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弘扬佛教文化的路向选择

试论弘扬佛教文化的路向选择
　　蔡彦士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为古老的宗教，自东汉时期就传人我国，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不断地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契合而发展至今，它对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思想信仰、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有其产生、存在的历史根由。它是人类早期，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都很低的条件下，对人的社会存在、自身发展、社会苦难，人们的生、老、病、死等现象的一种思想认识，甚至可以认为是人们在一定时期中对世界认识的一种先进思想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中包容着人类早期的丰富辩证法思想，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也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佛教教义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值得重新研究、重新阐释的因素。因此，人们对佛教文化应持理解和尊重的态度。
　　但是，历史已经跨人21世纪了，当代科学技术十分昌明，人类的实践能力、认识能力、生产能力已达到历史新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在开放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面对滚滚而来的现代化浪潮，佛教文化必须作出自己应有的回应，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关系到佛教文化能否存在和继续弘扬的根本问题。
　　一、现代化浪潮对佛教文化的激荡
　　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论其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何千差万别，都在全力以赴地谋求发展。现代化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其特点可以概括为经济市场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竞争激烈化。它的影响无所不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被卷入现代化浪潮中。在我国，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教兴国，文化繁荣，对外交往增加，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不断涌现，相互激荡的态势已经出现。
　　特别由于中国加入WTO之后，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一切经济活动要按照WTO游戏规则运作。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日见成效，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经济必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必将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必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效率意识、效益意识、竞争意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不断高扬。一句话，人的现代化素质不断提高。
　　基于上述，现代化浪潮冲击着社会生活的一切层面，佛教文化自然也受到激荡和挑战。
　　第一，佛教文化的根本理论同现代化的生活和实践迎面相撞。佛教主旨思想宣扬“空”、“苦”二义。从佛教的根本纲领“三法印”看，它宣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架寂静”，分别说明世间一切现象都是生灭无常，不停变化、流逝；世间一切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客观实体。所谓“人无我”即“人空”，“法无我”即“法空”，宇宙一切现象都是“空”的，“空”便是宇宙的根本属性。佛教大力宣扬现实生活无比痛苦，叫做“苦海无边”，而苦的根源是由众生造业引起，如果没有业，就没有生，没有死，也就没有轮回果报。佛教不是以众生造作之业的善恶，作为六道轮回的本根(根据)。因此佛陀要引导一切有情众生，破除我执，跳出三界，脱离苦海，得证寂灭之境，达到“圆寂”、“解脱”。所以“涅架寂灭”被认为断灭了生死流转的烦恼，是“无明灭”，“贪、嗔、痴灭”，是“无为空寂之灭”，是“最高乐”等等。佛教要求信众认识到现实生活是苦海无边，要看破红尘，超脱轮回果报，返归“涅架寂静”。
　　诚然，社会生活总有艰难困苦，人生也有生老病死，个人也会遇到种种不幸，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将这些现象加以无限夸大，把生活等同于痛苦，使人厌恶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现代丰富的社会生活，使人沉醉于遁人空门，生活于极乐世界，显然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实际相去甚远，与全国人民全心全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矛盾。如此对人的生活导向是消极的、有害的，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否定也是毫无道理的、站不住脚的，其必然结果只能贬损佛教文化的形象。
　　第二，还不能不看到，佛教文化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存在、发展中，在与本土文化、民间信仰、鬼神崇拜等观念磨合过程中，积淀了许多落后的东西。诸如现在佛寺庵堂中常见的作“功德”、“烧香烛”、“烧库钱”、抽签、问卦，接受有求者许愿还愿等等。这无异鼓励人们向佛行贿受贿，使得佛教的制度文化走向庸俗化、迷信化。尽管历代高僧大德、佛学先贤对此曾经严加痛斥，大声疾呼不可，但是收效甚微。因而使得一些末流外道有附佛作恶的可能，乃至滋生邪教。虽然附佛外道的责任不应由佛门来负，但这种庸俗化、迷信化的倾向，确实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盗用佛教的语言，蒙蔽群众，以售其奸，李洪志的“法轮功”邪教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版本。
　　第三，佛教信徒的佛学文化素养不高，大大制约着佛教文化在当代的影响力。经验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影响直接依赖于信仰者的数量和质量。虽然我国佛教信徒数量很多，但是他们的佛学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对佛教的经、律、论有深入研究，有较深造诣，精通佛学，熟悉主要经典、宗教制度、礼仪，富有建树的高僧大德者聊若晨星；就是比较懂得佛学真谛、义理、制度者的人数也不很多。其中很多人属于粗通文字，甚至文盲，缺乏独立研习能力，只能背诵某些经文，知道一些戒律、礼仪和宗教节日等常识，但并不了解其涵义。有的甚至连“南无阿弥陀佛”的赞语是何含义，也不甚了了。当然，在宗教生活中，这并不影响他们可以成为十分虔诚的信徒。不过，仅仅靠这点功底，他们不可能“自觉”，更不可能“觉他”。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由于众多信徒接受教育时间短，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研究佛教文化的能力所使然。如果说这种状况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时代，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还过得去的话；那么，在当代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公众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它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现代化和开放无所不在，比如早年与世隔绝的深山古刹，现今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原本佛门净地，如今变成游人如鲫，喧闹火爆的旅游市场。不少寺院的住持、僧尼也自觉卷入旅游创收的潮流中。当然从增加寺院经济收入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事实恰恰证明，现代化浪潮已经涌进佛门净地，如果佛教徒与公众文化素质差距拉大，不就成了问题与挑战吗?
