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良：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所见的佛像装饰（1）

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所见的佛像装饰
　　谢明良
　　故宫学术季刊第三卷第一期
　　1985.秋出版
　　页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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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代。文献记载东汉永平八年（六五年
　　）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卷
　　三二「楚王英传」）。至东汉桓帝时，（一四六～一六七）更
　　于灈龙宫中设华盖，并祀老子、浮屠（『后汉书』卷七「桓帝
　　纪」引『东观汉记』）[注一]日本藤井有邻馆所藏推测为三世
　　纪末期的著名金铜菩萨立像[注二]，虽是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
　　遗例，然而在已发现的汉代遗物当中，究竟有多少可确定为佛
　　教图像者，却始终众说纷纭。截至目前，为一般所接受的东汉
　　时期佛像遗物有：四川省乐山城郊东汉大型崖墓后室门额所饰
　　浅浮雕坐佛[注三]，以及同省乐山柿子湾另一东汉崖墓后室门
　　额所刻饰的两尊坐佛[注四]。两者造型相似，头带项光，结跏
　　趺坐，手似做「施无畏印」。其次，四川省彭山东汉崖墓出土
　　的钱树陶座，座下部有双龙衔珠图像，上端塑三人像，中间一
　　像结跏趺坐，有肉髻，着通身袈娑，衣褶分明[注五]，是目前
　　中国所现的最早的三尊像[注六]。
　　此外，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内蒙和林格弥汉壁画墓中，西侧
　　一幅「仙人骑白象」表现的是降身故事；山东省沂南画像石墓
　　中南、北两面带项光的立像为佛像；山东省藤县出土的一件刻
　　有两只六牙象的东汉画像石残块为佛教图像；新疆民豊县尼雅
　　墓中出土的蓝色腊缬棉布上的菩萨像为东汉时期遗物[注七]；
　　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一部份属东汉佛教造像[注
　　八]。其次，新疆喀什噶尔三仙洞残存的第一层壁画有天象图与
　　大小佛菩萨等，其题材不仅可能是释迦降身的故事，其人物形
　　态也与和田县玛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中出土的东汉初期泥塑小
　　佛像十分类似[注九]。上述遗物有些还极待商榷，如沂南画像
　　石墓和连云港孔望摩崖造像，前者的立像是否即为佛像[注十]
　　？后者的时代是否可上溯到汉代？其题材是否确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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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注11]？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多的争论。但是从四川省东汉崖
　　墓所见诸遗物看来，中国至迟在三世纪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佛像
　　，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文献记载中国佛教到了西晋时期已经是「寺庙图像，崇于
　　京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注十二]。目前经正式发表
　　的南方地区可确定为三国两晋的佛像遗留有：湖北省武昌莲溪
