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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佛学的特征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23日
来源:   作者: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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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佛学的特征

 

  前 言

  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佛学家,也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大师生前不但对各宗的思想有独到之处,而且对佛教史方面也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整个中国佛学的特点更做了系统的研究。认为中国佛学之所以区别印度佛学,是因为中国佛学摆脱了对印度佛学的依附,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大师对中国化的佛学提出三个特点:(一)综合性、(二)融会性,(三)禅。这三点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现象和性质,而成为佛教新学说,新体系。下面将对大师的中国佛学特点的一些观点加以介绍。偏失疏漏,一定难免,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一  各派理论的综合

  印度佛学在小乘上,特别注重破除我执,破我是常,是一,所以分析五蕴、六大是生灭法,这是对有情所执的我加以分析的破除,乃至最后则归于一切寂灭的湼槃。大乘佛教说明一切法皆空,或总究竟寂灭不可得的实相。中国佛学则不然,各宗各派在总的趋势上都强调综合,例如天台宗的《始终心要》云;“中谛统一切法”,说明一切无非中道实相,中道实相是一切法的核心,就是说各派的主张虽然异说纷纭,但其根本即被中道所包含。所以中道如实相综合一切法。就以现前的一念心来说:“介尔念起,具足三干性相,即空假中。”一念如此,念念如是。一名一心各即全法界,念念都能统摄一切法,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小而毛孔,大而刹海,乃;至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和菩萨的种种差别,皆在一念心中,更无外求。这是天台宗综合一切法的基本主张,以中道实相综合概括一切法。

  华严宗的《华严玄谈》云:“大哉真界,万法资始,统包空有,全赅色心。”这里的真界即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统包空有,包含色心。此是华严宗以真界综合一切法。

  禅宗的《六祖坛经》云:“自性能生万法,本无生灭动摇,本来清净。”禅宗还经常说:“若欠一法不名法身,若余一法亦不名法身。”这是禅宗以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来综合各家思想。

  唯识宗则以阿赖耶识为本源,以阿赖耶识为所知依。以阿赖耶识能摄一切法。

  《楞伽经》上说:“如来藏为善不善因,以如来藏能统摄一切法。”

  以上所例举的经典所说,是太虚大师就巾国佛学一般趋势上注重发挥的综合思想,来加以扼要的说明。大师生前在讲《圆觉经》时,内分三科:(一)法有我无宗,(二)一切皆空宗,(三)唯识圆觉宗。开始说明声闻小乘的理论主张,即“我空法有”,次明大乘思想一切法空,以诸法无自性玄谈性空。三以法相唯识及法界圆觉合为一宗。重点在于破除人我法执的深空中,从不可思议智境上,进一步说明总持一切法义,所以或说“中道实相”、“法界”、“法身”、“佛性”、“如来藏”、“阿赖耶识”,都不是片面的谈空,也不是片面的说有,而是总包空有,综合一切法,随举一名无不如此。大师认为,正由于这些宗派在核心理论强调综合而没有偏执,所以能被人们长期所接受。如不注重发挥综合义的话,则皆不旋踵而衰歇!后来教派只存天台,贤首,慈恩三家就是证明。中国佛学之所以有很强的综合思想,这和中华民族自身的综合特点是分不开的。综合是就佛学的内部学说相互间统一,各派思想互相综合而言的。

  太虚大师列举了代表中国佛学的几个宗派,尽管名相各异,但其根本主张是一致的,只不过从不同角度来说明罢了。这些思想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具有显著的中国色彩,而在印度佛学里则不然,部派佛教时期异说纷纭,各立门户,中观学派侧重发挥空义,瑜伽学派说有,各唱异说,使本来统一的佛法变得四分五裂。所以中国佛学在发挥义学时,都特别强调综大师的这一主张堪称独具慧眼。

  二  各宗理论的融会

  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融会。大师说:“自古以来,能在中国盛行的佛法,定能够融会贯通,绝不是那偏执邪见,局守宗义者所说的,能够博得多数人信奉的。”(见《全书》P828)

  这就是说,中国佛学的第二个特点融会是指佛教内部的关系而言,指中国佛教统摄佛教各类经典和佛教各派学说,统一佛教各地学风的特点。这在隋唐佛教宗派,尤其是天台宗和华严宗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代以后著名的佛教学者也都相继发挥融会佛教各派信仰的特点。下面对大师的这一看法加以说明。

