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与王安石思想异同论

内容提要: 苏洵与王安石是同时代人，但二人关系并不密切，没有相互交往的记录，也谈不上有何个人恩怨。为了攻击王安石，有人刻意制造苏王矛盾，并大谈其思想冲突。本文旨在说明二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张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并无根本冲突。关键词：苏洵 王安石 思想 冲突
　　On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Thoughts of Su Xun and Wang Anshi
　　Abstract
　　Su Xun and Wang Anshi were from the same epoch, but they did not
　　have any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re are no records of their contact, so we can say nothing about th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attack Wang Anshi, somepeople fabricated the contradiction of Su and Wang, and emphasiz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ideas. This article will argue that there were so many common points in their thoughts and political views, and there was no basis for significant conflict between Su and Wang.
　　Keywords: Suxun WangAnshi thoughts conflict .
　　苏洵与王安石素无瓜葛，然而一篇伪造的《辨奸论》却使他成为反王先锋，洞察王安石之“奸”的第一人。为了说明《辨奸论》为真，某些人又曲意制造苏王之间的矛盾，甚至大谈二人的思想是如何冲突。对于所谓苏王之间的纠葛不欲置辩，只想说明所谓二人思想冲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二人思想主张相同之处居多。苏洵的身世经历与王安石相去甚远，但二人出身都是社会中下层。苏洵祖辈“三世不仕”，其祖父杲虽然“善治生，有余财”，但为人慷慨，“好施与”，故“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最多算是一个中小地主，父序少孤，有乃父风，“敝衣恶食，处之不耻”，虽然“陆田不多”，却好济众，“凶年尝鬻以其田以济饥者”，丰年时人欲偿之，却不肯受，因此家中生活算不上富裕。苏洵自谓“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虽然不能说是赤贫，但也只能划作富农或者上中农之类。他又屡屡称贫，看来并非虚言，而且他至终“爵不过于九品”，可以说一直位居社会下层。王安石的境遇表面上比苏洵好一点，其父王益进士出身，官至江宁通判，算是中层官僚，但不幸早亡，其时王安石只有十七岁，更为不幸的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王家是一个完全的“工薪族”，因而其父一死，就等于没了收入来源，且“家贫口众”，孤儿寡母，生计极为艰难。王安石于逆境中奋起，一举而中进士，但在他的前半生，家中贫困的局面一直没能改变。王安石俭朴的习惯一则出于天性，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生活环境造成的。难能可贵的是，王安石后来虽然官至宰相，但他俭朴的习惯和平民立场一直得以保持。过于强调出身，大谈“唯成份论”，当然是错误的，然而否定一个人的出身对他的立场的影响也是不对的。从二人实际情况来看，其政治立场一直站在平民一边，为下层人民说话为其一贯的传统。王安石的政治立场言之者众，兹不赘述。苏洵对于“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上之人常幸，下之人虽死而常无告”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对于韩琦厚葬仁宗的奢侈行为十分不齿，乃至以华元不臣讥之，充分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出身影响人的立场，人的基本立场又是其思想主张的决定因素。正是由于苏王二人都坚持平民立场，为社会中下层谋利益，因而其各方面的主张都是建立在这一立场的基础之上的。一般来说，上层既得利益者往往会趋于保守，以维护其现有地位为原则，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下层往往对社会现实不满，趋向于变革，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及自身的地位，故多倾向于锐意进取，奋发有为。苏王二人恰恰明显表现出后一特征。