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哲学和宗教

福建哲学和宗教
　　一、中国哲学的源头和流变
　　1.先秦诸子百家——中国哲学的源头
　　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萌芽、兴起和奠定其基本格局的时期，先秦诸子，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派学者，他们掀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高潮，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学术等各个层面都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历史教益，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巨大腾飞。
　　1、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哲学最主要的特征是诸子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记载有189家，其中最重要的学派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这六家，大体发端于春秋末期，鼎盛于战国中期，总结于战国后期，而每一学派自身又各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百家争鸣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各家论争的风气，体现了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深刻变革，百家争鸣的内容，涉及天人、名实、常变、义利、古今、心性、善恶和礼法等各方面，争辩推动着中国哲学走向繁荣。
　　百家争鸣以秦王朝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天下一统为标志而宣告终结。秦汉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以老子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成为中国哲学的两大主流。
　　2、六经之首
　　《周易》是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部奇书，既是儒家六经之首，又为各家各派看重，不了解它，就不可能真正弄懂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
　　《周易》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因作于周代并阐发周流普遍之道而得名。《易经》共十篇，统称为《十翼》，由卦名、卦象、卦辞、爻象、爻辞几部分组成。《易经》共六十四卦，系原始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卦重叠而来。《易传》是对《易经》本文的解释和对其思想的发挥。
　　《周易》使中国哲学家的视野突破了六合（天地四方）之限，而将整个宇宙当做自己的认识对象，“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立运动，最终造成了天地万物的变化发展，生生不息，这是《周易》的太极生成论。
　　《周易》的对立统一观和变化发展观也对后代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是《周易》的中心思想，一分为二是《周易》的本体论和方法论。
　　3、爱人知天
　　春秋末期由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是先秦哲学中的显学，它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孟子和荀子，它的思想主旨是“爱人”和“知天”。
　　《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孔子认为，仁的基本形式是“爱人”，要求将人作为人来对待，强调人有爱和尊重的需求，仁爱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仁爱观的直接目的，是要通过对上下尊卑间的人际关系的调节，挽救“礼坏乐崩”的社会政治秩序。天人关系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肯定天是至高无上的价值理想，人的努力，包括祈祷在内只有在遵从天命的前提下才有意义，然而，尽管他敬畏天命、鬼神，而又力图与之疏远，将注意力集中于人事，孔子作为教育家，十分关注求知上进的问题，他认为知识不是天生的，差别在于后天的学习。
　　孟子是战国中期百家争鸣高潮中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民本与民权是孟子为时代贡献的光辉思想，民本思想在孟子最典型的表述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提出以民为本并对国家政治进行修改的目的，虽然仍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与今天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但他的确看到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性善养气之功被后世哲学家认为是孟子的极大贡献，孟子以善心为起点，引出了善政、仁政的政治结论，故孟子强调，从社会国家的教化到个体的修养，目标都在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另外“天人合一”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个阐发者也是孟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最大代表，同时又是先秦哲学的总结者，他去百家之蔽又兼各家之长，他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把原本只关注社会人事和心性修养的儒家学说扩展到不同领域：他以法治补充德治，要求王霸双方统一，故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都成了法家思想的代表；在天人观上，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强调“制天命而用之”；在求知说上，荀子第一次自觉探讨了知行的相对关系；在人性理论上，荀子主张“性恶论”……
