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诚信思想的源流及其现代价值

　　“诚信”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两千多年来，它对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合力作用。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种种因素，它渐渐被人们所淡忘；甚至一些文化精英也认为，以诚信为核心的中华道德文明，被西方的法治文明取而代之是一种必然趋势。但事实不然，历史已表明：诚信是人类永恒的道德尺度与基本准则，诚信的缺失，只能证明当代人智慧的受蔽与理性的受阻，它所导致的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从技术文明的视角看，现代化虽是一种进步，但它只是一种直线的进步，如果缺失道德文明的基本助力，技术文明只能算是一种有缺憾的文明，而非一种圆满的文明。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立基于道德原则上，并有益于全人类的圆满的人类文明。

　　一、儒家“诚信”思想之源流

　　儒家的早期文献《中庸》与《大学》，就已将“诚”作为一个重要道德范畴。《大学》从个体道德修养入手，重在言“诚意”；而《中庸》则将诚贯通人道天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惟天下至诚为能化。”“君子诚之为贵。” 可见，天道人道由“诚”而沟通，并在“诚”的基础上统一。这显然是重在人格之诚，但诚者不仅要成己、成人，还要“成物”。《中庸》由此而进入形而上的道体之诚：“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至诚无息。……所以成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在以上基础上，“诚”更被赋予了可预知事物的神秘性：“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一般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子思是孟子的老师，然孟子论诚只从道德人格，特别是从个体的诚身而谓诚能动人的视角出发。所以《孟子·离娄上》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其着重点显然在“思诚”二字，“思诚”正好对应于《中庸》的“诚之者”，是针对一般人的后天道德实践而言的。

　　再看“信”这一范畴，孔子在《论语》中直接提到“信”这一概念达35次之多，仅次于仁、礼等概念。孔子多次强调“主忠信”的基本原则，并谓：“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还进一步断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孔子是想以此告诫人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若缺乏最基本的诚信，终将寸步难行。这里不必将孔子言“信”的所有条目一一列出，只须从总体上把握，孔子是如何崇扬“信以诚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的人格，从而将诚信作为一种最为基本的伦理准则，并将其推崇为一种美德，最终在全社会导扬出一种君子人格。孔子在世时就常谆谆告诫弟子，要做君子儒，勿为小人儒。甚而孔子常要弟子们反思“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其实，在孔子那里，“信”的本义，就已经有诚实不欺、恪守信用、遵守诺言、言行相符等基本内涵了。许慎《说文解字》所言“信，诚也，从人言”、“诚，信也”，就是以信与诚互训的。“信”这个字由“人”与“言”构成，人言必实、必真、必用。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就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极重信誉的“不食言”原则。“信用”二字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词汇，现在的银行“信用社”仍存古语内涵。

　　诚这一范畴发展到唐代，可值一提的是李翱的《复性书》中所言：“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李翱使《中庸》与《易传》合流。他还受到佛教的至深影响，故虽以诚来张扬圣人人格，但仍偏于“静”。到了宋初，周敦颐《通书》，大有天道诚体的形而上意味，周敦颐确立“乾元”为“诚之源”，“正性命”为“立诚”，“元亨利贞”为“诚之通”、“诚之复”。不过他仍强调“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可见，其着重点仍落实在道德修养特别是道德之源上。而二程则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无妄之谓诚”的道德真理。须知，整个宋代是大讲特讲“天理”的年代，以理特别是“实理”来解释诚，就成了朱子的拿手好戏。“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的基本界定，此说于朱子的所有文献中，触目可见。朱子是在二程子的“无妄”前面加上了“真实”二字，从而使“实”成为诚的最根本的含义。真实之“诚”也就成为天理之本然与人事之当然的基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朱子语类》卷十六）这恐怕是对《中庸》诚论的最佳解释，可见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释义的过程，“理”在这里取得了最大解释权。而以“真实无妄”释诚，自然成为宋明理学家们的共识。不过明代的王阳明、刘宗周等人又多言“诚意”，这显然是与其“心学”相应的。当然朱子也说过：“君子诚之为贵，指实心而言。”（《朱子语类》卷六十四）实其心、实其意、不自欺，才是真正的诚心诚意。后来的成语中便出现了“诚心诚意”一语。要之，君子人格以诚为贵，所有儒家学者均以此为道德修养的立基之方，这当中岂无深刻而内在的合理性？

　　再看“信”这一范畴的历史展演。孔子之后，孟子即大力倡言“忠信”，谓：“君子行忠信，可以保一国”，“忠信以为甲胄”，“忠信以为城池”（《孟子·离娄下》）。而另一大儒荀子则主张“信立而霸”（《荀子·王霸》），并强调“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强国》）。汉儒开始将“信”列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可见后儒对“信”这一德目的重视到了何等程度。宋初司马光从治国角度坦言：“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资治通鉴》卷二）宋明理学家无不坚守信为“五常”之一，并从此展开论述，这里无庸赘述。

