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宗法师：云在青天水在瓶

智宗法师：云在青天水在瓶

　　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可这个“会”，前提却是和尚们绝不能真的太远，否则的话，文化相异，语言不通，如同早期来中国讲佛教八正道的西域胡僧们一般，即使你个个“高”得和姚明一样，张开嘴，也只能是“胡说八道”，令人难知所云。所以，从公元前后开始的初传五百年，佛教的师父徒弟们都在忙活什么呢？除去必要的四处走穴赶场，玩玩魔术，弄怪唬人外，大块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几乎全用来译经讲经了！

　　然而，说到这译经，也着实是不容易。基督教于近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就为着一个“God”的翻译，差点便搞得“God”的众多爱子们打破头。内幕据说，无论是用“上帝”、“天主”，还是用“天神”、“真神”，都没法完整地表达“God”，而且，更令他们不可饶恕的是，这几个词甚至在实际中还反而让中国人更方便地歪曲了“God”。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佛教初传怕也大类于此。虽然所知的材料不如基督教之近之多，但还是留下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奚落调侃。真没办法！谁让你开始时非要挂靠道家这个土特产呢，打人家的招牌，用人家的“无”字，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人家用道家“没有”的“无”篡改自己“变化”的“无”的危险，结果，原本和后世的老马们同样精妙的观点：一切都是运动发展的。刚一说出来，就让人以为是：一切都不存在。这哪跟哪儿呀。所以，出场讲经时你打那么多的宝伞宝盖又有什么用？排场越大，声势越足，就越容易让人家觉得你是装模作样煞有介事，笑破肚皮了都！

　　哎呀，说起来，我真是太佩服那位把佛教的“Dhya na”译作“禅”的老祖宗了！同样是取自道家，却绝没叫人有先入为主的后遗症。《庄子·寓言》中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为天均。”这句话从科学角度上来看，颇有些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味道。而从佛教思想上来考虑，则又有万物轮回更迭种性平等的意思。甚妙！此中的“禅”，音同“善”，意为“替代”。佛教的“Dhya na”来源于极为古老的“Yoga”。后者音译为“瑜珈”，有“苦行”、“持心”两义——持心，也就是“定”的意思。据说，这是一种有五千年历史的修行方法，早在佛教创立之前，就已经盛行在古印度了。佛祖当然肯定认真地研修过“Yoga”，这是有资料可证的。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佛祖证悟创教后，就干脆把“Yoga”毫不手软地充分扬弃，批判地吸收在佛教里，名之以“Dhya na”——而舍不得扬弃传统，并坚持要复辟传统的堂弟提婆达多，则与佛祖渐行渐远，终至于分道扬镖，被时人指诬为“叛教”。实际上没那么过份！用佛学专家季羡林老先生的话来说，“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决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况且，若是非要用“叛教”来说事的话，从“Yoga”的传统来看，佛祖才是名副其实，只不过今天看来，这一扬弃，恰恰是体现了佛祖勇于破旧立新的英明睿智，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改革创新……啊，说多了，赶快回头。