　　寺吴永安五年（二六二年）墓出土的鎏金铜具上所饰佛像[注十
　　三]，江苏省镇江市跑马山一号墓出土的金佛像牌[注十四]，和
　　三国吴境内发现的所谓「佛像夔凤镜」、「画文带佛兽镜」[注
　　十五]以及以越[窑]青瓷为主的陶瓷器上所饰佛图像。然而尽管
　　后者的数量较多，其中有的还是出自纪元墓葬，或是器物本身
　　就带有纪年铭文，有绝对年代可考，是探讨南方佛像的流布情
　　形等问题的有力线索，可惜就笔者所知直到目前似乎还不见有
　　专文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此，本文即尝试从陶瓷史
　　的观点，试着探讨以越[窑]青瓷为主的陶瓷器上面所饰佛像的
　　出现年代、分布、沿续及其表现特征和所包涵的意义。限于笔
　　者对于佛教美术是个门外汉，只能就陶瓷史所见的几个问题做
　　粗浅的讨论，没有能力结合佛教史的发展做进一步有意义的阐
　　释。但文中所引陶瓷诸例，或可提供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史的一
　　点数据性的参考。
　　进入讨论之前，应该预先说明的是：三国两晋时期陶瓷器
　　上装饰有佛像的作品，以一种一般饰有复杂装饰的[缶+昙]形器
　　的数量最多。这类[缶+昙]形器可分为上下二层装置，由于上部
　　多堆塑人物、飞鸟、百兽、楼阁，因此有「堆贴人物楼阁[缶+
　　昙]」、「飞鸟人物罐」、「饰壶」等称呼。而多数这类作品，
　　还于器的上部做为上部器身的大罐口颈处环置四个壶形小罐，
　　因此又有「五壶嶟」等称呼。另外，有的研究者则推测其可能
　　的用途或象征的意义，而叫它做「神亭」、「魂瓶」、「魂亭
　　」、「骨灰坛」、「宇宙罍」、「榖仓」、或径呼为「陶罍」[
　　注十六]。上述诸名称，各有偏重，有的还明显错误。在还未有
　　更恰当的统一命名出现之前，本文暂且采用「榖仓」的称呼，
　　其可能的用途或象征意义将在下章详述。
　　「谷仓」之外，在当时还存在一种不施其它装饰，或仅施
　　加少量贴饰的「五联罐」（前者多见于南京一带吴墓，但安徽
　　省亦有出土；后者可见于福建省闽侯县东晋墓）。「五联罐」
　　虽然早于汉代已经出现，有可能是「榖仓」的前身[注十七]，
　　然而笔者不能同意长谷部乐尔等研究者所主张的「五联罐」即
　　「榖仓」的前身[注十八]，这一简单的演变公式。考古发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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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两者于三国两晋时期是并存的两个样式；除了时代因素之
　　外，应该还要考虑到地域风格。多数「榖仓」虽于[缶+昙]身上
　　部加饰四个壶形小罐，具有「五联罐」的形式，但两者最大的
　　区别则在于「榖仓」整体造型均可分为上下二层装置，装饰也
　　较为繁缛。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探讨；本
　　文考虑到上述理由和叙述上的明确性，则将它们区分开来。另
　　外，出土的榖仓以及其它装饰有佛像的器皿类，其文献出处均
　　明记于附表1～表4；以下的论述，除了必要之外，不再重复注
　　明。
　　二、榖仓所见佛像
　　一.谷仓的时代及其分布
　　考古文物工作者对于榖仓的烧造年代，并未取得一致的见
　　解。总括起来，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魏晋南北朝
　　时期南方常见的作品[注十九]。（二）烧造于吴永安三年（二
　　六0年）至西晋元康元年（三00年）四十年间(注二0)。（三）
　　流行于吴永安三年（二六0年） 至东晋永昌元年（三二二年）
　　八十年间[注二一]。（四）最早见于吴永安三年（二六0年），
　　最晚的则迟至西晋永宁二年（三0二年）[注二二]。（五）最早
　　的为吴永安三年（二六0年），最晚的是西晋永兴元年（三0四
　　年）；但从部份造型略呈僵化的作品推测，谷仓可能持续到东
　　晋时期还有制造[注二三]（六）出现于孙吴晚期，延续到西晋
