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中国文化

佛学与中国文化
　　刘裕略
　　我想：宗教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学术思想的；一种是只有神的信仰而无学术思想的。红灯教与白莲教属于后者，与佛教基督教则属于前者。
　　后者往往只能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一定社会起一定作用，很难在广大地区维持永久，前者就不同了，它不但可以在一定地区生存和发展。而且，还随着时间的延长，扩展到其它地区或其它国度里去。它们之中，也有在原来诞生地点衰微，而在别的地方繁殖起来的。其所以如此，就因为这一类的宗教不只是有一种组织。同时，它还有一套学术思想的缘故。
　　凡是没有学术思想的宗教，通常都只能起一定的社会作用，而不能起一定的文化作用。此所以红灯教与白莲教当时都曾如火如荼，事过境迁，却了无痕迹。有学术思想的宗教却不同了；因为它本身就在文化范畴之中，所以它不仅可能发生军事作用和政治作用。同时，还可以发挥文化作用。
　　凡学术思想一定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如果甲乙两种学术思想碰头，要它不互相起作用，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影响之程度及结果可能各有不同，但它们必将互相影响或一方给予另一方以影响则无疑义。
　　佛学与中国文化碰头并不是它们两个在中国以外的什么地方遭遇，也不是中国文化前往印度，而是佛学从印度输来，但无论它们碰头的经过是怎样的，它们之间将会有影响的事实发生，则亦无可疑义。
　　关于佛学传入中国的经过，其最先见于正史信而有据的应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摩腾、竺法兰二人应诏赍经典而来的这一件事。从那时起，佛之教义始正式东被。因为这样。所以，一般人多认为佛教之传入中国是自汉明帝永平十年开始。但我们晓得：西印度之摩腾、竺法兰二人当时何以会应诏而来昵？不消说是因为汉明帝曾经有诏给他们。汉明帝当时何以会有诏给他们呢？如果汉明帝事先不知道有佛陀，汉明帝能够下诏征求佛经吗？当然不可能的。那未，事情便非常明显了。必定是汉明帝在下诏以前就已经知道有佛有法。否则，他便无从下诏。据稗官野史所载，说中国秦时与宝利坊等交通，便已知道有佛。又说：西汉时从匈奴得到金人，这金人就是佛像。这当然都有可能，但不管如何，汉明帝以前，中国早已知道有佛，则是千真万确的事。不过，西印度摩腾、竺法兰东来以前，中国尚无佛经罢了。
　　佛学传入中国以后。虽然，与它最先接触的就是中国的皇帝，因而使得它的传播，得到许多方便，但它起较大作用的时间，却不在最初那一段时期，而在六朝隋唐之间，直到唐代而大盛。在汉代，自从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学术界的第一势力就是儒家；第二势力是道家；佛家后来只算第三势力。到了六朝隋唐以后，道家的势力逐渐衰微，佛家才由第三势力变为第二势力。但也永久没有变成第一势力。
　　在三国和六朝时代，正是道家猖披的时代。此可从帝王儒者崇尚谶纬，迷信休咎，阴阳五行之说，深入人心之现象证之。而魏晋以后，更有甚焉。曹操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也就含有道家思想。曹操尚且如此，其它诸人可想而知。魏文帝曹丕提倡旷达，举世从之。前此建安七子。固早已以浮靡相尚，则其后二三百年间士大夫之崇尚清谈，自亦非偶然。何晏、王弼是当时道家中之巨擘。王衍传说：“晏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在者也。”此外，又有阮藉、稽康、刘伶、王戎、乐广、卫玠、玩瞻、郭象、向秀等人皆以谈立而负大名于时。甚至，父兄之劝戒，师友之讲求，亦莫不以推究老庄第一事，这就尤足证明道家在当时的风行了。上焉者谈玄，下焉者搞所谓炼养、符箓、占验之事，是当时的一般现象。
　　道家最盛的时候，儒家且不免为之减色，佛家更无论矣。佛经虽然自汉明帝时候起即开始传入中国，但在此时期，一般信佛者还只知道诵读经文，皈依仪式，对于诸乘法理，即真正的佛学尚无心得。所以，事实上，三国六朝时代，还只能说是佛学在中国的萌芽时代。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大影响。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对它也没有大影响。
　　直到唐代，这情形才完全改观。到了唐代，佛学就大盛起来了。唐代及五代时候的艺术和建筑，都已受到佛教的影响，最有名的敦煌艺术就与佛学有不解缘。对于文学，它也很有影响。虽然，道家在唐代也还有它的力量，如像大诗人李白就是信道的，大诗人杜甫也曾经和李白一路到王屋山去访寻道家的人，但与李白、杜甫同时的大诗人王维却笃信佛教。王维字摩诘，这摩诘二字便是从佛学得来，可见其影响力之大，已非往昔可比了。韩愈谏迎佛骨，固然是儒家反对佛家的一个例子，但那也正反映了佛学已经威胁儒家了。