  (一)南北学术观点的统一

  中国古代历史和印度不同,统一局面是主流。政治上的统一要求思想上的统一,对于佛教来说,也要求建立统一的佛教。

  隋唐两代的封建统一王朝,  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时形成的佛教宗派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构成期,也是日益成熟期。隋唐佛教宗派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统一性,统一了以往各地学风的差异,表现了中国佛教的高度融摄力。

  佛教自汉代传入至隋以前,经历了一段分裂割据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政治的对立,两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佛教亦趋于分化。佛教的内容包括戒、定,慧三学,“戒”“定”是指佛教修养实践,“慧”,智慧,是指佛教思想体系包括了理论和实践的两方面。南北朝时代北方佛教偏重佛教仪式活动,如坐禅、修行、布施、造像,立寺等,南方佛教侧重玄理和清淡。禅法在北方广泛流传,义学在南方比较发达。在隋唐统一后,南来北往,交通十分便利,两地的佛教学者互相交流,各种学术互相沟通,各种师说闩趋一致。隋唐佛教,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都是理论和修习并重,强调定慧双修的。天台宗,本属于实践的一派,但也重视理论。此宗的“法华三昧”,就体现了禅法和理论的统一。史栽天台宗的祖师慧文禅师,据《大智度论》和《中论》而悟入“一心三观,于一心中同时观悟空、假、中,的观行方法,并传给慧思。慧思从南方到北方,坚持侧重禅法,又重佛教义理。意思的弟子智者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制定了定(止)慧(观)双修原则。天台宗的理论和观行并重的宗风的形成,标志着北方偏重禅法,南方偏重义理的学。风的融会。

  唯识宗,继承印度大乘有宗的“万法唯识”的观点,对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做了细密的分析,形成一套完整的唯识系统思想。同时又有瑜伽行观,即通过禅定,不靠语言文字的中介,运用佛教“智慧”使真理直接呈现于面前。唯识宗的创始人之一窥基还在《大乘法苑义林章》的《唯识章》中,提出了从宽至狭,从浅至深,从粗至细的五重唯识观,作为独特观法。太虚大师谈到这一点时讲:“在慈思宗中表现这融会思想最明显的是继承玄奘的窥基法师,在他所作的《大乘法苑义林章》中说‘掇法归无为之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摄法归有为之主,故言诸法唯识。摄法归简择之主,故言一切法皆般若。’”(见《全书》P830)玄奘大师,广学博闻,在印度留学的时候,曾造有《会宗论》,融会空有的道理,回到祖国后,长期从事译经,不但翻译《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同时还翻译《大般若经》并《广百》《掌珍》等论,所以玄奘大师,对于一切大乘教理是融会贯通的。(详见《全书》P830)

  再如华严宗以“一真法界”为核心的“无尽缘起”的理论。同时它所谓的“法界观”,是华严宗的初祖杜顺本是禅师,二祖智俨,随杜顺禅师学过禅法,并应用《华严经》思想重新组织解释了止观。此宗的真正创始人法藏,更提出了“法界观”和“十重唯识观”。所谓“十重唯识观”是吸收唯识观再加上四法界观而成,主张把法界归于一心,即把一切事物看成心中的观念,而在思辩中达到圆融无碍的境地。

  至于禅宗,虽然主张“不立文字”,极重修行,其实也是有其明快细密的理论的。

  (二)各宗的判教

  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学不但在对不同的学风融会,而且也体现在判教上。印度原先有简略的判教,如《法华经》分大小;二乘,《楞伽经》分顿、渐之教,《解深密经》分有、空、中三时,《涅槃经》分为五味等。在中国,判教理论在各宗派理论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且内容与印度判教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判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现象,是中国佛教宗派的独特的问题,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对外来佛教的消化吸收,体现了中国佛教宗派的融会性特征。

  所谓判敦,就是对所有佛学理论加以分科组织,即不以简单的对峙乃至全槃否定的角度宋处理各派思想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各派思想认为佛在不同时期,地点,对不同听众的说法,从而有种种差异,即作为一个完整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对各派思想给予系统的安排,分别给予一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一宗派的理论学说置于各派之上。在这种宗派组织的判敦过程中,往往加入作者所理解的佛教义理,加以判摄。