　　是谁妙笔生花，把佛教的“Dhya na”翻译成“禅”呢？限于早期材料的极度匮乏，佛教的这一老大难，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不过，佛教界和学术界公认，公元二世纪在中国东汉译经传法的西域洋和尚安世高，是关于禅的最早的翻译家和实践家，或者之一，他所翻译的《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这两部经典是中国汉魏时期众多习禅者视若拱壁的“红宝书”——其中已经有了“禅法”、“禅经”等字样，并且，安世高非常注意寻找印度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点，积极以道家概念来类比经中的概念，比如在《安般守意经》中——这可是一本专讲与道家吐纳功夫极其相似的佛教数息观的书，他说，“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显见对中国道家是非常之熟悉。但，为什么“Dhya na”没有被翻译成“清静无为”之类的，却被看似是毫不相关的“禅”所“替代”？有人说，这是因为“禅”字，从示，而示从二从川，按《说文解字》的套路，有神示的意思在里面，正可表示修习“Dhya na”能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而我本人则为增加说服力，又从“禅”字“替代”的本义出发，谈其隐含着佛教生命轮回种性平等的理念，用它来翻译“Dhya na”，既表佛教理念又表实践方法，恰是佛教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典范。呵呵，这其实都是瞎猜了，或者，科学地说，这都是“大胆怀疑”，却没法子去求证。反正印度佛教的“Dhya na”到中国被道家的“禅”字给“替代”了——翻译就是一种“替代”，而且，语言形式上的“替代”，还没影响语义内容上的表达——谁让咱祖上勤劳智慧呢，给它改个叫法，读作“馋”音，就与原配一刀两断情尽义绝，哪里还会腻腻歪歪搅不清呢！只可惜这一神来之笔，也如同作翻译的那位一样，都是天外飞仙，在历史的烟海中了无痕迹，云深不知处，弄得我们这些后世的孝子贤孙们，逢年过节想为他们烧炷香什么的，都不知姓氏名谁！

　　不知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知，所谓的禅，原来与苦行修定的瑜珈有着绝不可忽视的继承关系。所以，从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佛教发展史，就变得特有意思。

　　先说说苦行吧。这简直就可算是佛教脱胎旧传统的一大隐疾，动不动就要发作一下，刺激刺激时人的神经。我们知道，佛祖本人是反对执着苦行、极端苦行的，佛祖提倡的是一种既满足人性基本需求，又不致引发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剧烈冲突的、不苦不乐的人生态度，即所谓中道。而中道的行事原则，就是随缘——能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息世讥嫌”，非常简单，特别务实。这都是见诸经典的确载，然而，也正是因此，执着苦行的大迦叶与佛祖产生了分歧，极端苦行的提婆达多与佛祖最终分裂，给佛教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佛教传入中国后，阵痛仍然。早期佛教行人根据个人基础与外部环境的不同，分别走上相异的弘法道路：学识渊博的，被皇帝请进钓鱼台国宾馆，好吃好喝地侍侯着，建官方译场，广召天下学人，走知识路线、上层路线——是所谓义学僧，隋唐时统称为教门；专志笃行的，身无长物，无籍无寺，游行民间，唯苦行修禅是务，以走下层路线居多——后世僧史称之为禅门。这原本是没什么问题的，各随各的因缘嘛。但北魏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崇真寺”条，却通过一个阎王爷发落五比丘的故事，反映出当时洛阳有一种舆论：“坐禅苦行，得升天堂”；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是“比丘中第一粗行”，被送进地狱受罪；“造作经像”，建寺造庙，是劫夺民财，也被送进地狱。据说，这故事一出来，当朝的胡太后“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休养之”，“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北魏胡太后时，佛教义学反倒发展更大。但这一传说却不能不令人注意到，在当时的教门与禅门之间的确是存在着严重对立的倾向。比方说北魏菩提流支译经团和散兵游勇的菩提达摩。唐中期的《历代法宝记》和《宝林传》都记载说，达摩之死，是因菩提流支等人六度于食中置毒所致。为什么要毒死达摩？《续高僧传》说“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这显然是轻描淡写，没在点上，因为包括菩提流支在内的义学僧们也都是讲“定法”的，多年下来大家怎么能算得上是“乍闻”？可见，让人“多生讥谤”的，只能是达摩的禅法与菩提流支不同。如何不同？汤用彤先生研究指出：“达摩‘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摩学说果源于印度何派，甚难断言。”真是一语破天机——所谓毒害，怕也是印度佛教新旧派之争流毒蔓延中国的变异版本罢了！

