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宗教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试论宗教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王俊虎
　　摘要：宗教为老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写作素材，启发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和心扉，同时也提升了老舍文学文本的思想文化意蕴，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现代中国，当绝大部分现代作家把文学创作焦点聚集在芸芸众生的此岸世界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时候，老舍以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和虔诚的佛教信徒把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人生彼岸，延伸了老舍作品与那个血与火革命年代的美学距离，这或许是老舍作品至今仍然活跃于影视网络传媒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宗教；老舍；文学创作
　　宗教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发生学角度上来讲，许多学者坚信文学起源于宗教，文学的“宗教发生说”虽然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和可能，但两者之间具有的相似性却是可信和无疑的。自宗教与文学产生以来，两者一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宗教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故事，中西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故事和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宗教提升了许多文学作品的精神格调和诗意品质，但丁、莎士比亚、拜伦、雪莱、雨果、诺瓦利斯、夏多布亚昂、乔伊斯、奥尼尔、叶芝、艾略特、鲁迅、老舍、曹禺、林语堂、许地山、冰心等中西作家，倘若抽取他们文学创作过程中所蕴含的宗教情怀，那对于世界文学史来说将是不可想像的灾难和后果；当然，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宣传和弘扬了宗教教义和精神，例如《圣经》就采用文学的叙事方式来传播基督教义，《小说月报》曾刊登由汤澄波、叶启芳翻译的英国Prof.W.H.H.Hudson的《圣经之文学研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圣经对于学者确是一本有价值的大文学书。”[1]
　　闻一多先生历来看重宗教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中国文学受到两次最重大的外来文化冲击均来自宗教，“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 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你说这是碰巧吗？ ”[2] 闻先生这段话至少暗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宗教对中国文学影响重大，尤以佛教和基督教为最； 二是宗教对文学的两种体裁影响最为深远，即小说和戏剧。老舍与基督教和佛教结缘甚早，面对影响20 世纪中国最为深刻的两种宗教都进行过深思和探索， 最终作出符合自己人生理想的宗教选择，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戏剧和小说的创作，两种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宗教和两种最为显赫的文学体裁在作家老舍的身上聚集、凝结、碰撞，因此以他为例， 研究宗教熏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一、基督教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老舍最终皈依基督教带有明显的实用色彩，期望从《圣经》来寻求灵感和智慧，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升中国人的人格品位。和其他现代作家相比， 老舍更看重基督教所宣扬的殉道和牺牲精神。
　　发表于1934 年的短篇小说《黑白李》就洋溢着浓郁的基督教式的牺牲精神。黑白李是长相十分相像的兄弟俩，哥哥黑李并不黑，只因为左眉上有个大黑痣，因此大伙管他叫“黑李”，弟弟则叫“白李”。黑李对基督教颇感兴趣，他读《四福音书》，给朋友讲《圣经》故事，进教堂做礼拜，为兄弟祷告祈福，甚至为了兄弟之爱，可以献出自己的恋人，牺牲自己的爱情。当得知弟弟因为参与车夫暴动而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他毅然烧掉自己左眉上的大黑痣，最终代替弟弟成为砸车暴徒首领被残酷处死，作品中的黑李显然极富耶稣的牺牲精神。小说中的白李相对黑李来说，理解起来就比较费劲。表面上来看，白李是受益者，无论从爱情还是生命上，黑李都为白李做出了巨大牺牲，叙述者把黑李作为重点叙述对象，“黑李是我的好友，因为常到他家去，所以对白李的事儿也略知一二”[3]。叙述者从情感角度上也明显倾向黑李，面对黑李的关爱和忍让，白李并不领情：“我有我的前途，我的计划；他有他的。顶好是各走各的路，是不是？ ”[3] 甚至面对黑李恋爱上的退出，白李竟然油腔滑调：“你以为我真要那个女玩意？ ”“我专为和老二（黑李）捣乱，才和她来往；不然，谁有工夫招呼她？ 男女的关系，从根儿上说，还不是兽欲的关系？ 为这个，我何必非她不行？ ”[3] 这样的态度尤其令中国读者不能接受，但是透过白李颇为“现代”的生活情调，我们就会发现，白李身上同样富有牺牲精神，只不过白李的牺牲精神不局限于自己的家庭或者兄弟姐妹，而是着眼于社会公平和穷人的解放，白李之所以对哥哥黑李表面冷淡，实际上是不想让哥哥替自己担心，做出无谓的牺牲。老舍认为，中国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人人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特别缺乏西方人为国家、信仰牺牲献身的精神，为此老舍在文学作品中大力宣扬基督的献身和牺牲精神。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老舍借祁瑞宣的视角写出自己对中国现代文人钱默吟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所焕发出牺牲和献身精神的由衷肯定：“他看钱先生简直得象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4] 钱默吟虽然不是宗教徒，但是他从一个吟风弄月、赏菊作诗的传统文人发展为背负十字架，勇敢探寻民族出路的斗士，明显受到基督牺牲和献身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他（钱默吟）愿把心中的话告诉青年：‘我常在基督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得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5]482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钱先生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感悟到了基督伟大的献身与牺牲精神，并鼓励青年们能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珍爱生命，不做无谓的牺牲，同时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又必须坚守民族气节，具有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只有懂得牺牲与献身的真谛所在，民族与国家才有希望。
　　《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猫城记》中的大鹰、《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断魂枪》中的沙子龙、《大悲寺外》的黄学监等都是老舍精心塑造的“殉道者”形象。李景纯是老舍塑造的理想人物，他憎恶黑暗社会现实，讨厌赵子曰的混世哲学，当社会混乱到容不下一张书桌令他安心读书的时候，这个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大学生决意刺杀“人民公敌”，挽救国家和民众，最终被捕入狱，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猫城记》中的大鹰因极力批判猫人们吃迷叶、玩妓女的不良习气，受到猫人们的憎恨，为了唤醒沉睡中的群众，给敌人对人民的轻视一些惩戒，他杀了自己，让人把头割下来悬在街上，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挽救猫人人格的缺陷，“是一个替一切猫人雪耻的牺牲者，他是个教主”[6]。《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是老舍精心塑造的中国正派市民的代表，他是一个规矩的生意人，结果反受日本人敲诈勒索，在遭受日本人让他挂牌游街的情况下，不甘忍受巨大的人格侮辱，最后投水而死。《断魂枪》中的沙子龙在“走镖已没有饭吃的”的时代，将镖局改为客栈，自创的绝技“五虎断魂枪”，也弃之一旁，不再传授与他人。面对徒弟们的误解和世人的猜忌，他无半点愠怒。但是，沙子龙在夜静人稀时面对天上的群星一气刺出六十四枪的场面则是他内心悲愤和无奈的真实写照，“不传！不传！ ”的结尾让读者费解，极大地增强了该小说的文学阻拒性，《断魂枪》最终难免成为一曲为中国传统技艺和文化精神悼亡的挽歌。《大悲寺外》的黄学监热爱学生，与学生在“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却遭到学生的辱骂和责打，窗外的石头砸破了他的头，但是在他看病之前，面对学生只讲了一句话：“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 ”[7]死在医院的黄先生以自己的博大胸怀宽恕了杀人之人。耶稣关于爱敌人的教诲在黄先生身上得到集中的表现，“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8]。如果说李景纯是殉国之道，大鹰是殉人之道，那么祁天佑就是殉节之道，沙子龙就是殉枪之道，黄学监就是殉学之道。面对这些殉道者，老舍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在若干年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入到了殉道者的行列，相信天国里的老舍一定能和他精心塑造的这些受基督殉道精神感染的朋友们和谐相处。
