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研究：玄奘及其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心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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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学研究：玄奘及其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心川)

　　玄奘及其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玄奘研究中心主任 黄心川

　　在金秋天高气爽的时节里，我们聚集在成都著名的大慈寺里召开第三次国际玄奘讨论会，这是中外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我代表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玄奘研究中心向全体到会的代表和来宾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特别要感谢参与此次盛会的我国友好邻邦的使节、当地党政领导，以及不远千里、万里而来的外国代表。我们尤其高兴的是这次会议不仅集合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很多著名的佛学家、高僧、印度史学家，而且也集合了研究玄奘生平及其理论的第一流专家。下面我介绍一下关于玄奘的历史贡献、评价和国内外研究的情况，以及未来研究方向的设想。

　　一、玄奘的历史贡献、评价与地位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杰出的使者和文化名人。他的事迹在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各地都在传诵。玄奘的重要贡献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们认识和敬重。玄奘精研佛理，把印度佛教的经典和其它的知识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并且在我国发展了唯识理论和因明学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这些宗派和理论还通过他的弟子，传播到东亚乃至世界各地。在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与此同时，玄奘还努力把中国和文化知识介绍给印度人民，他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老子》译为梵文。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学习、研究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各国历史地理的经典著作，也是印度和中亚一些主要遗迹考古发掘的依据。玄奘所处的唐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和大规模向国外开放的时代。玄奘那种真诚向外国学习，勇于开拓的精神；那种历尽千难万险、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那种不慕名利，造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那种虔诚不懈、寻求真理、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那种融汇教内外各派的认同，宽容精神以及工作作风踏实，计时分业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是我国珍贵的精神遗产，也是当前我国开拓西部地区的指导精神和行为准则。因之，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曾称他为民族的“脊梁”，梁启超称誉他为“千古一人”。

　　二、玄奘及其唯识学研究在中国

　　玄奘是一个伟大的佛教理论家，他在佛教理论、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等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所重视，并且进行了进行深入宣传和研究。但是我们的宣传和研究与玄奘的历史功绩和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对玄奘的记述的中外历史地理特别是中亚方面的研究也是是不够的。众所周知，玄奘及其所传唯识学的研究在我国历史学上曾有过曲折的过程。唯识学开始流布在中国，先由南朝真谛开始。真谛翻译了唯识旧学的不少经典，但它的传播受到了当时权贵及京僧的抵制，批评他所传播的学说是“言乖治术，有蔽国风”。唯识学真正开展应该从玄奘及其弟子们开始。玄奘比较全面地翻译并融会介绍了当时印度十家的唯识学著作，因之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在这些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慈恩法相宗。玄奘的弟子对玄奘唯识学著作做了不少的注疏，建构了中国唯识学的基本模式。但是这个宗派的理论架构过于繁琐，一般僧侣教徒不易深入理解，另外，理论缺乏社会基础，因此流传入几十年以后，就被僧侣和学者们束之高阁。自唐以后的八、九百年间，法相宗在社会上一直很冷落，但有史料可征的是这个派别在佛教僧侣或寺庙中仍在流传，并在明朝中期或后期骤然激增。当时在吴地出现了大批僧侣和著作，其中著名的有鲁庵普泰的《八识规矩补注》(1511)、《百法明门论解》(1511)、紫柏真可的《八识规矩颂解》(约万历年间)、憨山德清的《八识规矩通说》(1622)、澫益智旭的《成唯识论观的法要》、《真唯识量真解》(1647)等等所谓“相宗八要直解”1。此外，在儒家中也有修习者，如王夫之在1681年曾著有《相宗络索》一卷。