　　乍看起来，这事好像与苦行是无甚大关系的，起码字面上不明显，但问题是，达摩在五代后被追认公推成中国禅宗第一祖，这下事情可就弄大了。因为禅宗此时已成中国佛教第一宗，势力最大，范围最广。又因为达摩留世最深的，其实并不是他的禅法，而是“九年面壁”的传说和强身健体的武术。武术又叫功夫——这名字很有创意，双关甚明，肯下功夫，才能有功夫，能下苦功夫，才能有真功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得，“苦”出来了。九年面壁，那更是一个苦啊——据说，小鸟在他的头顶上都孵出几百个蛋了，这几人能做到？结果一来，苦行，就成为中国僧人的心灵烙印了，即使再身不苦的，也要口头上纷纷以“心苦”作标榜，好像不苦就不是僧人了似的，流风所及，人人都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真是何其怪哉！

　　前不久，有人在网络上还把北方某寺与中原某寺放在一起比较，说北方某寺苦行是佛教正道，中原某寺富贵为佛教败家子，褒贬分明，理直气壮，更过份地是，甚至把人家长得肥头大耳也当作是脑满肠肥的一大罪状——这似乎已经不是为佛教而争，而是为个人审美而斗了——活脱脱地又是如上心理的一次新时代“闪光”。而实际上呢，且不说北方某寺的师兄们没那么苦，中原某寺的同修们也没那么腐败，就是随便翻翻佛教史，我们也不难发现，总体说来，佛教主流好像从来就没苦过，而且，不光没苦过，甚至还可说是，一直锦绣花开、富甲一方！试想，“三武一宗”为何灭佛？“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肯清检守真风。”这首当其冲的，还是钱多烧得呀！还苦行呢，你银子比皇帝都多，小日子过得又那么招摇，这不是找灭么！再想想，印度佛教为何在十三世纪时灭亡？除去战争因素外，不也是因为后期密宗贪腐堕落，失了民心？中国是亦如此例啊！“三武一宗”后，禅宗聪明，躲入山林打游击，保存了实力，后来又农村包围城市，成功地占据了中国佛教的绝大壁江山。如何？人一阔脸就变！什么农禅并举自力更生，一边歇着吧，翻了身的禅师们有的是皇帝赐的土地、信徒捐的珠宝，变现，放贷，圈地，出租，你追我赶地，个顶个都成了庄园大地主了，落到民国时，社会上都闹着要“庙产兴学”。为什么？眼红呗。谁让你钱多了不花，明摆着是要做唐僧肉啊！唉，慈航法师当年说，佛教有三大救命圈：一者教育；二者慈善；三者文化。我本人理解：教育，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忘本；文化，就是要博采众长因材施教，教化众生；慈善，就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服务社会，做财富的中转站而不是终点站。应当铭记，随缘和众，息世讥嫌，才是佛教立身处世的标准啊！

　　当然还有持心修定，也就是现在所通常理解的禅，这更是佛教的重要内容，重要到说中国佛教其实就是禅与禅宗了。然而这里边花样儿也最多，说下来又是一大堆的官司要打。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佛教虽然号称有“八宗（禅、密、律、净、台、贤、法、空）”之说，而修禅习禅，却绝对是各宗的通用技术，无一例外，只不过名称方便有些不同，比如天台宗，他叫“止观”，从“善调五事（食、眠、身、息、心）”入手。所以，翻开唐代道宣律师的《高僧传》，我们会发现，天台宗的开创者慧思、智者、灌顶，自师祖到徒孙三代人，郝然便也在禅僧之列，毫不奇怪！至于现在所通说的专以“禅”作招牌的“禅宗”，依圣严法师的说法，“乃是第十世纪（宋初或稍前）时才开始的事。”当然，独立的禅寺要早些出现，所谓“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这倒是在公元八世纪时发生的——从独立建寺到立派标榜，中间之所以差这么长时间，那是因为外部战乱及自身尚未取得稳定的政治认可所致。