　　佛教文化在现代化浪潮激荡面前，应如何应对呢?一般说来伺二种选择：其一，视而不见，我行我素。以为依靠传统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就可拒绝现代化于佛之外，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出路的。其二，被动回应，消极以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内部作些更为严格的管理和约束，其必然结果是穷于应付，无济事事。上述两种选择，很有可能使佛教文化愈来愈边缘化，甚至被现代化浪潮所淹没。这是佛门弟子所不愿意看到的。其三，主动回应，积极以对。根据现时代发展要求，重新学习、研究佛教文化，努力开掘、阐发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找出与现代化潮流相适应的新的契合点，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佛教文化进行创新、阐释与弘扬。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佛门弟子责无旁贷的任务。
　　二、佛教文化积极回应挑战的有利条件
　　在现代化浪潮激荡面前，我国佛教文化积极回应挑战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都很好，问题在于正确认识这一大好形势，深刻分析、研究各种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扬长避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不仅可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佛教文化作出必要调适，而且能够使佛教文化得以进一步弘扬。
　　首先，从社会的客观环境看，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目前，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努力也大见成效，社会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社会思想文化环境宽松。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际联网的开通，当代世界上的各种思想、观点、理论，无不在国内快速流动、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宗教信仰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现在佛教文化被尊重的程度，是历史上的一个最好时期。不仅如此，党和政府还积极引导和鼓励各种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佛教界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调动佛教徒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高扬爱国爱教旗帜。中国佛教徒从来就有爱国主义传统，每当民族灾难深重，民生凋敝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有一批高僧、虔诚信徒、佛教学者，他们心地善良，品德高尚，关注民生疾苦，了解国运衰败，利用其所掌握的渊博佛教文化，为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既是虔诚的佛教徒，又是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当前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振兴中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佛教界更要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作出新贡献。
　　其次，从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看，佛教文化具有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自我调适的能力和优良传统。佛教初传中土时，那时的中国人将其视为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早期来华传教的僧侣，也多以神通方术作为传教手段，如佛图澄(232—348年)就善诵神咒，役使鬼神，预知吉凶，兼善医术，能治病救人，而受到广泛欢迎。
　　事实上，佛教传人中国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封建经济十分发达，封建专制集权巩固，思想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现实。佛教文化为了适应中国高度集中的皇权政治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以及广大小农的宗族意识，一贯采取灵活、平和的态度，较好地依托于封建统治。同时，兼融儒家的思想政治，对中国人的祖宗宗拜、家族观念、民间信仰也采取宽容态度，因而佛教对某些修持方式也作了适应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的变革，如不强制性要求信徒都出家当和尚，信徒可在家孝敬父母，享受天伦之乐；可从事自己正当职业，乃至为国家建功立业，因而使得中国佛教的居士制度大为流行。佛教文化正是以这种开阔胸怀，灵活的方式方法，一方面努力顺应各个时期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努力摄取各种有利自己生存、发展的思想文化养分，为我所用。这是使得佛教文化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传播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中国佛教文化自身的素质看，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经卷浩如烟海，内容极其丰富，义理十分深奥，饱含着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思想，可塑性很大。特别经过历代高僧大德，佛学精英的不断阐释，反复研究、揭示与创新，其义理日益精进，尤其是思辩佛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仿佛是一座博大无穷的思想宝库。所以十分迎合重视义理的儒家学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爱好与青睐，就是一般儒生也能深浅不等地论佛谈禅；而历史上一切高僧大德，佛门先贤，几乎人人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个个都能谈玄论儒。这种佛儒的双向沟通，无疑极大地方便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相适应，也就很自然地能够按照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的要求，适时调整自己的面貌，以依附于中国的学术及思想文化，从而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
