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 高建立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02期
　　摘 要：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关键词：契嵩；佛教；儒学；孝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2-0139-05
　　契嵩（1007-1072），字仲灵，俗姓李，北宋时期广西藤县镡津人。据陈舜俞《镡津名教大师行业记》记载，他自幼年出家，14岁受具足戒，“十九而游方，下江湘，陟衡庐。首常戴观音之像，而诵其号，日十万声。于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后成为云门宗禅师。契嵩好学博览，曾在钱塘灵隐闭户著书，一生著作颇丰，有《传法正宗记》九卷、《传法正宗定祖图》一卷、《传法正宗论》二卷等佛学方面的著作；此外，他还是一位文僧，著有《嘉佑集》、《治平集》等文学方面的著作，是北宋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佛教界代表人物。契嵩终其一生为儒佛融会奔走呼号，不但为佛教在北宋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大大影响了有宋一代的士林风气，同时也为程朱理学的形成输送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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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北宋初期的兴佛与排佛
　　以儒治国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政治的基本方略，尽管唐代实行三教并重，但以儒治国的主导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发轫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考试的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所以儒术仍是治国的主术。到宋代，宋太祖鉴于周世宗废佛给佛教造成的沉重打击，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便对佛教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政策，使佛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宋太祖缓和佛教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佛教“有助于教化”的认识，认为“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誉。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也？”[1]卷63认为佛教本质上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能因为僧尼质量的低下而对佛教予以废除；宋太宗时，仍对佛教的发展持相对宽松之策，朝廷专门设立译经院，从事佛经的翻译活动，据《太宗实录》记载，太宗很重视译经之事，他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翻译佛经的目的在于“存其教”，而“非溺于释氏者也”；赵普也恭维太宗说：“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1]卷24。真宗时，皇帝则专门著作《崇释论》，认为佛家戒律与儒家学说迹异而道同；仁宗时期，也对佛教给予重视，《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记载了仁宗皇帝对佛教的评价，认为“唯大雄之阐教也，以清净为宗，慈悲救世；解烦恼之苦缚，启方便之化门”，指出佛教的发展对于世俗社会是很有裨益的。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加之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谈佛之风在宋初弥漫开来，许多官僚士大夫热衷于礼佛参禅，这种风气转而又影响了世俗封建政治统治和社会风气。
　　由于佛教影响日隆，一些士大夫基于卫道的使命感，开始对佛教进行批判，“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以排佛为己任，对佛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说：“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2]儒辱石介继承了孙复的排佛思想，在宋初儒学初兴的情况下“尤勇攻佛老，奋笔如挥戈”[3]附录4，他强调，“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3]卷5明确指出佛老思想是异端邪说，这种邪说的泛滥只能乱圣人之道，带来恶劣的社会后果，所以必须以儒家圣人之道来反攻佛道。李觏则着重从人伦方面对佛教展开批判，认为佛家的行为规范与儒家是相背的，必须以儒学思想为武器，与佛教进行斗争，他说：“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当是时也，释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4]卷28。另外他还从富国强兵方面对佛道进行了批评和指责。如说：“缁黄存则其害有十，缁黄去，则其利有十”[4]卷16，“去十害而取十利，民人乐业，国家富强，万世之策也”[4]卷16，指出佛道思想只会使国家人民陷于贫弱，只有排斥佛道，才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不但士大夫辟佛，在民间也有攻击佛教者，如河南人李霭“不信释氏，尝著书数千言，号《灭邪集》”，甚至“集佛书缀为衾绸”[1]卷7。
