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生活中与佛法对话

在现代生活中与佛法对话
　　文/陈国坤
　　首先要声明当初林师兄找我来此，原意是要我谈这些年来接触佛法的一些感受，我以为这只是一篇抒情文，应不是太大问题，就爽然答应。然后，林师兄要我择定一个题目，并因为他要做文宣之故，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决定。我在一小时后，匆忙择定此题目。刚开始还觉得题目不错。但到次日，我开始认真思考这题目时，不觉冷汗直冒。这是一个很狂的题目，首先何谓“现代生活”？对生活的阅历、体验不深的人，有何资格谈现代生活？又何谓“佛法”？这更是许多修行者经累劫诚恳修习也未必说得清的。我又何德何能敢来谈佛法？尤其今天的来宾，很多人皆是学佛多年的老参，我讲此题目，很可能是班门弄斧。这一个多月来,每天上午到凯辛纳公园散步的一小时路程中，常在参这个题目，越想却越诚惶诚恐。如今，只有硬著头皮，请求各位老修行者以较宽容的态度，容许我发表一些也许不周延，不如法的见解。有错误之处，也诚恳希望各位不吝指正。我想来想去，也还是只能以“抒情文”入手，只能从“我的现代生活”和“我所认识的佛法”谈起。虽然明知“我这样”、“我那样”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但希望，这个“我”，也能有一些大家共同的回忆与经验。
　　我是在民国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年﹚左右，开始接触佛法。那时因为家兄的缘故常有机会到台北南港的十八罗汉洞，那里明心禅寺的住持修学法师，后来成为我的皈依师父。我在那往后的几年，对佛教禅门的生活方式，有些粗浅的认识与体验。
　　那时候台湾的宗教信仰主流虽仍是一般佛道不分的民间信仰，但官方和主流媒体对宗教的态度，却是独尊基督教。所有的民间信仰和宗教皆是“层次比较低的人的迷信”。只有基督徒能够理直气壮地在公开场合宣称他们信神，其他的人皆是“没有信仰的人”。当时，我高中班上就有几位这样的同学，也积极对其他同学传道。不信他们的人，似乎就成为异端。我一方面是他们眼中的异端，但另一方面却在佛教的经典、传记中，感受到深刻的人文气息，也更觉得身为佛教徒没有什么值得自卑之处。
　　六零年代，台北市已是处处有电的城市，即使是再怎么困难的贫民户，电力公司的配送电线也一定会送到家家户户。但当电力公司要配电线到十八罗汉洞时，我师父修学法师却拒绝装电，电力公司对至今还有人要拒绝现代电力的生活，感到不可思议。他却认为装电之后，寺里的生活起居会变乱。原来没电时，大家在黄昏时吃完晚饭，就点起蜡烛作晚课。晚课结束没多久，就会感到已是深夜。大家早早就寝，第二天上午四点左右就起床做早课。
　　黄昏之际，大家坐在寺旁的巨石上，有人拉起二胡，有人弹琵琶、有人吹洞箫，晚风习习，远天的星辰闪烁，坐在一旁欣赏这样的场景与气氛时，我常笑说我们是“今之古人”，这种场面和唐、宋年代人的休闲生活也没有多大差异。
　　师父有一次把拖鞋往空一抛，落地之后，他说这就是“杯筊”。有一次他还让一位当时只有小学六年级的小师弟和我，一起到附近山壁巨岩下的黄金瓮，去考察里头的人骨，我们把人骨拿出来察看一番之后，再放回去，也因此可以分辨男人骨头与女人的差别。男骨纯白也较重，女骨带有驳杂灰色也较轻。回到寺里后，师父要我们去阅读“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在当时也对女人骨为何较轻，有些说明。这两件小事，让我对佛教对迷信的立场，有更清楚的认识。禅宗师父教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迷信。那时候，越是怕鬼，师父就叫你在一片漆黑的山谷中，独自步行。那时候，初步认识到禅宗行者的阳刚气，也心向往之。
　　当时，是一张基督教的传单，令我相信自己更适合成为佛教徒。传单上说，有一位丧子的母亲，抱著小孩的尸体，极度悲哀地祈求耶稣基督让她的儿子起死回生。耶稣基督以神力让小孩复活。母亲因而更确信神的大能。传单说神无所不能，只要你愿意信祂。
　　那时，我在佛经中也读到一则类似故事，同样是一位丧子的母亲，抱著已死的儿子向佛陀哭诉。佛陀却告诉她若能找出有未死过人的住宅，就可告诉她救子之道。她在走遍全城之后，竟发现没有人的家，没死过人。她再垂头丧气地回来向佛陀救助时，佛陀讲的一番话，终让她了悟人的生死无常之道。佛陀此则未展现神通的教化，却令我更感动。佛教的这种人文精神，应该会吸引比较倾向人文主义的人。
