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宗教史之民国宗教概述
民国宗教史之民国宗教概述
民国宗教概述
(一)民国社会与文化环境
民国宗教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间不长的40余年,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最深刻的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速过渡和转变的时期,是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全面瓦解,新的社会艰难地萌芽生长,尚未能有效地摆脱旧制度、旧传统的巨大影响,从而形成新旧并存、斗争激烈复杂的动荡不宁时期。与传统社会相比,民国社会与文化有如下一些根本性变革: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仍然是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1931年以前,帝国主义侵略主要表现为瓜分势力范围,寻找国内军阀作为代理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侵占我国东北,进而试图吞并整个中国。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左右着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民国年间诸种宗教流派自然也不能独立于社会大潮之外。
第二、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家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虽有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的闹剧,但都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了。与帝制相联系的传统官僚体制、礼乐仪轨、明经科举等制度皆被废止。尽管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立即成为民主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仍保存了很浓厚的封建传统,如封建家长制、等级制和特权,压制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但是民国时期的政府毕竟容纳了一些西方近代国家的规制和法律、法令,形成了新旧混杂的体制。
第三、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十分强大,千方百计阻挠社会改革的推行,而各种新生力量却又借着辛亥革命的威势茁壮成长,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中国社会难以按照改良的方式前进,那么必然表现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接连不断,如反袁护法运动,五四反帝爱国和反封建新文化运动,反军阀斗争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和斗争的精神动力来自两大思潮:一是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二是从俄国传入的社会主义。两大思潮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汇成强大的冲击波,动摇着传统社会的根基,也震撼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第四、由于打破了清王朝的封建壁垒,西方文化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涌入。各种带有西方文明特色的文化教育事业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学说也在中国广为流行。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观念深入知识分子心中,并向社会传布。西方思想的大潮成为中国新时期思想文化的主导力量,民族主体精神严重失落。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要想保存与发展,都不能不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吸收它的营养,重新铸造自己。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受到猛烈的冲击,但根基深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所以它不是被淹没,而是处于守势,并在探索新的生路。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奏出民国文化的主旋律,各种思潮与学说纷然争鸣,学术和文化获得许多辉煌成就,出现了一大批大学者、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
第五、内忧外患同时并存,社会生活长期不得安宁,国家在政治上达不到真正统一。从1911年到1927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地方割据,混战不止,社会动荡,国无宁日。同时西方列强欺凌掠夺中国,步步紧逼,致使中国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各种文化事业奄奄一息。1927年至1936年,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时期,经济文化有所发展,但国家并未真正统一。军阀各派系之间的倾轧从未停止,红色政权顽强存在,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导致东北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1937年到1945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1945年至1949年是国共两党大决战时期,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统一了中国大陆。
中国境内的各种宗教,就是在上述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发展。
(二)诸宗教之流衍兴衰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化不能不影响到各种传统宗教,使它们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中国旧有的宗教,大多数有自己独立的教团组织和宗教生活,有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和众多的教徒,它们能够适应民国的社会形态而延续下来。但是宗教离不开社会,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从清王朝到民国,各种宗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新时期的社会需要,在自己内部作了调整和改进。由于各教原有的基础和内外部状况不同,各教在民国时期的变化也不相同。
