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难泯真佛缘

浩劫难泯真佛缘
　　□ 张从军 李世济　《走向世界》 2005年第03期
　　山东青州有一座山叫驼山,据说因为山峰像骆驼的驼峰而得名,身临其境,放眼望去,的确如此。但驼山的出名不是其山峰如驼,而是山崖上雕镌的众多佛教石窟造像。驼山石窟共有5窟1摩崖638尊佛像,大者高近7米,小的不足30厘米。这是洛阳以东规模最大的石窟群,1988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失落的驼山寺
　　驼山石窟原本是驼山寺的附属,驼山寺建于何时,无据可考,但在唐长安二年(702年)青州刺史尹思贞造像题记中有“谨施净材于驼山寺造石佛像”的记载,说明至少在初唐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一座驼山寺。可惜的是,风雨千余年,驼山寺连同其废墟都荡然无存,流传下来的只有山中这600多尊石造的佛爷们。
　　驼山因像驼而名,骆驼却是来自西域和中亚的产物,古代青州人知道骆驼应该和丝绸之路有关。战国秦汉时期,青州作为东方大州,以其地处黄河下游地理环境优势、物产丰富,遂成为东方最大的丝绸生产和交易中心,并因此吸引了众多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前来贩卖交易。1971年在青州傅家出土的一座北齐时期的线刻画像石墓,就雕刻了许多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经学者们考证,这些“胡人”就是古代的粟特人,
　　粟特人原居住在中亚地区,因为丝绸之路的原因,他们由农牧业而改行经商。从20世纪在甘肃天水、陕西西安、山西太原、河南安阳等地发现的石棺床图像可见,粟特商人的足迹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已经遍布黄河流域,其最东端就是青州。商人们主要的载货和交通工具自然是骆驼,傅家线刻中就有牵着骆驼行走的表现。所以,这些中亚人的进入,使青州一带的人们得以和骆驼亲近,并将城郊的山岭名为驼山。但粟特人信仰“祆教”,也就是拜火教,其创始人名“琐罗亚斯德”,古波斯的含义就是“老骆驼”。这位老骆驼在公元前6世纪创造了拜火教后,到公元3—7世纪时遂成为萨珊王朝的国教,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隋唐时期曾在洛阳和长安设立“祆祀”,举行礼拜活动。青州的粟特人是否也在这里设立了祭祀场所不得而知,但青州设立驼山寺很可能也与那位“老骆驼”有关。不过,驼山寺供奉的是释迦牟尼而不是“老骆驼”,这应该是当地居民的选择。
　　驼山寺为何无迹可寻
　　这要从灭佛运动找起。自从东汉明帝接引了佛陀进入中土后至五代时期,千年之间佛陀曾遭遇了四次大规模的灭佛劫难。四次灭佛除了第一次外,其中三次都使青州的佛教事业在劫难逃。特别是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的灭佛运动,其规模之大、条律之严、毁坏寺院造像之多为历史之最。据《旧唐书》载,会昌五年(845年),全国就捣毁大寺4600所,兰若(小寺)4万所。青州龙兴寺出土众多残缺造像为这次灭佛做了最好的注脚。驼山寺作为城郊一处名寺,自然难逃一劫。到金元时期,驼山被道教占据后,佛教的寺院再也无力回天,驼山寺遂被历史尘封。
　　驼山佛缘
　　青州与佛教结缘很早。据记载,西晋太安二年(303年),这里就有了一座宁福寺。此后又有三次机会,使青州与佛陀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次是十六国时期的朗公,一次是东晋时期的法显,第三次是北魏的侵入。朗公和尚于前秦皇始元年(351年)来到济南南部山区建寺传教,398年南燕国主慕容德将首都定在青州后,与朗公过往甚密,并慷慨加封其为“假东齐王”,施舍了奉高、山茌两县的俸禄以支持发展佛教事业。但朗公的佛教不太注重造像活动,所以,青州地区就很少有十六国时期的造像出土。