　　老舍在文学作品中大力弘扬基督的牺牲和殉道精神，给萎靡不振、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民灵魂吹进一股异域清风，祈求中国民众的团结、奉献、爱国精神，以使华夏民族能够救亡图存，重新振作，获得民族新生，就这点来说，老舍汲取了基督教教义的精髓，为我所用，借此改造与重建国民灵魂。在赞美基督教的同时，老舍又以理智的眼光来审视基督教，对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漏洞和局限也洞若观火，作品中大量写到了一些素质低下、入教动机不良、借“洋教”梦想发财、横行乡里的中国教徒以及借传教宣扬西方殖民思想的传教士形象，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了基督教存在的问题以及缺陷。
　　《二马》中的老马信教纯粹是为了打发闲暇时间， 根本不会动脑子思考所谓的基督教教义，“左右是没事做，闲着上教会去逛逛，又透着虔诚，又不用花钱”[9]。老马圣诞节收到伊牧师的一本《圣经》、伊太太的一本《圣诗》，心中大为不满：“伊牧师！ 大节下的给我本圣经；哪怕你给我些小玩艺儿呢，到底有点过节的意味呀！一本圣经，我还能吃圣经，喝圣经！糊涂！ ”[9] 老马以纯粹的实用主义心理来“信仰”基督教固然迂腐可笑，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发展到像柳屯的、多老大借洋教欺压他人、鱼肉乡民、无恶不作的地步，对这群人渣和败类，老舍以犀利的笔触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柳屯的》中的柳屯的是夏廉为延续香火在柳屯勾搭上的一个娘们，老舍在作品中并未给出这个女人的真实姓名，而以“柳屯的”指称。这个阴险强悍的女人先努力赢得夏家父子的好感，不久她就控制了夏廉，撵走了夏大嫂和三个女儿，将夏老者夫妇赶出上房，她与村里偷情的张二楞、醉鬼刘四、骂街的宋寡妇臭气相投、沆瀣一气，共同加入了基督教，借洋教欺压村人、诅咒夏家，成为村中霸王。《正红旗下》的多老大又懒又馋，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劈面三刀总是非常漂亮，叫人相信他是最勤恳的人，酒足饭饱之后，他一点也不勤恳，睡觉时连灯都懒得吹，并且声明：“没有灯亮儿，我睡不着！”全家人都反对他入教，可他却非常坚决：“你看，财神爷，灶王爷，都不保佑我，我干吗不试试洋神仙呢？ 这年头，什么都是洋的好，睁开眼睛看看吧！ ”[6]他倚仗洋教，不仅不还王掌柜旧债，还要借机赊欠肘子并向王掌柜强借四吊钱，遭到王掌柜拒绝后，恼羞成怒，竟然昧着良心向牛牧师诬赖王掌柜是奸商，欺诈教友，诽谤教会。对于柳屯的、多老大这种教会败类，老舍毫不手软地揭示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空虚灵魂，并采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对之极尽嘲弄和讽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马》中的伊牧师、《四世同堂》中的窦神甫、《神拳》中的乔神甫、《正红旗下》中的牛牧师是老舍着力刻画的外国传教士形象。《二马》中的伊牧师是在中国传过20 多年教的老牧师，他怀着殖民野心来中国传教，“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9] 他既歧视中国人又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中国人为自己服务，他之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动员老马入教，实际是想在自己同胞面前炫耀自己对中国的影响力；他热情鼓动老马撰写中西文化对比的书籍，实际是为了将来自己翻译成英文著作出名，在英国人面前展览中国的落后和愚昧，讨好英国学界，将来自己好顶英国伦敦大学文科教授的美差。《四世同堂》中的窦神甫更是好坏不分，没有是非观念，缺乏传教士起码的正义感和良知。当瑞宣怀着敬畏和肃穆的态度向窦神甫请教中日战争前景的问题时，这位意大利神甫竟然语气冷漠地回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常有的事！ ”[5] 四幕六场话剧《神拳》虽然只在第三幕第二场正面写到乔神甫，但是这位传教士淫荡好色、贪财霸道、阴险龌龊、残酷血腥的反动本质在老舍笔下暴露无遗。乔神甫一直对容貌姣好的荷花垂涎三尺，图谋不轨，被荷花当场揭露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荷花，为什么怕我呢？ 你有罪，我来救你！ 你应当去做修女，把身体、灵魂都献给圣母！只有那样，圣母才会饶恕你！ ”[10] 在被义和团烧掉的教堂上，他大做文章，梦想发财，大捞一笔：“那座神的宝殿是五万两银子修盖的，神嫌它简陋，我要求你们赔偿三十万两，派民工五百名，重新修建！ 神的殿宇原来占五顷地，我要求在拨十五顷地！ ”[10] 为了搞臭义和团，他竟然卑鄙下流地让孙县长鼓动衙役假扮义和团人员去奸淫抢掠，安插女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对侵略中国的行为，他竟堂而皇之、厚颜无耻地说：“外国兵来得越多，就越好早早瓜分中国，处处都叫我们文明人管起来，你们就有了福！ ”[10]《正红旗下》中的牛牧师在美国穷困潦倒之时，受舅舅的指引来到中国传教，有了自己的住房，用上了男女仆人，身体开始发福，对工作他并不热心，对教友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对有钱的教友虽然反感，但是考虑到他们圣诞节礼物的丰厚，代表主宽恕了他们；对于没钱、人品好、虽然按时做礼拜但不巴结他的教友，牛牧师在祷告的时候祈求主将他们下地狱；对于多老大这类教友，虽然没有钱，但是没有架子，处处奉迎自己，牛牧师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在多老大欺压王掌柜这件事上，他偏听偏信，助纣为虐，但是当丁大爷出面调停此事的时候，他却受宠若惊，借此攀附权贵，“他须抓住定禄，从而多认识一些达官贵人，刺探些重要消息，报告给国内或使馆，提高自己的地位”[6]。这才是他内心真实但不可告人的想法。老舍作为现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正式受洗入教的基督教徒，对于各类教友都比较熟知和了解，他以客观理智的态度观察、思考他们，并将他们引入自己的文学世界，在他们身上既体现出基督博爱、宽恕、牺牲、殉道的理想人格，同时某些教徒身上充斥的嫌贫爱富、投机取巧、仗势欺人、鱼肉百姓的不良习气也昭然若揭，尤为可贵的是老舍对来中国传教的神职人员身上的缺陷和陋习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抨击和批判，这就从源头上清理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途中的局限和缺点，老舍在文学作品中结合中国人的性格缺陷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征来审视中国国民性改造这一20 世纪中国社会重大主题的文学思想无疑是深刻的。
