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陆佛教学术刊物出版研究

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

佛教刊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和佛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对促进我国的佛学研究和宣传佛教，扩大影响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当代的佛教刊物，主要是学术刊物做一粗浅的研究，不足之处，欢迎方家补识。

一

中国佛教刊物的出版，应该在民国时间开始。西方思想文化和治学方法的引进，学术界和佛教界对佛教研究的深入，以及佛教界的振兴，促使了佛教刊物开始出现。台湾著名学者释东初法师曾在其著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谈到本世纪上半叶佛教出版物情况：“我国佛教发行各种刊物，首推民国元年之《佛学丛报》，而历史悠久者，则为《海潮音》月刊，已有五十五年之历史。此外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日报，全国各省各县不下数百种(据日人考据多达三四百余种)……。”[1]百年来，关于佛教出版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在这些众多的佛教出版物中，除了大德讲经说法和古籍再印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研究性的佛学刊物，其具体数字是多少，至今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东初法师在书中列出了55种佛教期刊，但在笔者所掌握的目录[2]中，至少有名可考的达180种，这个数目几与今天大陆和香港、台湾几个地区的佛教刊物总和。

在众多的刊物中以学术性为特点的，应该是1924年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办《内学》年刊最早，它是在著名居士、学者欧阳竟无的领导下，以专门刊出纯佛学理论的文章而名誉万世。当代中国许多有成就的佛学家和学者，如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等人都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这份刊物至今都可以被视为20世纪以来最有价值、最精到的佛学刊物。如今这份刊物发表的文章已经被重复印刷和出版多次，举凡收集本世纪最有价值的佛学成果，离不开此刊。可惜的是此刊仅办了四期以后就不再出版了，以后金陵刻经处的佛学研究文章以《内院杂刊》的形式继续出版。

历史悠久的《海潮音》是20世纪上半叶佛教界组织——中国佛教会的会刊。这份刊物刊出的的佛教研究的文章占有相联系当的数量，但其重要性在于，它是百年来中国佛教历史的窗口与见证，要了解中国百年佛教教发展史，不得不格外重视它，特别是它在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一阶段里，刊出的大量文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叔迦居士领导的北平佛教会在北京创办的《微妙声》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学术性刊物，该刊第一期《弁言》谈道：“志切弘研，罔恤才短，用集同愿，钻仰玄途。或则教义是研，或惟史籍是考。或述行持所得，或陈弘获之私。部类分居，纂撰所获。月一刊印，名《微妙声》。”[3]这份刊物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学者如汤用彤等人来主笔。1937年周叔迦先生又于北平创办了中国佛教学院的《佛学月刊》，这两份可以代表中国北方佛学水平的刊物。与《内学》一样，两刊也未能长期保持发行，《微妙声》一共出版二卷八期，到1940年停办。《佛学月刊》一共出版四卷，约50期，到1944年为止。[4]

40年代以后，中国佛教的活动中心是在南方，尤以最大城市上海最集中，佛学研究和刊物的出版，有了一定的新气象。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佛学刊物是《觉有情》、《弘化月刊》、《觉训月刊》等。巨赞法师在广西桂林创办了《狮子吼月刊》。竺摩法师在香港和澳门两地主编《觉音》月刊。这些刊物在当时起到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与前30年相比，内容更加关注现实，不象《内学》和《微妙声》那样更加注重历史教义的考证与训诂，像《狮子吼月刊》和《觉音》等刊，致力于宣传抗日思想，对推进抗战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竺摩法师曾说：“今又承诸同志聘为本刊主编，实无兼顾之力，第念国难教难，双重威逼，维护文字，发扬正义，亦为凡人应尽之天职，故不揣谫陋，毅然以赴。唯愿各方大德师友，鉴察微诚，时加指教，以匡不逮，并锡（赐）鸿文，藉张法眼，则慧泽均沾，岂仅有光篇幅而已。”[5]当时举国上下关心的是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远离政治的纯佛学研究，因而不能成为热点。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又陷入内战之中，佛学研究并没有马上好转。1945年2月王恩洋居士在四川创办了东方文教研究院，发行《文教丛刊》。王恩洋在发刊词中说：“今《文教丛刊》竟得于空前浩劫期中创刊出世，庶几亦！先师（引者案——指欧阳竟无先生）悲学之意欤。”[6]这份刊物的宗旨是发扬支那内学院的传统，“以发扬我国固有学说及佛学，并融摄西方学说，以期改造人类文化为主旨。”[7]除王恩洋先生外，学者吕澂、田光烈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佛学的文章。1947年8月出版第8期后，就没再出版，一共存世2年。1947年，北京佛教界曾经创办了一个名为《世间解》的佛学刊物，上面刊出不少有份量的文章，但是这份刊物也就在二年以后也停办了。此外，还有一人《现代僧伽》也属于纯佛学的刊物，该刊发表的文章质量一般，仅出版一年。

