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宗教史之——明代宗教概述

明朝宗教史之——明代宗教概述
　　明代宗教概述
　　宗教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理解与把握宗教的发展脉络和意义，不能离开社会与文化。明代是中国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代宗教就像生长在地面上的花草，它们之所以在明代生长成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之所以生成或之所以消亡，除了它们的 种子 基因之外，还取决于滋生它们的土壤和它们所经受的阳光风雨。因此理解和把握明代的诸教诸宗，也必须将它们置于明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背景中，必须参照明代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大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还要参照世界历史的发展大系。
　　（一）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明代社会
　　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来看，明代都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从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即帝位到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期间共２７６年。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大系中，明王朝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经过唐宋鼎盛发展时期之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停滞阶段；二是经过蒙古贵族统治的元朝之后，国家政权又再次回到汉族官僚地主集团手中。
　　而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上，１４- １７世纪正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崛起之时。吴于廑先生曾在《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中，概括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深远意义： 亚欧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封建国家的农本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耕织结合之趋于分解，生产之转向商品化，经营、生产组织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种改变，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按各自的历史条件，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旧制度统治力的松弛，显示出更新的转折或转折的动向，与这些变化相伴随，在变化较剧烈、较深刻的亚欧大陆两端，航海活动开始越出了沿海和内海的局限，飞跃为跨越大洋的、连接世界新旧大陆的远航。由此，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明代，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福建、浙江等地方开始有了一年二收的双季稻，广东还有三季稻。北京一个劳动力的粮食产量为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斤／年，南方一个劳动力的粮食产量为４０００斤左右／年（南方一个劳动力约有１０亩地，而北方一个劳动力平均为七八十亩地）。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花生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入我国，这些农作物的产量较高。这一切都使相对有限的耕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永乐年间（１５世纪初）明代人口大约为６５００万，到万历年间（１６世纪中后期）人口增至１。２亿，在１６０年间增加了近１倍。
　　明代的纺织业已经从家庭中走出来，形成了工厂化的生产方式，有专门从事织机制造的，也有专门从事纺织的，在纺织业中，织不同的布已采用不同的专用织机。人们形容当时的织机是 机杼之巧，殆天工 ，在苏州市场上有缕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等多种织机出售。纺织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仅苏、杭地区，丝织官营手工业年产绸帛就达１５万匹；而苏州织染局一家便有织机１７３张，年造缎１５００多匹。
　　但是这种新的因素仅表现在生产方式方面（即农业和纺织业分离，纺织业内部专业分工深化），生产力方面并未出现新的重大突破。多锭纺车从宋代发明后到明末的６００年间，虽然有了专业织机的分工，但却在技术上无甚创新。其他方面，如生铁冶炼的技术和产量，宋元明三代基本上保持在同一水平。据１９７５年《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公元前６世纪和１１世纪，世界上重要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计２３１项，其中属于中国的有１３５项，占５８。４％，但明代之后这个比例显著下降。
