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

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
　　作者：太 虚
　　──十九年十月在四川省佛教会讲──
　　现代潮流所趋，政治与教化皆各发生意外变动，据鄙见所及，似有研讨之必要。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间，以众生世界为依止，故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而佛教亦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始能适应社会而生存发达。兹分二节言之：
　　一、教化环境之变迁　　中国自唐宋以来之教化情形，大概可分为读书之士人阶级、与不读书之农工商阶级，而佛老二教，则由寺观僧道代表之。僧道称为方外，殆视同化外之人，士人读孔孟之书以佐君泽民为唯一之目标，而处于司掌政治与教化之地位；唯少数功成身退，或思想极高之士夫，始对于佛法留心及之。由此佛教亦唯圆顿教理与禅宗为投机，而负责宏法之僧伽，遂亦唯以提倡且参究此超佛越祖之向上一著为研究。然不读书之农工商与妇稚，则信仰三教混合之通俗神教，而信仰佛教亦与信仰神教毫无异致。此方面佛教之表现于世者，为延生、度亡、消灾、植福之种种经忏香火法门。在当时之士夫，亦认此种法门足以范围民心，为政治上之一种辅助，故其保护亦极周至。而唐宋以来之佛法，为适合以上二种之教化环境，乃以禅宗及应赴为流行之佛化。然在最近二三十年以内之情形，则大不然，海禁既开，交通遍达，社会人心因受外来之政治、宗教、科学、哲学、及其他一切思想风俗之影响，对于以前之教化已失其信仰之作用！此不特对于佛教如此，而以古圣先贤为模范之儒教，尤极其衰落！盖今以全国民众应具之相当知识技能为教育，农、工、商业、军事，皆各分别施与专门之教育，以期全国人民与世界各民族并驾齐驱，与前来所讲之二种教化迥然不同。前之二种，一则太高，言必圣贤，为一般普通国民所难奉行；一则太低，为现代一般稍具国民常识者所难信受。故以前二种教化不能施之现代，今欲适合现代潮流以应人群思想之所要求者，应提倡包括五乘之大乘渐教──即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也。从大乘渐教上去讲明性相之境，从此境上生起大乘信心，此心即无我大悲之菩提心，据此心而修学一切法门，则皆为菩萨行矣。在出家方面以戒律为先，作为身心上之训练，至戒行有其基础，然后精研教理，修习禅关，以养成住持佛法之僧宝资格，将此大乘渐教普及民众，首应使社会上一般人士从此取得一个做人方针，以十善行转相化导，以增进人类之道德而造成安乐之世界。诚能如此无间进修与尽量宣传，在大乘位上即为十信等菩萨之位。果能依此建立僧宝，提高民德，则佛法日见昌明，社会日益安静矣。此因教化之环境改变，故宏教方针亦应取其所宜而适合者。
　　二、政治环境之变迁　　在前中国掌管或参政治者，约分三类：一、为帝王，二、为官吏，三、为绅士。其余占国民百分九十五之农工商妇女等，皆不能与闻公事，且认国家社会与个人毫无关系，但求一身一家之安全而已。对此种人民之教化，则为三教混同之教化。存在其中之佛教，亦只以住在寺院具有外表僧相之出家人为其代表。
　　故在寺院之出家人，亦唯以住持或职事等专办一寺一院事务，其清众等皆各顾一身而不与闻寺院公务，但求个人之安闲舒适为目的。此适与以前国家政治下之平民只顾身家之观念，如出一辙，从不知发心为一县一省乃至一国之教化有所企图，致为最近主张民治制度、社会生活之一般人士所攻讦。殊不知此种只顾身家之情况，并非一般僧众有意如此，乃由以前政治环境之所造成。但现在之政治环境已变，僧众对此当大大觉悟，应即改变其旧来之处世方法以图生存发达。以现在国民对于国事皆应有参与政治之行动，实施此种权利，首应有各种团体之组织，其组织方法，或因地方区别而组织者，或以职业差殊而组织者。国民对于国家政治既有如上之变迁，我寺院僧众亦应急起直追，组成教团以施教化，方足以代表佛教，住持佛法。以前之在家徒众毫无表见者，至今亦应为佛教团体之组织。出家者为佛教住持僧，在家者为佛教正信会，将此两部联合起来，由县而省，由省而全国，即可构成一整个的佛教团体。团体坚固，虽足御侮自存，尚不足以言振兴发达，故更须为内部的切实整理。出家众之幼年者，别为学僧，设律仪院、教理院以教养之；中年而有宏法布教之本能者，别为职僧，设布教所等，以大乘佛化之精神宏布于民国，并办理社会慈善等事业；其年高德长者，别为德僧，俾可安闲自修以为后学佛徒之模范；使寺院皆成为住僧之修学场所与当地之教化机关。更有在家之正信会辅扬法化，则佛法便可深入人心，激发一般有国民常识者之大乘正信，佛教始能安固昌盛。非然者，社会人士必继续不断的摧残破坏，且民众皆各组有团体，以之侵凌压迫专顾一身一家之寺院僧徒。佛教前途危险，何堪设想！佛法是应普及而非专利的，是应实行而非空谈的，愿诸同志勉之！（ 克全记 ）（ 见西来讲演集）
　　（ 附注 ）西来讲演集原题“在四川省佛教会”：演说集作“佛教会为今时之必要和责任”，今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