除了以上各刊外，据许国霖先生在《微妙声》发表的《佛学论文索引》[8]，经常刊登佛学文章的刊物，还有《现代佛教》、《威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人海灯》、《佛教评论》、《人间觉》、《四川佛教月刊》、《佛学半月刊》等。由学术界办的刊物则有《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国学季刊》、《金陵学报》、《辅仁学报》、《燕京学报》、《东方杂志》、《学衡》等经常刊登佛学文章。可以看出，本世纪前三四十年的佛学研究是异常活跃的，不管是佛教界还是学术界都为此投入了不少的力量，这一方面固然与近代佛教复兴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学术界的重视有很重要的关系，许多学者，不管是从外国回来的，如汤用彤、陈寅恪等人，还是在国内一直从事讲学、学术研究的人如陈垣等人，都对佛学发生过强烈的兴趣，由是在教界与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本世纪上半叶的的确确掀起一个佛学研究的高潮。

二

50年代仍在发行的佛教刊物主要有上海大法轮书局出版的《觉有情》，上海佛教青年会会刊《觉讯月刊》以及弘化社(后由上海佛教协会)出版的《弘化月刊》之三种。[9]不过随着佛教界的调整，以上三种刊物分别于1953年4月、1955年9月和1958年7月停刊。1950 年北京创办了《现代佛学》一刊，此刊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刊一直在全国发行，但在后来的环境下，还是未能逃过停刊的命运，最终于1964年6月《现代佛学》。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主要佛教刊物和唯一的佛学园地，此刊集中了国内的佛学精英的作品，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佛教的唯一见证，所以它的重要地位更是无可替代了。据王雷泉先生主编的《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10]一书统计 ，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大陆共发表佛学文章为1003篇，其中最少的年分是1966年，仅发表3篇。最多的年分是1953年，共发表99篇。平均每年发表58.1篇。这些文章绝大部分刊登在《现代佛学》上，仅有极少数个别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和《文史哲》、《新建设》等社会科学理论刊物上。所以《现代佛学》成为了解中国大陆50年代至60年代佛学研究情况的主要窗口。

1967年到1974年间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发表过一篇宗教文章。1974年发表佛学文章一篇。1977年以后，佛学文章渐次增多，到1992年时，中国大陆全年共发表佛学文章达1125篇，一年发表的文章数量，超过了前17年的总和。然而与20世纪前半叶比较，世纪末佛学刊物的出版种类及数量，仍然没有达到世纪初的水平，现今中国大陆各种佛教刊物仍然只有二位数，最多也只是到了三四十种，如果再加上一些宗教学的杂志，也不过是50种左右。如今刊登与佛教有关的文章，涉及了文史哲的各种杂志报刊，可以说，只要是文科类的报刊杂志，没有不刊登佛教的文章的。当然，这些文章并不全是纯学术研究的成果，有相当一批是属于知识性、介绍性或佛教文化范畴的作品。但是，“从量上来看，佛教界主办的佛教刊物已占据中国大陆同类杂志的首位，成为佛教文化建设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质上来看，近几年随着佛教教团的重建，其水准也不低于海外华人地区的同类刊物。”[1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属于国内宗教学界品位最高的纯学术性刊物，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宗教学理论刊物，迄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该刊以“学术性、理论性、科学性”为宗旨，辟有“佛教研究”专栏，所发文章学术品位高，理论性强，具有前瞻性，代表了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就，有极高的参考性和重要的收藏价值。许多国内外学有成就的学者都在此发表过大量质量精到的文章，现已被全国各大学列入中文文科“核心期刊”。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刊登佛学文章为主，所发表的文章有限，一般每年发表佛学文章15篇左右，仅是学者论佛的主要园地之一。与此相似的还有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宗教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宗教研究》等。[12]山西社会科学院的《五台山研究》刊出的佛教研究文章比较集中。

