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根本二部分裂之原因(通贤)

试析根本二部分裂之原因(通贤)

　　【内容提要】佛教流传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历久不衰，并成为世界之三大宗教之一,乃是佛教分派并向外弘化发展的结果。自佛陀成道后于鹿野苑初转法轮，随之僧团的出现，意味着佛教僧伽的成立。然而随着僧团的不断壮大与发展，僧团内部分化的危机亦已出现，但因佛陀不可动摇的威望和无可匹比的凝聚力，并未真正威胁僧团的整体，而导致分裂。直到佛陀入灭后，分裂的现象势头才逐渐暴露并激化。且在佛灭后百年发生佛教的根本分裂，随后又相续发生一系列的分裂，使得原本统一的僧团分裂成十八部或二十部。而佛教分派不但有其必然性，亦为佛教发展应有之过程，并且对于佛教分世释尊亦早有预言。因此，本文就继原始佛教之第一次结集[①]后第二次结集[②]而导致根本二部分裂的原因，试从佛教分派的必然性，根本分裂的原因，以及分裂预言和价值等方面来谈，来加以阐述研究。

　　【关键词】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 第一次结集 第二次结集 根本二部 枝末分裂

　　【作 者】中国佛学院09级研究生。

　　前言

　　在释迦牟尼佛入灭百年之后，统一的佛教僧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分裂为上座部[③]和大众部[④]，两个根本的部派，史称“根本分裂”；此后，上座部和大众部这两个根本部派的内部又相继的发生了一系列的分化，最后形成通常所说的十八部或二十部，史称“枝末分裂”。严格的来说，佛教僧团内部分化的危机，在佛陀住世的时代就已出现，据《律藏大品》说：佛陀成道之后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为五比丘作最初的说法，使他们受教成为他的弟子，而以乔陈如等五人形成的最初的僧团，这意味着佛教僧伽的成立。随着释迦牟尼佛宣传佛教吸收徒众的过程中，使得佛教僧团日益壮大起来，渐发展成皈依唯一的师、法的教团，这既是原始佛教僧团的最初形态。

　　原始佛教僧团虽以“厌世”、“出世”为标榜，以追求脱离生死的涅槃解脱为修行目的，但在教团内部难免因利害关系，见解不同而发生种种的争论。《四分律》卷四十三记载到，佛陀带弟子在拘睒弥居住时，有一比丘犯戒，弟子中有的认为是犯戒，有的认为不是犯戒，双方争论十分厉害，以至导致双方各自举行说戒忏悔仪式（“布萨”），从僧团组织来说这是分裂现象，佛陀得知此事后，到犯戒的比丘那里说：“汝曹莫犯罪，而言不犯不忏悔”。又到检举比丘犯罪的一方说：“汝等莫数举他比丘事”。佛陀劝止两方比丘：“莫斗诤、共相骂詈诽谤伺求长短，汝等一切当共齐集同一师学，如水乳合，利益佛法安乐住”。他所担心的是僧伽发生分裂，因此要求诤论的双方彼此忍让，和睦相处。[⑤]

　　又佛陀晚年时，也发生过教团暂时分裂的现象。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为斛饭王子，跟随佛陀出家后，在教法、修行等方面都同佛陀其他大弟子不相上下。《阿含经》和律藏都有记载，他后来对佛陀及其几位大弟子产生嫉妒心理，打算分裂僧团，建立以他为首的新的僧团。在一次众僧的集会上，他趁佛陀不在场的机会，提出“五法”（1、尽形寿乞食；2、粪扫衣；3、露坐；4、不食酥盐；5、不食肉鱼）[⑥]叫众僧表决，宣布这五法“是法、是律、是佛所教”，结果除阿难等六十位长老比丘反对外，有五百比丘都同意接受这五法，并跟随他到王舍城外伽耶山另立僧团。但提婆达多自立僧团的时间很短，由于佛陀弟子目犍连和舍利弗的劝说，离开佛陀的五百比丘又回到佛陀的身边。后提婆达多劝摩揭陀国太子阿闍世杀父频婆娑罗王自立，又企图杀死佛陀，用石头砸伤佛陀的脚，造诸恶业。

　　佛陀住世期间，虽有Kosambi两派比丘的争执以及提婆达多的背叛和陷害，但因佛陀不可动摇的威望和无可匹比的凝聚力，并未真正威胁僧团的整体，而导致分裂。直到佛陀入灭后，分裂的现象势头才逐渐暴露并激化。在佛灭后百年发生佛教的根本分裂，随后又相续发生一系列的分裂，使得原本统一的僧团分裂成十八部或二十部。对于继第一次结集之后的第二次结集这一导火索，所导致佛教根本分裂的具体原因，本文将从佛教分派的必然性、根本分裂的原因，以及分裂预言和价值等方面来谈，来加以阐述研究。