　　五代十国的战乱，使得儒家伦理纲常丧失，社会秩序混乱。北宋初建，急需要恢复道德、重整纲常。尽管宋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宽容态度，但也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调和之策，并非从根本上兴佛排儒，所以宋初士大夫对佛道的批判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既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及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应该说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但也就是这种批判和揭露，暴露了佛教存在的弱点，那就是佛教的出世特点与儒家思想的严重冲突性，这种冲突和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为佛教的继续发展设置了障碍，也给僧界提出了急需解决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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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契嵩对儒佛的融合及其归儒倾向
　　宋初儒家思想卫道者对于佛教的激烈批评，使佛教陷入了尴尬之中，如何更好地使佛学思想融入社会的主流意识之中，成为佛教界高僧大德极为关注的事情。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的就是尽可能使佛学思想向儒家思想靠拢。北宋著名僧人契嵩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契嵩一生事佛，但又喜习儒，对儒家思想多有研究，如他专门著有《中庸解》五篇，以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相比附。在文中，他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极为推崇，认为中庸是世界的本原，如说：“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入万物也，故以道为中也”。同时他还认为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中仁礼思想的的根本，如说：“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也就是说儒家的一切伦理道德思想都蕴涵于中庸之中。甚至人之为人，人之立身处世都离不开中庸之道，“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学也”，“吾人非中庸，则何以生也！”很明显，契嵩把中庸看成了天地万物的根本，看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绝对法则，这种言论和认识几乎达到了向儒家思想献媚的地步！另外他还对儒家思想的经典——五经大加赞誉，说“夫五经之治，犹五行之成阴阳也，苟一失，则乾坤之道缪矣。”为什么说治五经如此重要呢？在契嵩看来，这是由于五经中“《礼》者，皇极之形容也；《诗》者，教化之效也；《书》者，事业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极也；《春秋》者，赏罚之衡也。.....是故君子舍《礼》则偏，舍《诗》则淫，舍《书》则妄，舍《易》则惑，舍《春秋》则乱”。契嵩作为佛家弟子却不遗余力地宣传儒家思想，其为统合儒佛可谓是用心良苦！
　　对于融合儒释，契嵩贡献最大者，当是对佛家的“孝”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使之与儒家孝道思想相契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契嵩认为，佛学思想中也蕴涵有“孝”的内涵。
　　契嵩在《孝论》开篇就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虽然，其说不甚明于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张之。而吾尝慨然甚愧。”他认为，儒家批评佛家远离父母是不孝的行经其实是不正确的，是一种误解，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佛教也是主张“孝”的，且“佛教殊尊”“孝”道，只不过是由于佛家对自己思想中的孝道思想宣传不力，以至于佛教的“孝”道思想“不甚明于天下”。其实佛家思想中是含有“孝”的思想的，并且把行孝作为做人之根本，如说：“道也者，神用之本；师也者，教诰之本；父母者，形生之本”，既然孝为本之理，所以行孝对于做人来讲，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拿佛家思想中的五戒来说：“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谅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劝也”。佛家所谓五戒，即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契嵩认为，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五戒”，那么就会带来灾祸，从而殃及到父母，只有做到“五戒”，才能使自己成为善良正直之人，那么也就宽了父母之心，也就做到了尽“孝”。佛家讲究以“善”为用，而“孝”又为“善”之端，所以出家者“将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岂曰道也？”不孝敬父母的善道岂能是所谓的“道”？契嵩还以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为例，对佛教中的“孝”的思想进行说明和阐释。他说，释迦牟尼经过艰苦的修行成佛以后，曾上升忉利天宫为其去世的母亲摩耶夫人讲演佛法，还曾回到故国弘法。在他父亲亡故时，还亲自负棺趋葬。就连契嵩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他说：“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极，何以报其大德！”自幼出家，离开家乡20多年，他时刻“欲南还坟垅，修法为父母之冥赞”。
　　第二，契嵩认为，佛家的“孝”要高于儒家的“孝”。