像公开出版的纯佛学刊物，当时只有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佛学研究》[13]。它是从“《法音》这一母体先后分离出来”，[14]“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是年以《法音》（学术版）名义出版学报，每年一期，刊载佛学研究论文，由净慧法师兼任主编。一九九零年改名《佛教文化》，仍为年刊。”[15]1992年改为《佛学研究》年刊，设有“佛学指南”、“佛教思想”、“佛教人物”、“经典研究”、“宗派研究”、“佛教文学”、“佛教艺术”、“中外佛教”、“研究综述”、“会议动态”、“书刊评论”、“学术资料”等栏目，[16]而且每年有一个鲜明的主题。1995年的主题是“佛教现代化专题”、1997年是“佛教考古与艺术”、1998年是“佛教人物”、1999年“百年佛教回顾”，[17]这些主题都是围绕当前佛学比较热门的话题进行讨论。现已经发表了500余篇文章，撰文的作者来自于各个单位人士，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年青的作者，发表的文章有观点，学术性强，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方广錩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是以丛书形式在出版社出版的。它“赓续古代佛教文献学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佛教文献学，是今天佛教文献研究者的任务，也是《藏外佛教文献》愿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18]该书以整理尚未入藏的文献为主，但同时也刊出少量与藏经有关的研究文章。《禅学研究》是江苏古藉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四期，主要刊登有关与禅学有关的研究文章，是学术界在南方出版的一份重要的佛学刊物。而在佛教界办的一些出版物中，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厦门南普陀的《闽南佛学院院报》、岭东佛学院的《人海灯》和河北柏林寺办的《禅》杂志也刊出一些学术性文章。“从《法音》到《法音》（学术版）和《佛教文化》年刊，再到今天的《佛教文化》季刊和《佛学研究》年刊，中国佛教文化事业从一片废墟中走出，为下个世纪重新走向世界佛学研究前列聚集了队伍，奠下了基础。”[19]

三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大陆的佛学研究变得更加繁荣，佛学刊物的出版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20]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佛教界兴起办学术研究出版物的潮流。到2003年上半年为止，佛教界在出版社以丛书形式出版的刊物有：

一，由上海龙华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华林》。每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卷，每卷约45万字，现已出版三卷。《华林》以与佛教相关的文化研究为主，内容包括佛教义理、佛教史、佛教艺术、佛教考古、印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等，兼顾道教、儒教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文化研究，追求宗教的平等对话、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

二，由上海玉佛寺主办的《觉群·学术论文集》，这本论文集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50万字。每年一卷，现已出版三卷。其内容主要以佛教研究文章为主，内容包括佛教史、戒律与清规、佛教思想、佛教现状、佛教建筑、考古、艺术、语言等方面。

三，由河北禅学研究主办的《中国禅学》。以弘扬禅宗文化、繁荣禅学研究为宗旨，设有“禅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禅学研究方法论”、“禅宗与现代社会”、“域外禅学研究述评”，以及各类个案研究等动态栏目，以体现高水准的禅学研究。现已出版二卷。

四，由广东南华寺曹溪佛学院主办的《曹溪禅研究》，也是以禅宗研究为中心，尤其突出以南宗禅为特色。内容包括六祖慧能生平、思想、南华寺研究、南宗祖师与慧能及南华寺、南宗在海外、南宗与现代社会、南宗禅研究、南宗禅典研究。现已出版三卷。

五，由江苏苏州西园寺研究所主办的《戒幢佛学》在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卷主要刊出有关佛教教育的论文。现已出版二卷。

