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 『印度之佛教』 重版后记
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 『印度之佛教』 重版后记
『印度之佛教』,是民国三十一年写作的,也是我第一部出版的作品。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版,这是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的,其实也只是因缘而已。
这部书在重庆出版。那时的抗战后方,一般印书是不容易得到白报纸的。生报纸薄而脆,容易碎裂;熟报纸要坚韧些,但又粗又厚,也不理想,当时就是用这两种纸印的。抗战胜利了,觉得这种纸张的书,不会受人尊重,所以三十五年春,只带了二十册熟报纸本离川。经历了西安、开封、武昌,回到上海、杭州、宁波,这二十本书也就差不多了。从香港到台湾,连自己仅有的一册,也不知给谁借去而失了踪。在香港时,一直在出版新的作品,没有想到这本书的再版。来台湾以后,一直忙着讲经,出国,建道场,还有疾病;「在佛法的进修来说,这是最松弛的十二年」。没有有分量的新的作品,也就没有想到连自己都没有保存了的『印度之佛教』。所以这一期间,很少有人知道我曾写过这部书的。
民国五十五年,为了写『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想参考这本书,知道道安老法师有一本,特地向他借来参考。也就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的序文中,说到了这部『印度之佛教』:「这部书,是用文言写的,多叙述而少引证,对佛教史来说,体裁是很不适合的。而且,空疏与错误的也不少。……我要用语体的,引证的,重写一部」。这是当时(闭关以后)的决定,觉得文言文写的,对现代一般读者,未免困难了一点。这是印度佛教史,着重于佛法流变的思想史,只说这样那样,很少引证,引证的也没有注明出处,这是不能为现代学者所能接受的,所以决定重写,并且分写为多少部。还有,在大乘佛法中,本书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前二者,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中观」与「瑜伽」,都重于论义。古代的论师,有思想上的传承:对于众多的经文,有整理与抉择,有批评也有融会。但在传统的信仰中,又都表示是依经而造论的。这点,在『空有之间』──答复王恩洋居士对本书的批评时,已说明了依经立论。但在本书,对于前二系论义,显然的没有注重到经典。第三「真常唯心」,在经典中,本重于「胜义自性」──真如、法界,佛身常住,而在众生位上,点出真常本有;与自性清净心合一。起初,都是经说(有些是论式的经),仅有的『宝性论』,也重于自性清净的转依为离垢清净。这一真常心的经义,虚妄唯识者早就有了接触,而多少修正他。但在流行中,真常心与虚妄识相关联,而有「如来藏藏识心」──『楞伽』、『密严』等集出。本书称之为「真常唯心论」,其实还是尊重「虚妄唯识」者的部分内容(所以『成唯识论』也还引『楞伽』、『密严』为经证)。真常心的特质是真常我,在佛法的演化中,达到众生本来是佛,众生即佛。末了是意解为「本初佛」,有本为一佛,一切为佛所显现的意义,这是更梵我化了!对这些,还没有能明确的表示。所以不想重版,想分别的写为多少部,而对本书有所修正,有所补充。写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又写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六十年夏,我将过去的一般作品(或记录),编为『妙云集』。将『印度之佛教』的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概观」,第十七章「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分别编入『妙云集』的『佛教史地考论』,『以佛法研究佛法』。大概从此以后,『印度之佛教』这部书,知道的人渐渐多了,但书是没有流通的,连我自己也没有。
决定不再出版,怎么又要重版呢?第一,想分写为多少部,而二十年来,在说到过的两部以外,只写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空之探究』。体力越来越差,怕难有大部的写作。想到『印度之佛教』,到底是始终条理,表示了印度佛教的演变过程,指出了抉择取舍的明确标准。在我的其他作品中,还没有足以代替的。虽然文字、体裁、内容,不完全理想,还是有值得重印的意义。第二,有些人要读。约在六十三、四年,蓝吉富居士在佛光山,油印多少部给同学们参考,原书可能是常觉法师提贡的。六十七年春,台北研究佛学的青年缁素,重版了一次。今年,圆光佛学院的同学,又重版一次。他们的重版,当然是分赠有缘而不是销售的。六十七年重版时,不知那一位写的『重版前言』这样说:
『印度之佛教』为 印顺老法师早年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时值动乱,故流传不广;来台之后,始终未尝再版,故鲜为后学者所知。近年,有得旧本而抄之者,时有托借复印,展转传告,求托复印者日众,而原作者无意再版,奈何!