　　二、儒家诚信的现代价值

　　人类的生存、发展毕竟要靠道德的维系，法治无法取代德治，正如技术文明代替不了道德文明一样。而诚信作为人类最基本、最必需的伦理准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修身实践中，都成为了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最核心部分，从而在历史过程中，人们无不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价值取向。深究诚信巨大的社会协调、和谐功能，我们当知，诚信代表了人性中最为初始、最为自然而毫无造作的善德。儒家之所以极端重视个人修养，追求个体的人格完善，首在让人们能持守这一最基本而内在的善德；然后，通过一系列的修持方式，如切己省察、涵养持敬、慎独主一等途径，达至圣人境界。试想，没有“诚”，何有“敬”？心有不诚，何能尊敬他人？所以儒家讲“诚敬”，毕竟诚在前。再设想，没有信用，何谈互利？所以儒家认为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从个体道德扩及人类道德。千里之途，始于足下。再复杂的伦理体系与社会行动，也将始于最基本的人之诚信。王阳明当年说他看见满街都是圣人，其实并非真的满街圣人，而是王阳明以其所达致的极高道德境界，俯看人类，悟及人人都有成德的可能。用佛教的术语，王阳明早已洞明人人皆有佛性。

　　然而时代又毕竟转入技术文明带来的市场经济社会，时代既不可扭转，难道最基本的道德律条就可弃置吗？否！从古到今，儒家并没有排斥必要的经济活动；相反，儒家认为，越是复杂的经济活动，越要依靠信用来维系。否则，就会像庄子所言，人类在机巧发明用尽后，最终毁掉的是自己。儒家虽然以义利之辨来区分君子小人，但从来就没有否定“利”的基本合理性，而是要人们以合符道德的途径、手段、方法去获取正当利益。在根本上，儒家要求一种较完美的境界：义利统一。实在不能统一，将取义弃利。

　　当然，古典伦理形态在现时代，需要向现代形态转换，但这并不意味着须推翻根本原则，而是要根据时代特色作些“协变性”调整。试想，上古时期“以物易物”的经济活动，转至近代货币体系发明后的经济交易，难道不需要新制度的加入与相应经济法则的调整？其实近代群体儒商的出现与现代“信用社”（取“信用”二字正好合于儒家诚信理念）的出现，都从积极的价值取向上，反映了儒家道德信条的坚挺与经济活动中“协变”姿态。须知，儒家的经典文献《周易》就有“与时偕行”的观念，孔子本人则在儒学史上被称之为“圣之时者”，程、朱、陆、王都讲“时为大”，王船山更是主张要“协于时”，然而他们无不坚守最基本的诚信美德。西方学者在深入了解了孔子儒家思想后，大为感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作为整个世界的“道德金律”。1988年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发表宣言，极称21世纪的人类社会当重新汲取孔子儒家的智慧。

　　在新的时代，我们之所以要讲“协变”精神，就因为我们仍然要在新的文明中获得进步，但这一进步决非单一的直线的弃置人性内在美德的进步，而是要获得一种圆满的保持人性美德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要时时、处处显示出真正的人格魅力。儒家认为伴随道德文明的进步才是真正圆满的进步。“协变”之变，就表征了变的进步；而“协”的前置限定，更代表了一种更为基本的准则、态度、价值取向的持守，这就是几千年来儒家一直要人们牢记的“如何取得和谐条件下的进步与发展”。须知，“协”不仅有协作更有和谐之本义。所以用“协变”这一范畴，本身就在知识论上比儒家单纯用“和合”范畴，更进了一步。

　　仅举一例，西方社会中讲究的“公德”文明，就值得我们关注，而儒家只是一味地认为，讲究个体修身的私德，必然地会发展出公德。然而社会运转越快、人口越多、人群相处形态越复杂，其中就越多不为我们所知的系统因素和需要沟通的环节。例如现代社会的“社区”形态，就和儒家所重的以家庭为主的村落形态有所区别，又如现代信用体系，是基于独立、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而儒商“诚信”的信用规则，大致在“承诺”等基本尺度上与现代信用体系可沟通，而在一些层次上仍有些区别。所以基于时代，不变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儒家本身是极重视“常”与“变”的辩证法的。

　　然而同时，我们也要切记，诚信乃人的“自然良知”，它就像现代人倡言“自由”的天然前提那样，有着人性深处最具始源性的基础。因此，伴随良知的“节制”，就如同伴随自由的“选择”一样自然而然，一样源远流长。此外，即便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也将会与儒家一样认同“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这一命题，然而重要的是，人的自然天性中，就包括了最卓越的社会品性——诚信。所以本文的结论是：社会越是复杂，发展速度越快，就越是需要人自然本有的诚信之品性。笔者坚信，儒家的这一思想资源，不仅没有过时，还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更为系统的深度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