　　末年[注二四] 。（七）东汉永康二年（一六八年）已经出现[
　　注二五]。（八）孙吴赤乌之后（二三八～二五0年）已经出现
　　[注二六]。以下笔者根据历年来出土的纪年榖仓（包括纪年墓
　　出土的作品和榖仓本身就刻有纪年铭文的作品），试着检讨上
　　述各家的说法。
　　总结上述各种见解，尽管研究者对于榖仓的下限意见分歧
　　，然而多数研究者对于榖仓出现于孙吴晚期的看法则相当一致
　　。另一方面，邓白氏根据杭州出土的一件榖仓与「永康二年曹
　　氏造作」墓砖伴随出土，从而将这件青瓷榖仓的时代提前到东
　　汉永康二年（一六八年），则是明显的错误。按该作品的出土
　　情形，最早见于发现者陈万里氏的著述。陈氏于『瓷器与浙江
　　』一书先称该作品系出自「晋代古圹」[注二七]，后又于『中
　　国青瓷史略』修正前说，认为是「东汉时代的原始青瓷」[注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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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版观察[注二九]，其造型风格均与浙江省宁波慈溪西太
　　康元年墓（二八0年）[注三0]，或江苏省吴县枫桥狮子山西晋
　　元康五年墓（二九五年）出土的谷仓上部十分类似[注三一]。
　　日本也藏有一件类似的作品[注三二]。因此，「永康」应系西
　　晋惠帝的年号，永康二年当为公元三0一年。
　　截至目前，出土的纪年榖仓（参见表一、表二）时代最早
　　的要属浙江省绍兴出土的带有吴永安三年（二六0年）刻铭的青
　　釉榖仓（图一）。其次，属于孙吴时期的纪年榖仓，还有江苏省
　　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皇二年墓（二七三年），江苏省南京江
　　宁县上坊公社天册元年墓（二七五年），以及江苏省金坛县白
　　塔公社天玺元年墓（二七六年）。非纪年墓但推测为孙吴时期
　　的几座墓葬，也出土有谷仓。特别是南京江宁县殷巷公社吴墓
　　（图二）以及甘家巷高场一号墓出土的榖仓（图三），两者
　　图01 青瓷榖仓三国、吴永安三年铭（260年）
　　高46.4cm，腹径 29.1cm，底径16.0cm
　　浙江省绍兴出土
　　取自『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
　　图02 红陶涂彩谷仓 三国、吴
　　高35.8cm.，腹径23.0cm.，
　　底径15.5cm.
　　江苏省江宁县出土
　　取自『文物资料丛刊』8
　　图03 黑褐釉瓷仓 三国、吴
　　高42.0cm，腹径26.0cm.，
　　底径16.0cm
　　南京甘家巷出土，取自『考古』1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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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造型、装饰特征上有许多类似之处。前者的时代推测可能在
　　二五四～二七五年之间[注三三]；后者有的研究者根据伴随出
　　土的陶器，而主张其年代可能在赤乌年间（二三八～二五0年）
　　之后[注三四]。从浙江省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二六0年）纪年
　　榖仓所呈现出来的极为成熟的技法，以及各地吴墓出土的谷仓
　　之间所表现的类似风格看来，壳仓于孙吴晚期已经有了相当程
　　度的流行，有可能在三世纪的五十年代已经开始生产。
　　两晋时期的纪年榖仓数量更多。计江苏省七件（其中吴县
　　枫桥林场狮子山一号墓出土两件），浙江省十件。而绝大多数
　　为西晋时期的墓葬，属于东晋的，仅见有浙江省杭州三台山永
　　昌元年墓（三二二年）和萧山县永昌元年墓（三二二年）等两
　　处。后者萧山县出土的作品，由于造型和装饰风格均与绍兴出
　　土的吴永安三年纪年谷仓极为类似（图四），因此有的研究者
　　图04 青瓷榖仓 三国、吴
　　高41.2cm.口径12.6cm.