　　也正因为十世纪时禅宗出现了，为了能和别人划清界线，以示自己的卓异不凡，禅宗门徒们就开始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提出“祖师禅”，抗衡于前人强调的“如来禅”，别树一帜；一是涂涂改改，赶快出炉自己的宗谱，即祖统，鼓吹得佛真传——这两个问题其实紧密相关，前者是流，后者是源，前者标新领异，若无后者的有力支撑，也就异得过了头，失掉合法性、正统性。这事显而易见。其大功告成的标志是，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由禅僧道原编撰、学士杨亿修订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传灯录《景德传灯录》问世。在这部灯录中，道原不仅总结提出了正版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之说，与唐代神会禅师弄出的东土六祖接轨，而且，更借其中所载的禅门沩仰宗创始人之一仰山慧寂之口，喊出了“祖师禅”的口号，一时天下轰动，习为信史——因为是官修禅书，还入藏经了。只是没料想，这个原本是唐宋禅门齐动员共同糊弄检查团（别派和信众）的大气球，却被民国时跳将出来的胡适，一个“一指禅”就给戳破了——假的。真是一石击起千层浪，舆论大哗，禅门大怒，本为胡适好友的大禅师铃木大拙，此刻也顾不得在西方和“God”的羔羊们谈禅了，与其公开交恶，反目成仇——背后想必也一定给他念了多少遍的往生咒吧，嘿嘿。可胡适呢？怙恶不悛，依然故我，直到死也没悟出自己哪儿错了，甚至晚年回忆自己的佛教研究时，竟大不敏地还说什么是“耙粪工作”，可谓花岗岩脑袋顽固到家了！胡适错在何处？很简单。佛祖当年曾亲口说过，他讲经说法不过是“黄叶止儿啼”，后世禅门的子孙们如此，也不过是随机应变，有样学样，你胡适却偏偏非要给人家在旁边大喊一声：“那是枯枝败叶，不是大白兔奶糖，骗你呢。”你让这“啼”还怎么止得了？还是印顺导师说的精辟，“传说，对宗教来说，正是感召人心，宗教活力的源泉之一。”至于胡适的法子，绝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无益！所以，很早韩非子就说，“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好像还真有那么点道理呀。

　　不过，在有一点上，胡适倒还是摸到了一些门道。比方说，他分禅为印度禅和中国禅，并认为，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中国的禅宗，达摩到慧能前是楞伽宗——以《楞伽经》传道，慧能及其后为般若宗——以《金刚经》授法。这些在学术界可是言之凿凿，逢禅必引的。我无意在此冒犯权威，更不敢挑战权威——没练金钟罩，哪敢称少林，咱可怕被人拍砖。不过，还是想提醒提醒，千万别被《景德传灯录》等一类的禅门书籍所暴露的“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形式化对立所误导，上了老禅师们的套。何谓如来禅？也就是印度禅，这个没人疑义。印度禅传到中国，经过安世高、鸠摩罗什、道生、天台智者，甚至传说中的菩提达摩等敷演宣解，到慧能，禅风为之一变，别开生面，这也是众所公认。但是，若是因为此之后的“风”变，就说他们“色”变——胡适说，印度禅“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道一是慧能徒孙，建禅寺的那位“马祖”），显然还是没有了解禅，特别是慧能之后的禅宗祖师禅。