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传统的国家民族宗教,即以祭天祭祖祭社稷为核心崇拜的传统宗教及其相应的郊社宗庙制度。这种传统宗教紧密依附于帝制社会和宗法等级制度,随着清王朝皇权的瓦解和宗法制度的坍塌,国家宗教祭祀典制也即告结束。象征皇权尊严的神权不复存在,祭祀天地、太庙、社稷以及日月先农等国家宗教祭祀大典一概废除,只留下雄伟壮丽的神坛供后人凭吊参观。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思想家集中批判了 君权天授 , 称天为治 的传统宗教观念,提出革天 、 辟天 、 革神 的口号。孙中山先生明确指出: 帝制时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于国家,直视为自己之私产;且谓皇帝为天生者,如天子受命于天,及天睿聪明诸说,皆假此欺人,以证皇帝之至尊无上,甚或托诸神话鬼语,坚人民之信仰。中国历史上,固多有之 ①,现在是民权时代, 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 ②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君为天之子,代天行权的观念基本上被破除了。虽然袁世凯当大总统时,颁布过祀天令,举行过祀天典礼,但也不敢不将祀天与帝制分开,承认国民皆可致祭;即使这样的祀天新制,也不过是方生方死,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传统的国家民族宗教既有国家性和政治性,也有民族性和习俗性,它的政治因素容易消除,它的信仰因素则会长久延续。尊天敬祖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尤其由于民国社会还基本上是农村自然经济占优势,家族仍然是社会基本单位,敬祖祭祖的风气盛行如昔,只在礼仪上稍有变通。地方性的庙宇,无论是前清祀典中列入的,还是被看成淫祠的,依然遍布城乡各个角落,成为一般民众获取精神安慰的场所。
①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
② 《三民主义》。
佛教在晚清处于严重衰落的状态,只有居士佛教表现出兴盛的势头。辛亥革命以后,佛教同道教一起失去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加以民生凋敝,战争破坏,许多寺院萧条废毁,社会革命运动亦使部分寺院改作他用,僧尼流散四方,人数下降。鉴于佛教发展的颓势,佛教大师太虚、圆瑛等人,以现代意识和入世精神,倡导佛教改革运动。他们提倡人间佛教,组织新式佛教团体,举办佛教学校,出版佛教刊物,力图使佛教跟上时代步伐,获得新的发展生机。为使佛学有长久发展的基础,一批佛教学者如梁启超、欧阳渐、吕澂等着力于佛学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使佛教学术具有了新的面貌。汤用彤的佛教史著作则开辟了教外学者用现代方式研究佛学的新局面。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特殊情况下****发展,并且与民族关系的起伏密切相关,其政治作用大于宗教作用。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理论上与道家相结合,在传布上与民间信仰相混杂,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道教在晚清已经趋于衰落,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由于缺乏高道推进道教理论,正一道士多以斋醮祈禳作为谋生职业,全真道士亦多行符箓占卜,与正一道士的差别日益缩小。但道教挟其传统力量并依靠清王朝的支持,仍能维持正常活动的规模。
如白云观主持高云溪能参与涉外政治活动,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之田地遍及十二个县。但辛亥革命一来,道教便失去了国家政权的依凭,社会改革运动又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对道教进行了批判与冲击。在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中,受到革命运动冲击最重者,除儒家便算道教了。加之道教自身缺乏创新和生气,对社会吸引力不大,造成了民国道教光景凄凉的状态。只有民间道教信仰,由于与民间宗教和民间风俗相结合,得到较为普遍的流传,成为道教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以陈撄宁为代表的道教学者,有鉴于道教的衰落,便着手改造道教,一是从理论上建立新的道教学,二是从组织上建立新的道教团体,三是从宣传上创办新的道教刊物,并且倡导道教界参与社会变革,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使道教的面貌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代表了道教发展的方向。
佛、道二教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早已与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抗日战争这场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大部分和尚、道士都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他们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直接参加了抗战工作。
如弘一法师宣传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圆瑛法师创办 僧侣战地救护队 、 佛教医院 ,在上海 八?一三 抗战中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山东博山县道教徒组成 堂天道 组织,平日务农,战时打击日本侵略者。江苏句容茅山道士,帮助过新四军的抗日活动。这些事实说明,在民族和国家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宗教徒也可以参与抗敌救国的统一战线。
伊斯兰教是中国若干少数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与民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清王朝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众采取高压和分化瓦解的政策,广大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处境十分悲惨,反对宗教歧视成为西北穆斯林聚居区人民反封建的一项重要内容。少数民族的先进人物,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摆脱了清廷压迫,并受到革命思潮和行动的鼓舞,穆斯林中出现了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改革和参与意识普遍增强,广大穆斯林在法律上争得了较为平等的权利,获得了一次新生。一大批有宗教学识和现代头脑的穆斯林学者,掀起了一场伊斯兰文化运动,成立新的伊斯兰教团,创办报刊,翻译典籍,撰述论文,开办现代穆斯林学校教 育,出国留学、交流,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大穆斯林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统一的斗争中表现出色,因而帝国主义势力虽然一直处心积虑插手伊斯兰教事务,制造不和与分裂,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清代后期是靠不平等条约发展起来的,它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紧密相连,因而教会与中国民众的关系十分紧张,教案事件多有发生,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为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矛盾的激烈程度。