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生：禅学三书 禅宗诗歌境界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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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言生：禅学三书 禅宗诗歌境界 结语

 　　本书论析了禅宗诗歌的终极关怀、禅宗审美感悟的生发机制、五家七宗禅诗特点，以及禅宗诗歌的审美境界。各个部分相对独立，组合起来，则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阐释体系。

　　禅宗诗歌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禅宗所有公案、机锋、诗偈，都指向本心自性，即“本来面目”。因此，本书首先探讨“本来面目”的内涵。“本来面目”是清纯无染的自性，是禅宗本心论的基石。禅宗认为，由于相对意识的生起，障蔽了“本来面目”。因此，必须运用不二法门，将相对意识扬弃，才能重现 “本来面目”。彻见“本来面目”，就能获得主客、自他、生死、长短、小大、色空等圆融一如的禅悟体验，走向与“本来面目”同一的乐园中，用审美的态度诗意地栖居于世界。因此，“本来面目”涵摄了禅宗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四个层面。至于“本来面目”在佛教史上的内涵，则由《禅宗思想渊源》一书来阐释；“本来面目”在禅宗哲学中的各种象征，则由《禅宗哲学体系》一书来阐释。将本书与其他二书合读，可以加深对同一问题的思考深度。

　　体证禅宗审美感悟机制，是研究禅诗的又一重要前提。本书探讨了见山三阶段的禅悟生发机制，指出青原惟信的见山三阶段说，从禅宗审美感悟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由“原我”的素朴到“自我”的迷执，由“自我”的迷执到“无我”的初悟，由“无我”的初悟到“真我”的彻悟之禅悟内涵，高度浓缩了禅的智慧，蕴含着丰厚的佛心、禅韵、诗情。只有体证禅宗审美感悟的生发机制、禅悟内涵，才能使见山三阶段的真面目昭彰于世，避免禅学研究与诗学研究中似是而非、隔靴搔痒式的臆断，使相关的学术批评切中肯綮。

　　在论述了禅的终极关怀、禅悟生发机制之后，本书着手对禅宗诗歌进行具体分析。在论述中，遵循如下的原则：

　　一、从对禅诗文本的体证与理解出发。本书对五家七宗诗歌所作的论析，都是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笔者所选取的文本，基本上是禅宗诗歌。考虑到禅宗诗歌的全盛期在唐宋，因此，对宋代之后的禅宗诗歌基本上不予论析。在确定文本选择的范围时，也尽量考虑到典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人禅诗、宋代以后的禅诗持拒斥的态度。对于禅宗诗歌中颂古类作品的集中讨论，则由《禅宗哲学象征》一书完成。

　　二、从对禅宗宗风的体证与理解出发。探讨禅宗诗歌的终极关怀、禅宗审美感悟生发机制，是对禅诗研究的总体性把握。禅宗一花开五叶，各自有其侧重的宗风特点、接机手法、诗歌表现。因此，联系五家七宗的宗风来论析禅诗，可以从较深层次把握禅诗的内涵与特色。

　　三、从对禅宗哲学的体证与理解出发。在充分理解禅宗哲学象征体系的基础上论析禅诗，具有高屋建瓴的效果。

　　四、从对佛典与禅思之联系的体证与理解出发。禅宗诗歌有一部分是自铸新辞，有一部分则沿用了大乘佛教经典中的意象，因此在论析禅宗诗歌时，了解禅宗思想受佛教经典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本书在这方面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五、从对禅本义的体证与理解出发。本书论析禅宗诗歌所使用的批评术语，相当部分采用了禅宗的规范性表述。禅宗在表述“不可说”的禅时，运用了独特的语句。借用这些表述，在“解析”禅宗诗歌的同时可以尽量保持其原真性，不破坏禅宗语境，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尽可能以禅说禅，避免与描述“对象” 的疏远与隔膜。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融入”描述“对象”之中。本书常用的术语有：“涵盖乾坤”、“返本还源”、“归家稳坐”；“圣凡一如”、 “即凡即圣”、“净染不二”、“真妄一体”、“一超直入”、“啐啄同时”、 “能所俱泯”、“截断两头”、“截断众流”、“声色俱泯”、“回归人位”； “一切现成”、“本来现成”、“触目菩提”、“般若无知”、“无心是道”、 “水月相忘”、“珠光交映”、“涵容互摄”、“圆融互摄”、“体用圆融”、 “相即自在”、“直觉意象”、“现量呈显”、“随缘任运”、“日用是道”、 “无事是贵人”、“无位真人”、“无依道人”、“随波逐浪”、“立处皆真” 等等。

　　在具体分析了禅宗诗歌文本之后，第十章对禅宗诗歌境界作一总结性揭示。禅宗诗歌表达独特的禅悟体验，其审美境界的范型是触目菩提的现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禅悟体验剿绝情识，不容凑泊，形成了触目菩提的现量境；禅悟体验要求主体以空灵之心原真地直观审美对象，能所俱泯，形成了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禅悟体验是万物圆融互摄，处于重重无尽的缘起中，形成了珠光交映的圆融境；禅悟体验圆融得脱落了圆融念，形成了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现量境触目菩提，不容拟议；直觉境能所双亡，色相俱泯；圆融境珠光交映，重重无尽；日用境饥餐困眠，脱落身心。

　　第十一章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表面上看似与本书其他章节的内容不尽一致，研究的是“纯文学”中的禅趣。之所以收录进来，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是因为这里面有一段殊胜的因缘。１９９８年元旦，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余恕诚教授来信，与我探讨李商隐诗歌与佛学的关系问题。我写了长信作答，恕诚师读后，当即推荐给《文学遗产》编辑部，承陶文鹏教授不弃，发表在《文学遗产》１９９９年第３期上。这是我研究文人禅诗的第一篇文章，虽然还不成熟，但它受到的呵护与关爱，却使我终身难以忘怀。恕诚师为人光风霁月，与学楷师长达二十多年的良好学术合作，成为学术界盛传的佳话。恕诚师对后学的提携更是不遗余力，因此将此文收录为本书第十一章，一方面是表示我在研究禅宗哲学、禅宗诗歌的同时，将仍然从事文学研究；一方面则是以恕诚师这种光风霁月的襟怀，作为我学术探索永远的鞭策与鼓励。

　　由于本书带有跨学科的性质，需要将佛典、禅思、诗情融为一炉，难度较大。但我既然选定了这个题目，还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严肃与通脱、凝重与飞扬、推理与直觉、解剖与融入、哲思与诗情，成为灵台古镜的两面。笔者无意人云亦云，无意哗众取宠，无意标新立异，大胆地涉足这个为时贤很少注意的领域。笔者试图使本书具有较强的新创性，在努力汲取中国佛教史、禅宗思想史、中国诗歌史领域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撰成此书，着重论析禅宗诗歌的禅悟内涵、运思特点、取象方式、美感质性，试图体现出禅诗研究的基本框架、批评理念、美学范式，以填补禅宗诗歌研究的空白，为研究禅宗诗歌尽微薄之力。当然，禅宗诗歌是一座含蕴丰厚的精神宝藏，本书所作的，仅仅是初步尝试。笔者非常欢迎、期待在理解基础上的对话，欢迎各种形式的批评。但愿有更多的同仁来关注这个领域，开拓禅宗思想、禅宗哲学、禅宗诗歌研究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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