　　二、佛教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佛教虽然产生于古代印度，但是其发展和得到广泛的传播却是在古代中国和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东方国家，像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等，在其发源地印度，佛教却没有成为主要的宗教。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传入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周朝，正式传入中国大约是后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于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相吻合，加上当时中国皇帝的提倡，上行下效，逐渐为中国朝野所接受，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禅宗———中国佛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在唐代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妇孺皆知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中的唐僧就是以唐代高僧玄奘不远万里去印度拜佛求经为原形塑造的艺术形象。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的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观音菩萨的中国化。佛教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文化思想起到了融合作用，与中国儒道思想融成为一体，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对中国文人影响极大。老舍是现代作家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对东方文化最为眷恋的作家之一，形式上虽然皈依基督教，但是作为东方宗教文化系统的佛教对老舍一生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老舍虽然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但务实、清醒、不重形式的宗教态度决定了他并不排斥也不反对其他宗教。在基督教之外，老舍与佛教还有着不解之缘。幼年家贫如洗的老舍之所以能够读书识字，完全是佛光普照的结果。改变老舍命运的是后来法名为“宗月”的佛教界人士刘寿绵。据张桂兴考证，刘寿绵是北京西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粤海刘家是内务府人，祖上曾因在广东负责过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11]老舍的曾祖母马氏在刘寿绵的祖父到云南做官的时候， 给刘寿绵的祖母当过佣人，主仆关系甚好。刘家虽阔，但是并没有忘记舒家，不时过来走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寿绵将老舍送进学堂，彻底改变了这个穷孩子的人生轨道。刘寿绵虽家财万贯，但却乐善好施，不善理财，家境逐渐败落。尽管刘寿绵的妻子儿女守着饥寒，他还是设法办贫儿学校、开粥厂，老舍虽然对刘大叔的行为有看法， 但是面对他的热心和真诚却只能支持和帮助，做贫儿学校的义务教师，给穷人散发粮米。1925年，千金散尽的刘寿绵穷困潦倒，出家当和尚，法名“宗月”，即后来老舍多次提到的“宗月大师”，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读书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师信佛向善的结果。短篇小说《微神》就是老舍对刘寿绵女儿初恋的文学表白，也是作家老舍因佛结缘的明证，笔者曾就此专门撰写过《初恋爱情的诗意抒写———老舍小说〈微神〉解读》[12]一文，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因此，老舍在组织上虽然加入了基督教， 但由于对佛教依然怀有特殊的感恩情怀，在文学作品中，读者不难看到老舍对佛教文化的喜爱和推崇。