本书予吾人对印度佛法流传之递变以提纲挈领之认识,出吾人于摸索附会之深坑,示吾人学佛之正途,免学者之枉劳,可谓开吾人眼目者,较诸一般,究非凡响。而求者日众,必难以任其湮灭,故有私下重版之议。
「本书未必普遍为人信受」,但抄写的,复印的,私下重版的,看来是终究非出版不可的。这部书在重庆初版,脱落、错误、前后颠倒的就不少。再经抄写、重印,也难免有误。有些错误,连我自己都想不出原文是什么。那不如自己来重加校正一下;表式排得不理想的,也加以改善。既有人要读,总得校印一部比较好的本子,使读者读起来方便些。这样,就决定重版流通。
在文字的改正,表式的改善以外,在本书的某些章节中,加上附注。这因为,本书是叙述而少引证,引证也没有说明出处。所以加上附注,这一节、这一段,可参阅我所作的其他作品。这些作品,对某些论题,都引证而注明出处。这样,可以补足本书的部分缺点。还有,本书是四十多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有些是应该修正的,如十二分教;阿含经的集出;有部内在的三系等。注明参阅某书,凡所说而与本书不同的,就应该依据这些后出的作品来改正。这样,也可以减少因读本书而引起不完善的见解。
本书「自序」中说:「僻处空山,参考苦少,直探于译典者多,于时贤之作,惟内院出版之数种,商务本『印度佛教史略』、『印度宗教哲学史』而已」。我想在这里补充几句:「译典」是清刻的「大藏经」;法尊法师从藏文译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入中论』。与支那内学院有关的,是吕澄的『杂阿含经刊定记』(『内学』第一辑),『阿毗达磨泛论』(『内学』第二辑),『西藏佛学原论』(商务本);何载阳的『南传小乘部执』(『内学』第二辑);刘定权的『经部义』(「内学」第二辑);吕澄等合编的『诸家戒本通论』(『内学』第三辑)。还有日人寺本婉雅译注的Ta^rana^tha『印度佛教史』』,这是西藏传说的,特别是后期的印度佛教,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这本书是留日学僧墨禅法师的。抗战军兴,墨师到武昌来,我向他借了这本书。不久,他去了香港。等到抗战胜利回来,知道墨师已在上海去世。这本书,就这样的「久借无归」,成为我的书了。
沈隐了四十年的『印度之佛教』,忽而重版,多少有点意外。其实,意外的事多着呢!『印度之佛教』初版时,也曾有过非常的意外。当时,我住在合江深山的法王寺,由住在重庆的蒙君仁慈,负责出版事宜。他与出版商谈妥了,预付一笔印刷费,开始排版、校对。消息传到山上,大家非常欢喜。半个月以后,送稿校对的事停止了。蒙君怎么催,也没有效果,后来竟渺茫到原稿也不知在那里了!消息传来,说不出的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只有一再写信给蒙君,急急的追索了。沈闷了一个多月,好消息忽然传来,有人负责承印,并已开始送稿。后来才知道:蒙君接洽的出版商,自己没有印刷厂,转交另一印刷厂承印,当然他要取得一分利益。那时(三十二年),通货膨胀加速,负责排印的工厂,觉得没有利润可得,所以排了多少版(与他收到的款项相当)就停止了,也就是不想做这笔生意了!后来,非常意外的(我想,可能是承包商将原稿到处去接洽),这份原稿落在属于军部的一个印刷厂主管的手里。这位主管,曾经出家,在国民革命期间,参加了革命行列。他见到这份原稿,觉得有不同平常的内容,凭他对佛法的一分信心,决意由他来负责完成这部书的出版。价钱依旧,可说为佛法服务,工厂是没有利润可得的。就这样,『印度之佛教』终于出版了。三十三年夏,我回缙云山,路过重庆,特地约这位主管见面,表示我对他深深的谢意。意外的事,我说是不可思议的因缘,在这意外的重版时刻,顺便记下了这一段因缘。希望读者有这样的感觉,『印度之佛教』能与大家见面,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有点意外的!七十四年七月五日,印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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