　　这说明封建生产方式的 容量 是有限的，它虽然可以在一次次被打碎后又一次次重建起来，但它却无法超越自身的极限。松江人何良俊说正德（１５０６- １６２２年）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而到嘉靖年间（１５２２- １５６７年），则大抵十之六七的百姓已不再务农。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并非全都去经商，或从事制造业，而是有相当多的农民由于土地兼并而成为无土无业的流民.当时的总人口约在１亿上下，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的农民成为 流民 ，也会有近千万的人口相对剩余，其中的青壮年至少有三四百万之众，这无疑构成了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中国的封建社会本身无法 消化 这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也没有使这些 流民 到 新大陆 殖民（像欧洲人那样）的举措。
　　这一切都表明，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已不再具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它虽然在生产的技艺和产量等方面已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但却没有像欧亚两端的大陆一样 走向世界 ，如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亚洲的日本那样，也没有出现顺乎历史潮流的新的重大突破。因此，明代社会所具有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比以前的朝代更为严峻（特别是明末的 人口爆炸 ）。在这种压力面前，明王朝采用的高压专制与中央集权的政策，虽然在一段时间里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看却适得其反。因为这种高压政策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往往将新生事物或新的社会发展因素作为 异端 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而且用高压和集权积聚起来的社会财富，既不是用来发展新的生产力，也不是用来开拓新的生活空间（郑和的航海船队能够远至非洲，却未能把任何移民送到新大陆），而是用于统治者的挥霍。
　　封建王朝，大抵开国之初，总会有一两代英明雄毅之主，他们常处心积虑，想使江山永固。至明代也不例外，当初 打下江山 的朱元璋和朱棣，虽然搞了许多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举措，诸如文字狱和锦衣卫等，但基本上还是励精图治的。他们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抑制豪强，维护着小农经济的格局。他们在主观上还是想让中国长治久安，以便使其朱家天下传之久远。可是坐享其成、继承皇位的皇子皇孙们则是一朝权在手，就为所欲为（比如在崇道佞佛方面花费无度），不要说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连朱家的长远利益都弃之不顾。结果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一遇灾年，天灾和人祸相互放大其恶果，老百姓忍无可忍，被迫起义，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
　　虽然明代社会的中国与西欧国家一样，显示出新的转折或转折的方向（这些转折因素的具体表现在明代政治、经济、思想各卷中都有所论述，至少在宗教方面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民间宗教的崛起），但是中国并没有完成这种 转折 ，或者说虽然有转折的迹象，但社会在整体上依然是以往社会的 复制 ，而且是重蹈覆辙。
　　（二）明代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
　　明代社会的诸多宗教，一如这个大社会一样，处于新旧交替的重要 转折关头。佛教与道教，经过唐代和宋代的高度繁荣后，无论在教义理论上还是在组织实践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政治上失宠，在下层社会中受到新兴民间宗教的冲击。佛教虽然来自印度，但经过隋唐的改造，特别是中国诸宗（尤其是禅宗）的产生与发展，其本土化的改造过程基本上告一段落，它和道教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如何保持自身的活力和对群众的吸引力。
　　宗教之所以是宗教，它总是有二个方面，一是在信仰上引导教徒向上、向更高、更新的层次发展。宗教总以对某种神灵的信仰为基础，文明社会中的宗教还总是将这种信仰体系化，有一系列的教义学说。这些教义学说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对原有的宗教经典做出新的解释，使教徒树立新的或更完善的信仰追求，或在信仰上把教徒引向更高的层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二是宗教要把这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深入到教徒的心中，它必须使自己与信徒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必须使教徒们感到宗教信仰虽然和现实生活不一样，但并不矛盾，甚至要感到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宗教要有一定程度的 世俗化.元代的佛教、道教，按照传统观念的标准，都过于 糜烂 ，许多和尚、道士都娶妻生子，使宗教的神圣性难以展现。朱元璋即帝位后整饬释道的重要内容就是让这类和尚、道士还俗，或离弃妻小。这样做，虽然合乎中国特别注重 名正言顺 的传统及宋明理学所倡导 存天理，灭人欲 的逻辑，但却未能促进佛教和道教的健康发展（注：明中叶后期朝政松弛，释、道二门又有许多僧、道娶妻生子，说明这是一种无法消除的 人欲.况且 人欲 只能引导和升华，是根本 灭 不掉的）。与中国佛教、道教重新 正规化 同时，日本的净土真宗却呈逢勃发展的趋势，他们不在乎教徒是否吃肉，是否娶妻，而注重于坚定的信仰，颇有点 因信称义 的味道。本来，佛教讲究四大皆空，禅宗也有身非菩提树，磨砖不能成佛的灼见，按此逻辑，独身、出家、斋戒便都是空 ，执著这些形式依然是一种 迷.日本净土真宗正是在这夹缝中求得生存，在世俗化和神圣性的矛盾中求得了平衡。
　　可是明代初期佛、道二教的这种 正名 ，不是进一步完善这种顺乎历史潮流的变革，而是将其断然中止。