　　由于佛家主张出家，远离父母、抛妻弃子，与儒家的纲常伦理发生了严重冲突，因而成为儒家批判的焦点，也成为儒家攻击的软肋。契嵩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充分肯定佛家主张孝道的同时，又竭力为佛家辩护，认为佛家所主张的孝道由于高标而被世人忽视，他说：“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契嵩认为，佛家不但讲孝，而且所提倡之孝比儒家所讲之孝更加远大。他说：“善天下，道为大；显其亲，德为优”，佛家从轮回转世的角度出发，主张出家修行以成正果，然后再度化亲人，是为大孝，如说：“故其追父母于既往，则逮乎七世；为父母虑其未然，则逮乎更生，虽谲然骇世，而在道然也”。他以释迦牟尼的故事为例，来说明佛家所谓的“孝”是高于世俗之“孝”，他说，释迦牟尼没有出家时，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一直设法阻止他的儿子出家的，但释迦牟尼还是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家门，外出修行。如果这种行为以儒家伦理思想作比照，则显然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儒家传统思想是极力主张“父母在，不远游”的。但释迦牟尼并没有这样想，而是坚持出家修行，目的就是为了修成正果，以其德来使父母显尊扬名，他认为一旦修成大道，则“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称之”，这时人们会因为其子有大德，而“尊其父母，曰大圣人之父母也”，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啊！
　　第三，契嵩认为，佛家主张的孝的内容是和儒家思想中的孝相通的。
　　契嵩一生好学，对于经传杂书，靡不博究，《镡津文集》卷十记载他的话说：“既治吾道，复探儒术，两有所得”。正是由于他对于儒佛“两有所得”，所以他对于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不但反对儒家学者对佛教出家的批判，而且认为儒佛的孝道是一致的，他认为，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其实就是佛家的“五戒”，二者是相通甚至可以等同的，如他《镡津文集》卷一中说：“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契嵩认为，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一致的，本质上是“异号而一体”。契嵩还直言不讳地说：“吾之喜儒也，盖取其于吾道有所合而为之耳”，他作为僧人大谈孝道，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坚持认为，在孝道观点上，佛与儒是契合的，也即是说“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慢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救人，岂异乎哉？”认为，不但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一致的，而且儒家的五常和佛家的慈悲教义也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的。所以“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则弃其身，辱其亲，不亦不孝乎？”很显然这是一种将佛家思想儒学化的努力尝试。
　　第四，契嵩在努力把儒佛关于孝道的思想进行融会的同时，一方面强调佛家的孝是大孝，要高于儒家的孝，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孝给标高到脱离世俗社会生活的地步，而是把孝植根于世俗生活的土壤之中。他明确地宣称，出家人尽管身已经托付佛门，但并不等于从此远离父母，不必再尊重父母，认为“佛子情可正，而亲不可遗也”，要真正托身佛门，以求正果，首先要做到五戒，而要做到五戒，就必须首先做到孝，所谓“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就具体行为而言，做到孝，先要做到对亲要“养”，“律制佛子，必减衣盂之资，以养父母”，如果连养敬父母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做到以身事佛呢？不但要“养”，而且还要“养”以“诚”，用“诚敬”的态度奉养双亲，他说：“孝行者，养亲之谓也。行不以诚，则其养有时而匮也。夫以诚而孝之，其事亲也全，其惠人恤物也均”。只有做到“养”以“诚”，用真诚之心奉养双亲，才是真正的大孝。所以佛教劝人行孝，“必先诚其性，而后发诸其行也”。
　　双亲在世时要养，而且要养以“诚”，如果双亲去世，则应临丧宜哀，如说：“然丧制哭泣，虽我教略之，盖欲其泯爱恶而趋清净也。苟爱恶未忘，游心于物，临丧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这与儒家主张父母死后守丧三年是何等的相似啊！
　　由上所论可知，契嵩之所以抬高儒家的中庸之道，极赞儒家的五经精义，对佛教孝的思想进行新的诠释，其目的很明显，在于泯灭儒佛界限，以达到统合儒佛、宣扬佛教之目的。《镡津文集》卷八中记述了他对佛儒的比较，认为，“儒者、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 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二者相辅相成，为立身行世不可或缺的两翼。为了阐明佛教对世俗社会的作用，在宋初文人士大夫的一片排佛声中，契嵩还多次入京上书仁宗皇帝和朝中重臣，阐述佛儒主流一致的思想，如他在《上富相公书》中说：“某佛氏也，其法业能与人正人心，洗濯其烦乱，持本而宁中”，并认为“其道复能使人去恶而为善。今天下翕然，而与儒并劝，是不惟内有益于圣贤之道德，亦将外有助于国家之教化”，充分彰显了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
　　三、契嵩的入世归儒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余英时先生指出：“士大夫好禅，这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5]67契嵩对儒佛的融会及其入世归儒倾向，对宋代士林风气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佛教的入世转向早始于中唐新禅宗的兴起，到了北宋，佛教的入世更深了，加之宋初士大夫在政治和社会上地位的上升，影响不断加大，所以佛门高僧大德为了弘扬佛法，就必须借重士大夫的支持，因此宋初尽管有排佛声浪，但僧徒与士大夫之间的交往密切，仍是北宋政治文化的最突出现象。这一时期的儒士参禅，阴禅阳儒，成为鲜明的时代特点。契嵩可以说是宗门中士大夫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在入世方面，他完全肯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他在《原教》中说：“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张之，亦其化之理隐而难见，故世不得而尽信。”契嵩身兼儒释二性的个性特征，对北宋士大夫产生了重大影响。熙宁八年陈舜俞撰《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曰：“仲灵（契嵩）独居做《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诸君读之，既爱其文，又畏其理之胜，而莫之能夺也，因与之游。遇士大夫之恶佛者，仲灵无不恳恳为言之。由是排佛者浸止，而后有好之者，仲灵唱之也。”开创了士大夫“谈禅”的风气。