　　唯识学在近现代蔚然成风，成为显学，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一个时期。当时研究，宣传唯识学的团体，南京有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北京有韩清净领导的三时学会，学术界有所谓“南欧北韩”的说法。欧阳竟无曾说：“法相、唯识应分两门，法相糅古，唯识创今；法相广大，唯识精纯。”而太虚法师则认为，“法相唯识之所现，而唯识所现，印一切法相：唯识立法相之所宗，故法相心宗唯识，所现一切法甚广，然所变我现一切法之所归，则在唯识；故示宗旨所在，曰法相唯识。”2法相宗在近代骤然兴起，除了社会根源外，与当时西方蜂拥而来的学术思想也有重要的关系。张曼涛在《现代佛学丛刊·唯识学概论(二)》之“编辑旨趣”中曾说：“影响思想界最深的，则又可说，只有唯识最为出色。在现代中国几个可数的思想家中，无不跟唯识学发生关系，主要者如熊十力、梁漱溟、梁启超、章太炎等莫不如是，即使是深受西洋哲学的影响，而不以东方哲学为意的，如金岳霖、张东荪等，亦对唯识学深表崇意，此原因何在？就在唯识学跟近代西方传来的学术思想，有相似的关连；如科学观念、哲学系统，都是有体系、有组织的学问……在整个东方各家学说中就唯最具此种精神，因此西方传来的结果，竟不料掀起一阵唯识研究的高潮，几乎所有研究佛学的，莫不以唯识为第一研究步骤。”当然，唯识学在中国的复苏，有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原因，在当时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在洋枪洋炮的直接威胁下，软弱的资产阶级只能求助于古代的传统，给他们披上现代的服装，在历史的舞台上重复演出。

　　中国近百年来，对玄奘和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大致与国外是同步的，也是相互响应的。由于国外东方学的推动，对玄奘研究的重视，从而也推动了我国对玄奘及其佛学思想的研究，在“南欧北韩”的影响下，1919年我国学者丁谦最先发在《方志月刊》3上发表了《西域记考证》一文，到20世纪5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相继发表了约50多篇与《西域记》有关的文章，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和冯承钧等著名学者的文章，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还翻译了一大批国外学者的著作和文章。南京金陵刻经处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之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这篇文章对玄奘的生卒年月的研究，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到现在还有着影响。玄奘研究和唯识学的研究在“南欧北韩”的引导下开始扎下根来，从玄奘开始到对唯识学的考证，研究逐渐成为当时佛学研究的主流，当时有一大批思想家如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等还借助于唯识理论建构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玄奘及其唯识学研究在国外

　　在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主义把矛头指向东方以后，欧美各国的所谓东方学骤然而起。他们尤为注意的是作为东西方商道和文化道的“丝绸之路”的研究，因之对玄奘《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就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的课题。欧洲的东方学家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法律、艺术、生活习性、商贾等等各个方面对玄奘当年亲历的重要场所、交通要道进行了实地勘探、考古研究和社会调查等等，并写成了大量的报告或著译。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中最先进行这项研究的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嗣后，日本、俄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亦步其后尘。据法国考尔(Cordiar)图书目录所列中国书目中，直接涉及玄奘研究的有59个，近年来也有大量新的有关玄奘或唯识学著作问世，现列如下：

