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佛教学研究现状管窥[1]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
　　目次
　　一、大陆地区佛教研究概况及主要成果
　　1.佛教藏经及藏外文献的整理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2.佛教史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和深化
　　3.佛教宗派研究有所突破
　　4.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二、大陆地区佛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
　　2.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3.研究方法亟须改进
　　4.学术视野亟须拓展
　　一、大陆地区佛教研究概况及主要成果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佛教学术研究，最初颇受日本的影响。如本世纪初叶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等，主要是在对日本佛学著作进行编译的基础上写成的。经过汤用彤、吕澄、胡适、陈寅恪、陈垣、任继愈等前辈学者的努力，我国的现代佛教学术研究才真正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因“文革”冲击而一度中断的佛学研究又重新得以恢复，大陆的佛教学术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新的学术基地不断产生，新的佛教学者不断成长，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九五”期间，大陆佛教学术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1998年的3年间，大陆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共计3300余篇，出版的各类佛教著作近400种，平均每年发表的研究成果相当于建国初至文革前的总和。总起来看，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五”期间，大陆地区的佛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 佛教藏经及藏外文献的整理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佛教经典文献的整理工作是整个佛学研究的基础。经过佛教学者十余年的努力，至1997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共106册已全部由中华书局出版，其电子版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校勘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也已经完成“丹珠尔”部分，正在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华大藏经》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一种大藏经版本，代表了大陆佛教学者在佛教文献整理方面的最高成就。其文字版和电子版的出版发行，对未来的佛教研究将提供很大的便利，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的同时，传统大藏经之外的汉文佛教文献的收集、发掘、整理工作也正在逐步展开，由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2]已出版七辑，收集、整理了大量宝贵的藏外文献。在敦煌遗书佛教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大陆学者除在国内摸清家底以外，还积极参加了国外藏品的编目和研究，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3]。此外，梵、巴、藏文佛教典籍的汉译工作和汉文佛教经典的整理、注释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2. 佛教史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和深化
　　在我国佛学界，佛教史的研究一直是整个佛教研究的重点。老一辈佛教学者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吕澄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1－3卷）以及郭朋的多部佛教史著作，均是我国佛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深化我国佛教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以往的佛教史研究，主要局限在中国佛教领域，而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中又以隋唐以前的佛教史研究为主，在隋唐以前佛教史研究中又以汉传佛教特别是以显教为主。近10年来，特别是“九五”以来，上述的研究格局开始被打破，佛教史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展和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历史时段而言，大陆佛教学术界除对隋唐之前的佛教史继续加强研究外，也开始重视对宋、元、明、清以至于近现代佛教的研究，特别是在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4]、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现代调适》[5]、徐荪铭的《世纪佛缘》[6]、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7]、陈兵与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8]、郭朋的《太虚思想研究》[9]、《印顺佛学思想研究》[10]以及王雷泉的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相关论文。此外，对两宋、西夏佛教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2）在藏传佛教史和密教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主要有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11]、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12]、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3]、吴立民与韩金科的《法门寺地宫唐密曼陀罗之研究》[14]等，与此相关联的藏传佛教和唐密的研究正日益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3）地域性佛教史的研究日益活跃，以此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频频不断，新的论着不断涌现，如：《杭州佛教史》[15]、《近代杭州佛教史》[16]、《福建佛教史》[17]、《江西佛教史》[18]、《回鹘之佛教》[19]、《澳门佛教》[20]、《五台山佛教史》[21]、《江南佛教史》[22]等等；此外，对云南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这些研究丰富、细化了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内容。
　　（4）僧官制度史、佛寺文化史等专题性佛教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谢重光、白文固合着的《中国僧官制度史》[23]，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24]等。此外，对历史上僧团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代表作有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25]。
　　（5）近年来，大陆的佛教史研究不仅在中国佛教史领域有所拓展和深化，而且还扩大到对印度佛教史、日本佛教史和朝鲜佛教史的研究领域，如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26]、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27] 、杨曾文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28]、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29]、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30]等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31]，则是大陆第一部对全世界佛教的发展历程作综合性研究的专着。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拓宽了佛教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3. 佛教宗派研究有所突破