　　儒家在先秦只是百家之一，但由于他们所倡导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义道德教化适应了秦汉以后统治者的需要，其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压倒百家取得独尊地位。
　　4、兼爱三表
　　墨家是战国初期由墨翟所创立的学派，墨家治学的宗旨与儒家背道而驰：孔子隆礼乐，墨子非礼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厚葬，墨子薄葬；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墨子则要“明鬼”。墨家也是先秦自觉地讲求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学派，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兴趣，在中国哲学史上罕有。
　　儒墨的对立，最突出的表现在仁爱与兼爱，重义轻利与兴利除害等基本观点上，“兼爱”是墨子思想的中心，指不分差别彼此普遍相爱，在思想上是以博爱取代自私之爱，在政治上以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墨子十分注重物质利益的作用，他认为“兼相爱”的结果是“交相利”。
　　墨子是最早自觉批判天命论的思想家，他反对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认为人可以以强力战胜天命，他既主张非命，却又提倡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一方面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另一反面也反映了他思想体系中的幻想成分。
　　墨子的三表法是突出了感觉经验的认识论，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以历史经验、耳目闻见和实际功效作为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是中国实践论的初始形态。
　　后期墨家克服了墨子的鬼神观念，发展了他的逻辑学、认识论和自然观。形成与儒家分庭抗礼的显学，他们的理论研究是各家中涉及面最广的，但由于理论不为统治者所欣赏，秦汉以后渐成“绝学”，清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才又被学者们挖掘和弘扬。
　　5、无为之道
　　道家是春秋时由老子创立的学派，代表人物是老子和战国时的庄子，通行本《老子》由《道经》和《德经》组成，故道家又称道德家。
　　老子的哲学是中国哲学中最早而又有系统的思辨哲学的理论。在治理国家的基本态度上，老子主张无为，反对仁义礼智、道德法令等手段，反对人的智慧，因为智慧运用不当会走向反面。在宇宙生成的问题上，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的辩证法可概括为“反者道之动”，即事物矛盾对立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事物发展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庄子在多方面推进了老子的学说，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规定，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根，但他进一步解释了“道”，更提出“一气”的统一即万物的统一，是中国最早的气统一论思想。“齐物论”是庄子对于人的认识问题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庄子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取决于两个不同的立足点，即“以物观物”还是“以道观物”，从道的高度来看，万物齐同如一。“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的自由观。他向往顺从自然的本性，在无限的时空中自在往来，真正摆脱外来和自身的一切束缚。
　　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与儒家的理论互补而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老子的大道无形、道法自然，庄子的乘云气、御飞龙都成为道家向道教转化的桥梁，在哲学上，魏晋玄学是儒道互补的产物，宋明理学也吸收了老庄思想，而“无为制有为”的政治权术更是统治者欣赏的法宝。
　　6、名辩之学
　　名家指专门从逻辑上探讨名言和命题的辩者，主要代表是战国中后期的惠施和公孙龙。
　　惠施属于辩者中“合同异”一派的代表人物。其治学的基本特征在“合”，强调的是事物概念的联系和统一，主要表现在他关于有限和无限，一与多等问题的概念探讨中，他已意识到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而有限又包含着无限，故对任何一方都不可执着。
　　公孙龙属于辩者中“离坚白”一派的代表。其特征在“离”，强调区别和对立，主要表现在他关于个别和一般、实在和抽象的概念探讨中。他的著作《公孙龙子》所载代表性命题中，“白马非马”最能体现他的辩学特点。
　　名家的“辩名”促使人们对常识性问题作出重新思考，在中国哲学思维的条理化、概念的清晰化和论证的严格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这条路没能延续下来，但他们“困百家之言，穷众口之辩”的论辩手段和思维方法，仍然在不同哲学家的理论构造中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7、变法先驱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激进学派，也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积极推动各国的变法运动。他们讲求法律和法治，与儒家的仁义、德治直接对立，法家学派的形成以战国初中期的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和商鞅等人为代表，按其主张分为重法、重术和重势三派，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家哲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鲜明特色，他们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当今，认为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这是相当成型的历史发展观。