　　一九七一年到七五年间，我离开台北到中坜的中原理工学院就读心理学系。注册之后，才知那是一所基督徒办的大学。第一年班上很多人准备转系或重考，一班原来有四、五十人，到第二年只剩二十九人。我到大一下学期之后，就不想走了。深深吸引我的是学校外围的稻田，和相思树林、竹林与池塘。我常于晚餐过后，散步到校外的竹林池畔，欣赏黄昏的彩霞。那时中原理工学院附近，仍是一片农村田园。有时课余骑单车在田间小径奔驰，心旷神怡，定下来不想走的念头确立之后，就没有前途茫茫之感，也不焦虑心理系毕业之后有没有饭吃。那时也变得爱读书。
　　从大二直到毕业，我住在校外一个独院的房子里。只有一间房，摆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小佛坛之外，只剩旋身之地。但窗外面对的是一大片稻田。夏天明月之夜，我有时把窗子拆下，室内的灯灭之后，就看见白色的雾气飘进室内。春天时，窗前的牵牛花有时会钻进沙窗，沿著室内的墙壁攀爬，我就任满室生绿。大二、大三的寒暑假，我甚至赖著不回台北，留在没有学生的校园里，读自己爱读的书，不必应付考试的压力，自订自订看书进度，那段经验非常美好。
　　我在那里也经历了，鬼魇的经验。那间房子是校外一些老兵眷村聚落一条巷弄的最后一间，走道尽头左转就是我的小院子，平常我就摆自行车，右转就是一座猪舍，猪舍右侧就是大家共用的厕所。最旁是侧门，开门出去就是一灌溉渠圳。纵横在一片稻田之中，沿著水圳走数百公尺，会碰到一座土地庙，我们心理系同学常于深夜在土地庙旁畅谈怀抱。我搬进去的第一晚，刚睡下就梦见有庞然巨物把我压得动弹不得，心生恐惧，念了数声观音菩萨圣号，逐渐清醒。第二天，我问心理学老师为何会有梦魇？她说：“你身体极度疲乏，但心识又极活跃，就有可能发生梦魇。”但为何是那么恐怖的梦境？更何况我们也常有身体很累，但脑袋清醒的情况，但也不致因此就必然有梦魇。老师也没回答得很好。但我却连续三天，遭逢梦魇。第三天的梦境更恐怖，我发现自己爬一个楼梯上一阁楼，头刚伸出楼面地板时，就看到上面坐一个青面獠牙的小孩，那时台北刚演过电影“大法师”，那鬼的造型与电影中相去不远。我僵在那里头皮发麻，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还记得念观音圣号，就此醒来。醒来之后，我做了一个很有气魄的决定，我说：“这个房子，我住定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怪梦。
　　心理学的课程上了几年之后更觉得人是很容易受骗的。在一些知觉心理学的实验中，同样是条线，只因所添加的背景，以不同的方向呈现，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判断。在一个纯粹的物理刺激中，人都那么容易受骗，更何况是其他带有感情、价值判断的讯息，整天充斥我们的社会，人要超然自持，不被欺骗简直不可能。
　　“不要被骗”是我当时最大的心愿。除了不要被政治口号、宣传、意识形态欺骗之外，也不要被浪漫的感性经验所欺。甚至当时也深悟眼、耳、鼻、舌、身等感官体验，只要经轻微操弄，皆可欺骗自己。就这样一路追索下去，简直坐立难安。当时想像，也许只有开悟者才能免于被骗，但立刻又认为这种想法可能亦是骗局。也体认到在一个共同欺骗的“社会价值”里，人有时还不得不随缘被骗、骗人，否则可能是社会的边缘人。我带著这种自觉步出校园，当兵、就业、出国留学，无意中踏入媒体工作，一幌二十年。
　　在我们的生活中，免不了有三个层次要面对。用西方哲学的分类是“人与周遭环境”、“人与社会”和“人与神”的关系，这三个层次让我们处于“美学的”、“伦理的”与“神学的”人生境界。在美学的层次，我们只是旁观者，我们也许欣赏、也许不欣赏所见事物，但并不介入，也觉得事不关己。但当我们对某些事物产生某种关怀和责任感时，就进入伦理层次。
　　当人开始感到要爱国，感到对社会改革自己也有一份责任、经常忧国忧民或愤世疾俗，甚至常涌现好打抱不平的正义感，这时的人生层次正是处在人与社会的伦理层次。当我们认识到不论是怎样完美的国度，竟还有精神失常的人，我们最终要面对我们为什么来此世间的根本问题。
　　从年龄的角度而言，当我们步入四、五十岁，一些世俗功业，不论成败，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之际，我们总要追寻精神层次的生活，也就是“与神对话”的生活阶段。