　　以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为代表的佛教宗派是中国佛教的核心内容。除法相唯识学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曾风靡一时外，我们以往的佛学研究多集中在禅宗研究上，对其他诸宗较少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近年来，这一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对禅宗之外的其它各个宗派的历史和思想，均有学者从事专门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成果，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组织出版了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32]、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33]、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34]，《天台宗通史》、《唯识宗通史》也正在组织撰写中。此外，对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三论人创始人吉藏、法相唯识宗创始人玄奘、华严宗创始人法藏、净土宗创始人道绰的专题研究也正在全面展开，出版了相关的“评传”系列[35]及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在佛教宗派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仍为禅宗研究。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36]、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37]、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的《敦煌坛经合校简注》[38]以及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中的禅宗典籍，均为禅宗典籍整理方面较为突出的成果。在禅宗史方面，较为重要的研究著作有杜继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国禅宗通史》[39]、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40]、吴立民、徐荪铭等撰写的《禅宗宗派源流》[41]、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42]、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43]、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44]、葛兆光的《中国禅学思想史》[45]、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46]等。此外，诸如《印度禅》[47]、《如来禅》[48]、《祖师禅》[49]、《日本禅》[50]、《东山法门与禅宗》[51]、《石头希迁与曹洞宗》[52]、《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53]等论着，对禅宗前史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或派别都作了认真的探讨，而《禅学与玄学》[54]、《禅与老庄》[55]、《禅宗与中国文学》[56]、《佛道诗禅》[57]、《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58]、《禅与中国园林》[59]、《禅与东方文化》[60]、《禅思与诗情》[61]等论着，则从不同视点探讨了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将禅宗研究引向深入。
　　总起来看，在佛教宗派研究中，学术界关注的最大热点仍在禅宗研究上，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最多，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而对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净土等宗派的研究则方兴未艾，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重大突破。
　　4. 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研究是与20世纪初敦煌学的兴起同步开始的。49年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大陆的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敦煌学领域，而是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在对敦煌石窟继续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研究的同时，近年来对陕西西安法门寺、新疆克孜尔石窟、江苏连云港摩崖龛像等佛教遗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除大型系列图集《中国石窟》、《中国美术全集》、《中国壁画全集》、《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大系》等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大陆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研究的成果外，近年来还出版了《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国石窟寺艺术总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石窟艺术》、《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回鹘之佛教》、《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等相关著作，另有大量的相关考古报告和研究文章发表在《敦煌研究》、《考古学报》、《文物》等相关学术刊物上。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语言学、文学艺术等角度对佛教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新时期佛学研究的发展中，高校系统佛教学术研究的地位日益加强和凸显。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宗教学系[62]， 2000年教育部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这些教学科研机构的建立，为大陆高校佛教学术研究的系统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在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上，高校更占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除北京大学在八十年代即建有宗教学本科专业以外，在“九五”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增设了宗教学本科专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宗教学科已形成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序列，宗教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高校培养训练有素的高层次的佛教研究专业人才提供了组织保障。据不完全统计，近十余年来，大陆高校系统培养的从事佛教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者已过百人，目前在读的佛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在50人之上，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已超过200篇，选题涵盖了中国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印度佛教、南传佛教等各大领域，其中即包括佛教经典研究、佛教宗派研究、佛教人物研究、佛教制度研究、佛教思想史研究，又包括佛教艺术研究、敦煌文献研究等不同的专题，这些研究成果现已陆续出版[63]，从而更加清晰地显示出高校系统在大陆佛教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二、大陆地区佛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观近年来包括高校系统在内的大陆佛教学术研究，尽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
　　大陆近年来佛学研究的领域虽有所拓展和深化，但是在各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很不平衡：
　　（1）对作为中国佛教源头的印度佛教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撰写出一部完整系统的印度佛教通史，对印度佛教发展史上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诸流派的历史、教义和制度的专题研究也不是很多。
　　（2）对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据统计，在1996－1998年间，大陆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佛学研究论文共3300余篇，出版的佛学研究著作400余种，其中只有1部译着、2篇论文与南传上座部佛教有关。近年来在运用南传巴利语系佛教资料进行研究的论着，只有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64]较有分量，这与巴利语系佛教在整个佛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海外的相关研究发展是极不相称的。
　　（3）在中国佛教的研究方面，我们对汉语系佛教研究投入的力量较大，取得的成果也较多，但是对在大陆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藏语系佛教和云南地区的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4）汉语系佛教的研究领域虽有所拓宽，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对隋唐以前的佛教研究较多、对宋元以后的佛教研究较少，对禅宗研究较多、对其他宗派研究较少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的改观。
　　2. 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大陆的佛学研究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就研究水平而言，尚没有在整体上获得质的突破：
　　（1）对中国佛教史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还停留在对汤用彤、吕澄、印顺、任继愈等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修修补补上，没有突破前辈学者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水准。
　　（2）佛教史研究水平的停滞不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于大陆目前的佛学研究多还停留在一般性的历史叙述上，甚至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叙述，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系统，带有问题意识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而缺乏相应的专题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也就不可能深入下去。