　　一、 佛教分裂之必然性

　　印度是个巨大而复杂的文化地区，从太古以来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宗教方面，都是个发达的国家。其原因可以举出种种，但从大的方面来说，是由于印度所拥有的地域的特点、风土的性质、人种的复杂等所决定。而在当时作为新兴起的佛教也同样被这些因素所影响。区域的文化的熏染、人种的复杂语言的不一，以及弟子们的思想悬殊等问题的产生，这就为佛教的分裂埋下了潜在祸患。

　　（一） 语言的问题

　　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而个已的思想表达或彼此的思想交流，最初则是以语言为媒介，

　　进而则以文字为工具。可以说思想是没有说出来的语言，语言是已吐露出来的思想；亦可以说思想是没有写出来的文字，文字是已写出来的思想。因此可知，所谓文字语言，都是代表人类思想的一种符号；所不同的是，语言则是以音声为符号的，文字是以形象为符号的。我们可以用形象的符号，来表达口头所要说的语言；也可运用音声的符号，来表达心中所要吐露的思想。古人所谓：“言以传道，文以载道”，亦显示出语言文字的伟大功用。可惜的是，佛陀的言教并没有用确切的文字记载下来，在当时只是仅靠弟子们口头的传诵，得以弘化。

　　但文字语言有其区域性，即在每一个区域生存活动的人们，都各自有其自已的文字语言。人类有史以来，语言文字是从没有获得统一过的。我们知道在印度，由於一般人们，严格遵守阶级制度，因种族的种类繁多，语言文字的种类也就很多；据今有学者研究，古代印度社会的方言有一百种以上。这不仅是方言的不同，而在语言学上，就有其种类差别，且这种复杂的状态，古往今来，大体都是如此。自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起，释尊应用何种语言说法，弘传佛教，是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佛陀说法不是单纯的使用一种语言，而是用各种不同的方言，以适应各个不同区域的众生。虽然佛陀在说法过程中用雅语的时候比较多，但是其从不强迫弟子们必须使用同一语言；即使是雅利安族的比丘，请佛倡议在僧团中全用雅语，但佛仍是以：“听随国俗言音学习佛说”的态度。《毗尼母經》卷四云：

　　有二婆罗门比丘，一字乌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种种性、种种国土人、种种郡县人，言音不同，语既不正，皆坏佛正义。唯愿世尊，听我等依阐陀至持论，撰集佛经次比文句，使言音辩了义亦得显。”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是故名为随国应作。”[⑦]

　　《四分律》卷五十二云：

　　时有比丘字勇猛，婆罗门出家。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诸比丘众姓出家名字亦异破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等以世间好言论修理佛经。”佛言：“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⑧]

　　《五分律》卷六云：

　　时诸比丘种种国出家，诵读经偈音句不正。诸居士便讥呵言：“云何比丘昼夜亲承，而不知男女、黄门、二根人语及多少语法？”诸比丘闻，各各羞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即遥责诸居士：“汝愚痴人，如何讥呵异国诵经，音句不正。”[⑨]

　　佛教是反婆罗门的沙门团体，是印度新兴的宗教。因此在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中有不少的信徒。这些众多的徒众，来自不同的地方。从经典中原始佛教僧团诵读经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我们不难看出。在原始佛教僧团中，如只用梵语或摩揭陀语来弘化佛法，恐怕则会弊多利少。所以佛陀准许用不同的语言来诵习经典及传教。

　　印顺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说：“阿育王时代，华氏城因僧众的来自各地，语言隔碍，所以分用不同的语言诵戒，佛法即分为多部。在不同的环境中，佛教适应不同的文化，采用当地语文，确为佛法分部的重大原因”。[⑩]从世间观察，我们明白可见：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区域，其运用的语言一定不同。佛陀僧团中的弟子来自不同的地方，而阶级种族也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的语言自然也就不同；到佛入灭后，因阿育王信仰佛教，佛弟子们乃弘化四方。如南北印度的语言就相差的很远，但为适应弘化区域环境，自然就得运用本区域的方言。然而方言说法而使得佛法渐渐变质是在所难免的事，於是各种不同的学派就在语言不同的运用下，而分裂产生。据真谛三藏《部执异论》中说，阿输迦王的时代，佛教正式分为四派，所谓“如是时中大众破散，破散大众凡有四种。”[11]然而因何种原因分裂？依调伏天及莲花戒的看法，大众、上座、说一切有、犊子四大派的分裂，根本是源于以四种不同语言诵戒而来。如一切有部诵戒说法时，是用的雅语；大众部诵戒时用俗语；犊子部用杂语；上座部则用的是鬼语。由此四大派所用语言的不同，可以推想到其形成佛教根本部派的分裂，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总之，由于印度语言的复杂性，为使佛法能传布到各方，运用各方不同的语言，致使佛法因语言的不同而有佛教的分裂，可说是极其自然及必然的事啦！