　　浙江省萧山县永昌元年墓（322年）出土，
　　取自『新中国?出土文物』，另参照『越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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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年代定为孙吴时期[注三五]。
　　从表一、表二所列纪年榖仓的出土实例看来，最晚的作品
　　可见于浙江省三台山东晋永昌元年墓（三二二年），反驳了部
　　份研究者把榖仓的下限定为西晋，或将其下限延续到南北朝的
　　看法。三台山永昌元年墓虽然未有正式发掘报告公诸于世，仅
　　见于冯先铭氏一九七三年论文中的引述，但是考虑到萧山县东晋墓
　　也出土有谷仓；以及长谷部乐尔氏所指出的，部份作品造型较
　　为僵化等现象，谷仓延续到东晋初期还有制作是完全可能的。
　　以越窑青瓷为主的榖仓，到了南朝已经绝迹，这与越窑在南朝
　　已不再流行烧造明器的倾向吻合。
　　考古发掘还表明，榖仓流行于江苏、浙江两个省份（参见
　　表一、表二）；其次安徽省、江西省亦有少量出土（参见表三
　　）。此外，本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省桂阳北门外第一中学原校址
　　内，曾出土两件「陶罐昙」，形制花纹复杂特殊，「上面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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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佛像及鸟等」[注三六]。可惜简报中未揭载图版，也未涉
　　及作品时代，详情不得而知。
　　谷仓的胎质，以青瓷占绝大多数。但间有黑釉、黑褐釉或
　　红陶加彩（参见表一～三）。以纪年榖仓而言，时代最早和最
　　晚的作品均出于浙江省，即以浙江省的流行时限最长。而观察
　　吴至西晋的青瓷榖仓，造型不见有显著的变化。部份西晋时期
　　的青瓷榖仓，如浙江省平阳县鳌江元康元年墓（二九一年）【
　　图五】或江苏省吴县狮子山元康二年墓（二九二年）【图六】出
　　土的作品，下部[土+昙]均略趋瘦长，而以前者为甚。但详细的
　　编年还有待日后进一步的探讨。
　　二、榖仓所见佛像装饰
　　依据笔者的初步统计，见诸报导的加饰有佛像的谷仓至少
　　有十六件。甚中江苏省出土九件，浙江省出土六件，另一件现
　　藏于日本的作品出土地点不明。这个不完全的统计，还不包括
　　若干光是据图版无法确认是否装饰有佛像的数例，但也清楚地
　　表明了饰有佛像的谷仓，占着极为突出的比率（参见表一～三
　　）。
　　观察榖仓所饰佛像，不外有下列三种装饰技法。（一）将
　　模印成型的佛像，贴饰于昙形器身的肩腹处。（二）将模印成
　　型的佛像，贴塑于坛形器身上方所置楼阙近处或罐口附近。（
　　三）于下部坛形器身肩腹处和上部近楼阙位置，均饰有模印佛
　　像。第一种技法最为常见，所饰佛像数量不一，一般为一～三
　　尊【图七】。但如江苏省金坛县唐王公社吴墓所出作品，加饰的
　　佛像达七尊
　　图05 青瓷谷仓 西晋元康元年铭（二九一年）
　　高50.0cm. 口径13.4cm.
　　浙江省平阳县出土
　　取自『越窑』
　　图06 青瓷谷仓 西晋元康二年铭（二九二年）
　　高59.2cm.
　　江苏省吴县出土
　　取自『文物资料丛刊』3
　　图07 青瓷谷仓 西晋
　　高48.0cm. 腹径28.7cm.
　　取自『南京博物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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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多【图八】。第二种装饰技法，如浙江省平阳县西晋元康元
　　年（二九一年）带碑文的青釉榖仓，于上部所置楼阙下方。敝
　　口罐口缘上下，饰有坐佛数尊，装饰部位不甚明显【同图五】
　　。反观南京甘家巷高场一号吴墓所出黑褐釉谷仓，坛形器身上
　　置三层贴塑，最上一层方形屋宇之下，屋壁四面各置一佛，又
　　有七尊坐佛围绕方屋四周，且均置于与瓶口相连的盘座之上。
　　在瓶颈正面开一门，中置一佛，门前两旁置双阙，阙旁各有一
　　小罐，后部对应处亦有二小罐，除正面外，四小罐间共饰佛像
　　八尊【同图三】后者装饰有多数佛像的榖仓，风格较特殊，与
　　一般常见的榖仓不同，但与日本所藏青瓷榖仓【图九】或江苏
　　省吴县狮子山西晋元康五年墓（二九五年）【图十】以及江宁
　　县殷巷吴墓出土的红陶加彩榖仓有共通之处。特别是和殷巷吴
　　墓的作品更为接近。殷巷吴墓的红陶谷仓上部，除上层屋宇之
　　外，下面还可分二层
　　图08 青瓷谷仓 三国、吴
　　高47.5cm. 腹径28.0cm.