  南北朝时期的判教学说,后人概括力十种,称“南三北七”。“南三”即南朝的三种,指把佛说分为:顿、渐、不定三教。其中“渐教”又有不同的看法, 分“三时敦”,“四时教”和“五时教”几种,而以慧观五时教最为重要。慧观在四;教的基础上,参照《涅槃经》五行品的从牛出乳     出酪    出生酥     出熟酥     出醍酣为例,以牛出五味比喻佛法的五重层次,把佛经分为五时:一是“三乘别教”,即最初的经教,主要指小乘的《阿含经0信二是“三乘通教”,即佛兼化三乘的经典如《般若经》。三是抑扬敦,即指弹偏斥小,叹大褒圆的经典,如《维摩诘经》。四是同归教,指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经典如《法华经》。五是“常住教”,指最后说如来法身是常为最圆满的经教,即《湼槃经》。五时教的说法在南方影响很大,成为后来出现的一些判教说的基调。“北七”也是小乘与大乘,有宗与空宗的次第对佛经作出七种不同的安排,如菩提流支立半字教,满字教,谓小孩在启蒙识字时,先教半字,后教满字。半字即小乘经,满字即大乘经。又如地论师佛陀扇多,  慧光,判佛教为四宗,一是小乘有部讲四因与六缘的理论,是“因缘宗”。二是成实师讲三假(因成假,相续假,相待假)是“假名宗”。三是《大品》、《三论》讲一切事物为虚诳,为“诳相宗”。四是《涅槃》《华严》等宗是“常住宗”。

  天台宗创立时,智者批评了“南三北七”的判教主张,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释。所谓“五时”是说佛的说法先后分五时,第一时讲《华严》,第二时讲《阿含》,第三时讲方等大乘,如《大集》,第四时讲《般若》,第五时讲《法华》《涅?槃》。天台宗奉法华为最高经典,所以判为最后第五時。所谓“八教”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分佛教为八种。从教化的方式讲,为顿、渐、秘密、不定的“化仪四教"。顿与渐相对,秘密与不定相对。人们听佛说理解不同,以各不相知为秘密,互相知道为不定。再从教理内容讲,为藏(指小乘),因为《大智度论》批评了小乘只懂三藏,具体指《阿含》,通(通三乘,指《般若》),别(大乘于别即优于小乘;指《维摩》,圆(圆满,指《涅槃》,《法华》,称“化法四教”。五时八教判释重点是“化法四教”,以《法华经》为中心,是天台宗的独特主张,所以又称“天台四教”。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一方面认为五时和化法四教各各区别,一方面又主张五时四敦并不能以时间乃至经教部类相限制,即各经又是互相融会的,从而可以圆融各家主张中的拘牵难通的地方。这样即使各种教义有高下区别,又能并行不悖,表现了天台宗的汇通圆融的性格。同时和印度大乘佛教所特别尊奉的经典不同,提出以《华严》《涅槃》和《法华》等为最重要的经典,体现了中国佛教学者的独创精神。天台宗的判教主张对后来中国佛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的判教主张佛所有言教一律平等,并无高下的区别,但可以把佛教分成两类,从法讲,有菩萨藏和声闻藏,从人讲,有大乘和小乘。大乘中又分三类,一是《华严》,二是《般若》,三是《法华》和《涅槃》。这都是对不同对象的说法,但各种说法又无不归于究竟,吉藏把《涅槃》放在《法华》之上,也表示与天台的判教有所不同。

  唯识宗的判教,主要是依据《解深密经》三时说,认为佛的一代软化是:初说苦、集、灭、道“四谛”,次说“无自性”,最后说“三自性”。这种说法和印度佛教历史演变基本吻合。

  华严宗吸取前人的判教学说,加以重新组织,由法藏提出“小、始、终、顿,圆的五教说"。此宗的理论,以融会宇宙间一切万物的差别境界,宣扬普遍和诣性为特征,它的判教也体现了全摄并收,圆融无碍的宗风。

