密宗的神迹采取的态度，都非常平淡；对一切世俗界偶发的“灵”的现象，认为“法尔如此”；此种“异人异事”，其本身并不能代替生命的“觉悟”；对修道者而言，很可能导入另一条邪径！我们可以说，印公的思想，是一条平实的、没有超越的、一寸一寸耕耘的大道；但其结果，则是古今一切中庸派思想家所共同必具的宽厚、庄严、慈光普照的觉路！

　　二、印公对中国宋明理学发展到今天的“新儒学派”与佛家思想相冲相激、或分或合的纠缠现象的看法是——“新儒家自是新儒家”，“佛家自是佛家”，“新儒家自态十力以来对佛典的钻研，毋宁是着力于佛学对于新儒者的思想上的认同的研究；而不是新儒家对佛学思想的认同”；归根结底，“儒学——新儒家——是纯中国文化纵面的产品，是不可旁解的，是入世的，是中道的，是万世不朽的经纬线”；“佛家则是介入的，是出世的，是偏于究竟空的；精深是精深矣，博大是博大矣，岂奈不及儒家何！”

　　如就佛家思想来讲，入世与出世，在思想甚至现象上，都没有一条明显的界沟；既同样是精微博大，便无从筛出个更为“精深与博大”来。

　　三、印公的自我肯定，在学术上，他是一位有创发的思想家，但从他的作品内容来分析，也是一位实践主义者，他在多处强调：“我是佛教徒，我是站在学佛者的地位发言，信仰佛的真理，而不去‘实践’，是本末倒置的。我是一个比丘，我做比丘要做的事！”

　　我个人认为印公治学，治的是“纯佛学”，他在治学与实践两方面，都是走的前代宗师正在走的路，他接了中国佛家思想的棒，把佛教的fa lun，向前推动！

　　六、结语

　　因为印公是中国近代佛家一位重要的学者，就治学说，印公对于支配文字的技法，极为“现代化”，对思想层次的剖析，理论角度的接触，极具慧眼；正如胡适之的作品一样，能把一个很高深的问题，处理得极为浅明；尤其他对“正知正见”的肯定，不苟同世俗，这种庄严态度，令人敬佩！

　　多年前，我看过印公一篇关于“舍利子”的文章，印象之深刻，至今不忘。

　　印公大师，著作等身，在他三十三种著述中，我认为后九种，比“妙云集”更为重要；因为那毕竟是晚期更为丰熟的思想结晶。

　　我们虔诚祈佛陀加被印公大师，有更辉煌的著作，接引世间！

　　民国六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初稿·七十三年三月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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