　　（二） 佛陀弟子的习性悬殊

　　人类的个性与习惯，是绝对不会相同的。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你要我完全同於你，固然不可能；我要你完全同於我，同样亦不可能。经中说“众生根性各各不同”正是指此而说的。佛陀对这有深切的体认，所以绝不勉强求其同一，甚至针对不同的根性说有种种不同的法门。假定佛陀只说一个法门，要大家共同修持，那就不能摄化更多的众生了。古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投”，这是很自然的事，一点勉强不来。所以我们看世间的人群，不论你在哪里看到的现象，彼此比较接近的，不是个性的相同，就是习惯的相同，所以世间总有很多的派别，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为之泯灭。

　　佛弟子在世间，当亦不免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如佛在世时，一次说法后，诸大比丘弟子们，各自散去，东一群西一群，或论道或经行。佛於讲堂门口看见，很欢喜的问阿难道：“你看那边的一群是些什么人？”阿难回答说：“那边是以迦叶为首的一群，他们常常总是在一道的”。佛陀又问：“再看这边的一群又是些什么人呢？”阿难老实的回答：“这是以优婆离为首的一群”。像这样的一问一答，一共有好多次，然后佛对阿难说：“你看他们这样的安排，你说这是什么道理？”阿难不明其中的底蕴，就请佛陀予以开示。佛陀说：“以迦叶为首的一群，都是修头陀行的，凡是乐修头陀行的，都喜欢围绕在迦叶的左右；以优婆离为首的那一群，都是严持戒律的，凡是戒律清净的，都喜欢与优婆离在一起；以迦旃延为首的一群，都是精於论议的，凡对论议有兴趣的，一定都愿接近迦旃延；以目犍连为首的一群，必然都是有大神通的，所以他们就常常的结合在一道”。佛陀问阿难：“平常跟你在一道的，是些什么人？”阿难回答说：“跟我来往的一些比丘，大都是喜欢听闻佛法的，只要有佛法听，他们总是愿乐欲闻”。《杂阿含经》卷十六云：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众生常与界俱，与界和。云何与界俱？谓众生不善心时与不善界俱，善心时与善界，鄙心时与鄙界俱，胜心时与胜界俱。

　　时，尊者憍陈如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

　　复有尊者大迦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头陀苦行，不畜遗余。

　　尊者舍利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大智辩才。

　　时，尊者大目揵连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

　　时，阿那律陀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天眼明彻。

　　时，尊者二十亿耳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勇猛精进，专勤修行者。

　　时，尊者陀骠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能为大众修供具者。

　　时，尊者优波离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通达律行。

　　时，尊者富楼那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皆是辩才善说法者。

　　时，尊者迦旃延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能分别诸经，善说法相。

　　时，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多闻总持。

　　时，尊者罗睺罗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

　　时，提婆达多与众多比丘于近处经行，一切皆是习众恶行，是名比丘常与界俱、与界和合。是故，诸比丘，当善分别种种诸界。[12]

　　又《增一阿含经》卷四十六，第四十九品《放牛品》云：

　　尔时，佛与无数众生，前后围绕而为说法。尔时，舍利弗将众多比丘而经行，大目干连及大迦叶、阿那律、离越、迦旃延、满愿子、优波离、须菩提、罗云、阿难比丘，各各将众多比丘自相娱乐，提婆达兜亦复将众多比丘而自经行。

　　尔时，世尊见诸神足弟子，各将其众而自经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人根情性各各相似，善者与善共并，恶者与恶共并；犹如乳与乳相应，酥与酥相应；粪除屎、溺各自相应。此亦如是，众生根源所行法则各自相应，善者与善相应，恶者与恶相应。汝等颇见舍利弗比丘将诸比丘经行乎？”[13]

　　上述可以说明原始佛教僧团里，存在着自然的分系或者分派。於此也说明了佛陀弟子们的个性、习惯、好乐等的不同。佛陀知道这是个性、习惯、好乐的不同，他不但不以为意，且很欢喜地听其自然发展。佛在世时如此，佛灭后，佛弟子间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样。然而这一现象，经过长期的发展，慢慢的形成集团，而有不同的派别的产生。因为“同气相感，此合彼离”，这是世间的常事，并不稀奇。如我国向来有禅教两派之说，参禅者一定与参禅者形成一个集团，而不以学教为然，甚至不愿与学教者来往；学教者一定与学教者形成一个教派，而不以禅为然，当然也就不与参禅者来往。因此，学派思想的分化，虽说原因很多，学者的习性悬殊，亦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大家的志趣不同，很难和合相处，与其苦合，不如乐离。正因佛弟子们的志趣不同，于是各自独立，将其身边的徒众发展成为独特风格的学派，各为佛法弘扬而努力。