　　法家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他们“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奖励耕战，反对世袭，反对分封诸侯，主张中央集权；最终建立一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韩非的学说是法家理论的集中体现，他继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同时，认为仁与不仁应由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人追求私利是合理的，统治者应利用这种私利诱导人们为国家服务。
　　法家是百家争鸣中在事业上取得最为辉煌成就的学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秦王朝就是按法家的理想建立起来的，但法家宣扬的君权专制和唯法是尊的非道德主义主张，并不适合于维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故秦亡以后便趋于瓦解，但法家倡导的刑赏、法制作为国家治理的必须手段和思想要素则被保留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并与仁爱、德治互为表里，对后来的整个封建社会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8、阴阳五行
　　阴阳和五行是相伴于中国哲学而生的基本概念，但在先秦时期，专门从事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并走向神秘化的是阴阳家。战国末年的邹衍是这一派最著名的代表，但阴阳家的著作已基本丧失，对他们的思想只能知其大概。
　　阴阳家可说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他们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大自然的变化，万物随阴阳气的消长和四季的转换经历着各自的生长收藏和生死变迁。阴阳的对立和交感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奥秘，五行的相互运动能生成万物。
　　阴阳家进一步把这种理论推广到研究人类社会，直接用自然知识来解释社会国家的兴衰和王朝的更替。邹衍便是典型代表，他的理论是“五德终始”，即用五行的相生相克之理与王朝的兴衰相对应，如代表“金德”的商朝被代表“火德”的周朝所克。
　　阴阳家对自然科学、儒家、道家都有很大影响，也是汉代谶讳迷信的重要思想来源，历代封建帝王号称的“奉天承运”亦概出于此。
　　先秦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源头和基础，它奠定了后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先秦哲学的“天人合一”与“天人有分”相交织的哲学基本问题，“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贯穿于发展观和方法论中的辩证思维传统，“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思想，伦理观中的人性善恶和爱有无差等的辩论，名实观中的“坚白”、“同异”之辩以及认识标准的讨论等等，最终合力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学术思维和文化传统。
　　2.两汉经学——以儒为主的第一次哲学大融合
　　1、天人感应与天道自然
　　两汉时期，儒家学说经过整合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道家学说成为影响最大的非正统思想，与此相应，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天人感应观和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天道自然观，前者以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王充为代表。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最有影响的儒家思想代表，他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春秋繁露》一书和《举贤良对策》三篇。他明确地主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而首先必须统一的是人的思想，而统一思想的方法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他还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君权神授说，他认为天意决定万物和人事，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中间，上天的意志通过“天子”贯彻到人间，故天下之人都要服从君主的统治。他的这一理论被统治者有效地加以利用，而他认为统治者应顺从天意，施行仁政，否则将招致自然灾害、政权垮台。当然，这只是董仲舒的一厢情愿的空想而已。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著有《论衡》一书，提出元气自然论的世界观学说，对天人感应目的论和谶讳迷信的谬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王充认为天只是由元气构成的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实体，天创造万物的说法完全是虚妄的胡言。天的法则是自然无为，人的法则是利用自然。王充还根据元气自然论批判谶讳迷信的种种荒谬说法，提出了否定鬼神迷信的无神论观点，反对把帝王说成龙种，反对祈雨，否认鬼神存在等。
　　2、两汉经学
　　经学指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正统，经学与封建政治关系密切，西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学说和今文经《春秋公羊传》相结合，用以巩固皇权。到王莽，又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东汉时，古文经盛行，研究文字训诂的“小学”因而兴起。东汉末，融合今古文的郑玄之学流传很广。儒者往往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烦琐哲学的方法对待儒家经典，而忽略了对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的把握，结果造成了支离繁琐的学术风气的盛行，但经学对后世封建制度的稳固、发展和延续有重要关系，对后世学术也影响深远，唐朝孔颖达等编著的《五经正义》是科举取士的依据，宋代经学发展为理学，元仁宗后以宋儒经注取士，清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继承古文学家的训诂方法用之于整理古籍和研究语言文字。鸦片战争后，今文经学盛行，康有为用今文学说提倡变法维新。到了五四时期，摧毁封建文化，经学始告结束。