　　江苏省金檀县出土
　　取自『文物』1977-6
　　图09 青瓷谷仓 三国吴-西晋
　　高36.9cm.
　　取自『陶磁大系』36
　　图10 青瓷谷仓 西晋
　　高46.5cm.
　　江苏省吴县元康五年墓（295年）出土
　　取自『文物资料丛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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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层近下部坛形器身口缘处饰七尊背有佛光的莲花坐佛【同
　　图二】。第三种装饰技法亦较罕见，可以江苏省江宁县上坊天
　　册元年墓（二七五年）所出青瓷榖仓为例。该榖仓装饰繁缛，
　　既于下部坛形身部交错贴饰二层纹样，坐佛夹杂于飞羊、铺首
　　、麒麟之间，又于上部堆塑坐佛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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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一】。
　　以装饰手法而言，谷仓所饰佛像数量不一，但多者常为七
　　尊一组。其装饰位置，坛形身部所饰佛像多见于肩腹处；至于
　　装饰在上部楼阙近处者，所在位置亦多相似。此外，谷仓所见
　　佛像，一律坐姿，手结定印，披通肩大衣，半圆形的衣纹一般
　　较稀疏，居中下垂。大多数佛像都有明显的肉髻和项光，趺坐
　　于莲花座上。江苏省金坛县唐王公社吴墓青瓷谷仓所饰坐佛，
　　还可清楚见到坐佛两侧的一对狮子【图十二】。佛像均为模制
　　；多数谷仓所饰佛像造型极为接近。这一方面说明了部分谷仓
　　可能来自同一地区的窑场；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佛教这一新
　　兴的宗教，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共通的认识。但上述佛像却又
　　与鸟、龟、羊、熊等禽兽或凤凰、麒麟、仙人骑兽等灵异羼杂
　　并置，反映出中国早期佛教是结合在本国的传统信仰之中。这
　　还可以从湖北省鄂城寒溪公路出土的一件三世纪中期的吴镜（
　　注三七），既装饰有佛像，又装饰有东王公、西王母等中国传
　　统神仙像一事不难想象得到。
　　三、谷仓的产地和用途
　　榖仓有什么作用？它的产地在那里？这不仅涉及陶器史上
　　的问题，也是探讨佛教在当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传布的重
　　要线索。目前所见饰有佛像的谷仓，其胎质有青瓷、黑褐釉及
　　红陶三
　　图11 青瓷谷仓 三国、吴
　　高41.8cm. 腹径22.8cm. 底径14.2cm.
　　南京江宁天册元年墓（275年）出土，
　　取自『文物资料丛刊』8
　　图12 苏省金坛县出土青瓷谷仓（同图8）之局部
　　页45
　　种。后者有的还施加彩绘，而以青姿占绝大多数。南京江宁县
　　殷巷吴墓所出者为红陶加彩，南京甘家巷高场一号墓则出土了
　　黑褐釉谷仓。两者的下部坛身均较肥矮，上方贴塑所饰坐佛围
　　绕盘形口缘一周，装饰风格和造型特征有共通之处，有可能来
　　自同一地区。从谷仓的分布及装饰风格看来，它们无疑是来自
　　江南地区的窑场，而以南京邻近地区的窑场可能性最大。
　　另一方面，早于数十前研究者就曾对青瓷谷仓的产地做了
　　概括的推测。如罗振玉氏在『古明器图录』一书中就将他得自
　　刘体智的谷仓定为「吴会稽陶罍」[注三八]。大村西崖[注三九