辛亥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外国教会的传教活动减少了直接政治色彩,更注重文化教育事业,并注意协调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心理的关系,开展了 天主教中国化 和 本色基督教 运动;就国内情况而言,社会开禁,西方文明成果和文化活动全面进入中国,使更多的中国人熟悉了西方,认识到应当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来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这样,中国人民对于基督教的抵触情绪便大为减弱了,教团组织在民间加速发展,来华传教士和教派增多,中国教徒人数猛增,培养了大批华裔传教士甚至主教。另外,基督教在华创办的文化事业如教育、医疗、慈善、报刊等空前活跃,既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又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人日后成为各种学术领域里学有专长的专门人才,其中不少人还走上了反帝爱国的道路,为振兴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这是教会始料不及的。不过,基督教毕竟是带有西方文化侵略色彩的宗教,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教会及教会学校千方百计地压抑青年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但在抗日战争中,由于英美帝国集团与日本的矛盾,教会大多数人士站在中国抗日的立场上。1945年以后,基督教会则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只有少数成员例外。
民间宗教在明清两代兴盛起来,清朝中后期受到政府的严厉镇压,但禁而不绝,更成为反清复明的组织形式。进入民国以后,解除了政治上的压力,民间宗教比以前更加活跃和自由发展。一部分教门在清末民初演变为民间会社,进而演变为近代政党,如天地会、哥老会演变为兴中会、华兴会,为国民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一部分教门渐失宗教性而演变为行帮,如青帮、红帮。还有相当多的教门继续保持了原有的民间宗教信仰与活动方式,但教义更为混乱,成员更为复杂,活动更为分散,如九宫道、先天道、理门、一贯道等。民间宗教在信仰上都是儒、释、道兼综,又结合世俗迷信活动,行为方式带有半秘密性质。由于民国年间政治变动剧烈,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民间宗教在政治上亦不断分化,有的依附地主豪绅,有的依附上层政客和军阀,有的依附日本帝国主义,有的依附革命和抗日队伍,而且内部派系众多,变化不定,其社会作用不可一概而论。
(三)民国宗教的特点与分期
总括民国时期的宗教,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第一、实行政教分离,国家不再用行政力量直接扶持某些宗教,宗教领袖也不再直接参加政权机构。宗教组织在取得合法地位后,独立进行宗教活动,经费由自己筹措,自养自办。清朝及其以前那种政权控制神权,神权支撑政权的情况基本结束了,只有西藏地区仍然保留着政教合一的状态。由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成为公民私人的事情,参政资格不受信仰的影响。《临时约法》规定: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这一法律条文是移植了西方文明的成果,虽然在具体执行中,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与迷信的界限不清、或者因民族歧视而产生宗教歧视等现象,但人民在法律的名义上毕竟争得了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
第二、宗教改革运动是一股普遍的潮流。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以及唯物主义思潮的传入,使无神论思想在中国空前高扬。汉民族本来便对宗教抱有一种 敬而远之 的恬淡态度,缺乏持之以恒的虔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仿照西方文艺复兴的模式,将反宗教当成反封建的必要前提,将破除封建迷信作为唤起民众的手段,故 非基运动 , 寺产兴学运动 一浪高过一浪。在强大的的无神论思潮及其它各种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冲击下,各种旧有宗教的领袖人物,不得不对传统宗教理论进行改造,使之与现代意识、现代生活相适应,去除或减弱其中神秘的、非理性化的、出世的成份,加快了宗教的世俗化进程。民国年间,各主要宗教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顿与改革,在教义、教规和活动方式上探索创新之路。如佛教提倡人间佛教,道教提倡新仙学,伊斯兰教开展新文化运动,基督教推进中国化运动,革除陈旧的教规教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为民族救亡和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宗教领袖,他们既具有宗教学识,又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兼具爱国热忱和民族责任感,能够回应时代的挑战。这一时期宗教学术研究十分活跃,而且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具有中西兼融的特点,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这也可以视为民国年间宗教改革运动的积极成果。但是,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也由于传统力量的惰性过于强大,宗教改革运动只有初步的成效,声势不大,对社会生活缺乏有力的影响。
第三、新信仰的探索犹未终结。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思想信仰多种多样,但基本格局是以儒家为主,儒、释、道三教同时并存,并且互渗合流。尊天敬祖是中国人普遍的又是最基本的信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传统的国家民族宗教崩溃,中世纪主导性哲学——儒学受到猛烈批判后沉沦下去。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丧失了信仰的轴心,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共同信仰来填补空缺,不知何以安身立命。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能解决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问题,于是痛苦莫名,不得不四处探索。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中,增长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情绪,于是,相当一部分人倾其全力向西方寻找真理,有的归心于欧美自由主义,有的则信仰了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有些知名的学人,企图以西方为借鉴,融会中西,重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用以支撑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康有为提倡孔教,欲把儒学纳入现代宗教的轨道;章太炎发挥佛教唯识学说,主张建立无神的宗教;胡适则欲建立理智化、社会化的新宗教;蔡元培设想用美育和哲学来代替宗教……,但这一切都行不通。这种情况反映了在社会大破大立的转折时期知识界的彷徨、困惑和不息的探索。在这样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思想信仰上的散化与理论战线的空前混乱,各种社会思潮异彩纷呈,把重建中华民族主体信仰的任务,严峻地提到了思想家的面前。