　　其实导致佛教分裂的潜在因素，起到导火索作用的，不仅仅就只上述两点。依演培法师对于部派佛教分裂列出了十点原因：1、制的民主自由；2、师承的各自有异；3、语文的运用不同；4、时代的趋势所使；5、区域的文化熏染；6、观点的不尽相同；7、传说的纷歧复杂；8、彼此的习性悬殊；9、尊古出新的有异；10、对圣典的存有异说。[14]正是由于这些潜在的因素，故於第一次结集之后，更加快了佛教分裂的步伐。故而导致了佛教的根本分裂及相关的一系列的枝末分裂。

　　二、佛教根本二部之分裂

　　关于佛教上座部和大众部根本二部分裂的时间和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在第一次结集中，佛陀的弟子们就曾对戒律有过小的争论，但公开分裂是从佛陀涅槃后的一百年左右的“第二次结集”开始的。此次结集有七百人参加，地点在印度东部的毗舍离。对于分裂的原因，南传与北传的佛教史料有着不同的说法。据南传佛教史料的说法，认为二派分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戒律的看法有分歧；而据北传佛教史料的记载，二派的分裂则主要是由于对教理有不同的看法，即对阿罗汉的看法不同。

　　（一）南传佛教的说法——微细戒的分歧

　　据史料所述，大迦叶尊者自佛涅槃后，在王舍城结集，由于阿阇世王的外护，在毗婆罗山侧七叶窟前建筑精舍，集合五百比丘，作为佛灭后的第一次的结夏安居处。在外安居期间，自第二个月开始，一连七个月（北传谓三个月），从事结集的工作。首先由优波离诵出律藏，次由阿难诵出法藏，此即称为“五百集法毗尼”或称“王舍城结集”，又名“第一次结集”、“七叶窟内结集”。在此次结集大会上，阿难对佛所制戒律提出了佛陀临涅槃时说过的关于“微细戒”比丘们可以放弃；于是展开了对佛陀所制戒律中，哪些是属于微细戒这一问题的争论；而大迦叶则坚决反对，并决定“我等不听舍微细戒”，所有戒律，“我等尽当受持，不应放舍”。

　　时长老富罗那，闻王舍城五百阿罗汉共集法毗尼。即与五百比丘俱，往王舍城。至大迦叶所，语如是言：我闻大德与五百阿罗汉共集法毗尼，我亦欲豫在其次闻法。时大迦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为此比丘，更问优波离，乃至集为三藏，如上所说。彼言：大德迦叶，我尽忍可此事，唯除八事；大德，我亲从佛闻，忆持不忘，佛听：内宿、内煮、自煮、自取食、早起受食、从彼持食来、若杂菓、若池水所出可食者，如是皆听不作余食法得食。大迦叶答言：实如汝所说，世尊以谷贵时世人民相食乞求难得，慈愍比丘故，听此八事；时世还丰熟饮食多饶，佛还制不听。彼复作是言：大德迦叶，世尊是一切知见，不应制已还开，开已复制。迦叶答言：以世尊是一切知见故，宜制已还开开已复制。富罗那，我等作如是制，是佛所不制不应制，是佛所制则不应却，如佛所制戒应随顺而学。[15]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第一次结集时，对佛陀所说的教法上没有异议，在佛制的戒律上已看出其分裂的痕纹。而第一次结集的戒律内容，只是代表了上座部的精神，是以大迦叶为上座保守长老的代表，并为上座长老巩固了领导的地位。然而富楼那长老的态度，虽不为大迦叶一派所接受，但却潜移默化，受着当时印度东方年轻一辈比丘的欢迎，而导致了东、西两系比丘们在佛灭一百一十年后的又一次争论，这便是以“十事非法”为主的第二次结集，即“七百结集”或称“毗舍离结集”。

