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发展史述略讲义〈十六〉

中国佛教发展史述略讲义〈十六〉
　　范观澜
　　第二、有关佛学思想的趋向。对此问题，开始他们的动机，原是要以佛陀的学理来统领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后来愈钻愈深，不知不觉间，自己便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无形中走入宗教的不二法门，自然对于明清以来衰败的佛教本身，发愿要求整顿，因此弄得既不能救世，又无暇自救，结果还与佛教的出家僧众，无意中形成冰炭，势不相容，一直闹到居士弘法为“非法”的争论，所以更不能救起没落的佛教，诚为可叹。例如杨仁山先生与欧阳竟无师徒二人，当时受佛教教内的歧视，几乎到了委屈不能求主，忍辱不能负重的为难境地，当时杨仁山师徒间，所引起僧俗弘法的争议，非常严重。这个问题，直到如今尚弥漫在佛教徒的僧俗之间，就佛教言，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内伤。
　　二、中国佛教的演变
　　上面述及中国佛教的复兴，就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初期，清末民初佛教的机运。这时出家僧众的佛徒们，虽然也已受到时代的压力，但他们始终还过著山边林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寺院生活。
　　民国元年（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肇造，袁世凯包藏祸心，阴图帝制，佛教本身，又鉴于外来宗教等有组织、有计划的传教行动，同时受政治思想影响，才由当时享有盛名的诗僧八指头陀发起，召集全国僧界大会，在上海留云寺，创立中华佛教总会，议定章程。正当这个佛教组织呈请政府，尚未蒙批准立案的时期，袁世凯政府的内政部礼俗司方面，为了妥筹帝制的经费，一眼便看中了全国佛教的寺产，所以在民国二年，便有提拨公私寺产的案件发生，八指头陀为此进京力争，始终不得要领，便愤激而死。因为盛名诗僧的以死力争，才由他生前的诗友们，如熊希龄、杨度等八人，对袁世凯加以辟说，因此中华佛教总会的章程，才经过国务院审定公布，佛教寺产，赖以少安。
　　八指头陀（1851～1913），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法名敬安，字寄禅。少时孤贫，为了牧牛，未读书，不识字。常与王湘绮先生等当代名士为方外友，他本不会做诗，因苦行修持，忽然顿悟。某年他回家看娘舅，过巴陵，登岳阳楼，友辈分韵赋诗，他澄神趺坐，下视湖光，一碧万倾，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遂豁然神悟。湘绮先生等极为欣赏，从此便以诗名。以后历任国内名刹方丈，望重诸方。此后，国民革命尚未完全成功，自推翻袁世凯以来，又进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兵燹余生，国内名山古刹，日渐侵凌，以为军阀兵马驻屯之地，有﹁天下名山军占多﹂的情况。这段时间，八指头陀的弟子中，能够续承遗志，而且比较具有现代知识的和尚，便是太虚大师了。
　　太虚法师（1889～1947），俗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门县（后改为崇德县）。幼孤，十五岁即出家。潜心修持，善为诗文，故得结交当时诸名士。三十岁时，受华山、栖云两人的影响，即参加广州方面国民革命工作。武昌起义，全国光复，太虚觐见孙中山先生并在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志欲整顿近代中国的新佛教。因此在当时佛教界中，便有革命新僧太虚、智光大闹金山寺事件，名震一时。民国初年，又潜心修持，闭关于普陀锡麟禅院阅般若经，曾入数小时定后，智慧大开。此后三十余年，悉心致力于佛教的革新运动，到处讲学弘法，并主办僧众教育事业。世界佛教联合的运动，也由他所首倡，民国十二、十三年间，他在庐山即独标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宗旨，有日本名僧，及日本佛学名家木村泰贤等与会，同时也有英、德、法、芬兰等国佛教徒参加，后来他又到日本各地讲演过佛学，此后拟办过中华佛教大学、世界佛学院等壮举。在二次大战的先后期间，他曾任常惺法师主办的厦门闽南佛学院院长，主办过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培育新佛教的僧才，确也培养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学僧，例如弘法与留学斯里兰卡的名僧法舫，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他主张“人间净土”，曾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口号，这是很具气魄也很有见解的中国新佛教的维新精神，应该算是他一生的名言，可供今后佛教徒的启发。他实在可以说是一位苦行僧。这个“苦”是指他的心志很苦，他想振兴佛教，热爱国家，那都是出于一片真诚。而他正生当新旧思想的交替和民主政治的新阶段，他过于热情，尚不能完全了解于世界大势，又缺乏真正的政治见解，对于积习深重的中国佛教，不循渐变的途径，想用革命的方式，促使骤变，所以弄得有愿未偿。
　　自八指头陀到太虚大师，都是适应时代需要，延续佛教慧命的先哲，这在现代佛教史上，应该可算为可敬的佛弟子，毕竟功多于过，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人物。此外，在净土宗，有印光大师；天台宗，有谛闲法师；律宗，有弘一大师；禅宗，有望重山斗的虚云老和尚，号称当代禅门龙象峨嵋金顶的传钵和尚，扬州高旻寺的来果和尚，泰州光孝寺常惺和尚、焦山佛学院的创办者智光大师，也都是称为当代的佛教大师，品德庄严或学问渊博的代表人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