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素质”的培养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人的素质”的培养与社会的关系
　　──黄光国教授〈论「人的素质」〉读后
　　郑会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副研究员
　　人的素质(1999)论文集
　　1999.12
　　页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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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即将告别二十世纪、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特举办「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研讨会，其目的正反映法鼓大学的办学宗旨：「提升人文教育、落实社会关怀，建立社会的共同价值与理想」；而本年讨论的主题「人的素质」，更是整个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何谓「素质」或「人的素质」？按照心理学的概念，素质是「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性，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性」。而根据字面的含义，则可理解为人一向具有的、相对稳定的质量或质量。关于人的素质这一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几乎人人都能明白；但真的要把它说清楚却又十分困难，它涉及到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和领域，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本无发言的资格，承蒙主办机构厚爱，只能班门弄斧，谈一点个人学习后的体会。
　　黄光国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著述甚丰。本文〈论「人的素质」〉按照当今时代的规范，以近代心理学和教育学为基础，从六个层面，即自律的道德情操、适应性的认知及行为能力、追求卓越的动机、均衡的价值体系、统整的自我规约系统和豁达的人生观，对于人的素质即所谓「高素质者」进行了充分的描绘，读完之后，深受启发。我以为黄教授这篇文章具有两个极为鲜明的特点，第一，极具时代感；第二，所提出的这几项指标非常全面。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黄教授提出的六项指标可以概括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适应潮流，不断进取；尽善尽美，更上层楼；均衡发展，德才兼备；自我约束，关心社群；豁达开朗，不计成败。毫无疑问，如果哪一位能够达到黄教授所提出的这六项标准，那么他一定就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完美的人。然而黄教授并没有讨论他在文章中所提出的人的素质「为甚么会日渐低落，以及如何予以提升」这一实际问题，因此我以为如果本文题目改为〈论当代人的素质应具备的诸项指标〉，或许会更加切合文章的内容。
　　读了黄教授的大作后受到很大启发，由于本人是外行，谈不上甚么评论，这里只是说一下看了黄教授论文的感想，敬祈黄教授与各位前辈指教。
　　一、关于人的素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
　　黄教授在大作的一开始就指出，他写作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在澄清『人的素质』究竟所指为何」？然后从六个不同的层面描绘出所谓「高素质者」的图像。这里黄教授提出来的主要是当今高素质者的六项指标，然而对于「人的素质究竟为何」亦即人的素质的结构或内涵却着墨不多，对于各项指标之间的互动及其联系亦较少涉及。
　　诚然，关于人的素质的指针与其结构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严格说来，二者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区别。人的素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一个整体，一般来讲应包括知识水平、思想境界、道德规范、文化修养等各个方面。人的素质又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上，它直接取决于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包括人的德力资源、智力资源和体力资源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中国大陆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看一个人的素质高低，不会只就其中一个方面来作标准，而是全面地、多方位地进行衡量，所谓「品学兼优」、「德才兼备」就是这个道理。另外，有关人的素质的各项标准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若黄教授能够对此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恐怕更能说明问题。
　　二、关于人的素质的时代标准
　　各个时代对于人的素质都有各个时代的不同标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譬如传统儒家所谓「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信条，至今仍是人们所公认的一种道德典范；而封建社会岐视妇女，要求妇女遵循「三从四德」，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则远远落后于时代，理应受到人们的抛弃。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随着高科技时代的来临，不仅要求知识更新，各种价值观念、道德观点、行为规范也应随之提升。如今常常听到人们慨叹人的素质低落，据我理解，恐怕主要还是指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下降，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正视的问题。
　　黄教授大作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正如他所说，这篇文章是在衡量后冷战时代的人类处境后所构思出来的。当今时代的特点，除了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相继放弃共产主义，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所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局面，例如前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不久前巴西的货币贬值，对于整个世界影响之大，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事例。然而高科技的发展，又给人类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譬如说，高新科技的不断发展，为人类创造出难以驾驭、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使得财富快速积累；但同时如果人类不顾后果地盲目利用科技的力量，滥用资源，以致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污染，最终人类很可能就会灭亡在自己手中。再如，随着交通信息的日益发达，人类居住的地球显得越来越小，昔时关山迢递，后会无期，如今人们要不了多少时间，便可横跨太平洋，尤其是电子传媒、internet的普及，人类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又发现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邻里关系较过去似乎要淡漠得多，或许他懂得依赖现代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和科技信息，对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暸如指掌，但发生在他身边的事却可能一无所知，对于公益事业也无动于衷，更谈不上关心和爱护；对一些明星轶事他可能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但他的时事常识之贫乏又令人咋舌。