　　“十事”指佛灭后一百年左右，以毗舍离为中心的跋耆族比丘对戒律采取了比较自由的态度，并在戒律上提出了十项革新见解，特别是出现了接受金银布施的现象。这时，“阿难弟子有耶舍者，波利比丘也，游化至毗舍离，于大林精舍中住。见跋耆族比丘，布萨日以金钵盛水，白衣来，辄呼曰：诸贤，其施大众以钱！大众将以此购易所需。耶舍不以为然，不受分，且明斥为不净，申其理于白衣之前。跋耆比丘以耶舍诽谤大众，启白衣之疑，议为之作摈羯磨，耶舍乃西行。受畜金银，为引起结集之因，《僧祇律》即唯传此事。”[16]耶舍西归后，联络西方及南方的诸长老比丘欲裁决此事。“耶舍去摩偷罗，访三浮多于阿呼恒伽山，谋有以纠正之。又共访精通法律之名德离婆多于僧伽奢，得其赞可。乃遣使广集波利比丘之在阿槃提（阿軬荼）、阿臈脾（伐腊毗）、沙只（奢羯罗）及摩偷罗等地者，共下毗舍离以论之。跋耆比丘闻之，亦遣使四出，以波夷那（即跋耆）、波梨二国比丘共诤，世尊出在波夷那，愿大德助波夷那比丘为言。波利比丘既来，众口纷呶，末由取决，乃推代表九人──萨婆伽罗、离婆多、三菩伽、耶舍、修摩那、沙罗、富阇苏弥罗、婆萨摩伽罗摩、阿耆多以决之。时参与结集者，凡七百众，共会于婆利迦园。离婆多就十事一一发问，萨婆伽罗则一一答之，判为非法。传说如此。”[17]

　　于是双方集会于毗舍离婆利迦园，对跋耆族比丘所开许的“十事”展开辩论，以裁定“十事”是否合法。因而在毗舍离举行“七百结集”，有七百位比丘开会讨论其事。关于“十事”的内容，南北传佛教文献所载稍有出入。

　　依《善见律毗婆沙》卷一所载，这十件事是：

　　(1)角盐净：谓可将盐等调味料贮存在角器内，以备他日使用。

　　(2)二指净：当日晷之影自日中推移至二指宽间，仍可摄食。

　　(3)他聚落间净：谓一聚落食后，得更入他聚落摄食。

　　(4)住处净：谓同界内之比丘，可随意于他处行布萨。

　　(5)随意净：于处决众议时，若僧数未齐，得预想事后承诺而先举行羯磨。

　　(6)久住净：随顺先例之意。

　　(7)生和合净：食足后得饮用不攒摇之乳（即未去酪之精乳）。

　　(8)饮阇楼伽净：谓阇楼伽酒（即未酦酵之椰子汁）得饮之。

　　(9)不益缕尼师坛净：得缝制不用贴边且大小随意之坐具。

　　(10)金银净：谓得接受金银及许储蓄之。

　　会议结果，判定跋耆族比丘所提出的十事是不合佛教律法的，故云“十事非法”。

　　依南传文献所载，上述事件也是造成印度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的根本原因。因为会议结果，主张“十事合法”的跋耆族比丘一万人也举行集会，制定自己的经律，形成大众部，而与主张“十事非法”的上座部分庭抗礼。

　　然而与上座部的诸律不同，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则完全没有提到“十事”，只是说毗舍离的比丘众接受金银布施，耶舍不以为然，遭到毗舍离僧从的摈斥，耶舍遂前往西方的摩偷罗国，与诸长老商议再结集律，最终结集了“五净法”[18]与“九法序”。[19]而结集“五净法”与“九法序”在上座部系的律中则完全没有记载。

　　总之，根椐上座部诸律的记载，佛教的第二次结集主要是认定“十事非法”，南传上座部更谓由此而导致了佛教的根本分裂；大众部的律虽然也提到耶舍反对跋耆族比丘接受金银布施的事，但是又说毗舍离结集主要是认定“五净法”。前者是认定哪些事不应做，后者则是认定哪些事可以做，二者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旨趣，反映了上座部与大众部不同的部派立场及对戒律宽严的不同态度。

　　（二）北传佛教的说法——大天五事

　　在毗舍离结集后，东、西两系僧团是否就决裂为二，在北传的佛教史籍里，还没有证据。在锡兰的《岛史》与《大史》关于第二次法（实际是指律）的结集为上座、大众二部根本分裂之始，说是在上座结集之外，另有“邪比丘”万人集会举行大结集，与上座部对抗而为“大众部”，自此统一的佛教僧团分为两派。觉音大师的《论事注》也作出同样的说法。另《缅甸佛传》也说由于第二次结集的结果而分为二派，即跋耆族比丘一系为大众部，呼正统派为上座部。但据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仍然有分歧，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关于大座部与上座部的分裂情况，北传佛教则另外有着不同的说法。在早期佛教中，阿罗汉果最初被视为佛教徒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果位，证得阿罗汉果，就意味着已经断尽了一切烦恼，超脱了生死轮回，达到了涅槃的境界。但是，据《异部宗轮论》和《大毗婆沙论》等北传佛教史料的记载，北传佛教共认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其原因乃是由于在佛灭百年之后，有一个名叫大天的比丘，对阿罗汉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是对阿罗汉果的资格与人格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阿罗汉尚有五种局限性，也就是所谓的“大天五事”。