　　（3）对佛教原典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细致，佛教基本经典的整理、注释、研究工作进展缓慢，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3. 研究方法亟须改进
　　与国际佛教学术界相比，目前大陆的佛教学术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还相对落后和单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陆佛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方法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的佛学研究主要沿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历史描述方法和哲学解释方法，而较少自觉地将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民族学、比较宗教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引入到佛教学术研究上来。
　　（2）仅就较常使用的文献学方法、历史描述方法和哲学解释方法而言，发展得也很不充分。如文献学方法的使用，与日本佛学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历史描述则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倾向，在历史的重复叙述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哲学解释则缺乏时代气息，较少运用现代的哲学解释学方法，与现代哲学思潮发展的潮流还有相当的距离。
　　（3）既缺乏带有问题意识的深入的专题研究，又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宗教的综合性研究和对话式研究，致使我们的研究论着多为“教科书式”的。
　　（4）现代化技术手段运用不够。目前大陆的佛教研究领域，还没有建立起人可共享、方便快捷、较为完备的专业资料信息库、专业资料检索系统和相关的信息交流渠道，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仍有相当一批学者未对这一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利用现代技术改进自己的研究手段。
　　4. 学术视野亟须拓展
　　近年来大陆佛教学术界虽然加强了与海内外相关学术界的交往与联系，但是学术视野仍不够开阔：
　　（1）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和学术意识，海外的相关研究动态、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未能及时译介过来，致使我们的研究未能充分吸收海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未能及时借鉴海外的研究方法。
　　（2）现代学术规范尚未建立起来，增加了国际学术交往的困难和障碍。
　　（3）佛教学术界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未能建立起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致使许多研究成果“互不相知”。例如，以大学宗教学系、哲学系和国家宗教专门研究机构为主体的佛教研究者大多对语言学界、考古学界、美术界、文学艺术界、民族与民俗学界、人类文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知之甚少，因而未能将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到自己的佛学研究中来。
　　综上所述，大陆佛教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要想在国际佛教学界树立与人文古国相称的形象，大陆佛教学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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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是根据笔者参与起草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项教育部提交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十五”规划调研报告〉有关内容改写而成，同时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同类报告。
　　[2] 宗教文化出版社，自1995年12月至1999年6月，已出版7辑。
　　[3] 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2册。
　　[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年。
　　[5]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册。
　　[8] 民族出版社，2000年。
　　[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3] 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14] 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15] 冷晓着，杭州市佛教协会，1993年。
　　[16] 冷晓着，杭州市佛教协会，1995年。
　　[17] 王荣国着，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18] 韩溥着，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19] 杨富学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20] 何建明着，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21] 崔正森着，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2册。
　　[22] 严耀中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3]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2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册。
　　[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6] 商务印书馆，1989年。
　　[27]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28]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29]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1999年，2册。
　　[30]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3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33]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34]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35] 除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收有潘桂明的《智顗评传》外，方立天教授还主编了“佛门大师评传丛书”，先后由北京京华出版社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现已出版10种，包括《智顗评传》、《吉藏评传》、《玄奘评传》、《法藏评传》、《道绰评传》等。
　　[3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7] 文物出版社，1997年。
　　[38]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39]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4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4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2]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4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44]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45]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6]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47] 方广锠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48] 洪修平、孙亦平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49] 董群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50] 梁晓虹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51] 萧箑父、黄钊主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
　　[52] 王兴国、徐荪铭主编，岳麓书社，1997年。
　　[53] 姜伯勤着，学林出版社，1999年。
　　[54] 洪修平、吴永和着，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55] 徐小跃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56] 谢思炜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7] 赖永海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
　　[58] 黄河涛着，商务印书馆，1994年。
　　[59] 任晓红着，商务印书馆，1994年。
　　[60] 季羡林等着，商务印书馆，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