　　反对佛学的固不自韩愈开始，魏明帝时，费叔才、褚善信两位道士就曾经著过〈道佛优劣论〉，抨击佛教。甚至，吴主孙皓也曾经有过废止佛教的意思。不过，费叔才、褚善信两人反对佛教，是为了长扬道教，与韩愈反对佛教，是为了维护儒家传统，在动机上，两者又各自不同。
　　唐代佛学之所以很盛，也并不偶然。晋以后，道家的势力虽大，佛学在中国亦已相当发展。而且，这时期，还不断有人到中国来翻译佛经，宣扬佛法。东晋以后，更有道安等专阐扬佛学于士大夫间，惠远开庐山，日夜说法，则更成为净土宗的滥觞了。法显横渡雪山，深入天竺，将佛典带回中国，并著佛国记以述所见所闻，这是中国到印度求佛的第一人。
　　此时，复有龟兹国人鸠摩罗什东来，不惟日夜从事翻译，兼且收授门徒三千人，传大乘教，达者七十，俨然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代大师。在鸠摩罗什之前，中国佛家所讨论者仅小乘而已。鸠摩罗什首传三论宗义，译法华经，又译成实论，这于是乎又成为成实宗入中国之始了。
　　其后，佛驮跋陀罗译华严，昙无谶译涅槃，南北朝时，五分律文、观普贤经、观无量寿经、璎珞经等又相继译出。再后，菩提流支首倡地论宗，达摩首倡禅宗，真谛三藏首倡摄论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师首倡天台法华宗，南山律师首倡律宗，善导大师正式倡导净土宗，慈恩三藏首倡法相宗，贤首国师首倡华严宗，善无畏三藏首倡真言宗，诸宗并进，万马齐奔，由此可见唐代佛学之盛，是有它的道理了。在此情势之下，韩愈起而捍卫儒家正统，自亦为理所必然。
　　不过，韩愈虽然反对佛学，玄奘大师往印度取经的事却也就发生在唐代。同时，在文学上与他齐名的柳宗元很信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很信佛。比韩愈前一个时代的大文豪谢灵运、刘勰也很信佛，比他后一个时代的苏轼也很信佛。
　　韩愈以后，反对佛学的人也还很多，未明理学家也很反对佛学，但佛学却仍然在中国传播。到了近代，梁启超和梁漱溟也还是很信佛的，这可见佛学对中国学术界确有其影响。只是这影响似乎是越来越小罢了。
　　根本说来，佛学与中国帝王发生关系虽然很早，但它对中国政局所起的实际作用却不大。除了梁武帝舍身为佛以外，具体而严重的政治事件少有；同时，它也没有能够取儒家的地位而代之。在观念上，它使一部份中国人的人生观更为超脱，倒是真的，也仅仅如此而已。
　　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除了佛学对中国文化有所影响之外。同样，中国文化也对佛学起了一定的影响。佛学之所以能够趋于博大，中国文化实与有功。譬如天台宗，就不是来自印度，而是创自中国；印度亦无华严宗与禅宗，这都可见佛学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综合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来看：中国佛学实更较印度佛学富有哲学意味。
　　而这又似乎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有关了。对于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我总有这样一个看法：印度文化虽有理智成份及意志成份，却更富有情感成份；中国文化虽有理智成份及情感成份，但却更富有意志成份。因此，它们之间，原就互相有着需要处。
　　梁启超论中国佛学之特色说：“美哉中国，不受外学已则，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如果梁氏之言为不虚，则更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互相需要处。梁启超又说：“吾窃信数十年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吾请讴歌隋唐间古德之大业，为我青年劝焉。”梁氏此项旨趣极高。
　　然以梁氏作此信念所根据之理由而言，犹不过有感于隋唐间诸古德之大业一点，而在另一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亦正有相需之处；再加上今日世界已经突飞猛进，由于人类之自我觉悟和交通工具已把空间缩短之关系，我们显然是更应该基于传统文化的立场，融合中西学术思想，向世界性的学术思想和行为标准迈进的。检讨佛学与中国文化之关系之后，我们应该对此更有信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