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儒学思想

　　儒学[3]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末民初，虽然社会的动荡已经使儒学日薄西山，但印光大师毕竟还是接受过儒学的正统教育，因而，他同儒学有着不解之缘。

　　在学生时代，印光大师还没有接触到佛学，对佛教一无所知。但是，那时的他却坚决反对佛教。为什么？因为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和欧阳修反对佛教，因为作为理学宗师的二程和朱熹反对佛教。那时，在他的心目中，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等等就是传习孔、孟之道的儒学大家，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佛教的接触与了解的加深，他对佛教的态度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直至最后步入空门。对佛教的修学使他对儒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他更是认识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便不再追随他们，也不再盲目地推崇儒学，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儒学的东西。

　　在印光大师看来，儒学应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一个是以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就社会的功能而言，早期儒学所宣扬的基本观念要比新儒学的基本内容有用得多。这种思想，印光大师在许多作品中都有充分的流露。

　　印光大师曾经为唱戏的戏台题过对联，其中的一副就很能反映他对正统儒家思想的赞赏。他这样写道[4]：「寓褒贬，别善恶：庆殃福极，报不爽于淑慝贤奸。发聩震聋，允作千秋藻鉴。扶教化，振纲常：慈孝仁忠，义各尽于君臣父子。移风易俗，洵为万世典型。」不难看出，印光大师运用了一系列儒家的概念，诸如「纲常」、「善恶」、「褒贬」、「教化」、「庆殃福极」、「慈孝仁忠」、「淑慝贤奸」、「君臣父子」等等。其中，纲常指的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它要求君、臣、父、子要各尽其分，为君的要仁，为臣的要忠，为父的要慈，为子的要孝。做人，一定要淑与贤，不能慝与奸：淑与贤之人必有吉庆与福气，慝与奸之人定遭灾祸与不幸。唱戏就是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照来扶助儒家的教化，以便达到褒扬善行、针砭恶习和移风易俗的目的，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不过，教化是一回事，教化的内容又是一回事。唱戏是为了教化，这只是儒家教化方式的一种延伸。印光大师所欣赏的并不是唱戏，而是其所唱的内容，即儒家纲常名教。

　　印光大师曾经向世人推广过儒家的经典，诸如《四书》、《十三经》等等，也为孔子和三教堂题过对联。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印光大师对正统儒家的把握。

　　首先，对于孔子，印光大师说：「继往开来，道通天地有形外；祖尧述舜，恩遍飞潜异类中。」[5]意思是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思想博大精深，其恩德无人不被。

　　其次，对于十三经，印光大师说：「十三经者，二帝、三王、周公、孔、孟继天立极、教化万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经大法也，悉本天地无私之至理、吾人本具之良知。初非有奇特玄妙不可企及者，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尧、舜与人同，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耳。若能遵而行之，则人入圣域、世复大同矣。」[6]这段话不仅反映了早期儒家思想的特点和追求，而且也反映了印光大师的欣赏态度。

　　印光大师认为，十三经是先秦圣贤依据真理(天地无私之至理)和人人本具之良知而开发的做人、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因为这个「大经大法」是人人本具的，愚夫愚妇同尧、舜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只要能以十三经为准绳而努力躬行，就一定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一旦人人都成了圣人，世界也就大同了。也就是说，大同是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而圣人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个人目标。[7]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同样是圣人的「大经大法」，十三经的侧重点还是不尽相同的。印光大师指出：

　　十三经所发明之道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阐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要，唯《大学》则次第言之而曲尽其致，《中庸》、《论语》、《孟子》俱皆发挥此义，但不次第循序而说耳。是知，四书者，乃《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之注疏而俾其道大明；《孝经》乃推其实行之效；《春秋》三传乃示其遵、违、得、失之证验也。由是而吾人之本心、群圣之薪传俱得大明，以之继往圣而开来学，其为功也，与天覆地载之功相等。……《尔雅》之所训释乃诸经之总注，俾若文若义悉得解了也。是则，《尔雅》为解义之初步而《四书》乃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8]