　　]金重德[注四40]两氏也认为罗振玉所藏的榖仓是越窑作品，小
　　山富士夫氏更进一步地主张上述榖仓系来自浙江省的九岩窑[注
　　四一]。其次，陈万里氏也曾推测浙江省杭州出土的吴永安三年
　　（二六0年）纪年谷仓是早期越窑作品；[注四二]；George
　　Eumorfopoulos 氏所藏的一件青釉榖仓，也被认为是浙江省九
　　岩窑的作品[注四三]。
　　近年来考古发掘更提供了探讨青瓷谷仓的重要线索。这不
　　仅可将谷仓的胎质、青釉的呈色以及伴随出土的陶瓷，比照近
　　年来瓷窑出土品得到印证；部份青瓷榖仓所饰龟趺碑文更是直
　　截地透露了榖仓的产地。如「元康四年九月九日[造]□州会稽
　　」（浙江省余姚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造]会稽上虞」
　　（浙江省平阳县出土）；「元康二年润月十九日起会稽」（江
　　苏省吴县出土）；「出始[寍-心]，用此□」（江苏省吴县出土
　　）等碑铭（参见表一、表二），均明白地指出其主要产地在「
　　会稽上虞」或「始宁」（今浙江省上虞县南），属越窑作品。
　　其次，考古发掘还表明，除越窑之外，浙江省瓯窑（浙南温州
　　一带）和婺州窑（浙江省中部金华地区）亦有少量生产。如浙
　　江省武义厂三国墓出土的青釉榖仓【图十三】或金华地区古方
　　第十二号三国墓、第二五号西晋墓出土的青釉谷仓，胎质与婺
　　州窑址的标本一致，属婺州窑作品[注四四]。它们显然是受到
　　越窑的影响[注四五]。
　　最早明确地指出谷仓用途的是张拯亢氏。张氏于本世纪三
　　十年代调查绍兴出土的古墓葬随葬品时，依其造型装饰将谷仓
　　区分为「神亭」和「五壶[缶+尊]」两类。前者指上部「堆砌楼
　　台」、「瓶肩浮雕武士」的作品；后者指口上「堆砌小[缶+尊
　　]五」[缶+尊]上饰有人物、禽兽，又有的「上堆牌楼碑亭人物
　　鸟兽」。而「神亭」所饰亭饰是取「神所冯依之意」；「五壶
　　缶+尊]」上所堆饰的牌楼碑亭人物鸟兽是取「子孙繁衍六畜繁
　　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注四六]。其后研究
　　者在叙及榖仓性质时，有的认为是香炉[注四七]、熏笼之类[注
　　四八]；有的推测是具有宗教用途[注四九]；有的认为是祭器[
　　注五0]；也有的认为
　　图13 青瓷榖仓 三国、吴晚期
　　高46.0cm. 腹径28.0cm. 底径16.0cm.
　　浙江省武义县出土
　　取自『考古』1981-4
　　页46
　　是骨灰坛[注五一]；而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则主张是殉葬用的明
　　器。榖仓是否还具有宗教上的所谓祭器的性质？目前还难遽下
　　断言；然而三国两晋时期的香炉或熏笼已由考古发掘所得到的
　　众多遗物予以证实，它和谷仓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其次，考
　　虑到当时的丧葬习俗，或出土有榖仓的墓葬构筑，以及有的墓
　　葬还伴随出土有腐朽的人骨等情形看来[注五二]，它不会是骨
　　灰醰。这还可以从部份谷仓于醰形身部镌凿有孔不适于装盛骨
　　灰的情形得到旁证。
　　笔者同意谷仓是明器的看法。这不仅可以从榖仓的装饰题
　　材得到说明，部份榖仓上方龟趺所刻饰的铭文更提供了直接的
　　证据。以装饰题材而言，南京邓府山一号墓出土的谷仓上方楼
　　阙之间，小门之外，放置有一棺材，棺材两侧，两孝子相对跪
　　伏，五体及地，充分地表现出丧葬时悲哀场面【图十四】。以
　　碑文内容而言，罗振玉氏所藏一器碑文为「会稽出始寍（宁）
　　图14 红陶榖仓 三国、吴-晋
　　高40.0cm. 口径23.0cm. 底径14.8cm.