  (三)各宗派理论的融会

  太虚大师对中国佛学的各宗派理论的融会,也论述了很多。大师认为,在中国佛学里,对于空有的融会,随处可见,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卷九说:“龙树,天亲,内鉴冷然,外适时宜,各施权巧,而人师偏详,学者苟执,遂兴天台,各保一边,大乖圣道也。”

  明显地指出后代诸师的偏执空有,互相排斥,乖违诸佛菩萨的圣智道理,也融会了龙树,天亲诸大论师的应机巧说,空有互成。

  在贤首宗方面,贤首图师的《十二门论宗致义记》里,对融会空有也谈了不少,其中有很简要的一段言:“由缘起法,缘有,真空,有二义故:一极相顺。谓冥合如一。举体全摄。二极相违,渭各互相害,全夺永尽。若不相夺永尽,无以举体全摄;是故极违即极顺也。龙树,无著,就极顺门,故无相破;  清辩,  护法,据极违门,故须相破,违顺无碍故,方是缘起。”清辩与护法,虽如水火不相容,明暗不共存,说真空则毕竟是真空,要破斥唯识;说缘有则毕竟只是缘有,要破斥皆空;互相违害。但上推龙树和无著,则举缘有即全摄真空,举真空则全摄缘有,空与有,是冥合无二, 融然一致的。清辩与护法之所以心欲相违者,因空有之学流传已久,学者多所偏执,不能体会冥如合一的意趣,若不相违相夺,则不能显出“举体全收”的胜义,所以“极违即极顺也"。这是贤首大师很扼要的融会说。

  在三论宗方面,除了专讲《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外,主要的还有嘉祥吉藏法师的《二谛章》也有融会而归不二中道义的。如云“妄有为俗,即空为真;有空为俗,不二为真:二不二为俗,非二不二为真。”妄有固然是世俗假说,分别空与有也是世俗,进而连那有名言相;的“二不二”还是世俗的,要超绝一切意,名言的非二不二中道才是真实的。这非二不二,换句话说,就是:“非空不空”。所以大师对中国的三论宗,也不执定“空”的一言为空意,而是能融会贯通的,太虚大师除了说明这一点,还就《中论》的内容做了论述。

  龙树的空义,原是融化的,如《中论》云:“问曰:‘所谓受空故,受者空,则定有空也?’答曰:‘不然!何以故?空则不可说,共(空不空)不共(非非不空>叵说,但以假名说。诸法空则不应说,不空,空不空,非空不空,亦不应说,附以假名说。如是正观思维,诸法实相不应以诸难为难,何以故?寂灭相中,无“常”“无常”等四,寂灭相中,无“边”、“无;边”等四。空尚不受,何况有四种?’”于一切法中,空不可说,不空不可说,空不空不可说,非空不空也不可说,究竟真实上都是不可说的。但是,为自悟悟他方便,则一切皆可假说。在这个意义上说,假使偏执于空,根本是不明白而且违反丁龙树学的,龙树学是融会贯通的,他对各种大乘法,都不曾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如《破有论》说:“世间无实,从分别起,此分别故,分别心生,  由此心为因,即有身生。以此心故,即有诸法,以无心故,亦无有身;以无心故,亦无诸法。”

  又如《大智度论》说:“意识有两种:一、念念灭,二、念念相续为意根。”

  在这些文字中,不但容有唯识的理论,并且很留待着发挥唯识的意趣。这正如贤首;说的“举体全收”,一切都可以容会于中;的,显然与后代空论师破斥唯识者不同。大乘本来是有多门方便的,可是经后代诸师中的互相排斥,每使一分的教义废弃!初期的小乘佛教,因部执纷诤而衰微,后代印度的大乘佛教,也由这种现象而日趋衰亡。

  最后,太虚大师带有总结性的说;“中国佛教的第二特点就是融会。我们不但要融会各宗各派,而且对全世界各区域各时期所流行的佛法,都应予融会贯通,这才符合世界佛学的宗旨。”这一说法,不但说明佛教教理,空有不二,更说明佛法的圆融无二。