　　何出此言？很不好意思，虽然我也是慧能的后世子孙，却也不能不指出——祖师禅和如来禅的对立，只是慧能的徒子徒孙们吵架的结果。

　　慧能之后，他的徒弟徒孙们开创了众多禅派，其中有三家——荷泽禅、洪州禅、石头禅，非常值得一说。荷泽禅的开创者是洛阳荷泽寺的神会，而神会则是“祖师禅”的祖师爷慧能的关门弟子——这个词现在可是炙手可热，学术界尤其是“关门弟子”满天飞，似乎，能做个“关门弟子”，就必然别有密法，能得师真传一样。不过，神会老和尚却果真是着实厉害。当时在全国佛教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禅门神秀北宗一派——神秀是慧能的大师兄，他的徒弟普寂在师父成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后，也做了国师，《旧唐书》上说他，“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风头之健可谓一时无俩。唐中宗时，普寂被钦定为释迦正宗、神秀嫡传，便俨然以禅门七祖自居——神秀自然就是六祖了。这下可就捅了马蜂窝，慧能的徒子徒孙们不干了。本来大家还满尊重神秀一系的，起码是他们把名不见经传的神秘高手达摩发扬光大，为大家争得了佛教正统的大面子，可你普寂这样搞，明显就是不尊重长辈慧能，不拿达摩传下的袈裟当回事儿，这样“English”（硬改历史）还了得！于是，最小的师弟神会自告奋勇，窜将出来，跑到对方大本营的中心地带河南滑台大云寺摆下擂台，开了个“无遮大会”——无遮，也就是没门槛，有本事就可上台，声称“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誓把普寂嚣张气焰彻底消灭——神会原是神秀的弟子，后来才到慧能门下学习，所以他出面很有说服力。结果呢？还好，虽然屡遭磨难，最终神会总算是成功了，死了不知多少年的慧能，到底得到了禅宗六祖的政治认可——胡适据此说神会是慧能南宗的缔造者也没错。

　　然而，麻烦却也接踵而来。因为神会确实是太厉害了，厉害到文人倾倒，政客折腰——大文豪王维、杜甫、刘禹锡等都是他的忠实粉丝，竭尽全力为其鼓吹赞美。而贞元十二年（796年），唐德宗干脆就把神会敇定为禅宗七祖！天哪，这不是给老和尚找抽嘛！虽然老和尚年高德韶，行迹卓然——人家当年安史之乱的时候，可是把所有的度僧手续费都捐给部队了，称得上是古代版常香玉（捐飞机给志愿军），是标准的爱国爱教的高僧，当得起七祖的圣号。然而，以神会的智慧，当然更深知：这七祖的称号绝对是块臭狗肉，轮不到的都觉得香，轮得到的又全身都发臭，明白人谁去弄这玩艺！我相信，假如老和尚还在世的话——此时已是神会圆寂后的第三十四个年头了，他肯定忙不迭地上表坚辞，绝不会重走普寂路。可如今呢，却只有干瞪眼没办法了！而且，更可怕的是，皇帝不过是论功行赏，虚应故事，自己的徒弟却比谁都热衷这个大帽子——这也好理解，背靠大树好乘凉嘛。神会的四传弟子，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大家宗密禅师，不仅言必以“七祖”尊称神会，还在他名作《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图》中，赫然即列神会为禅宗中华七祖——这是北宗神秀与普寂彻底被慧能与神会取代的标志。这原也没什么关系，好歹神会的七祖是皇帝御批的，哪像普寂，纯是自己谬称，没办过法律手续。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宗密还写了一本《禅源诸诠集》（已佚），在其现存的长达四卷的“都序”中，他对当时教、禅的高低层次进行了爬梳整理，比如把禅分成五类，认为达摩传来的禅，也就是如来禅，最好、最棒、最高，而且，还对同时代的禅宗他派同学们的表现进行了不得人心的点评，说人家不看经、不学论的，非正宗，非嫡传，太不利于佛教的信仰建设，都这么教下来，不成了歪门邪道了吗？得，这回可不是捅马蜂窝的问题了，而是点着了火药桶了。火力劲头儿最猛的，就是说起来与荷泽禅还是亲兄弟的，洪州禅与石头禅两大派。

　　过去看过一个真实的笑话。说一个外国朋友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入迷了，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一下飞机，逮住人就问：“江湖在哪里？江湖在哪里？我要到江湖去学艺。”江湖在哪里？如果是唐末的僧人们，问这个问题就是白痴！谁不知道？江就是江西，那里有马大帅，噢，是马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在洪州传禅，培养的徒弟个个一级棒，比如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西堂智藏，号称洪州“三大士”；湖就是湖南，石头希迁在南岳石台上结庵授徒，教出了天皇道悟、药山惟严、潮州大颠（此人可是起初反佛的韩愈的师父）等谁见谁都会倒头便拜的高人。时人都说，“自江西主大寂（马祖），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这就是人们要“跑江湖”的由来。