　　南京邓府山出土
　　取自『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
　　页47
　　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这里更是明白地指出
　　谷仓是丧葬的用器。类似内器的谷仓碑文还有「永安三年时，
　　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
　　见英（央）」；或「元康出殆[寍-心]用此[ ]，宜子孙，作吏
　　高，其乐无极」等[注五三]。其书文内容与常见的汉代明器镇
　　墓瓶（朱书陶瓶）的部份词句很接近；如汉初平四年（一九三
　　年）王氏朱书陶瓶即有「今后曾财益口，无有央咎」书文[注五
　　四]。此外也有书「子孙富贵豪强，赀财千亿，子孙番息」等文
　　字的镇墓陶瓶[注五五]。榖仓是否还兼有安抚亡魂勿为崇生人
　　的镇魂用途，目前还难遽下断言，但一般所饰繁缛装饰的表现
　　内容，无疑就是象征生人富贵、多子多孙、五榖豊登、百兽率
　　舞或丧葬礼仪的热闹场面。张拯亢氏所形容的：「取子孙繁衍
　　，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可说是对于
　　榖仓功能的贴切描述。因此，无论是碑文内容还是装饰特征，
　　都说明谷仓是做为丧葬用的明器。将佛像装饰于明器谷仓，再
　　度说明了当时佛教是结合在传统的民间信仰之中。
　　参、其它以越窑青瓷为主的陶瓷器所见佛像
　　本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布兰克史东氏（A.D.Brankston）
　　于「九岩越州窑」一文中，首先揭载了几尊越窑小型坐佛【图
　　十五】以及一件器身贴饰有佛像的青瓷豆【图十六】。五十年
　　代，蒋玄佁等着『中国瓷器的发明』一书中也收录了一件黄青
　　釉小型坐佛【图十七】；其造型特征与布兰克史东氏揭示的坐
　　佛十分类似。上述小型坐佛有项光或背光，趺坐于莲花座上；
　　有的明显于身部两侧置一对狮子，佛的造型特征表现得十分清
　　楚。目前虽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这几尊小型坐佛到底是独
　　立的佛像？还是青瓷器皿类的附属配件？但至少可以确定越窑
　　除生产有贴饰佛像的谷仓，还烧造有装饰佛像的其它青瓷器皿
　　。
　　三十年来，虽然不见有三国两晋时期青瓷小坐佛出土的正
　　式报导，但江苏省南京赵士岗吴凤皇二年墓（五七三年）曾出
　　土过几尊报告者称为「人像」的小型坐像[注五六]。上述「人
　　像」均系红陶胎，薄施淡茶黄釉。从图片观察，似不见有明显
　　的项光或肉髻，然均结跏趺坐，身披通肩大衣，衣纹稀疏，居
　　中下垂，底置莲花座。「人像」两侧似还饰有一对异兽（狮？
　　）【图十八】。值得留意的是，该墓还出土了贴饰佛像的黄釉
　　谷仓，【图十九】，而「人像」的造型特征即与谷仓所饰坐佛
　　图15 青瓷小坐佛 六朝 浙江省九岩窑址采集
　　取自"Burlington Magazine" 1938 Dec.
　　图16 青瓷豆 西晋 径21cm.
　　取自"Burlington Magazine" 1938 Dec.
　　图17 青黄釉小坐佛 晋
　　浙江省绍兴出土（？）
　　取自『中国瓷器的发明』
　　图18 三国，吴小坐佛 左高4.3cm. 中高4.4cm. 右高4.4cm.
　　南京赵士岗凤皇二年墓（273年）出土，
　　取自『南京六朝陶饰』
　　图19 青釉榖仓 三国、吴
　　高34.3cm. 腹径23.8cm.