为了攻击王安石和变法运动，为了说明《辨奸论》为真，苏洵总是被后人刻意打扮成保守派的代言人，这与真实的苏洵相去甚远。苏洵对庆历新政十分支持，对领导新政的范仲淹、富弼、尹洙、欧阳修、余靖、蔡襄六人“慕望爱悦”，为新政之失败“仰天叹息”，这与王安石完全一致，充分表明其政治立场是趋向于改革而非保守的。苏洵本来对曾参与庆历新政后又复为宰相的富弼寄予厚望，希望他定能奋发有为，以副仁宗“与天下更始”之望，期待他有所改作，“下令而异于他日”，而富弼却变成了一个因循保守的“老成”之人，“自为相，一无施为”，这使苏洵十分失望，上书直言其失，并为其出谋划策，欲助其成功，不料富弼不仅不为之改过，反以苏洵为轻躁，“亦不乐之”，因而使其志不得伸，“无成而归”。对于苏洵的力主改革，力倡苏王矛盾说的曾枣庄先生也是承认的，并于《苏洵评传》中以专章述之。而曾先生却偏偏认为苏洵的政治主张“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很大不同”，以为“政治上，王安石强调变法，苏洵强调改革吏治；经济上，王安石强调‘生财’，苏洵强调节流”，(1)军事上，苏洵主张“寓兵于民，兵民合一，以所谓新军来逐渐代替现有的军队。在这个问题上，苏洵与王安石也是有分歧的”。(2)今就这些问题逐一辨析。曾先生认为，王安石将“天下久不安”的原因归结为“不知法度”，因而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可见王安石是主张法治的；苏洵在《议法》中称“政之失，非法之罪”，又于《上皇帝书》中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可见苏洵是主张人治的。将法治与人治完全分开，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王安石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亦引孟子之言曰“徒法不能自行”，以为人才不足，皇帝虽欲改易变更天下之势，其势必不能也，那么是否由此得出王安石也主张“人治”的结论呢？王安石还说过：“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王安石反对法治的结论呢？苏洵是否反对法治，不主张变法呢？曾先生指出苏洵主张“应修改一些弊法”(3)，看来也不是完全不主张变法的。曾先生还指出(4)，苏洵力主“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霆”，强调以“尚威”、“强政”(《审势》)，那么“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是不是主张法治呢？曾先生又指出(5)，苏洵以为宋朝“常病于弱”的根本原因是赏罚不循于法，“赏数而加于无功”，“刑驰而兵不振”，赏及无功，刑不加罪，刑法松弛，法同虚设，这不是说苏洵同样强调法治，力主变法吗？再为曾先生补充一个证据。苏洵在《审势》中对所谓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便是霸道的说法进行了有力地批驳，指出“用刑不必霸，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以用刑为王道，这样的话王安石都不敢公开讲，而苏洵却毫不顾忌。可见苏洵认为德治与刑治(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并无高下王霸之分，在当时天下之民“淫惰不事法度”的形势下，就应当强调法治，用刑就是王道。这不是主张法治是什么？那么苏洵为何于《议法》中称“政之失，非法之罪”呢？苏洵的本意是说宋朝所袭用的唐之《刑统》“毫厘轻重，明辨别白”，法律条文十分清楚，本身并无太大问题，问题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使得法律只停留在条文上。法治并非只是制订法律条文，关键还在于如何推行。苏洵对于在用法方面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批评，指出当时有法令不一、民风奢靡、上下无制、胥吏侵民、官商为害五大弊端，因而有法等于无法，“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用法》)，明明是执行法律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骫法以为奸”，将法治问题归结为吏治问题，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因为“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正是因为在执法方面存在漏洞，胥吏才有为奸的机会，而不是因为吏胥之奸，才导致执法不严，因而“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苏洵指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用法(执法)，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他主张先解决法律本身的问题，再治理吏胥之奸，先治本，后治标，以法治促吏治，比起那些只看到吏胥骫法、只强调整饬吏治的“议者”高明多了。