　　3.魏晋玄学——以道为主的第二次哲学大融合
　　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自觉地反抗烦琐的两汉经学。玄学家大都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清谈内容，多数仍是儒家的伦理观念。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魏正始年间，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易》，都提倡“贵无”，认为名教（伦理纲常）出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其后魏晋之际向秀和郭象注《庄子》，也认为名教和自然一致，封建秩序是天理的自然。裴顾作《贵有论》，则与“贵无”说相对立。除了名教与自然这个核心问题，玄学还展开了本末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和神灭之辩。在这些论辩中，涌现出了大批有见地的思想家，南朝齐梁时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著作有《神灭论》、《答曹舍人书》等，他大胆揭露佛教造成的社会危害，以偶然论反对因果报应说，并提出了新的形神关系。
　　4.隋唐佛学——以佛为主的第三次哲学大融合
　　1.隋唐佛学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到中国，四五百年间佛经翻译事业发达。到了隋唐，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等，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对中国哲学影响比较深远的主要有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
　　法相宗的创始人是著名的唐僧玄奘，他佛学造诣深湛，以二十年之功翻译出佛教经典1335卷。在佛教理论方面，玄奘信奉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学说，把《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作为佛教最高教义的经典依据。玄奘的佛教理论著作有《成唯识论》，对法相唯识的学说作了综合性阐述。法相宗的理论注重对法相（事物现象）的分析，分析的结果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识的变现，不能离开识而客观存在，法相宗所说的“识”也叫“心”，它是意识对事物加以了解的功能，在他们看来，只是由于作为识的存在，外境才得以成立，主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托于物的假象，只有识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叫做“万法唯识”。“万法唯识”是法相宗的基本命题。法相宗的理论涉及许多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问题，他们的理论也广泛为佛教各派接受，而且对中国近代哲学有深远的影响，但它是一种典型的烦琐哲学，很难为一般人接受，因此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华严宗的创始人是法藏，一生主要从事经典翻译和华严教义的研究，先后讲解《华严经》三十多遍，他的著作有《华严经探玄论》等。华严宗的教义主要有五教十宗的判教说和法界缘起的理论。五教十宗的判教说把佛教的各种经典教义划分为小乘教、大乘教、大乘终教、大成顿教、一乘圆教五类，各派学说又分为十宗。他们认为《华严经》的教义是最圆满的“圆教”，《华严经》里说莲华藏世界中有无数无量的香水海，每一滴中又有无数无量的世界种，每一世界中又有无数无量的世界，以此说明佛的世界是一切差别的事物无尽缘起、周遍包容的大法界。人们应用这样的道理来观察世界。根据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了四法界、六相义、十玄门等学说，具体阐明一切差别的事物之间都是交互包容、全息统一的，真心与妄念、本质与现象以及现象之间都是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境界，法相宗的理论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后代程朱理学有直接影响。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实践派，他们少有系统的教义理论体系，但并不等于禅宗没有思想，而且他们的思想不拘泥于佛教经典，标榜“教外别传”，他们认为自己所传的乃是佛祖的心印，亦即佛教的觉悟之心，故禅宗亦称心宗。禅宗的学术渊源，上起达摩祖师，下承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产物，早期禅宗在思想上把大乘佛教的如来藏自性清净说和般若性空说结合起来，在生活实践上则一边生产一边修禅，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宗派。弘忍之后禅宗分为两派，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最终成为主流，成为禅宗乃至中国佛教的代表，记载慧能事迹和言论的资料主要有《坛经》一书，其它有《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禅宗主要关心三个问题：一是觉悟解脱的可能性和成佛的根据问题，他们认为根据是自己的本心；二是关于修行实践的问题，他们认为修行实践自主，没有固定模式；三是觉悟解脱的境界问题，他们认为觉悟解脱是一种豁然贯通又无所得的境界。总之，无论是从破除内心的贪恋执着，还是从破除内心的对象意识来说，禅宗都要求人们达到比一般的修行者更高的精神境界，不仅要克服世俗利益的拘束，而且连佛法的拘束也要摆脱，这样才是无拘无束、彻底解脱的自由人。
　　4、道统和性情
　　自从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以来，儒家学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正统地位受到不断挑战，思想内容本身也缺少创造性的突破与发展。直到唐朝中期，儒家学说终于从沉睡中觉醒，从思想理论层面与佛、道二教划清界限，并开始自觉吸收佛教成分充实自己，韩愈的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说就代表了这一新的思想动向。