　　南宋禅师道融在《丛林盛事》中，对宋代官僚士大夫的参禅礼佛做过如下记载：“本朝富郑公弼，问道于投子禺页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郑国公社稷重臣，晚岁知向之如此，而禺页必有大过人者，自谓与禺页有所警发。士大夫中谛信此道，能忘齿屈势，奋发猛利，期于彻证而后已。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唱酬，般般见诸禅书。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扣关击节，彻证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挥电扫，脱略世俗，拘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涘。然士君子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拟栖心禅寂，发挥本有而已。”可见当时人们“大率淡禅”[6]223，蔚成士林风尚，各家学派中“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6]223，以至“人人淡之，弥漫滔天”，“终无有不入禅学者”[6]171，还有些官僚士大夫干脆就皈依佛教，成为佛门信徒，如北宋的张商英，是有宋大儒，曾官至宰相，以儒家思想行世，后来皈依了佛门，并号无尽居士，其捍卫佛教的名篇《护法论》在有宋一代影响很大。他认为，不论儒学还是佛学，对社会各有其功用，不应该厚此薄彼，随意偏废一方，如说：“儒者言性，而佛者见性，儒者劳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贪著，而佛者解脱，儒者喧哗，而佛者纯净，儒者尚势，而佛者忘怀，儒者夺权，而佛者随缘，儒者有为，而佛者无为，儒者分别，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恶，而佛者圆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经，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乱，而佛者关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内，儒者该博，而佛者简易，儒者进求，而佛者修歇。”既然儒佛各有功用，则“谓佛无益于天下者，吾不信矣。”在张商英看来，修行佛教，如鸟之羽翼，树之根本，是不可缺少的，他说：“人天路上，以福为先；生死海中，修道是急。今有欲快乐人天而不植福，出离生死而不明道，是犹鸟无翼而欲飞，本无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其实像张商英这种以居士身分献身于佛而又不离世俗社会生活的方式，在宋代及其后世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更何况禅宗六祖慧能有言在先：“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7]，因此两宋士人以居士身分事佛者颇多，如晁说之“晚年颇得佛氏之说”，甚至自称“天台教僧”[8]卷22；张九成，自号无垢居士、横浦居士，绍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刑部侍郎等，与佛界高僧交往颇多，先谒宝印楚明禅师、明静惟尚禅师，后与大慧宗杲关心甚得，深受宗杲思想影响，曾说：“吾与杲和尚游，以其议论超卓可喜故也。”[9]卷中大文豪苏轼，仕途坎坷，“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10]前言，一生和佛门弟子交往至深，自号东坡居士；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受苏轼居士佛教思想影响很大，他的学佛，主要是通过参谒禅师而接受禅宗思想，他曾求道问法于晦堂祖心、灵源惟清等禅师，与佛界僧人过从甚密。谪官黔南后，一心向佛，“道力愈胜”[11]卷17，为扩大佛教及其思想的影响，他为许多僧人撰写了赞文、塔铭，并为禅师语录作序文；张舜民因性情刚直敢言而数遭贬谪，自号浮休居士，出于命运坎坷的不安全感，所以借佛教故事以自慰和祈福。
　　在南宋时期 ，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处境比北宋谪官更为凶险。南宋官员被贬谪多与主战与主和之争有关。比如赵鼎是被秦桧忌恨的主战派人物，“太师秦桧尝于一德格天阁下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12]卷158，必欲除之。赵鼎被贬之背景既如此凶险，因而贬谪后自号得全居士，庆幸大祸不死，并希望远祸以得保全性命。其贬谪期间所作，频频表露此意。如《辨诬笔录?序》云：”度其势力将置之必死。则今日流离之极而尚延残喘者，皆君父委曲庇护之赐也，有此侥幸，尚复何言。”[13]卷9名将韩世忠因岳飞被害而惊心，秦桧当权，他被夺兵权，又上表自请罢枢密使，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以书法、诗、词、饮酒自娱[14]卷19。
　　如果对士人阶层作一番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两宋时期的士人阶层主要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知识分子构成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学理成分主要是儒家思想，他们之所以归趣谈禅，一方面是由于佛教思辩性较强，尤其是心性理论比较精巧，有利于士大夫以心性理论重新审视社会人生，以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另一方面，官场多变、宦海浮沉，使许多士大夫在精神上受到打击和刺激，他们希望通过参禅礼佛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归依。还有一点，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使他们认识到佛学思想的强烈的思辩性特点对于儒学有“补偏救弊”作用，因此以儒谈禅、内儒外禅成为这一时期主流士人阶层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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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饶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