　　这就是说，十三经都是阐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的，但是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则有所不同。具体地说，四书是对《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等所作的注解，是对其进一步发挥的作品；《孝经》是有关其实践的作品；而《春秋》三传则是以历史史实来验证《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的作品。因此，四书就是十三经「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而在四书这一总持法门中，《大学》更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

　　印光大师认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之道以「诚明」而为根本。他说：「儒者以『诚明』为本。『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实则，『诚明』即『明明德』也。」[9]换句话说，儒家一切教化都是围绕着如何加强自身修养的问题而展开的，离开了这一核心问题就谈不上什么儒家。[10]

　　那么，儒家是怎样实现诚明的呢？

　　印光大师认为，其实现诚明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格物致知。他说：

　　欲明其明德，必须格去人欲之物，令净尽无余，庶即心本具之真知彻底圆彰而读书之能事只在此几希间了耳。何等直捷！何等痛快！方知「人皆可以为尧舜，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乃真语实语，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11]

　　这里，印光大师将「格物」解释为「格去人欲之物」、将「致知」解释为「即心本具之真知彻底圆彰」，显然是受孟子的良知本具观的影响，属于性善论的修养论范畴。

　　印光大师的这一解释与宋明理学所谓的「格物致知」迥然异趣，但是他认为，只有这个解释才是对的。他专门写了副《「格物致知」确解》[12]的条幅，说：「格除幻妄私欲物，致显中庸秉彝知。」继而，他又解释说：

　　此「物」即心中不合天理、人情之私欲。一有私欲，则所知、所见皆偏而不正。若格除此幻妄不实之私欲，则不偏不易、即心本具之正知自显，一举一动，悉合情理，了无偏僻。此圣人为天下后世所立修己治心之大法，修齐治平在是，超凡入圣亦在是。于此用功最省力，而其所得之利益，随各人之工夫浅深，为贤、为圣乃至为佛，悉由是得，况其下焉者乎！惜后儒不察，以「物」为「事物」，以「知」为「知识」，则是以根本之根本认为枝末之枝末，又以枝末之枝末认为根本之根本，不但不得圣人之意，亦乱圣人之文。何以言之？以「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极省力、极简便、举念即得之法弃之不讲，令人推极吾之知识、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以期诚意正心者，则举世难得其人矣。由宋儒误认「物」为外物，故后儒只云「诚正」而不提「格致」。此理极明显：以自命得圣人心传者错解之，致圣人教人修己治心之道晦塞不彰，可不哀哉！[13]

　　朱熹等人错解了圣人之意却还要自命不凡，结果导致了「圣人教人修己治心之道晦塞不彰」，实在是太可悲了！

　　虽然儒家提倡的是个人修养，追求的是世界大同，并且也确实在中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中国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因此而朝着儒家向往的方向发展，甚至在很多时候，二者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印光大师认为，就历史的情况看，这主要是两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其一，是儒家辟佛而不讲因果的结果；其二，是儒生不求上进的结果。

　　儒家辟佛而不讲因果的结果是说，由于韩愈以来的儒学大家都基于儒家和一己之私利的目的而对佛教大加批判，致使后来的儒生为了同佛教划清界限而不敢涉及因果的内容。一旦废弃了因果的教化，儒家的一切说教就必然显得力不从心，不可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对于其中的原委，印光大师有详细的说明。他说：

　　若欲令举世之人悉去私欲而显正知，非提倡因果报应不可。以：凡欲自利者，固不暇计及人之利与否；若知善恶因果「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声和则响顺，形直则影端」，了此，则不期格物而自肯格物矣。故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果矣。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此实明前生之因、今生之果：向，顺也；用，以也，得也；威，义当是「违」；极，穷厄也。由前生所行违背正道致今生得此穷厄之果也，后儒不察文理，一归于王政，则成违天理而诬王政矣。小儿生于富贵家即享福，生于贫贱家即受苦，岂王政令彼生乎！五福之四「攸好德」乃前生修道、修德之习性，一寿、二富、三康宁、五考终命乃前生修道、修德所感之果报也。六极之一凶短折、二疾、三忧、四贫、五恶（貌丑曰「恶」）、六弱（身柔曰「弱」）乃前生多作不顺道义之事之果报，何得皆归于王政乎！[14]