　　其结果，一方面是佛教和道教与民众生活又拉大了距离，加上 吃官粮 等官方措施，使它们虽然居于 正统 地位，但在信仰理论上和生活实践上都拿不出新东西，群众或者觉得它们满足不了自己的宗教需要，或者觉得它们虽能满足某种精神需要，但付出的代价过于繁重，那么离开它们是自然而然的。明代佛、道之所以 扶 不起来，恐怕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民间宗教的兴起。民间宗教得以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它们在教规上只是劝人行善戒恶，甚至有的还把娶妻生子作为成佛成仙的前提之一，从而在教义教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更贴近中下层民众。
　　明代初年实行高压专制，但明中叶以后，皇帝、宫妃贵戚、王公大臣们在崇佛、佞道、拉拢民间宗教方面相互 竞争 ，在某种意义上倒形成一种宗教宽容的气氛。在这种氛围里，除了民间宗教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之外，穆斯林诸民族逐步形成，且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居在西北地区和内地其他地区。伊斯兰教也在本土化进程中进一步完善形成了经堂教育和教坊制度。天主教（尤其是经过利玛窦的努力）也逐步在社会上层和下层发展了一定数量的教徒，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从总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天主教，甚或是非正统的民间宗教，明代的教案与清代的教案相比，显著微小，这不仅说明各宗教之间能够互相宽容，而且各宗教教团与政府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张，可以说，自明代社会，中国各宗教的基本格局已大致形成，并影响了各个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
　　明代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大系中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它虽无泱泱大唐万方来朝的气势，却也悠悠然奏出了中国封建制度于无奈中独步的余音：佛教在衰微的大态势中，日趋向中国普通百姓 渗透 ，完成着 三教圆融 的基本目标；道教的发展虽受到多方困扰，却也在与传统文化的协调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首登大陆，带来了另一种文明的成就，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于此时日趋完善，并孕育了中国的穆斯林诸民族；根植于下层文化的诸民间宗教，在明朝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激化的背景下已相当发达，为中国宗教的历史抹上了极有特色的一笔。该正规化的正规化了，该中国化的中国化了，有明一代，各个宗教各就其位、各谋其事，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然而，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被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方能理解其更深层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在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崛起之时，中国封建社会中，新的价值追求正被强弩之末的国家机器窒息。自明代，中国封建社会便进入了停滞阶段。正因为该转变的没有转变，该发展的没有发展，就为中国宗教在这一时期的命运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明王朝对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大作用的佛、道二教，实行了抑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统治者既想阻断宗教组织嬗变为政治组织的各种可能，又想利用释、道维护其社会秩序，对佛、道二教进行了多方面的 官方 干预。由此而使佛、道二门蜕化得既缺乏精神上的创新追求，又日益与广大信众相脱离，呈现出衰微的趋势（后虽经调整有所振兴，但再也没有重现昔日的繁荣），其社会功能难以施展。于是，这一缺撼由民间宗教承担起来。
　　中国民间宗教以最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组织形式与内容，满足中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这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当历史潮流涌动起来的时候，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作为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明代，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 开放 ，或者说，高压政策的抑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其中，回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消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为宗教发展外因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压力，对宗教发展的深刻影响；西方天主教在中国诸宗教中占据一席之地，则反映出作为内在动力的宗教本土化运动，是保持宗教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明代宗教史》是一部概述性的著述，应百卷本《中国全史》基本结构的要求，它以淡化作者个人创见，概括基本的历史事实和汇总史学研究中较为公认的成果为主导。因此，对中国宗教历史的描述，只是极有限的一个段落。在理论方面亦不适于深入探讨。为此，读者欲对本书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还需要参考有关明代的其他９册历史描述及纵向整体的中国宗教历史诸册。
　　另外，以史为据的特点，使得本书必然要参考、引述各方专家的论著。
　　这既是对各位学业前辈科学研究成果应有的承认，对笔者而言，也是一个求教于各方专家的极好机会，事实上确实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