  三  中国佛学的主流——禅

  太虚大师除了说中国佛学有以上两个特点外,还大篇幅的论述了中国佛学的特点在于禅的主张,为了更全面了解大师对中国佛学特色的看法。下面再加以说明。

  中国佛教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等体系庞大博杂,论证繁复琐碎,论述艰涩支蔓。其中天台、华严两宗由于在理论上都以说心为主,在佛教实践上都程度不同的讲顿悟,剔除了印度佛教那种繁杂的修行方法。因此较唯识宗流传久远。中国佛教中真正延绵不绝的是在印度也没有成宗的禅宗与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唐代以后佛教的主流,禅宗实际是唐代以后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我们所说的禅当然包括禅宗还没有形成之前的禅学,而不专指禅宗。但是禅宗以前的禅学只是印度瑜伽的变名,真正能代表中国佛教的禅应特指禅宗。所以禅学是禅宗以前佛教的象征,以慧能为主的南禅的出现,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新纪元。

  (一)禅宗的基本主张——见性

  禅宗的主旨是强调精神的领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宗旨以净性和自悟为理论前题,慧能认为“佛性常清净”,而且是人人共有的。佛性就是人的本性。同时,人人都具有先天的菩提智慧,能够觉悟本性而成为佛。众生之所以未能成佛就是因为迷惑,即对自身的本性没有觉悟。如果精进努力,坚持作证,一旦妄念俱灭,真智显露,就会内外明彻,悟识本心,而成就佛道。慧能说:“自性迷,佛即众生,白性悟,众生即是佛”。(敦煌本《坛经》)“拨开云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自性就是佛。自性是成佛的根本,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慧能主张人人都可成佛,只是因为迷悟而有先后之分。

  慧能禅宗是把心外的佛变成心内的佛,从而排除有外在的佛;是把佛变为平常人,体现了佛与人仅是迷悟不同,实是平等的思想。菩提只向心觅,何须向外求玄。彻悟本性,当下即佛。

  (二)顿悟成佛

  众生成佛就是悟到佛的知见,而悟则有两种方式,一是渐,二是顿。渐悟是指须经长期修习才能达到佛教的觉悟。顿悟则是无须长期修行,一旦悟识本性,当下即佛。东晋时代南朝竺道生曾唱顿悟说,慧能禅宗在道生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了顿悟说。主张一念觉悟,刹那间就成佛,还强调不立文字,即无须通过语言文字的理解。骤然顿悟,带有更加神的直觉性。

  慧能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  “迷来经累劫,顿则刹那间。”他的这种主张独创性十分明显。传统的禅法应是打坐行香,但慧能确不是,而认为禅不坐,如坐的话,是病非禅,而强调二六时中一行三昧,认为顿悟并不要求离开现实生活,“举足下足,皆在道场,是心是占,同归性海。”  “担水砍柴无非妙谛”,这就是“道在平常日用中”的道理。

  (三)禅宗的禅风

  以慧能为主南禅,在根本主张上发挥自性的作用,成佛就是见自性,开发自己内心的世界,不假外求,这是禅宗的特点。禅宗认为人人是佛,每个人和十方诸佛的关系,平等无二,没有高下之分。

  另外禅宗对待一般后世流传的经典也特别富有特性。小乘佛教以及其它宗派认为佛说的法,字字珠玑,丝毫不能改动。而禅宗却不然,认为佛说三藏十二部是教人成佛的方法,并不是成佛的资本,所以禅宗认为讪笑怒骂莫非第一义谛。这也是禅宗不立文字的主张。

  慧能的南禅特点很多,并且发展很快,后来代表了整个禅宗的禅就是慧能的南禅。禅宗的五派几乎都是慧能大师思想的延续或有所发展,五代以后禅宗成了中国佛教主流,也代表了中国佛教,它之所以能流传不绝,是因为禅宗的本身有强烈的民族性。宋、元,明、清以后的寺脘,几乎都是禅林。禅成为中国佛学的特色也不言而喻了。

  结 束 语

  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佛学由传入的那一天起,经过综合,融会,最后发展为禅,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由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学。大师这些认识,概括了佛教的发展经过,充分说明了佛教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都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佛学形成的这些特点,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无庸置疑的。太虚大师将中国佛学的特点写出来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现代僧青年,为要将古老的佛学与现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现代文化相结合,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时代在前进,我们佛教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迎接各种挑战,才能使佛教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光荣的历史使命落在我们这一代僧青年的肩上。我们要前不愧对古德,后不愧对来者,继承太虚大师的事业,努力吧!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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