　　大天（音译作摩诃提婆），生于佛灭后百余年。其传记有两种，一为大众部所传，一为上座部所传。根据大天之敌对部派上座部所传，大天为中印度秣突罗国的商人之子，颜容端正。长大后，曾犯杀父、杀母、杀比丘之三逆罪，后深悔前非，一日至摩揭陀国祇园精舍，因闻一比丘诵“若人造重罪，修善以灭除，彼能照世间，如月出云翳”而发心出家学道。

　　大天天资聪慧，出家后不久便通达三藏文义，又因善于言词、化导，波吒梨城人大多归向之。无忧王（阿育王）得知，屡次召请入宫恭敬供养，并令说法。关于阿罗汉证果的果位境界，他主张五种新说，此即佛教史上著名的“大天五事”。教团因此而分为赞成五事的大众部及反对五事的上座部两派。是为部派佛教之始。相传大天示寂时，王及城中士庶欲火葬之，但火不燃，后依一占师之言，洒以狗粪，火炎忽发，瞬间即烧成灰烬，继而风暴至，灰烬飘散无遗。此上所述，因系大众部之对立部派──上座部之传说，故对大天颇有微词。

　　大天为印度部派佛教大众部的始祖，尝编作一偈，以宣扬其对证果罗汉境界所持的观点。其偈曰：“余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20]此偈所说的五事，即：

　　(1)余所诱：阿罗汉虽已断尽诸漏而无烦恼，但仍难免漏失不净（遗精、便利、涕唾等），此因恶魔憎嫉佛法，对修善者破坏、诱惑所致。

　　(2)无知：阿罗汉虽无染污无知，但尚存不染污无知。染污无知为与无明相应的无知，即大乘所谓的烦恼障，二乘之人断尽之后即不现行。不染污无知不与无明相应，即大乘所谓的所知障，唯有证得佛果始毕竟不起。

　　(3)犹豫：阿罗汉虽已断尽随眠疑惑，但处非处疑惑尚未尽断。

　　(4)他令入：阿罗汉须依他人之记别，方知自己为罗汉，例如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神通第一的目犍连蒙佛授记，始知已证果位。

　　(5)道因声故起：阿罗汉虽已有解脱之乐，然诸圣道，若不至诚唱念‘苦哉’，则终不现起。

　　对于此偈中所持的观点，保守派上座们极力反对，视其所倡之五事为非法、邪说、恶见。因此乃酿成教团之争，而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二派。如《三论玄义检幽集》卷五引真谛《部执异论疏》云：

　　大天所说五事，亦有虚实，故共思择。一者魔王天女，实能以不净染罗汉衣。二者罗汉不断习气，不具一切智，即为无明所覆。三者须陀洹人于三解脱门无不自证，乃无复疑，于余事中犹有疑惑。四者钝根初果，不定自知得与不得，问善知识，得须陀洹有若为事相，知识为说有不坏净，谓若于四谛无疑，于戒无失，于三宝得不坏信者，此人已证初果，因更自观察，自审知得。五者圣道亦有因言显者。如舍利弗等，当口诵偈时即得圣道。若不如此说者即名为虚，既有虚实故共思择。因思择此五事，所执不同分成两部：一大众部、二上座弟子部。大众部者，本梵音摩诃僧祇，此翻大众，是初结集时波师波所教授界外大众，还是此徒党，自为一部，存本名故称大众部。二上座弟子部者，本梵音名梯毗梨，而此翻为上座弟子部，即结集时迦叶所教授界内诸阿罗汉相传承习，并迦叶弟子，故称上座弟子部。不同婆沙一往即分为二部也。[21]

