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陀遇到孔子：救人又何尝不是救世？

当佛陀遇到孔子：救人又何尝不是救世？
　　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亚于其思想理论之造诣。孔子一方面打破了三代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倡导私人讲学之风，使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受教育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又在教学实践中成功地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成为私人教育的楷模。“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功绩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孔子不同，释迦牟尼是古代印度的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其生活年代和孔子差不多同时，他们被后世并称为东方的两位圣人。释迦牟尼虽非专门从事教育，但在长期的传教生涯中，也无时无刻不在教育人、培养人，他说法四十九年（一说四十五年）。苦口婆心，成就卓著。因此，有人以为“与其称释迦牟尼佛为宗教家，不如称他为教育家，来得更为恰当”。所以，若将两位圣人的教育思想作一番比较分析，不但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也不无启迪作用。
　　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本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已大权旁落，不再能有效地控制诸侯列国，大国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来，在诸侯国内部，权力进一步下移至世卿大夫，复又至于“陪臣执国命”，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象。在此形势之下，作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孔子。向往三代（特别是周代）时的盛世，是很自然的，他对周朝的典章制度极为倾慕，一再由衷地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立志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他一边从事教育，一边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虽再三碰壁，有“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却依然锲而不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积极救世的精神，一直成为后代儒家信奉的金科玉律。
　　虽然孔子希望通过从政来改变社会动荡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的教育事业却异常成功。其开创私学之目的，乃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他主张“学而优则仕”，意欲通过教育，造就合格的治国人才，让他们参与政治，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以改变春秋时代“天下无道”的僵局，渐次达到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
　　释迦牟尼原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地位较孔子更高。他从小接受婆罗门教育，青年时已非常博学，且怀有精湛的武艺。按常理，他应当像他父亲净饭王所期望的那样，将来成为一名“转轮圣王”式的国君，治理国家，统一印度。然而，他却为人人习以为常的人生生老病死的难题而深深苦恼。终于有一天，他放弃王位出家了。在师事多位著名的大宗教师，尽其所学之后，他仍未能解脱生死。最终，他来到菩提迦耶的一株菩提树下，深入禅定，于黎明之际，目睹启明星闪烁而大彻大悟，洞悉了人生宇宙的奥秘，发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从而达到人生实相与宇宙真谛融合之极致，成为人天崇敬的佛陀。
　　觉悟之后，佛陀开始弘扬佛法，推行觉悟的教育，把自己悟到的真理宣扬出去，使接受教化的人，也能依此修行而成道。所以，从本质上说，佛陀的教化，乃是一种觉悟的教育。
　　按照佛陀的教法，人生的种种无奈，是由内心的烦恼驱使人起惑造业形成的，而烦恼的兴起，又系无明所致。所谓无明，是指不觉，没有觉悟到人生的实相。如果你有缘听闻佛法，受到觉悟的教育，并依之修习，最后断惑证真，自然离苦得乐，这就是佛陀教育的目标。
　　从上述可知，孔子的教育是基于救世的初衷，办学培植人才，乃是手段和途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释迦牟尼因为追求人生解脱而出家修道，成佛后，施行教化，为的是拯救众生于生死苦海，以达到清净安乐，无有苦恼为依归。虽然从字面上理解，救世、救人是两个可以相互容摄的概念，救世，自然也包括救人；救人，又何尝不是救世？但若细加体察即可发现，孔子的救世主张是纯粹为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的，而佛陀的救人教义则不仅关注世俗的忧悲苦恼，且具有超脱现实人生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