　　可见，不讲因果而只讲格物致知是不会奏效的，否定因果其实在更大意义上也是对儒家前贤的否定。

　　此外，许多儒生的作风也着实有背于儒家圣人之道。印光大师说：「其世道陵夷、人心浇漓者，由于儒者：不知道在躬行，一向逐末。」[15]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人有四大美事，可以说是对后来儒家现实的真实反映，叫做：「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自从以五经取仕之后，儒生学习的动力就不再是儒家的理想，而是现实的功名。他们通过刻苦的学习，主要是为了能够一朝得第。而一旦获得了功名，就往往把古圣前贤的教诲置若罔闻，而是一反本来，开始寻求私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16]就是对此最好的写照。如果用印光大师的话说，就是：「读书之人心不知书义而身不行书道：其作文也，则发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直使一丝不漏；而考其居心行事，则绝无此等气分，直同优人演剧──苦乐悲欢，做得逼真，实则毫与自己不相干涉也。此弊一肇，渐至变本加厉。」[17]这种现象，印光大师称之为：「唯以记诵词章拟为进取应世之资，是殆以圣人参赞化育之道作为博取名利之艺，其诬蔑圣人、悖逆天地也至矣。」[18]

　　平心而论，「儒者多主于事相而不致力于悟明心性，若不得佛法为之先导，则自己之心尚非所知，况圣人之心法乎？」[19]如果儒生能够认真学佛，明自本心，「则儒先圣人之心、如来之心亦可因之俱知矣」[20]。可是，后来的儒家去偏偏要反对佛教，为什么呢？印光大师认为，新儒家反对佛教是出于两种情况：其一，出于不懂佛教的儒家感情派的个人情感；其二，出于惧怕佛教的儒家功利派的私心。前者以韩愈和欧阳修为代表，后者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对于佛教的态度所产生的后果对社会和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其中，二程和朱熹对佛教的批判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韩愈、欧阳修对佛教的批判。[21]而一般的人之所以也辟佛，往往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读过佛经，只是想当然地盲从于儒学大家的言论。

　　在《〈儒释一贯〉序》[22]中，印光大师指出：

　　世固有不知佛而妄辟佛者，亦有颇知佛而阴服膺以阳为辟驳者。此种行为皆由「门庭知见太重，不能着实格物致知，以致意有所不诚、心有所不正」也，其言皆足以瞎众生之智眼、断如来之慧命。古大人忧之，乘机破斥，使彼作此说者与受其说之毒者悉皆深知吾佛教人之所以然：不但与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发明儒教、辅弼儒教之至理极功焉。

　　在《净土决疑论》[23]中，印光大师说：

　　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遂顿革先心，出家为僧。

　　在《张慧炳往生西方决疑论》[24]中，印光大师说：

　　张慧炳……及其读书之后，渐染于程、朱、韩、欧之学说（程、朱辟佛之力比韩、欧为巨），则于即心自性之理更加锢蔽，无由发明矣。所幸者，阅世既久，常罹祸乱，不免常存厌心。恰遇常慧扬以念佛求生西方相劝，则如久旱之苗，忽得甘霖，即得勃然发生，势不可遏。虽于佛法未能大明，而程、朱、韩、欧之心曲固已灼知深见，反由此更加信心。