苏洵固然在《上皇帝书》中说过“法不足以制天下”，但对此不能断章取义，其本意是说“徒法不足以制天下”，法律本身有局限性，除了法治，还应有德治，根本没有反对法治的意思。王安石也从来没说过单靠法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又何必“反驳苏洵的观点”？而且苏洵此言是有特指的，他反对的是宋室猜忌大臣、上下不接的弊法，认为“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而应当“济之以至诚”，具体来说这种弊法就是两府与两制不可相往来，害怕他们相互交通，朋比为奸。宋室对大臣不信任，惯用“异论相搅”，以法束缚之，不使其有所作为，这种弊法不仅不足以制天下，甚至足以乱天下，王安石变法的不能成功就与这种弊法有关，在这方面苏洵与王安石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由此根本不能得出二人思想矛盾的结论。苏王二人的政治主张不仅没有根本冲突，还有许多相同之处。二人都曾向仁宗上书，把这两封上皇帝书作一番比较是颇有趣的，可以发现二人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苏洵的政治主张主要表现于《审势》、《衡论》和《上皇帝书》中。苏洵于《审势》中强调治天下者应先定所尚，即基本制度，古代圣人皆是如此，制度一立，所尚一定，则可“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三代传国久远，主要是由于“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而宋朝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未定，号令不一，因而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故先当尚威用刑，建立法度，使民不苟简，俗无怠惰。苏洵还在《上皇帝书》中指出，天下初定、民厌劳役之时，可以务为因循之政，与民休息，但不能长期如此，“久安而无变，则必有不振之祸”，汉之元、成两代，不知此理，一味因循，以至于乱。其时天下已经“少惰”，必须“破其苟且之心，作其怠惰之气”，立法度，“变其俗”。王安石受知神宗，皇帝问治国所先，安石答以择术为先，要神宗法尧舜，择术就是定所尚。王安石在仁宗时便力主变法，指出当时内忧社稷，外惧夷狄，财力日困，风俗日衰，必须法先王之道，变革天下之弊法。二人在必须变法方面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苏王二人的政治主张都是以人才为中心。苏洵于《衡论》中主张任贤相、用才将，“广士”而“养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疏》通篇都是以人才为中心，主张对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以人才为政事之本，充分体现二人的见识，印证了英雄所见略同之说。苏洵在如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论述不多，他重视有用之学，反对只是强调声律记问等无补之学，欧阳修于《荐表》中称其“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赞其著作“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以有用之学培养有用之人，强调古为今用，培育符合现实需要的人才，实为苏洵人才教育的要义。王安石在这方面的见解更加系统，更加富于创造性。他强调教之以道，兴办各级学校，严格选择教师，教学的主旨即“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朝廷的礼乐刑政都是学习的内容，凡是“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无不在于学，无用则不教也。看来强调有用，着重“宜于今”，是苏王二人共同的看法。王安石主张对人才养之以道，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苏洵的主张与此相近。苏洵主张尊重人才，“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除了饶之以财、厚之以禄之外，更强调“接之以礼”，“重之以恩”。苏洵强调责任与权利、待遇的统一，先“接之以礼”，后“重之以责”，礼轻而责重，则彼必怨；礼重而责轻，则其必怠。王安石主张以财禄为待遇，以礼法为约束；苏洵则主张以礼禄为待遇，以责任为约束，表面上有所差别，其实质是相同的，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反对偏重一边。当时宋朝的现状是两失，一方面制禄太薄，接礼过轻，一方面权力太小，责任不明。这种状况苏王二人都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增吏禄、清吏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在如何取才方面，苏王二人有更多的共同点。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指出：“今之用人最无谓者，其所谓任子乎？”