　　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时，亲自经历了台湾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转成工商社会的轨迹了了分明。战后在台湾出生的人或移居台湾的人，家里一定是陆续有脚踏车、电锅、摩托车、黑白电视、电冰箱、电话、彩色电视，然后开始有浴室、抽水马桶，八零年代后半期开始有传真机、家有汽车的人亦陆续增加，九零年代以后家家户户进入电脑年代，手机也从只有“大哥大”才配使用，逐渐变成每一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配备。
　　随著现代科技的发展，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亦有所改变。六、七零年代，台湾还有许多禁书，新闻局也经常在做查扣民间杂志的事。政府还自认有能力控制人民的思想，但到了传真机已很普及的年代，这种监控变得了无意义。台湾的解严也变得势在必行。
　　到现在透过网际网络，我们的问题是资讯太多，反而不太容易定下心来，看一本小书。这些年来，台湾经历了戒严、解严、开放报禁、党禁，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乃至国民党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在政治天翻地覆的改变中，我们也目睹一些以为是常识的历史是非，竟也可以变来变去。在历史的变局中，一些原被认为无上崇高的人物，很容易就变成昏君或小丑。
　　我们也许不可免的被编派至某一党派，或卷入某一政治势力，这些都不免具有欺罔性。身为佛教徒，从佛法所学的智慧，就是至少应对此种欺罔性具有某种程度的自觉与警惕，而不是跟著搅和。
　　即使从认识佛法的功课而言，每一个人亦应当家做主，而不迷信。任何经典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如果我们在研读经典时，也尽可能回归历史现场，那对佛陀的本怀会有较全面的了解。佛陀同时代的弟子，都有误解佛陀教诲的实例，更何况现代人？
　　杂阿含经有一则经说，佛陀教弟子修不净观，有不少人努力修习，见自己一身臭秽，决定予以消灭，有人持刀自杀、吊死，甚至请同伴结束他们丑陋的生命，结果竟一连死了六十人。到佛陀在月中聚会时，发现少了不少人，问阿难才知有那么多人修不净观修到不要命。佛陀才又为弟子传授安般守意法。
　　从此例可知，佛陀在教导弟子修观时，是要我们掌握观的方法，在如实观的时候，并不需做价值判断。但那些修不净观的弟子，却进一步做了价值判断，观到了身体不净是一回事，因此自裁又是另一回事
　　五、六零年代佛教在台湾的处境远比现代差。我们现在读到一些知名法师的传记，才知当年他们到台湾初期，曾遭受不少政治迫害。但几十年下来，佛教已成为台湾宗教的主流。这期间有许多法师与居士共同付出许多心血。目前佛教界一些大法师在台湾的地位尊崇，连总统要和他们见面，也必须移樽就教。陈水扁当选总统后，就去见圣严法师，并留下“慈悲没有敌人”这样的句子见报。他也去拜见星云大师也得了一句“有佛法就有办法”。他当然也拜见了证严法师。过去武则天要见六祖惠能，是下诏他进京。六祖托病不见，传旨的刺史为了交差，只好请六祖讲经，于是有了坛经。
　　当佛教也成为现代政治人物攀缘的对象时，佛教事实上面临更多潜伏的危机。政治人物懂得利用佛教，附佛外道更会看到广大商机。台湾目前各种有名目、没名目的修行团体不知凡几。为了“修行”倾家荡产的人，大有人在。为了探望某些被旁人宣称有神通的人，很多人奔走流浪各道场，忙碌不已。这种现象不只台湾独有，连美国的华人社区也处处可见，这一方面也反映身处现代社会，的确有许多人渴求安身立命之道。
　　我们面对百花齐放的修行团体，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回归佛陀本怀？也不外是多研读经教，以确立正知见。同时透过禅坐、共修、行善等感性体验，以培养宗教情操。两者皆不可偏废。读经教之余，也应多亲炙祖师大德的传记。有时祖师的行谊，正给我们立下学佛的榜样。
　　虚云和尚年谱有一段记录大陆陷共之际，人心惶惶，佛教界有许多人出亡香港之后，感到前途茫茫，那时许多有识之士，也未必看好台湾的前景。虚云和尚的弟子岑学吕问他说：“举世滔滔，何去何从？老和尚仅说：“放下就是道场。”
　　我们在现代生活中仍可从佛法取得无限滋养，我们如果以学佛的态度活得很出色，也可增添佛法的内涵。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