　　洪州禅与石头禅这两派可了不得。唐武宗灭佛以后，中国佛教的，什么三论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唐僧引进的高科技唯识宗啊，甚至包括神会一支的荷泽禅，等等依附官僚士族，爱走知识路线、上层路线的佛门宗派，统统在大唐散架、黄巢起义、五代十国中，零落成泥辗作尘，宋以后，就只闻楼梯响如故——名存，实则难见人下来了——实亡。而洪州禅与石头禅则不然，虽然是泥腿子的干活，虽然早先被人骂作是“破戒比丘”，但是，却凭着泥土的厚实、石头的硬气，一路高歌猛进，在十世纪的时候巍然而成中国佛教的真正代表、绝对主流，而且，还开枝散叶，子孙繁衍出“五家七派”，各呈风流——洪州禅分出两支：沩仰宗和临济宗，后者入宋后又分为杨歧派和黄龙派；石头禅分出三支：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

　　这么牛的一大家子，得罪了他们，当然也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荷泽禅不是弄出个“坛经传宗”来混淆视听，证明自己是嫡传吗？他们就发起一场重新解释《坛经》的运动，尤其是针对《坛经》中神会初见慧能一节，借慧能之口痛贬神会，说人家“也只成个知解宗徒”（只重理论学习之意），非要把荷泽禅的祖师爷整得和中石油股票似的，直到“破发”。结果也当然不出意外，狂轰滥炸之下，大家习非成是，此说便就成了真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宗宝本《坛经》，即最流行的《坛经》上就是如此记载。

　　再有就是针锋相对，提出“祖师禅”与“如来禅”搞对抗赛，说自己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吵啊吵的，结果当然又是大满贯全赢，因为他们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不像别人早早地绝了后，断了种，自然也就成为佛教的正宗嫡传——没办法，历史研究中就是这样活人欺负死人，谁一口气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其实，真要说起来，祖师禅与如来禅除去教育方法有不同外，其它的并无二致，根本没多大差别。这方面的研究着作很多，而且看上去还都肥肥大大的，显得很有含量。但以我这个学者里的和尚，和尚里的学者来看的话，都太啰嗦了，哪用着如此复杂！来个比喻好了。吃饱知道不？吃饱的感觉记得不？知道，记得？好。吃米饭能让你体验这种感觉不？吃馒头能让你重温这种感觉不？毫无疑问，都能！那么，告诉你：祖师禅与如来禅也不过就是让你体悟人生本来面目的大馒头、白米饭，如此而已。所谓“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对机者胜”，喜欢哪个就哪个，“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何分你我，聚讼攻讦？所以，宗密该打五十大板，还如来禅藉教悟宗呢，白看了那么多佛经，怎么就没“藉教”看到这一点？什么？你说馒头管饱、米饭易饿？对不起，你已经被刚刚的这个比喻所用的文字相（名词）——馒头和米饭——所惑。如果我再用一个比喻：吸烟可使人陶醉，喝酒可使人陶醉，抽鸦片也可使人陶醉，你是不是又要说：鸦片有毒，吸烟有害，喝酒不利于健康？这同样又是被“鸦片”、“喝酒”、“吸烟”的文字相所迷惑索引，注意力已经不在比喻的本义上，而是跳到了名词语义延伸的别处，若是一直这样地跳来跳去，那不就是心猿意马吗？心猿意马，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凡夫的根性啊！可见，语言文字在表达上确实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可能是因语义不完整而来——像辞不达意，又可能是因易于让人产生注意转移而来——即如前面的情况，但，无论是哪种局限性，毫无例外地，都只能是强化而不是转化我们凡夫的劣根性！祖师禅的禅师们显然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才非经非教非佛像，屙屎吃茶并担柴，非一切可能让佛教徒产生执着的对像，彻底予以否定，拈一切可拈之物，不思善恶，自在说法，从而在弘法风格上，才个个显得汪洋恣肆、气魄雄浑、挥洒自如、势不可挡！“风”确实变了，但只是风格之变，至于令人明心性之真得从容之定的“色”——本质却没有变，无论如何，总还是“禅”啊，这才是佛教的真正根本。而经也好，教也罢，却也只是一条条的“径”——经者，径也，如果把其奉为教条，非其不可，人人都要从此道路经过，那当然就更是离禅万里，距佛日遥——这辈子想成佛？如此固执，做人都会有麻烦啊！所以我在谈禅修的时候，就总是强调：禅修的五个境界：散心——专心——一心——无心（无分别心）——随心，第一个阶段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不论好坏，有真兴趣才能晋身专心之地；第二阶段靠信仰，真信仰才能让我们一心一意地坚持到底；第三阶段靠功夫——又来了——能下苦功夫，才能无心合道；第四阶段靠悟性，机缘成熟，自然随心自在，圆通无碍。一家之言啦，不用太在意。