　　在《福州佛学图书馆缘起》[25]中，印光大师说：

　　世人未读佛经，不知佛济世度生之深谋远虑，见韩、欧、程、朱等辟佛，便以崇正辟邪为己任而人云亦云，肆口诬蔑，不知韩、欧绝未看过佛经。

　　韩之《原道》，只「寂灭」二字是佛法中话，其余皆《老子》、《庄子》中话。后由大颠禅师启迪，遂不谤佛。

　　欧则唯韩是宗，其辟佛之根据：以王政衰而仁义之道无人提倡，故佛得乘间而入。若使知前所述佛随顺机宜济世度生之道，当不至以佛为中国患而欲逐之也。欧以是倡，学者以欧为宗师，悉以辟佛是则效。明教大师欲救此弊，作《辅教编》，上仁宗皇帝。仁宗示韩魏公，韩持以示欧。欧惊曰：「不意僧中有此人也！黎明，当一见之。」次日，韩陪明教往见，畅谈终日。自兹，不复辟佛。门下士受明教之教，多皆极力学佛矣。

　　程、朱读佛大乘经，亲近禅宗善知识，会得经中「全事即理」及宗门「法法头头，会归自心」之义，便以为大得，实未遍阅大小乘经及亲近各宗善知识，遂执理废事，拨无因果，谓：「佛所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且谓：「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锉、斫、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托生！」由是，恶者放心造业，善者亦难自勉。

　　又说：

　　宋儒若周、程、张、朱等，……瞒昧自心，拨无因果，攘人之物以为家宝，拾佛法之遗余扶儒教之门墙。又恐后生高推释氏，因巧设方法作盗铃计：横造谤议，陈其祸害；关闭后生，永不能出。又恐或不死心，遂现身说法，谓：「吾昔求道，亦曾旁及释老，然皆了无所得，后反求于六经而得之。从此，释老之破绽一一彻见矣。」夫诸子，诚意正心、躬行实践诚足为儒门师表，但以扶持门墙之念过重，致于最宜感佩表彰之处反掩人之长以为短，以己之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竟使诚意正心、躬行实践不能圆满完备、彻头彻尾。噫！可哀也已。一乘居士谓其「入室操戈，喧宾夺主」，其言甚确！[26]

　　很显然，在印光大师心目中，程、朱、韩、欧都不是圣人，他们的学说也都同传统儒家相距甚远。韩、欧辟佛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佛法的真意，不了解佛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一味地从维护他们所认为儒家道统的角度来反对他们认为不符合儒家的东西[27]；程、朱虽然读了不少佛经，也颇有心得，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深恐别人说他们是禅门宗徒，便急于同佛教划清界限而「执理废事，拨无因果」。他们的种种辟佛行为不可避免地使「恶者放心造业，善者亦难自勉」，这样，社会风气能不败坏吗？

　　有鉴于此，印光大师认为，要拯救社会和人民于水火，就必须提倡三世因果，提倡纲常名教，抛弃韩、欧、程、朱的辟佛邪说。在印光大师看来，儒家反对佛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对儒家不会有任何损害，相反，却对儒家教化有不可估量的扶助之功。「儒、释无二道，生、佛无两心」，「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二致」。[28]儒家的根本处在于诚明，佛教的根本处在于觉，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印光大师说：

　　若与佛法互证对释，则「诚」也、「明德」也乃「本觉性德」也，「明」也、「明明德」也乃「始觉修德」也，「物」即「妄想执著」，「格物」即「离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得如来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彻底显现吾心固有之良知与真知也。故曰：其发挥浅深虽有不同，其理体工夫固无二致也。[29]