民国宗教史的分期较为复杂。由于社会变化快,各种矛盾交错,社会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也不明显,所以宗教史的阶段性也不易确定,但大体上可以划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7年,政治上是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时期,发生过反袁护法运动、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三次大的社会运动。
从清朝延续下来的各大宗教,经受了革命运动的猛烈冲击,在社会生活混乱的情况下生存了下来,并独立地探讨复苏道路。从政府的宗教政策方面看,基本上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实行政权与宗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
第二时期是从1927年到1936年,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有所恢复和发展,文化上较为繁荣。各大宗教都有所改良,宗教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有较大的进展。由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扩张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布,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比佛、道二教要更快一些。
第三时期是从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一切社会团体都要在这一主要矛盾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决定自己的取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的绝大多数教徒都坚持了爱国抗日的立场,也出现了少数依附日伪的分子。基督教受英美的影响也采取了抗日的态度,个别教会也有通日丑行。这一时期中国宗教组织和人士花大力量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使宗教事业服务于抗日这项重要工作。
第四时期从1945年到1949年,这是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期,也是国民党中央政权迅速垮台时期。这一政治态势引起宗教界的急剧分化,一部分人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另一部分人不满或反对国民党,直接或间接帮助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团体及人士的事业。基督教受西方国家控制,教会组织基本上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但也有一些知名人士和教徒,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错误进行批评斗争。民间宗教大部分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反对共产党革命运动的活动,所以在1949年后遭到取缔。
(四)少数民族宗教及其特点
民国时期的宗教还可以从汉族信仰和少数民族信仰方面考察。汉族人的信仰杂而多端,相对说来又比较淡薄。虽然儒学受到猛烈批判,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在实际人生中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偏重于入世的修身和济世,强调气节和自律,宗教观念不强烈。民国年间社会上流行多神崇拜,供奉佛、道二教神灵和各种民间崇拜的神鬼,如土地爷、龙王、关帝等等。祭祖也盛行不衰,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祭祀的功利性和随意性较强。汉族主要的宗教信仰是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佛、道二教的特点是正式信徒不多,但在家信仰者不少。总的说来,真正虔诚的教徒在汉族人口中是少数,但多数人有鬼神观念,民间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宗教风俗。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情况在民国期间变化不大,大致可以分成四种情况。
一种是有些民族信仰世界三大宗教,如回、维吾尔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蒙等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景颇、傈僳等族信仰基督教。这些民族大多数是全民信教,宗教与民族紧密结合,部分地区还存在着政教合一的情况,宗教信仰因此虔诚而稳定。一种是有些民族有自己特色的民族传统宗教,这些宗教信仰历史悠久,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其它民族宗教的影响。如东北的满族、朝鲜族、鄂温克族、赫哲族人信仰萨满教,云南纳西族信仰东巴教,白族信仰本主教。这几种宗教是在原始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宗教。一种是有些民族仍然生活在落后、封闭地区之中,他们信仰原始宗教,或接近原始性的宗教。如佤族、苦聪人、羌族、拉祜族等等,他们的宗教没有经典和规范教义,没有职业的宗教人员和稳定的教团,带有浓重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色彩。由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性,这些民族中保持的原始宗教成为现代人研究古代社会的活化石。还有一种情况,由于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广泛、密切地接触,所以在宗教信仰上与汉族差别不大,信仰汉地佛教或道教。如朝鲜族、蒙古族的部分群众信奉佛教,白族、瑶族、壮族、京族、毛难族信仰道教,或将道教的某些内容吸入自己的民族传统宗教之中。与汉族相比,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宗教信徒占人口的比重较大,崇拜活动比汉族热烈隆重,并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汉族的宗教受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变迁的影响很大,所以在教团组织和教义理论上常常变动和更新。而少数民族宗教受民族习俗的制约,比较稳定,数十年没有明显的变化,与当地经济停滞,社会生活闭塞的情况相适应。
民国年间少数民族宗教中还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即民族团结与分裂的问题。此时期西方国家对内地宗教组织的利用有所减弱,但对边疆少数民族宗教组织的影响则有所加强。例如英国拉拢藏传佛教领袖搞 西藏 ****** 阴谋,日本帝国主义挑拨回汉关系,阴谋策划组织 回回国 ,德、英等国利用土耳其,串通新疆维族穆斯林中的野心家,妄图建立伊斯兰教国,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云南挑拨拉祜、景颇等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策动民族外逃……。
对于帝国主义的种种分裂阴谋,民国政府曾进行过抵制与斗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对边地民族宗教的管理,积累了一些管理少数民族宗教的经验。大多数爱国教徒站在中华民族一边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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