　　1834年德国学者克拉泊罗斯(J.Klaproth)，在柏林最先发表《玄奘在中亚与印度旅行》一书，这是玄奘传记的撮要著作。

　　1847年，英国安特孙少校发表了《玄奘行记》，做了若干地名考证的尝试。

　　1848年，英国克宁上尉发表了《七世纪上半期玄奘旅行阿富汗、印度日记考证》。

　　1851—1853年，法国学士院学士儒莲翻译出版了《慧立、彦宗的玄奘传及其在629—645年的旅行》，即《慈恩传》。

　　1862年，俄国克拉索夫斯基根据儒莲所译的的《慈恩传》，出版了《玄奘传》。

　　1857—1858年儒莲翻译了《玄奘大唐西域记》第一至第十二卷。

　　1871年，克宁汗少将在伦敦出版了《印度古代地图、佛教时代(包括亚历山大战争与玄奘旅行)》。

　　1873年，英国玉尔著《玄奘所记的吐鲁番各国中古地名新证》，又出版发表于《大英百科全书》第12版上的“玄奘”条。

　　1883——1884年，S·皮尔发表了《〈玄奘西域记〉第十卷两个地名考》及《西域记中其它考证》。

　　1884——1906年，S·皮尔发表《玄奘西域记英译》及新版。

　　1888年，S·皮尔出版《慧立·彦宗传英译》。

　　1889年，英国戴勒著《玄奘年谱》。

　　1899年，法国斯坦因著《印度西北省与俾路支考古工作报告》。

　　1901年，德国福查(Fecha)著《玄奘游记中乾陀罗古地名注释》。

　　1904——1905年，华特著《大唐西域记译义商榷》。

　　1909年，英国史密司著《玄奘所记阿育王石柱考》。

　　1910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出版《关于大唐西域记》。

　　1911年—1914年，英国桑姆·皮尔译《慧立玄奘传》。

　　1917—1920年，斯坦因著《唐太宗圣教序》及《玄奘跋涉沙漠》。

　　1920年，费诺著《玄奘与远东》。

　　1923年，斯坦霍尔斯坦因著《玄奘与现代研究》。

　　1938年，哈密尔顿译《唯识二十颂》。

　　2005年，来西·萨兰著《追踪高僧脚印》。

　　日本现代学者对玄奘的研究稍晚于欧洲，其中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有：

　　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三藏年谱》。

　　1910年，东京大学出版了《大唐西域记考异》。

　　1912年，堀谦德出版了《解说西域记》。

　　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之研究》。

　　1972年，水谷真成出版了《大唐西域记》。

　　1983年，野村耀昌重译了《大唐西域记》并作了慎密的考证。

　　从以上大量的译作和著作中可以看出，玄奘的研究一直被国外学者所重视，外国学者普遍重视和赞美玄奘的伟大人格和学术成就。国外学者尤其重视玄奘对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所作的记载，一般用以作为研究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历史、地理、交通、宗教、政治、军事布置等等的重要依据，也常常作为考古、交通发掘的根据，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例如，现存的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释迦牟尼佛出生、成道、初转*轮和涅槃的四大圣地的发掘与定位，与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有重要的关系。还有印度佛教史上的王舍城、灵鷲山等佛教圣迹的发现，也是依靠了玄奘的记载。当然，在西方学者中，其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英法殖民主义的将领或在任的外交使节，他们的翻译和研究中的不能避免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最先提出了东方学，为东方学的研究划出了蓝图，找出了方向，从而为以后东方学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

　　三、当代中国玄奘与唯识学研究的兴起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佛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迄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佛教界和历史学界对玄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评价。在1960年以前，中国大陆出现了有关玄奘问题和研究的著作共26种，这些著作包含了对玄奘生平、历史、远征求法、归国译经、唯识理论、创立相宗、因明研究、玄奘精神等等的评述，有的还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玄奘的哲学和社会影响作了比较事实求是的评价。例如，田光烈先生写了《玄奘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1950)，力图从缘起论、中道观、因明学等三个方面入手，试图挖掘并深入佛教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北京三时学会重印了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披寻记汇编》共180卷。另外，金陵刻经处重订和出版了《玄奘译撰全集》，这些大书对于僧俗两家学者研究玄奘的思路源头，打下了资料的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机关刊物——《现代佛学》和中国科学院发行的《历史研究》上，经常有纪念或评论玄奘的文章，但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关佛教与玄奘研究基本上停止了，直到1978年才有所改变。