　　回过头来说，祖师禅的禅师们其实也逃不了五十大板的——反正他们都不在了，又不会像白云她妈似的，来带我走，我在这儿冒充冒充法官，就算小孩子过家家吧。因为他们的教学法实在是太灵活了，灵活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以至于产生了两个后遗症：一个是高徒难寻、难得，能传下法来的太少，甚至没有，而这些祖师爷们又看破一切，根本不在乎，结果，法脉也只好成了太监，没了下部，传传就没影了。再一个就是让人心生敬仰加羡慕，羡慕之后就搞模仿秀，模不来神，咱就仿其形，于是后来的庸脂俗粉们也人人握着德山棒、端着云门饼、吃着赵州茶，吆五喝六地抖擞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丐帮打狗呢！出家人也就越来越没文化，越来越没水准，越来成为社会的阴暗面、下九流！唉，这板子举到这儿，我都不知道究竟是该埋怨祖宗呢，还是该自己直接抹脖子上吊了事，省得丢人！

　　祖师禅的祖师爷慧能是不是文盲——那是学术界的事，让们吵去吧，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求定得定的可复制可量化的纯粹技术，印度禅到他这儿摇身一变为定慧等持、灵活无比的人生艺术——中国禅，却绝对是千真万确无可争议的事，所以一方面让他在《坛经》中引经据典，一方面作为他的徒子徒孙，尤其是一个赛一个的有文化，动不动就是唐宋诗僧、文僧，有这禅那禅出世的晚辈们，却喜欢把他塑造成文盲，倒真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思考，是出于弘法的需要？还是佛教反知理念的具体？还是其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每一种答案也许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与思索。这也就如同人们去分析如来禅与祖师禅一样，有的人从中看到了佛教超脱之名与庸俗之实的对立；有的人从中看到了教学方法的不同与对立；有的人从中看到了佛陀崇拜与祖师崇拜的对立；有的人从中看到了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的对立；有的人从中看到了印度之定与中国之慧（其实是定慧等持）的对立，谁的对？五祖说，“能者得之。”我们，来玩参禅吧。

　　唐代的李翱是个很了不得的人。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说，“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其学说所受佛学之影响尤为显然。”李翱是韩愈的门生兼女婿，给他施以极大影响的，就是他非常尊重的药山惟严禅师。《宋高僧传》记其与禅师初次相见时说：李翱问禅师，何为道？禅师随手一指，答曰：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豁然大悟，赞颂说：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李翱悟了什么我且不问，且说我今天探禅源、聊禅史、说禅话，挺没劲的东西为何却用一个如此雅致风流的名字“云在青天水在瓶”，是何用意？

　　参——

　　参你个红烧狮子头啊，没事找事，该干嘛干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