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者對宗教文化的貢獻

近代宗教研究普遍認為十九世紀東西方文化研究工作者，都以一貫帶有濃厚西方宗教味道的思維模式來探討東方宗教的表達。就如King在Orientalism and Religion (1999)中指出「印度教」、「佛教」、「宗教」和「神秘主義」這些模式化形象都是建立於殖民主義和宗主教論說之上。因此，西方傳教士和學術工作者所製造的東方文化產品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失實的(King 1999:2 11)。

　　然而，筆者認為這概括判斷容易抹殺了一群西方東方文化研究先驅在文獻翻譯和思想交流所作出的寶貴貢獻和努力。例如：查理士．威金斯(Sir Williams Charles, 1750-1833)——加爾各答皇家亞洲學會始創人(Royal Asiatic Society)，於翻譯《薄加梵歌》(Bhageuat-geeta)；理雅各神父(Reverend James Legge, 1815-1897)在翻譯了《四書》(The Four Books)。索尼耶．威廉斯爵士(Sir Monier Monier-Williams, 1819-1899)，窮一生精力編寫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梵英字典》(A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還有戴維茲(T. W. Rays Davids, 1843-1922)於一九二一年出版了《巴利文協會．巴英辭典》(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以上提及的東西方文化研究者都是以正面態度接受外來文化和學習東方文字，繼而進行傳譯和分析工作。他們抱著開闊視野，促進平等溝通的理念，打開淵博莫測東方文化之門。至於那由中文、巴利文和梵文典籍所譯成的英文本，至今仍廣泛被作參考之用。尤其在現今以英語為主導語言的社會，這些英文版讀本更是為宗教文化研究者帶來了無限方便、無盡啟示。

　　另一位致力於東方文化宗教及佛學典籍翻譯工作的中堅份子是麥科斯．繆勒博士(Professor Friedrich Max Muller, 1823-1900)。他生於德國狄索。能操流利法文、希臘文、亞拉伯文、梵文及波斯語。一八四一年就讀萊比錫大學(University of Leipzig)，修讀古代希臘與羅馬語言及文學、印度文學、梵文文法和哲學。在萊比錫大學就讀兩年半後，於一八四四年考入柏林大學(University of Berlin)。一八四五年畢業。接著一八四六年前往英國翻譯，後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宗教．梨俱吠陀》(Hindu Reg Veda)。一八六八年被委任為牛津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在牛津大學時期，積極提倡以包容和理解的角度去探討東方宗教，並推動成立「比較神學」(Comparative Religion)的研究空間。

　　可是，繆勒反傳統宗教的論調惹來強烈指責。他提倡的宗教思想被指是「一場與神的啟示，耶穌和基督教的鬥爭」(Stone; 2002:1-17)。

　　雖然如此，繆勒堅信每一種宗教和文字都擁有自己的系統和智慧，難分優劣、無分文明或愚昧(Stone 2002:75)。

　　至於佛學方面，繆勒多次在西方社會發表有關佛學思想的文章，其中包括：

　　(1) Buddhism and Buddhist Pilgrims (1857);

　　(2) Buddhist Texts from Japan (1881);

　　(3) The Dharma-Samgraha (1885);和

　　(4) Selections from Buddha (1886)。

　　繆勒所修訂的《東方聖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也是為人熟悉的作品。《東方聖書》共五十卷，結集多位西方東方文化研究家所翻譯的儒、釋、道及印度宗教的主要典籍。其中，該書卷十《法句經》、《經集》(The Dhammapada, Sutta Nipata)，卷十一《佛教經文》(Buddhist Suttas)，卷十三第一部份和卷十七第二部份的《律戒經文》(Vinaya Texts)及卷四十九的《大乘經集》(Buddhist Mahayana Texts)都是繆勒親自翻譯的作品。還有，於一八八一年所製訂的Anecdota Oxoniesia是一本梵、英、中對照的經文集。當中收集了《金剛經》和《心經》，等譯本。以上提及的文獻的文獻無疑賦予佛學研究都明確指標。

　　筆者深感處於現代社會研究宗教文化資料是何等方便和容易。相比前人在沒有互聯網、資料庫和其他資訊媒體的年代，那些東方文化研究就是憑著有限的人力物力，貢獻一生的精力時間在翻譯工作上。好讓我們從他們落實的基石上再作更深層的研究。因此，基於現今之有利條件，有志從事東西文化研究之士，更應秉著承先啟後的精神，對宗教文化更積極的鑽研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