他坚决反对不经选拔，直接使用官僚子弟，主张彻底废除这一制度，因为任子是不学而得，不劳而获，得之既易，失之不惜，“以不学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这样的人一方面不学无能，缺乏官才，一方面又不劳而获，不惜官职，必然草菅人命。王安石亦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坚决反对“恩泽子弟”，指出武王数纣之罪，其一便是“官人以世”，因而“恩泽子弟”“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用语较苏洵更直切，更大胆。苏洵主张广泛吸纳人才，唯才是举而“无择于势”，不论出身地位，即使盗贼、夷狄之贤者亦举而用之。他指出，当时布衣寒士、公卿子弟、武夫健卒、巫医方技等都有进取之阶，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其“贤与功者不获一施”而“老死于敲榜趋走”，不仅十分不公，而且使大批贤才无由进用，无益于治。他以汉之赵广汉、尹翁归、张敞、王尊为例，以为能为国立不世之功、“卓绝隽伟震耀四海”、“出之可以为将，而内之可以为相者”皆是胥吏中之贤者。胥吏“少而习法律，长而习诉讼”，都是熟知下情的专业人才，任其贤者为公卿，必不败事。汉时对胥吏很重视，故“士君子皆优为之”，吏士之间并无流品之别。而今胥吏地位低下，长官一怒则袒而苔之，根本不管他们有罪无罪，如此平民尚不肯为之，何况士大夫呢？王安石对于胥吏问题也很关注，他在鄞县任上便举荐下层小吏，对于“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论议常耻及之”的状况表示不满，又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反对将胥吏置于“流外”的“流品之别”，还以孔子为例，说明古代虽为吏，亦不害为公卿。王安石后来主张改革吏治，以期“自此善士或肯为吏，善士肯为吏，则吏、士可复如古，合而为一。吏与士、兵与农合为一，此王政之先务也。”(6)王安石试图恢复古代吏士合一的制度，这一设想是否受到苏洵的启发不得而知，但二人观点相同是毫无疑问的。宋代取士主要是靠科举制度，科场困顿的苏洵对于这一制度的弊端深有感触，以为此辈“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以其一日之长，而擅终身之富贵”，是很不合理的。他主张对此进行改革，对于高中进士前三名者也不能升迁太快，馆阁台省之类的清要之职，非举不入。同时他还主张恢复并改革武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于贡士之岁，由两制荐举，有司初试，最后由皇帝亲自策问，既试弓马，又考权略，务求有勇有谋，文武双全，且最后只录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责”，以示荣宠。苏洵本人科场失意，颇有大骂酸葡萄之嫌。而少年高科、春风得意的王安石同样对科举制表示不满，以为诸科所试皆是章句声律记诵之类的无补之学，不肖者亦能由此“雕虫篆刻之学”而进至公卿，而有真才实学可以为公卿者，却“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此语能使苏洵为之感泣)。王安石后来改革科举，对此类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整治，还接纳苏洵的意见恢复武举，崇尚法律，却受到苏轼的冷嘲热讽，看来有其父未必有其子。在任用人才方面，王安石主张使之以当，处之以久，任之以专。以人的专业特长任其职事，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任职必须相对持久，不能调动太快，否则不能熟知民情职事，贤者不见其功，不肖者不显其过。对人才还要信任有加，使之有任事之权，不可“一一以法束缚之”，捆住他们的手脚。任人才德高者在上，低者在下，不重资历出身。还要加强考绩，进贤退不肖。这些主张与苏洵完全一致。苏洵以为奉使有专才，需要“专对捷给勇敢”的“奇才辩士”，不能轮流均摊，其他方面的人才也是一样。苏洵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今者法令太密”，动辄得疚，因而贤俊之士不敢越雷池半步，只知道“奉法供职无过而已”，而不肯于绳墨之外有所建明。对于大臣应当“任之以权”，甚至“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对之信任，不能一味防范。苏洵还强调考绩，一方面“使朝臣议定职司考课之法”，一方面“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之司”，既要有专门的法律条例，又要有专门的执行机关，这一思想看来是十分先进的。有趣的是，二人在书中都自称被讥为“迂阔”。苏洵谓“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不迂阔也”，王安石称“然臣之所讲，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二人又皆引汉武帝引用主父偃之策(苏洵强调此乃贾谊之余论)以定天下之事。二人虽同年上书，却不可能相互商量和参照，其中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只能以不谋而合解释。