六，江苏苏州寒山寺在江苏古籍出版的《寒山寺佛学》，以博士研究生为主要作者，现已出版了二卷

上述几种出版物都是属于学术性的论文集，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在国家正规正版社出版发行，明码标价，在社会上广泛流通；第二，它们都是佛教界与学术界共同合作，都有“学术委员会”与“编辑委员会”，共同承担编审工作；第三，这些出版物都遵守目前学术期刊的规范格式，来稿由标题、作者、内容提要、关键词、正文组成，这也是佛教界学术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走出以前在写作过程中的不严格与不规范，与国际学术接轨；第四，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出版物的一些作者来自海外，如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说明中国佛教界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第五，主办单位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寺院，稿酬与社会上的同类学术杂志相比偏高，希望以高稿费来吸引高质量的文章。所以，这些读物的诞生，是中国佛教界重视学术研究的标志，它们的出版必将会提升佛教的文化品味与学术质量。同时，随着这些读物的运作，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强强联合必将进一步加强，佛教文化学术的发展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四

过去十余年来，佛教文章出版难，一直是令学者比较头疼的大问题。虽然宗教学研究日益扩大繁荣，佛学研究形势更好，很多刊物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佛学文章，著作也出版了不少，但因刊物有限，仍然不能得到根本的缓解。近年来，由于受到一些特别原因的影响，宗教研究的文章与著作出版并不是很畅，学术文章出版难的情况一直存在。特别是各种纯学术刊物都处在高成本亏本的情况下发行，注定了学术文章的酬劳太低，某种程度上不能刺激学者投稿，找好稿更难。加之佛学本身的难度较大，人才缺少，使我国的佛学研究质量不能很快改观。现在，众多的佛学刊物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发表佛教研究文章难的窘境，在较高稿酬的剌激下，学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最终会促使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涌现出来。同时也改变了以往佛教刊物存在的：第一，编辑人才稀缺，许多编辑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第二，高质量的稿源紧缺，一稿多载，重复刊登。第三，内向自闭，定位不清，没有特色，相互重叠。第四，没有培养出一批固定的、高水准的作者群等现象。

促使佛学研究刊物或丛书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一、佛学研究一直是中国佛教界的优良传统之一。我国古代的先哲就一直注重佛学研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就受到中国士大夫和一些佛教僧人的重视，他们孜孜不倦地探索佛教的奥秘，致力于佛经的翻译工作，涌现出一大批由中国僧侣写出的佛教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丰碑。像中国著名的僧人道安、玄奘、法藏、宗密、太虚等都是一代文化名人。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佛教以自己的宗学显长，建立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派，佛教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儒、道二教鼎立。“文革”以后，中国佛教界一直在努力培养佛教人才，致力于兴办佛教教育，努力办好弘法宣传事业，造就了一大批佛教人才，促使教内佛学研究的活动逢勃发展。

二、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佛教界在寺院经济上有了一个飞跃地突破。多年来，我国的寺院一直注意寺院经济的开发工作。广大僧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以寺养寺”的政策下，致力于多种经营。20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寺院的经济主要用于修缮寺院和整治环境的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90年代中以后，寺院经济富裕，使得在佛教文化的工作上有了更多投入，促使了佛教文化，特别是佛学研究的事业得到了实惠。其结果是，佛学研究的含金量和附加值也大大地提高。

三、近年来，学术界的佛学研究热一直居高不下，人才增长使得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很多高校设立了发表各种著作文章的奖励制度，鼓励学者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但是这些奖励制度都规定了属于内部出版的刊物不算成果，由于这一条，很多学者不愿意将成果投到佛教界办的一些内部刊物上，由此也造成了佛教界的刊物质量不高、品位不够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佛教界主动与出版社联系，将出版物推向了市场，以吸引更多的作者和更好的稿件。

总之，中国佛教出版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佛学研究事业，影响深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佛教研究人员仍是相对有限，各种出版物的作者主要来自于同样的作者群，市场扩大了，资源并没有真正地扩大，在解决了稿源的情况下，又会出现稿源质量的问题，因为学者的能力毕竟有限，要同时为好多刊物撰稿，力不从心，因此对各个出版物来说，好稿源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竞争的情况将会进一步加剧。同时，虽然是佛教界创办的学术杂志，但是由于佛教界本身缺乏学术研究人才，所以大部分作者仍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而且，由于缺乏一定的合作意识，在目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非良性的竞争必将会无形地消耗一些珍贵的文化资源。这些出版物的创办单位毕竟是少数的几个寺院，相对于全国数量众多的名山大寺，全国佛教界对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