当然，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类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也在不断地加以更新和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指责一代不如一代是没有甚么道理的；但反过来说，如今年轻一代语文水平的低落、知识结构的单一以及文化修养的下降似乎又是不争的事实。黄教授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因而提出要发展出一种「均衡」或「衡定」(homeostasis)的宇宙观：经济的成长必须保持均衡，人口的增长必须保持均衡，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必须保持均衡，个人与其生活中的各个不同层面，也必须能够保持均衡。除此之外，我以为个人修养以及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应视为当务之急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重视。
　　三、人的素质的培养与社会的关系
　　人的素质的形成(这里不是指天赋，而主要是指后天的实践，也正如黄教授文中所指出的「个人人格结构中可以由后天教育或自我锻练而改进的几个重要层面」)是有阶段性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具有一个累积的、渐进的过程。同时，人的素质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是一个整体。虽然人的素质的培养主要依赖于人的主体意识，但它同样也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任何国家和政府对于重整社会道德都具有责无旁贷的重任。然而政府和社会应该采取甚么措施才能收到成效，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我是学历史的，这里想举两个例子，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参考。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目睹社会道德败坏，社会风气萎靡，决定倡导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企图以此来扫除社会恶习，培养社会生机与正气。蒋介石认为，「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欲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则需要国民从基本生活的改善着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行为的指标，使一切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都能合乎礼义廉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其实蒋介石此时推行新生活运动还具有其深远的政治含义，他是想利用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并效法德国的国家主义，向人民灌输一种新的社会及政治意识，强调俭朴、爱国、守纪律、服从领袖等美德，从而完成剿共战争，并强化一党专制的国家体制。尽管蒋介石等人曾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行，他本人亲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总会长，并在全国先后设立了一千多个分支机构，但其收效却并不显著，甚至连蒋介石本人后来也承认，虽然到处都可以看到新生活运动的标语和机构，但却很少看得到它的实效，「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这是很可痛心的，很可惭愧的」。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对于传统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扫荡。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结果旧的倒是破了，新的却没有立起来，大量传统的古籍、文物遭到破坏，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明礼貌、道德风尚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浩劫。文革之后，痛定思痛，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为了重整被十年文革破坏的道德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所谓「五讲」，就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则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这一活动的领导，中央和地方都先后设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并相继开展了全民文明礼貌月，树立了如张海迪、曲啸等一批典型人物。这个活动风风火火搞了几年，表面上看好像也取得一点成绩，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至少可以说并未达到当局预定的目标，印象中没过几年，这个活动似乎就无声无息了。
　　上述两件事例虽然各自的背景及原因不尽相同，但其表现与结果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当局为了重整国人的道德规范而进行的一场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主政者用心良苦，然而收效却不尽人意，其中原因固然十分复杂，却值得人们深思。因此如何培养、教育下一代，使他们既具备当今世界所需要的高新科技知识，又具有崇高的道德意识和丰富的文化修养，实在是当今社会应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人的素质的高低将成为全球经济竞赛的决定性因素，而教育改革更是刻不容缓的系统工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鉴于此，特于1998年拨出50亿元港币，成立「优质教育基金」，资助学校和教育机构推行新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鼓励进行多元化教育。尽管这一举措暂时还未取得甚么成效，教育界人士对此也存有一豕异议，但至少说明香港政府对于提高下一代青年人的素质已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已开始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补救，希望这一行动能够得到各界的支持，不断加以改善，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参考书目
　　曹日昌着：《普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意)奥雷利奥?佩西着、薛荣久译：《人类的素质》(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
　　袁贵仁着：《人的素质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
　　杨国枢、黄光国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杨国枢、黄光国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念及方法篇》(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杨国枢编：《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