　　韩愈是文章大师，在思想上则信奉儒家学说，为捍卫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而排斥佛、道，他构造了一个儒家学说的传承系统——道统，代表了儒学意识的复兴，直接影响了宋代儒学，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韩愈的哲学论文主要有《原道》、《谏迎佛骨表》等，韩愈对佛、道批判包括四方面：一是指出佛、道对社会经济的危害；二是根据圣人对于人类的重要作用批评道家的绝圣弃智观；三是批评佛道为追求清净寂灭而逃避社会责任；四是反对把夷狄之法置于先王之教上。作为立论部分，韩愈对先王之道的内容和形式、功能和作用、来源和传统作了正面阐述，最终建立了儒家的道统说。
　　李翱曾从韩愈学文，思想上也一脉相承，《复性书》是他的代表性哲学论文。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借用佛教心性学说的理论模式说明儒家心性论中的本性和性感的关系，开创了儒家学说吸取外来佛教的思想养分以充实自己的理论范式，他在《复性说》里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人为什么能成为圣人和如何成为圣人的问题。宋代儒家沿着他开创的路径，广泛利用佛、道二教的理论思想模式解说儒家学说的各种问题，使沉迷几百年的儒学重新振兴起来。
　　综上所述，从汉代到唐代的千余年时间里，中国哲学焕发出持续的智慧光彩。这一时期，不同思想系统相互碰撞，哲学问题多种多样，哲学家们运用的思维方法也多种多样。与此相应的就是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哲学观念体系，无论是儒、佛、道哪个立场的哲学家，都提出了和以往不同的思想学说，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智慧的成果。
　　5.宋明理学——以儒为主的第四次哲学大融合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由于代表形态是理学，故人们以“宋明理学”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化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老化改造，这次改造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先发其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继其后，到两宋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复兴运动。在时间上，这场运动持续明清，影响当代；在空间上，牵涉到东亚诸国。
　　宋明理学本质上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对佛老展开文化攻势，力争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问题。
　　1、理学概说
　　从理学的论著、人才培养和学派传承来看，足可以和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媲美，其发展有一条清晰可见、易于把握的线索。
　　首先，按各学派在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可以分出理学中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包括在理学中居于正统地位的程朱道学一派，与程朱相抗衡而同居于理学中心地位的陆王心学一派及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张王气学一派。所谓非主流派，是指在当时影响虽著于一时，然在理学流传发展中未能居于主导地位的其他学派，如司马光的涑水学、二苏的蜀学等，还有一些与理学对立的学派，像王安石的新学，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等。
　　其次，仅就道学、心学和气学三派来讲，他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儒学如何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如何确立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和落实儒家思想的价值，但三派的解决方式和侧重点不一样。其中，道学侧重于从哲学上论证儒家伦理纲常的永恒性，在实践上强调对于儒家伦理纲常的认识和内化；心学侧重于说明道德的内在根据和道德主体性，在实践上强调道德的外化和践履，气学立场接近于道学，但在论证方式上自成一体。
　　在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周敦颐后被推为“道学宗主”，张载则不仅是气学奠基者，同是也是道学的创始人之一，二程兄弟作为道学的主要开创者，在“北宋五子”中地位最为重要，邵雍开创了先天象数学的另一理路，是对理学理论主体的有益补充，朱熹则是北宋以来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成为对后代影响最大的理学家，与朱熹同时兴起的陆九渊心学与朱学正相对立，“朱陆异同”后来成为理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心学在明代经王守仁发扬光大，张载开创的气学后经王廷相、吴延翰等人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王夫之那里得到了系统的总结，但王夫之不仅是气学的代表，也是宋明理学的一位总结批判者，他的思想是明清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无疑具有多方面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①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变成了以形而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②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学而直接面对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不管是道学还是心学，都把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内容来研究。③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带有明显的融合佛者的特点。理学家批判佛教的形式，却把其精髓纳入到儒学内部，他们捍卫正统儒学的尊严，却利用了佛教的哲学智慧，他们强化的是儒家的人伦道德实践，但后来自身却流入佛教禅学的空流。
　　2、无极与太极