　　确实，佛教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很有创新性，如涅槃佛性学说融人了儒家正心诚意的性善学说的精神；“顿悟成佛”的说教也与儒家心性学说暗合；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弘通思想也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世救世精神；大乘般若学又依托于玄学而得到发展。原本繁琐的佛教修持方式也顺应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而不断简化易行。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与繁荣，在西藏有藏传佛教；在汉地有八大佛教宗派，每个宗派都有完整、丰富的思想内容，呈现着繁荣昌盛新局面，并使中国佛教走出国门，传向世界。
　　印度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扎根、开花、结果，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有力证明佛教文化自身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兼融性与创新能力。所以，它能够长期保持着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协调、相适应，这是一种很大的优势，也是其他一切传人我国的外来宗教所难以比美的。佛教文化在我国传播的最大成就，是它的彻底中国化，而且获得了自己新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特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并立，或三学并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很有信心地预期，中国佛教文化在现代化浪潮撞击面前，只要充分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正确用好、用足各种有利条件，佛教文化完全能够与时俱进，有所作为，有所创新。
　　三、佛教文化自我调适、弘扬佛法的路向
　　在新世纪里，佛教文化进行积极的自我调适，不仅是佛教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外在需要，而且是佛教本身存在、发展，弘扬佛法的内在需要。一般说来，任何宗教的存在，不仅决定于信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其宗教文化的质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佛教文化的新发展，佛教就不能吸引人，就不能稳定、持续的发展。可以说，佛教文化的创新与弘扬，是佛教自身存在、发展的需要。佛教文化的创新，并不是要求改变佛教面貌，改变信徒的信仰，背离佛教的传统，另搞一套。恰恰相反，它必须继承佛学的真谛，根据佛教文化的基本理念，去芜存菁、推陈出新，揭示正道、正信，乃至提出某些更适应于新时代生活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礼仪，为佛教文化新弘扬开辟新路。在这方面佛教界大有可为：
　　首先，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坚决走人间佛教之路。
　　要确定佛教文化自我调适的方向，必须深入研究佛教文化发展史、佛学义理和现实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要通过对历史经验，佛法内涵、社会现实的再学习、再研究，找到佛教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契合点，对佛学真谛再阐释，使之与现代生活相适应。虽然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但佛教界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因为历代佛门先贤已经为此积累了丰富经验，并且为弘扬佛法指明了前进方向。
　　就以近代佛教革新经验来说，自从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国运衰落，民生危急，社会动荡，人们都在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什么资本主义、人道主义、进化论、科学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天主教纷至沓来，它们无不在中国大地上相互激荡。在社会大变革的狂飙面前，当时的佛门先贤如太虚、圆瑛、法舫、印顺、印光、虚云、谛闲等法师就纷纷作出积极回应；倡导佛教要走出传统，抛弃注重死后，追求来世福报的旧观念。提出佛教要多注意现生问题，认为佛教文化的复兴，必须讲明其现实人生真理，推行其利益人生之事业，以便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实际上，这是倡导“人间佛教”，弘扬积极救世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13年，太虚法师公开提出佛教要进行“三种革命”的著名号召，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为此，他到处奔走呼吁，在各地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不遗余力地推动佛教“三大革命”。虽然由于当时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佛教式微，太虚法师的正确主张，并未能得到有效实行。但是他对佛教文化的革新主张，不啻是一次闪电雷鸣，发人深思，极有价值。它对今天佛教文化自我调适仍有积极意义。