二人的不谋而合并非巧合，共同的主张源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思想又源于共同的立场，他们如此之多的共同点就是因为都站在下层立场上，站在大多数人一边，事实上也是从国家和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苏洵每每为贫民说话，为下层胥吏鸣不平，反对官商，反对兼并，其主旨都是提高社会下层的地位，尊重普通百姓的人权，从而实现社会公正，以公平带动效率，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和谐稳定，繁荣富强。在这一方面，王安石和苏洵是一致的，王安石后来的改革就是将这些思想主张付诸实践。说苏洵强调节流，而王安石强调“生财”，因而二人经济思想不同，这一看法也大有问题。王安石强调“生财”没错，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当时之人都没这份见识，但他同样强调节流。因为王安石强调开源，后世俗儒特别是邵伯温之流便一味诬蔑，甚至编造出他劝神宗“以天下自奉可也”之类的谎言，这类人根本不懂辩证法，以为一讲开源，就是反对节流，一说生财，就是启人主奢侈之心，就是主张纵欲。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一方面盛赞仁宗的“躬行俭约”，一方面又批评他只会独善其身，而不能以法令制度改变当时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的歪风恶俗，对于奢靡无节者不能有所放绌，以正天下之风。他甚至主张以严刑峻法革此歪风，移风易俗，怎么能说他不重视节流呢？历神宗一朝，朝廷何曾奢靡无度？从王安石的个人生活作风上也看不出任何他主张奢侈的迹象，相反，他却由于俭朴得厉害而被视为不近人情，被讥为奸慝。苏洵同样力主节流，崇尚俭朴，这与其下层立场有关。经历过贫困的大多不主张奢侈，何况苏洵这样基本上都是在贫困中度过一生的人呢？苏洵冒着风险力斥韩琦之厚葬仁宗，还多次攻击富豪官僚们的奢靡无度。以苏洵的出身、立场及为人，他只会攻击奢侈，而根本不会嘲笑俭朴，让他充当反对王安石的马前卒，让他嘲笑王安石的节俭，实在是伪作《辨奸论》者的一大失误。反对土地兼并、主张改革田制，这是苏洵与王安石共同的立场。苏洵原则上并不反对复井田，只是主张“依仿古制，渐而图之”，他在《田制》中还大谈复井田的好处，以为“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于税，又可以无怨。”他不主张复井田，只是因为这样做难度和代价太大，一时半时无法完成，何况富民肯定会强烈反对。但他又开出了限田的药方，以为如此“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王安石确实在《发廪》一诗中说过“愿见井地平”，其实是说希望抑制兼并，并不一定主张完全恢复井田制，王安石只是强调法先王之意，从未准备完全照搬古人的制度。王安石后来亦是强调使富民“不敢保过限之田”，与苏洵的主张完全一样，看不出二人的意见有何矛盾。王安石以为“吏与士、兵与农合为一，此王政之先务也”，他后来推行保甲制，就是以寓兵于农、兵民合一为指导思想，说这方面苏洵同王安石有分歧，真是不知从何说起。韩琦在熙宁八年《答诏问北边事宜疏》中言道：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纲纪法度率多因循苟简，非变之不可也。治国之本，当先有富强之术，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然后制作礼乐，以文太平。”这段话当然是说王安石，然又何尝不是在点苏洵。言法度纲纪“因循苟简”，“久安而无变，则必有不振之祸”，又主张“寓兵于民”，这些不都是苏洵之意么？韩琦、富弼不用苏洵，与后来反对任用王安石，其根本原因是完全一致的，是因为他们这些“老成”之人、保守之士无法容忍苏王二人的变法改新主张，虽爱其才而不用，虽知其贤而不举，其有由矣。在韩琦等人看来，苏洵与王安石的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是躁进致祸的败亡之道，谁是谁非暂且不论，双方立场的截然不同则是显而易见的。苏洵科场失意，不遇英主，才不得施，志不及伸，真正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王安石则得遇神宗，得以推行其政治主张，变法图治，建功立业。二人立场相近，时代相连，却又擦肩而过，并未发生直接的关系。苏洵于变法前夕含恨而逝，未能与王安石一起将其主张付诸实践，“惜乎其啬于命也”。然而不曾得君行道的苏洵却大受称赏，成就伟业的王安石反每遭唾骂，幸与不幸，孰可论之？综上所述，苏洵与王安石的基本立场和政治主张是非常接近的，假造苏王思想冲突以说明《辩奸论》成立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注释：(1) 曾枣庄《苏洵评传》1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2) 同上书98至99页。(3) 同上书38页。(4) 同上书32页。(5) 同上书31页。(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22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