　　由上所述可知，南传与北传、上座部（包括南传上座部和北传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史料，对佛教根本分裂情的记载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记载都部分反映了佛教根本分裂的真实情况。在佛灭百年之后，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开始从恒河流域向古印度的各个地区传播。由于古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域的佛教僧人和一般信徒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从而使得古印度各地的佛教信徒特别是较为发达的东方与相对落后的西方的佛教信徒在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某些差异，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争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东方的毗舍离，商业发达，私有财产也也已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佛教在这一地区又特别受到富裕的商人的支持所以常常会有金钱的布施。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佛教所规定的一系列戒律和精神，如“沙门释子不应受蓄金银”等，自然已难已实行。毗舍离的比丘们肯定“金银净”，可以说正是对毗舍离商品经济发达的反映。而耶舍所在的摩偷罗等西方地区，相对于毗舍离来讲，商品经济较不发达，所以对比丘受蓄金银等事难以容忍。以耶舍为代表的较为保守的西方长老与主张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革新的东方跋耆族比丘大众，对于“十事”尤其是比丘受蓄金银是否合法有着不同的意见，并由此而导致佛教的根本分裂，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北传佛教对佛教根本分裂的记载据学者研究虽有年代上错误，但是它说佛教的分裂是由于对阿罗汉果的看法不同，实际上意味着是学解上的分歧也是造成佛教分裂的重要原因。应当说，这也反映了佛教发生根本分裂的某些真实的情况。佛教的根本分裂，恐怕并不仅仅在于大众部与上座部对佛教戒律的宽严持有不同的态度，更为根本的，或许还在于两派对佛学的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种理解上的分歧，一方面是由于随着佛教传承年代的日渐久远和传播地域的日益广阔，佛教徒们对佛说在记忆上产生了分歧，在使用的语言文字及语义理解上也产生了差别；另一方面，也许更为根本的是，在原始佛教教义中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总之，引起佛教根本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戒律方面的分歧，又有对佛学理解上的差异，而所有这些，又都与当时古印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佛教自身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佛陀的预言及分裂之价值

　　不管是佛教的“根本分裂”还是后来的“枝末分裂”，其实释迦牟尼佛早有预言，如《文殊师利问经》中说：

　　未来我弟子，有二十部能令诸法住。二十部者并得四果，三藏平等无下中上。譬如海水味无有异；如人有二十子，真实如来所说可见。[22]

　　另外，说到佛教的分裂，就不得不谈佛教分派的意义及其对佛教的发展是否存在着影响等等。佛教分派不但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佛教教团发展应有的过程。佛教流传至今有二千五百多年，并成为世界之三大宗教之一，乃是由于佛教分裂分派，并向外弘化发展的结果。而佛陀则譬喻佛教分派如同儿子分家，如《藏要·异部宗轮论》序云：

　　奇哉大众！乃能于坚壁清野之学林，实树敌帜，而使悠悠之梦不沉，化城于焉动摇；是故以株守言：诚破裂之罪，无间之尤；若以胜进言，非夫产生部执之母，而发大乘之父欤？[23]

　　因此，佛教分派之价值，于此可略见之。

　　总 结

　　在我国“孔子之没，儒分为八”，实是因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所以孔子的学说，乃分为八大派。而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在佛灭度后，因有些佛弟子，寻不出佛陀的根本思想，找不到佛陀缘起正法的思想中心，结果，不期然的就以佛的部分思想，来概括佛的全部思想，从而使佛法分为多派。发生这样的现象，实因佛陀的思想，太过博大精深。尽管佛法分为多派，有许多不同思想的集团，但都可说是得佛陀思想的一面。而也正因为由最初的“根本分裂”发展至“枝末分裂”这一系列的分裂，而使得佛法得以外传，正是如此故能使得佛法能流传至今。

　　（责任校对：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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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第一次结集：于佛陀入灭之年，在阿阇世王之保护下，五百阿罗汉会聚于摩揭陀国王舍城郊外之七叶窟中，以摩诃迦叶为上首，举行第一次结集，故称为五百结集、五百集法、五百出。此次结集，据《五分律》卷30、《摩诃僧祇律》卷32等载，系由阿难诵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律（毗尼藏），再由诸长老将所诵出之经、律检讨修订，编辑而成。此一说法，为史学界所普遍认为较可信者。此外，另有以下诸种说法：（一）结集经、律、论三藏。依《四分律》卷54、《十诵律》卷60、《大智度论》卷2等所举，阿难诵经、论（阿毗昙藏）、优婆离诵律。又《付法藏因缘传》卷1谓阿难诵经、优婆离诵律、迦叶诵论。然据《迦叶结经》、《撰集三藏》及《杂藏传》等书所举，则称三藏皆由阿难诵出。（二）结集经、律、论、杂集、禁咒五藏。据《大唐西域记》卷9、《部执异论疏》等载，迦叶召集五百阿罗汉举行第一次结集之时，尚有数百千人以婆师婆为首，而另行结集五藏，称为窟外结集、大众部结集，以别于迦叶之窟内结集、上座部结集。然学者之间对此说之看法不一，或谓此说恐系诸部分裂之后，上座部之徒所虚构之说法，而予以否定。（三）大乘经结集。据《菩萨处胎经》卷7<出经品>所载，迦叶命阿难诵出菩萨、声闻、戒律诸藏，共集出八藏，即：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此外，据《大智度论》卷1、《金刚仙论》卷1等载，迦叶于耆阇崛山结集小乘三藏之同时，文殊、弥勒等于铁围山，与阿难共同结集大乘经典，此称铁围山大乘结集。然此说疑系大乘佛教兴起后之传说。