　　1978年党中央实行拨乱反正，学术界开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佛教的研究开始逐渐繁荣起来，于是有关玄奘的研究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课题。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还是分散的、小心翼翼的。1992年，河南玄奘故里的同志为了加强对玄奘生平事迹的宣传和佛学思想的研究，提议成立玄奘研究中心的设想，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内大批著名人士和学者的赞同，特别是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竭力相助，终于在1992年7月30日在北京成立。从此，玄奘研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玄奘研究中心成立后，先于1994年在玄奘故里洛阳和西安两地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又于1994 年在陕西铜川召开了第二次国际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热烈响应和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在会上国内外同行先后发表了几百篇学术文章，从玄奘的生平、历史、时代背景、孤征印度、回国译经、建立宗派等各个方面给予了评价。这两次大会对宣传玄奘精神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也引起了国内外佛教界、学术界的重视，另外在2000年11月，玄奘研究中心还协助中国佛教协会、陕西省佛教协会等单位召开了全国性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还协助洛阳玄奘故里召开了“玄奘思想讨论会”，在陕西户县召开了“玄奘遗骨鉴定会”，协助铜川市玄奘研究所，这些会议和活动都在国内引起了反响，对玄奘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在人民群众中树立玄奘的光辉形象，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年来，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有关玄奘的生平历史和唯识学理论的著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由季羡林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韩镜清编撰的《成唯识论疏翼》、王恩洋撰写的《中国佛教与唯识学》(2004)、惟贤法师撰写的《唯识札记》、杨廷福编写的《玄奘年谱》、马佩主编的《玄奘研究》(1998)、黄心川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黄心川、王亚荣、增勤主编的《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周贵华的《唯识与了别》等。台湾出版了张曼涛主编的《玄奘论文集》，光中法师编辑的《唐玄奘三藏传文汇编》等等。此外，孙宝纲先生还将《大唐西域记》译成了印地语，在印度出版。薛克翘先生等创作了玄奘的电影剧本，等等。

　　四、深化学术研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当前玄奘及玄奘研究和唯识宗的研究已经在我国升温，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年来，以玄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新闻媒体与电影电视艺术界的一个热点。仅玄奘研究中心就曾经协助或接待了至少五个以上的玄奘电视剧组，修改了好几个剧本。今年是“中印友好年”，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玄奘大师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除了原有拍摄的玄奘电视剧和纪录片之外，中央电视台还策划与组织了“重走玄奘之路”的重大活动，在北京与广州等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在这项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电视媒体、纸质媒体和网上媒体都作了连续的报道，玄奘的影响正在深入。

　　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的第三次玄奘国际学会讨论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一个重大的学术活动，因此，这个活动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许多媒体都给予了报道，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集中在锦城——玄奘出家的地方，召开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召开，不仅深化了世界各国的玄奘研究的水平，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的玄奘及其唯识学的宣传与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印两国的友好交往，庚续了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当代研究玄奘及其唯识学，正在朝着精细化、广泛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但是我们除了要继续深入的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考古、中外交通、地理、翻译、佛学理论等传统学问外，我认为充分挖掘出玄奘精神和唯识学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将其用在当代社会的学术研究和治理国家，以及人心改善等等，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而在这个方面，学术界将会拥有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作为佛教高僧，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大家，玄奘不辞万难，远征求学的坚强意志；努力学习，虚心钻研的好学传统；坚持真理，谦虚礼让的道德品格；不慕虚名，潜心学问的严谨学风，以及报效国家，信仰弥坚的爱国爱教的信念，等等，这些都是当代社会仍然要继承与强调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离不开对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与理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玄奘精神与他的一生行迹，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切入口，也是佛教界理论创新的契理契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来源。玄奘所弘传的唯识学，虽然在理论架构过于繁琐，但是它强调了心的作用，突出了修心重要性，在心理学方面有重要的创建，这些为当今社会重建道德，改善人心，调整心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资粮，其现实意义也是非常显明的。这些都可以在本次会议的论文中再次看到。所以玄奘和唯识宗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不是要退化，而是要进一步加强，把玄奘的精神推广到当代社会，为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学者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最后，本次会议能够顺利召开，与得到成都市政府和成都佛教界的强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为了确保召开好这次会议，四川与成都等有关单位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多次开会讨论，做出详细预案，精确编制预算，正是他们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使各位学者能够顺利聚会蓉城，享受金秋益州的美景，感受天府之国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代表所有参会的国内外学者，向大会的组织者和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和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1 详见周齐：《明代中后期唯识学的流行及其特点与分析》，载《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0—197页。三秦出版社，2002。

　　2 见太虚《辨法相与唯识》。

　　3 第六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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