　　法显是东晋的僧人,曾于隆安三年(399年)西行印度等地求法,13年后乘船归国时,被大风刮到了崂山,因此时的青州已成为东晋的辖地,且地方长官笃信佛教,听说有和尚从海外带着经像,即被盛情接待到治所。法显虽然携带了佛像一类的艺术品,但他本人西行求法的目的是寻求正宗的佛教戒律,所以,这一次在青州的短暂停留并没有给青州的佛教造像活动产生多少影响。因此,青州也鲜见东晋时期的佛教遗迹。
　　青州佛教造像的开始应该与北魏统治有关。众所周知,北魏首都附近最大的石窟云冈石窟始建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结束于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前后64年,经历了五代皇帝。这五位最高统治者都是佛教事业的热心人和支持者,特别是献文帝拓拔弘,在于466年接班做了皇帝三年后,就将青州划归北魏版图,为青州发展佛教事业奠定了政治基础。
　　检索青州历年出土佛教造像,除一尊兴安二年(453年)造像为东晋统治时期的作品外,其他几乎都是北魏统治以后所造。以最大数量的龙兴寺造像为例,时代最早的是北魏永安二年(529年)的造像,余者则多东魏、北齐,而以北齐为最多,此后即是隋唐造像。
　　驼山的佛菩萨
　　驼山石窟始凿于北齐晚期,和早期的敦煌、云冈等石窟不同,这里的石窟没有禅窟,也没有中心塔柱式的塔庙窟,只是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和有大型佛像的大像窟。其原因是驼山石窟乃寺院的附属品,寺院里有塔有庙,和尚们大可不必爬到山上去转经做法事。因此,驼山石窟就只是佛陀们的寄居场所、善男信女的礼拜观赏所在了。
　　这种仅供观赏礼拜的石窟建筑形制决定了驼山石窟佛教题材内容的选择,那就是以崇拜对象为主,无须莲花、香草点缀烘托环境或渲染气氛,信徒们也不必深入到洞窟之中,围绕着佛陀上下左右前后的观瞻礼拜,感受佛国的熏陶。因此,这里就很少有如敦煌、云冈那样繁缛的室内装饰题材,有的只是直观的佛陀及其家族成员。这种单刀直入的创作思想适应了急功近利的信徒们的口味,迎合了北朝晚期的社会时尚,那就是以最小的投入、最短的时间、最便利的方式、最快的速度获得佛陀的认可,得到佛陀的佑护和关照。
　　有鉴于此,驼山所选择的佛陀形象在北朝时期主要是“西方三圣”,即一佛二菩萨的阿弥陀佛信仰,另外还有增加二位力士的组合形式。到初唐时期石窟虽有所变化,但阿弥陀佛信仰却没有很大的改变,只不过把观音突出了一下。
　　驼山自北而南5座石窟中,以第三窟规模最大,佛像也最多,而且还有明确的纪年题记。主佛阿弥陀佛盘腿坐在方形须弥座上,右手上举做“无畏印”,左手平置腿上为“与愿印”。无畏印可以辟邪,与愿印则能够满足人们的所有愿望。阿弥陀佛左侧是观世音,其头戴的宝冠上镶嵌着一尊站立的化佛,右侧的大势至宝冠上则是一个宝瓶,化佛是佛的化身,镶嵌在观世音的冠上表明其身份的正宗和真实。因为,观世音的出道不仅仅是充当阿弥陀佛的随从协侍,而是代表佛陀观察世间的疾苦音声,以介绍和接引那些迷幻之人脱离苦海,超升到佛陀的世界。化佛和宝瓶是观世音和大势至的象征,也是判断佛教造像题材的重要标志,从这种鲜明的形象特征上也可以寻觅到云冈石窟的影响。另外,在“三圣”的周边,大大小小还雕刻了340多尊佛像和菩萨像,大佛座下“大像主青州总管柱国平桑公”题记表明,该石窟造像是当时青州最高长官所为,这位总管名韦操。青州总管官衔设置于北周,到隋开皇十四年(594年)结束,因此,该石窟被认定为是北周时期开凿。与之相邻的第二龛无论窟龛形制还是造像主题以及雕造风格都和第三大龛近似,因此也应该是北周时期的作品。
　　属于唐代的石窟是位于最北端的第一窟,该窟组合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弟子和主尊位于正面坛基之上,两位菩萨则分列南北两壁,这种组合布局是典型唐代样式。特别是体态丰腴、线条流畅的菩萨形象,充分反映了武则天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