　　[②] 第二次结集：于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印度东部跋耆族比丘对戒律发生异议，提出十条戒律新主张。为此，七百比丘会于毗舍离城，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结集，称为七百结集、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主，订定跋耆族比丘所行之十事为非法。

　　[③] 上座部：音译作他鞞罗部、体毗履、他毗利与。乃部派佛教之一派。又称铜鍱部。据北传佛典所载，佛入灭百余年后，大天等进步派之比丘倡导五条教义，保守派起而反对之，教团因此分裂为上座、大众二部。佛入灭三百年初，自保守之上座部又分出说一切有部（略称有部）。

　　[④] 大众部：音译莫诃僧祇尼迦耶、摩诃僧祇部，略称僧祇部。又称圣大众部。为小乘二十部之一，与上座部并为最初之两大部。据《异部宗轮论》所记载，佛陀入灭百余年，大天比丘提出五条教义后，产生赞成之革新派比丘，与反对之保守派比丘。两派互相抗争，前者遂结成大众部，后者则结成上座部。本派主张：佛身无漏、色身无边、佛寿无量，并认为生死或涅槃皆为假名（现象），人之心性本来清净，然由于动摇之故而受污染，此即后世大乘佛教思想之先驱。此外又主张“现在实有、过未无体”（仅有现在为真正之存在），此系对立于上座部之“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之说。又其所传之经典，除一般小乘三藏之外，亦包括《华严》、《涅槃》、《胜鬘》、《维摩》、《金光明》、《般若》等诸大乘经。于三藏之中，以经、律二藏为随机、随方、随时而说，故特重论藏，以精研正智、穷究深旨为疾断烦恼、速证菩提之要法。

　　[⑤] 见《四份律》卷43中：“尔时世尊在拘睒弥，时有比丘犯戒，是中或有言犯戒，或有言不犯，是中见犯比丘，语不见犯比丘言，此比丘实犯，非是不犯……莫斗诤共相骂詈诽谤伺求长短，汝等一切当共齐集同一师学如水乳合利益佛法安乐住。”《大正藏》第22册，第879页中-880页中。

　　[⑥]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上三之一，大宋余杭沙门释元照撰，《大正藏》第40册，第157页上。

　　[⑦] 《毗尼母经》卷4，失译，《大正藏》第24册，第822页上。

　　[⑧] 《四分律》卷52，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大正藏》第22册，第955页上。

　　[⑨] 《五分律》卷6，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大正藏》第22册，第39页下。

　　[⑩] 印顺《以佛法研究佛法》，台湾正闻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11] 《部执异论》1卷，天友菩萨造，陈真谛译，《大正藏》第49册，第20页上。

　　[12] 《杂阿含经》卷16，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大正藏》第2册，第115页上、中。

　　[13] 《增一阿含经》卷46，晋沙门释道安撰，《大正藏》第2册，第795页中、下。

　　[14] 参见张漫涛主编《印度佛教史论》（印度佛教专集之二）之〈部派分裂的动因〉，现代佛教学术丛刊（93），大乘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43页。

　　[15] 《四分律》卷54，《大正藏》第22册，第968页中、下。

　　[16] 印顺《印度之佛教》，台湾正闻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17] 印顺《印度之佛教》，台湾正闻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18] 《摩诃僧祇律》卷32云：“五净法，如法如律随喜，不如法律者应遮，何等五：一、制限净；二、方法净；三、戒行净；四、长老净；五、风俗净；制限净者。”《大正藏》第22册，第492页上。

　　[19] 《摩诃僧祇律》卷32云：“九法序，何等九：一、波罗夷；二、僧伽婆尸沙；三、二不定法；四、三十尼萨耆；五、九十二波夜提；六、四波罗提提舍尼；七、众学法；八、七灭诤法；九、法随顺法。”《大正藏》第22册，第492页中。

　　[20] 《异部宗轮论》1卷，世友菩萨造，唐玄奘译，《大正藏》第49册，第15页上。

　　[21] 《三论玄义检幽集》卷5，日本澄禅撰，《大正藏》第70册，第456页中。

　　[22] 《文殊师利问经·分部品第十五》2卷，梁扶南国三藏僧伽婆罗译，《大正藏》第14册，第501页上。

　　[23] 《藏要·异部宗轮论》第1辑，上海书局，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