　　近代中国佛门先贤提出的建设人间佛教的思想，为新中国佛教界所继承。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的主旨讲话中，对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作丁深刻的回答。他说：“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第6期，第19页，1983年)而中国佛教协会《法音》会刊的封面上，常常刊登着“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生”的宗旨，由此可见，中国佛教文化自我调适，弘扬佛法的根本路向已经择定，就是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坚持走人间佛教之路。
　　其次，大力发掘和弘扬佛教文化中有价值的伦理思想。
　　在佛教文化中包容着丰富的伦理思想，虽然它是建立在神秘主义的“三世因果”说之上，强调的是“因果轮回”、“善恶报应”。但在实际生活中，它主张扬善抑恶、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不干坏事。这些不仅对于调节信徒行为的相互关系有积极意义，而且在现实性上，也不悖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般要求。
　　佛教从来关注人生疾苦。佛陀在世时，他就是一个道德圣人。他不仅积极宣传群众，教导群众要做好人，做好事；不做坏人，不做坏事。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领广大信徒一心向善。不可否认，佛教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伦理思想，就其核心思想看来，具有“与人为善”、“以人为本”的一面，它跟佛教的慈悲为怀、慈航普渡、救苦救难、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宗旨相联系的。佛教的伦理思想又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儒家文化的善恶观相通融。所以，时至今日，佛教中的许多道德说教，还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所推崇，因而具有很大可塑性，需要大力加以发掘、整理、弘扬。
　　就以佛教伦理中，要求信徒践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信条来说，其本意是教导信徒不作恶，要行善，做个好人，做个善人。但用现代观点看来，只停留在自己做个好人善人上，是不够的。还应该发扬佛法的“大慈大悲、大无我、大无畏”的精神，凡是有利于群众的事，有利于反对邪恶的事，就必须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坚持惩恶扬善，才能达到佛说的“大智、大勇、大无畏”的高尚境界。可见，大力发掘、整理、弘扬佛教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伦理思想，对于推行人间佛教有着积极意义。
　　再次，努力剔除中国佛教文化中掺杂着的鬼神崇拜等落后因素。
　　佛与神本不同道，佛教文化与鬼神文化也无关系，佛教信仰与封建迷信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不可否认，自从佛教文化传人中国以来，在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与儒家文化相融合，而且与中国人的鬼神崇拜等传统观念相结合、与中国的封建迷信活动发生了种种粘连，滋生出不少非佛非道、非神非鬼，不伦不类的东西来，严重扭曲了佛教文化庄严圣洁的形象，增加了许多鄙俗迷信的形迹。使局外人、不明佛理的人，以为这就是佛教。
　　因此，在现代佛教文化的积极调适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上划清佛教文化与鬼神文化的界限；划清佛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界限；划清佛教与封建迷信的界限，等等。以便正本清源，去伪存真，还佛教文化本真面目。同时需要从实践上，也就是从制度、礼仪的规范上，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加以匡正。
　　由于佛教信仰活动中掺杂着种种鄙俗陋习，由来已久，而且相信此道的人为数不少。既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企求通过一、二次法会，一、两个清规，在一个短期内就将陋习彻底清除，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只要大方向正确，要求合情合理，坚持弘扬佛法，正本清源，不断加大规范、匡正力度，不信春风唤不回。特别要加强对基层庙宇的僧尼、住持，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逐步提高他们的佛学知识和文化水平，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广大的善男信女，只要着力提倡，锲而不舍，就能收到反妄归真之效，还佛教一个庄严、圣洁、高雅的形象。
　　最后，建设队伍、组织落实。
　　佛教文化能否在现代化浪潮撞击下作出积极回应，走好人间佛教的道路，关键是队伍建设和组织落实。因此，佛教界的负责人、领导者、高僧大德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切实负起责任，精心组织，奋力拼搏。目前，当务之急是组织队伍，统一认识，制订规划，有序推进。人间佛教道路的拓展，最为紧要的是下大力气，努力造就一支政治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又有较为渊博佛教学识，富于创新精神，年富力强的佛教学者队伍。没有这样专门人才，佛教文化的现时代调适，建设人间佛教的构想就难以实现。
　　同时，佛教界的领导者、高僧大德，要团结一切有研究能力的佛门僧俗人士和社会上佛学研究者、爱好者，共同努力，开展对佛学历史与理论的系统而不是零碎地、深入而不是肤浅地再学习、再研究，在继承好佛教基本义理的基础上，扬弃旧义，追求新知。而且要对佛教界的现状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肯定成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准确找到佛教文化与现时代社会生活的契合点，力争在佛学义理、伦理道德、宗教仪轨，体制等方面有新的阐明、发挥与创新，使人间佛教的道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