　　周敦颐和邵雍作为理学的开拓者，他们对理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他们两人各自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宇宙论体系，以儒家礼法为中心，糅合道教宇宙生成、万物演化的思想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周敦颐的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太极图说》是周的哲学思想纲领，上半部分讲宇宙的化生，后半部分讲伦理道德与人生，核心论旨在于作为本原的太极如何通过阴阳动静变化而推出人世的伦理道德。《通书》是《太极图说》的进一步展开，对“立人极”的思想做了更为详细的系统说明。
　　邵雍深研《周易》，精通象数，是宋明理学中象数学派的开山祖师，邵雍依据《先天图》提出了一整套宇宙论图式，主要阐述先天世界的生成变化。与此同时，他又用先天后天说来解释人类社会，邵雍还在《观物篇》对伦理道德学说进行了探讨，提出性善情恶说和无我的观点，对理学中的性情理论和修养学影响深远。
　　3、“天理”体贴
　　“二程”兄弟和朱熹一系的道学，习惯上称为程朱理学。“天理”是程朱一派最为核心的范畴，“二程”为开创者，朱熹集其大成。
　　程颢、程颐并称“二程”，著有《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等。朱熹著作甚多，古往今来，罕有其敌。主要代表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等，后人集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两书。
　　程朱的理论体系，是以天理为本体建立起来的，他们通过理与气的二分化，把宇宙间万事万物分别成理的本体世界和“理与气”的现象世界，由本体论展开，在人性论、认识论和修养观上，提出先天后天二分化。道德修养的过程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行问题上认同先知后行，道德伦理上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是道学伦理学的核心和其哲学理论的最终归宿，对后来影响很大，明清至近代以来遭到猛烈批判，但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4、本心与良知
　　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一系，是与道学在辩论和竞争中不断发展的，“本心”和“良知”是陆王心学的基本范畴。
　　陆九渊本人主张“不立文字”，反对学人埋沉于书册间，所以本人作品很少。王守仁是身体力行的道德家，完成了心学理论的系统化，有《王文成公全书》。
　　陆九渊改造了传统儒学中“心”的概念，以之为哲学的本体。心本体论是是心学的主要理论特征，围绕这一本体，陆王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著名学说，在本心修养上存心去欲，多读心性之学。在知行学说上，心学侧重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提出“致良知”理论，把天理内置于人心，保证发展本心的正确走向。王守仁晚年将其学术宗旨归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5、太虚即气
　　宋明理学中的气学一系，创立时间最早，但自北宋张载后，却远不如道学和心学兴盛。直到明代中叶，气学才有了新的活力，王廷相是明中叶最主要的代表。“太虚即气”是气学一派的典型命题。
　　张载著作很多，有《正蒙》、《西铭》、《易说》等传于后世。王廷相对道学和心理都作出了总结，《慎言》、《雅述》等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
　　张载和王廷相的本体论，在哲学史上被统称为气本论，因为他们都以气及气的运动来解释本体，张载通常使用“太虚”的概念，王廷相则直接以“元气”的范畴为本体，在人性论上，张载开创性地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在修养说，理欲观和人生境界的看法上，张载也提出了不少重要思想，如“民胞物与”的仁爱观和“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感，王廷相则是实践论的代表，强调亲身的经历和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检验认识的标准。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发出来的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社会仍然不得不面对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正是这个智慧成果，成功地回应了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同时也改换了先秦儒学的积极精神，把民族精神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消极。
　　6.清代实学——对新儒学的批判
　　明清实学是兴起于明末清初的强调务实、注重实用的哲学智慧，是东西文化早期和平会通的写照，在21世纪，发扬明清实学的务实精神，有利于加速东西文化会通的进程。明清实学反思程朱理学，批判佛道和阳明心学，是反思的哲学，批判的哲学。
　　1、东林新风
　　明朝末年，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吸引了许多士大夫，成为明清之际重要的学术群体。
　　东林学人的主要特点是将讲学与议论朝政结合起来，经常冒着危险组织集会活动，民权思想、要求言论自由的倾向，重视工商业等思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出东林学人思想与社会实践结合紧密，敏锐地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哲学内涵。
　　东林学以顾宪成首倡修复东林书院肇始。顾宪成忧世向善，要求天下人自己作主，以天下人是非为是非，矛头指向封建专制，要求还政于民，顾宪成本着先秦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提出“道性善”论，与王阳明的追随者有激烈的理论交锋。
　　东林学另一代表人物为高攀龙，他与顾宪成的实学思想大体一致，惟于“格物致知”提出“一草一木之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与当时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活跃是分不开的，在徐光启、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等同时代科学家身上，我们都看这种思想的闪光。
　　2、经术致世
　　东林学因阉党的屠杀而日渐式微，但受东林党思想影响的学人却不计其数，黄宗羲即是其中之一，黄宗羲从明亡的史实看到了封建专制的衰朽之势，举起了倡民主、反君权的旗帜。