　　因为佛教与儒家的根本处并无二致，古往今来，才会有那么多的聪明睿智之人学佛，进而「因得佛之心法而儒先圣人之心法方得悉其底里」。[3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印光大师的儒学思想归结为如下四点：其一，在社会效果上，儒家与佛教的根本处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具体发挥的形式和深浅问题；其二，净化社会人心应当以十三经的圣贤之道为主，应当借助于佛教的力量，决不能反对佛教，更不能反对因果学说；其三，唐、宋以来的新儒家[31]更大程度上是同孔、孟之道相左的，是他们的错误观点最终导致了儒学的没落和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其毒害非浅；其四，世人都应当学佛，只有把佛教学好了，才能真正发挥古代圣王的治世精神，也才有可能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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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曾发表于香港《人文》月刊1999年第７期，此次出版时，作者对其作了部分改动。
　　[2] 作者恒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哲学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般若琐谈》、《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著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并多次在国际佛学论文比赛中获奖。电子信箱：hy@whpq.org
　　[3] 儒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学问体系，而有关儒家的规定性，本人在《论儒家》一文中有专门的界定。本人认为：「我们应当从两种角度来把握儒家：其一，是集体的角度；其二，是个体的角度。从集体的角度说，儒家指的是孔子所创立的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以修齐治平为毕生理想、以五经为基本典籍、以祭祀为必需行为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舞台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宗教。如果从个体的角度说，儒家则是指构成儒家这一集体的人。由于个体的儒家（Confucian）满足不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它不能成为宗教；集体的儒家（Confucianism）由于满足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所以人们都习惯上称之为『孔教』或『儒教』。」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9月号，国际网地址：www.whpq.org
　　[4]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63～274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5]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63～274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6]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54～56页《〈十三经读本〉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7] 有关儒家的圣人问题，本人在《〈周易〉的圣人观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本人认为：「《周易》与儒家所说的圣人，与其说是『内圣外王』，不如说是『以明君为圣』更为贴切。中国能否繁荣富强，这同是否提倡『内圣外王』毫不相干，因为圣人与政治家完全是两回事，硬要将其拉扯到一块只是理论家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12月号《〈周易〉的圣人观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一文，国际网址：www.whpq.org
　　[8]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54～56页《〈十三经读本〉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9]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儒释一贯〉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10] 有关儒家的规定性，本人在《论儒家》一文中有专门的界定。本人认为：「我们应当从两种角度来把握儒家：其一，是集体的角度；其二，是个体的角度。从集体的角度说，儒家指的是孔子所创立的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以修齐治平为毕生理想、以五经为基本典籍、以祭祀为必需行为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舞台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宗教。如果从个体的角度说，儒家则是指构成儒家这一集体的人。由于个体的儒家（Confucian）满足不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它不能成为宗教；集体的儒家（Confucianism）由于满足了构成宗教的七要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所以人们都习惯上称之为『孔教』或『儒教』。」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9月号，国际网址：www.whpq.org
　　[11]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54～56页《〈十三经读本〉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12]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63～274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13]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第429～430页《复念佛居士书》（莆田广化寺版）
　　[14]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第429～430页《复念佛居士书》（莆田广化寺版）
　　[15]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54～56页《〈十三经读本〉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16] 《儒林外史·第八回》：「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而今也不甚准了！』」
　　[17]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54～56页《〈十三经读本〉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18]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54～56页《〈十三经读本〉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19]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儒释一贯〉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20]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儒释一贯〉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21]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898～900页《张慧炳往生西方决疑论》（莆田广化寺版）
　　[22]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23]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论》第1～8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24]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第898～900页（莆田广化寺版）
　　[25]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第253～257页（苏州灵岩山寺版）
　　[26]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书》第6～9页《与佛学报馆书》（苏州灵岩山寺版）
　　[27] 唐代韩愈的《原道》说：「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其死，不得其传焉。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中国书店1991年版《韩昌黎全集·卷第十一》）但是，本人认为，儒家的这一道统事实上并不存在。有关详情，请查阅《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9月号《论儒家》，国际网址：www.whpq.org
　　[28]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儒释一贯〉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29]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儒释一贯〉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30]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序》第70～71页《〈儒释一贯〉序》（苏州灵岩山寺版）
　　[31] 注意：这里所说的「新儒家」指的是唐代以来的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等，同当今学术界所说的「新儒家」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本人在《论儒家》一文中曾经指出，新儒家不是儒家。不过，我在那里所说的「新儒家」仅仅指当前学术界中的新儒家，不是中国古代的新儒家。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新儒家虽然同孔孟儒家有很大的不同，但依然是主流的儒家形态。有关《论儒家》的详情，请查阅《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0年9月号，国际网址：www.whpq.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