　　发表于1926 年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财产完全施舍出去，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和其他姑娘静心修行。“不单是由魔道中把她们提拔出来，还要由人道把她们渡到神道里去。”[13] 这位董善人无疑是以“宗月大师”为原型的。除了董善人以外，《四世同堂》中的明月和尚、《正红旗下》中的定大爷身上都能够看到“宗月大师”的影子。《四世同堂》虽然正面没有过多描写明月和尚，但作者通过侧面描写烘托出明月和尚的高洁品质，尤其通过钱默吟的思想转变，显示出佛教文化的高深莫测。钱默吟在给祁瑞全谈到明月和尚时说：“他是明月和尚，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很纯真，也很奇怪。我呢，当我初一认识他的时候，是一心要报仇，要杀人。他呢，尽管北平城亡了，还不改变他的信仰，他不主张杀生。这样，我以为即使佛生在北平，佛也得发怒，也得去抗敌，假若佛的父母兄弟被敌人都杀害了的话。明月和尚不这样看，他以为这侵略，战争，只是劫数，是全部人间的兽性未退，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罪过。说也奇怪，我们两个人的见解是这么不同，而居然成了好朋友。他不主张杀人，因为他以为仇杀只足助长人的罪恶，而不能消灭战争。可是，他去化缘，供给我吃。他不主张杀人，而养着手上有血的朋友；可笑！ ”“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正像明月和尚老看着西天那样。我不必再老咬着牙，拧着眉了，而可以既不着急，又不妥协地往前干去；我知道我所干的是任何一个有心思，有理想的人，所应当干的；我能自信了。是的，今天我没有，将来也不会，皈依佛法；不过，明月和尚的确给了我好的影响。我很感激他！ 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敌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 ”[14] 老舍在此已经把看破红尘的佛教文化和时代主题联系起来，在老舍眼里，与世无争、苦读经书、吃斋念佛的宗教界人士必须在民族危亡时候挺身而出，团结知识分子，投身火热的民族抗战事业中去，才能普渡众生，胜造七级浮屠，明月和尚就是老舍精心塑造的能够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在沦陷的北平坚持抗日活动的爱国宗教界人士。而钱默吟和祁瑞全两颗老少不同年龄的心正是在敲着木鱼、氤氲着佛教香火的庙宇中碰在了一起，在纯洁的佛教圣地他们彼此交换了分离后的感想，坚定了抗战到底的信心。《正红旗下》中的定大爷仗义疏财，虽然因为《正红旗下》没有最终完成，影响了定大爷这个人物的全面展开，但是从作者所写下的8 万字11 章来看，定大爷基本是按照施恩于自己的“宗月大师”来塑造的，对这样的人物老舍自然持赞赏的态度。
　　老舍虽然自小受佛光普照，对佛教文化始终心存感念，但是和对基督教一样有着清醒理智的态度。他在作品中也不仅仅是一味推崇佛教文化，赞颂佛家子弟和佛教界人士，对一些打着佛教幌子的不良之徒也给予尖锐的讽刺和嘲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写到了一些和尚的贪财和势力，对有钱的人，他可以满脸堆笑地尊称你为“施主”或者“善人”，对于没钱的人，他会对你置若罔闻，爱理不理，甚至破口大骂。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中，老舍写了一个伪善的佛教徒，虽手拿素珠，口念佛经，但却贪财好色，见利忘义，出卖灵魂。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冠晓荷，打着“研究佛法”的幌子，奴颜卑膝、为虎作伥，甘心替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走狗，典型的民族败类。当抗战就要胜利的时候，小羊圈胡同的老百姓和全中国的老百姓一样全都充满了期待、兴奋和激动，可是汉奸走狗冠晓荷和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抗战捷报使得他心里并不十分痛快，他其实根本不关心打仗的地方、战争的危害、国家的存亡，操心的是自己究竟如何投机，以便战争结束后，自己可以浑水摸鱼地归属于战胜一方，至于中国胜或败，那倒在其次！ 关键自己要善于把握时机，无论何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作者通过对冠晓荷战时心理的微妙分析，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所谓虔诚信仰佛法的伪教徒的丑恶嘴脸，作家塑造的这个披着佛教外衣却亵渎佛法的人物形象在战时的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老舍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极为理智清醒的，宗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写作素材，启发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和心扉，同时也提升了老舍文学文本的思想文化意蕴，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现代中国，当绝大部分现代作家把文学创作焦点聚集在芸芸众生的此岸世界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时候，老舍以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和虔诚的佛教信徒把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人生彼岸，延伸了老舍作品与那个血与火革命年代的美学距离，这或许是老舍作品至今仍然活跃于影视网络传媒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当生活在读图时代、追求视觉刺激和快感的当代读者在阅读老舍作品时候，一定不能忽视包含在他作品中的宗教质素，惟其如此，读者才能够在精神上更加接近老舍真实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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