　　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戊戌改良乃至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晚年四处讲学，影响了全祖望、章学诚等浙东学派，晚年所著《明儒学案》在历史上影响深远，他“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之学”，呕其心以治经嘱志，终生一贯。
　　黄宗羲的主要思想包括“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政治思想和工商皆本的社会经济思想。而这种关于社会历史的睿智又是以广大的自然哲学思考为前提的，在自然哲学上提出天地间只有一气的理论。
　　3、综当代之务
　　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反思历史、主张经世致用、开清代林学之风的实学思想家，著有《日知录》等。
　　顾炎武一生扶明抗清，总结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民权思想。在历史政治领域，顾炎武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顾炎武的哲学基本理论，是对张载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家以来的气化聚散理论的继承总结，并主张实践力行，下学上达，这种思想展开即为经世致用思想，即反对空谈心性，主张解决国计民生实际问题。
　　4、气学与实学
　　明清实学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它的成熟包容了近古丰富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的内容，继承了自先秦哲学以来实践力行智慧的蕴含，体现了已见端倪的西学东渐的文化整合，王夫之的哲学便有这样的性质。
　　王夫之著述甚丰，有《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等百余种，他的哲学体现重实的特色，他的思考之深，体系建构之完备，为明清实学家少有。
　　王夫之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构建了“诚者实有”的气本论，辅以“敦诚不息”的方法论，“知行相资”以为用的认识论。总体价值取向指向实行践履，反对脱离实际，在社会政治观上，王夫之提出“天下大公”，突出社会民主，提倡分权而治。
　　5、颜李学术
　　明清之际，颜元和他的学生李刚主活跃于学术界，创立了“颜李学派”，颜元思想复杂转曲，终以反求先秦儒学之实，反对空谈心性为旨归，主要著作有《四存编》等，李刚主著述较丰，主要有《大学辨业》、《论语传注问》等。
　　颜李之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颜元的王道主张是“以复古为解放”，从历史上寻找建构合理社会的理由，包括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等。另一面，也从人性深处思考自己的经济政治主张，提倡真情至性的人性论。颜元对尚空谈心性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要挽救时弊，办法只有提倡实学，并具体指出实学就是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以务实绩。
　　6、气情理之辨
　　在清初的动荡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经济、政治相对稳定发展期，即“康乾盛世”。此期文化亦经历了一个反思传统、重构生成的过程。戴震便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位突出代表。他在考据学、音韵学及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颇多建树，是批判程朱理学、封建礼教最激烈者，其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过积极影响。
　　戴震的哲学代表作是《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后者集中体现了他批判理学、总结传统学术的哲学智慧，在戴震的启蒙思想中，情欲理念被强调出来，这恰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相悖，戴震认为人的本性与天理的要求本应当是和谐一致的，人的社会关系基本准则就是自由、平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理学以人欲为恶，既悖理又造成社会危害，结果就是“以理杀人”，因此戴震呼吁民主、平等，呼吁打倒理治，实现天下为公。
　　7、实事求是
　　清代经学始于顾炎武，至乾嘉时期达到极盛，戴震、惠栋所循“研经”治学的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此法又为阮元所集中概括。
　　阮元堪称清代经学的最后重镇。他组织编纂了《经籍纂诂》、《皇清经解》，撰写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畴人传》等。
　　阮元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扬中国传统科技和传统经学，体现了他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阮元的胸怀开放，既反对数典忘祖，也主张“会通中西之本”，发展科学技术，提倡实事求是，挽救被空谈之风所障蔽的传统文化。通过实践行事，还文明古国的昔日雄风，阮元的实学体现了东方觉醒的先驱之声。
　　明清实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展现了传统学术智慧的新特点，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西方文化流入，这一时期哲学，在自然观方面，明清实学各家各派都以“气”为本体，进而确立了较明确的主客体理念，强调实践力行，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反对群主“私天下”成为一致呼声，以“复古”为形式，主张实行新的民主民本政治；在人性论中，以“血气心知”规定人性，倡导先秦儒学的大同、平等、自由、仁爱的伦理道德精神。
　　明清实学亦重视科技，并给予历史哲学层面的解释，要求弘扬传统的科学实践理性，吸收西学中优秀的东西，重振华夏文明雄风。
　　当然，明清实学也有历史局限性，“气”本自然观总体上停留在经验水平之上，民主民本政治也仅是提出问题，尚不可能找出实现的途径；人性理解缺乏理论深度。但是，明清实学“复古”以“开新”，开放发展是其未来取向。西方列强以武力侵略，打断了中华文明按旧轨发展的理路，明清实学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