最后，从20世纪的佛学刊物的命运来看，除了少数个别的刊物一直坚持下来，大多数刊物的存世时间都非常有限。例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两个主要原因是不得不提到的。第一个是人事和经济上的原因。《内学》在第四辑《本院纪事》里说：“本院法相大学特课，原在第二院开办。十六年(引者案，指1927年)三月以后，军队驻入院内，历久不去，教授管理，均感困难。院务会议议决，到十六年暑假期满二年，暂行停办。其成绩优秀之学子，分别留院工读。同时第一院各部组织，亦因经济关系，缩小办理，问学部取消，研究部亦停顿。至十七年春，学友渐集，各种讲习，积极进行，研究部颇复旧观，惟大学特科以种种牵制，一时尚无续办之望。”“本院校刻经论，历年未缀。十六年三月以后，刻匠工价陡涨，条件繁苛，无法维持，遂告停顿。… …”[21]可以看出，导致《内学》停刊的原因，一是军队进院，造成“教授管理，均感困难”；二是“刻匠工价陡涨，条件繁苛，无法维持”。《微妙声》、《佛学月刊》等，虽然没有说到经济的原因，但从它的出版周期越来越长，而且经常是以几期合刊的形式，或者篇幅越来越少的情况来看，至少说明这些刊物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更多的刊物则是办刊一二年即停刊。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局势的关系。日本军队的入侵，支那内学院被迫迁往四川江津，《海潮音》大量的压缩篇幅，整个抗战时期，其出版的总量，还抵不上正常时期时一年出版量。另一份当时最有影响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也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于1937年4月停刊。60年代因“文革”的影响，《现代佛学》被迫停刊等等。现在中国佛教界正在走入一个最好的黄金时期，寺院经济的状大，使办刊的资金已经不成问题。国家实行了完全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支持鼓励学术研究的活动。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佛教里那些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有益的补充，正在受到人们的重视，所有这一切对佛教的学术活动将会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与之相应的是，佛教的刊物出版也会越来越多，质量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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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释东初著《中国近代佛教史》第237页—238页。台湾东初出版社，1978年。 [2] 此目录系华东师范学院历史研究所何建民博士提供，特此鸣谢。 [3]《微妙声》1936年11月25日版。 [4]《微妙声》和《佛学月刊》 的情况，系根据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佛教学者苏晋仁先生所藏的此二刊合订本而作出。特此鸣谢。《佛学月刊》的卷数和期数及年份，据笔者所见为这么多，或许还有遗漏之处，请方家补识。 [5] 竺摩《竺摩启事》，《觉音》第十二期，第4页。 [6]《文教丛刊》第一期第三页。东方文教研究院1945年2月版。 [7]《文教丛刊》第一期封3。东方文教研究院1945年2月版。 [8]《 微妙声》第七期、第八期、卷二之一连载。 [9] 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07—3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 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以下的统计数字仍出于此书，不另说明。 [11] 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4期。 [12] 请参见王雷泉《国内佛教刊物管窥》，载《佛学研究》创刊号。黄夏年《我国新时期佛教读物的出版》，载《中国出版》1996年第6期；《一九九五年中国大陆佛教读物出版综述——兼谈有关佛教读物的出版和评论》，载《 台州佛教》1996第9期、第10期；《近期佛教研究著作扫描》，载《出版广角》，1996年第6期。 [13]《佛学研究》在2002年刊以前的主编是吴立民先生。从2003年起由杨曾文先生任主编。 [14] 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4期。 [15] 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4期。 [16] 该刊从2002年起已经取消了栏目的设置。 [17] 该刊2003年的主题是“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 [18]《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第2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2月。 [19] 王雷泉《中国大陆佛教刊物简述》，载《佛教文化》，1993年第.4期。 [20] 以下的内容系参考笔者与圣凯法师共同撰写的《中国佛教大改版》一文，见《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一期。 [21] 《内学》第四辑，1928年12月支那内学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