　　南京赵士岗凤凰二年墓（273年）出土，
　　取自『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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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出一辙，并且与一九七二年江苏省镇江市唐王公社等吴墓出
　　土的榖仓所饰坐佛造型极为相近【同图十二】。因此这几件「
　　人像」应该就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珍贵的早期佛像资料。
　　考古发掘表明三国吴、西晋时期生产有不少额上装饰类似
　　模仿释迦的「白毫相」陶瓷俑。如湖北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
　　墓（二六二年）出土的青绿釉陶俑[注五七]；湖南省长沙金盆
　　岭西晋永宁二年墓（三0二年）出土的一批青瓷俑[注五八]；以
　　及南京光华门外黄家营吴或西晋墓出土的施薄黄釉的跪俑[注五
　　九]。上述陶瓷俑额上饰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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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属佛教的「白毫相」？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冢本善
　　隆氏认为莲溪寺的釉陶俑应是神仙般的佛像或是佛像般的神仙
　　[注六0]。中国方面的研究者也主张莲溪寺、金盆岭的陶瓷俑额
　　上的饰物确属「白毫相」，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注六一]。从
　　莲溪寺釉俑还伴随出土有刻佛像的鎏金铜具看来，同墓陶俑额
　　上所饰「白毫相」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
　　另一方面，见于中国方面著述的三国、西晋时期贴饰有佛
　　像的青瓷器皿，除谷仓之外，至少有五件。它们分别是浙江省
　　吴兴西晋墓的青瓷双耳罐【图二0】、湖北省宜昌西晋墓的青瓷
　　博山炉【图二一】、湖北省鄂城六朝墓的青瓷洗、以及出土地
　　点不明的青瓷奁【图二二】和带系罐【图二三】（参见表四）
　　[注六二]。五件作品中，除湖北省宜昌市的博山炉见于正式的
　　发掘报告书，其余均仅见于研究者的间接引述。其次，『中国
　　陶瓷史』一书亦提及三国、两晋的瓷器，如「榖仓罐和碗，钵
　　等器物出现了佛造像和忍冬纹的装饰」[注六三]，可惜详情不
　　得而知。此外，日本的私人藏品也见有装饰佛像的西晋时期越
　　窑青瓷奁[注六四]。这些片断不完全的资料，却也清楚地反映
　　出佛像是以三国、西晋越窑青瓷为主的陶瓷器上的装饰题材之
　　图20 青瓷贴花佛像双耳罐 西晋
　　高6.7cm. 口径6.6cm.
　　江苏省吴兴县西晋元康六年墓（296年）出土，
　　取自『越窑』
　　图21 装饰有佛像之青釉博山式熏炉 西晋
　　口径12.0cm. 高11.0cm. 托口径16.0cm. 底径14.0cm.
　　高2.2cm.
　　湖北省宜昌市出土，
　　取自『江汉考古』1984-1
　　图22 青瓷贴花佛像奁 西晋
　　高10.6cm. 口径23.3cm
　　取自『越窑』
　　图23 贴花佛像带系罐（釉已剥落）
　　三国、吴-西晋
　　浙江省绍兴出土（？）
　　取自『中国瓷器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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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装饰风格观察，加饰佛像的青瓷器皿，除湖北省宜昌市
　　的作品为博山炉，佛像饰于托口与炉身相接处，似做为撑托的
　　支足之外；其余作品（包括布兰克史东氏揭示的青瓷豆和东山
　　健吾氏收藏的青瓷奁）佛像一律贴饰于器物的肩部或腹部所饰
　　带状网纹或斜方格纹之上。装饰部位相当一致，具有典型的时
　　代风格。过去由于缺乏可靠的地下材料，布兰克史东氏曾将上
　　述青瓷豆的年代定为五世纪的作品[注六五]；近年来的出土资
　　料则表明，带网状纹出现于吴的晚期，流行于西晋，至东晋初
　　年巳经消失[注六六]。其次，比较纪年墓出土的同类作品造型
　　，可以认为上述作品均属西晋时期。所饰佛像与谷仓装饰的佛
　　像极为类似，均呈坐姿，手结定印。着通肩大衣，有项光，且
　　都是模印成型后再贴饰于器的肩腹部位。佛像一般为二──三
　　尊；多数与中国传统图案交错排列。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佛
　　像奁【同图二二】或布兰克史东氏介绍的青瓷豆【同图一六】
　　，佛像均与铺首衔环对称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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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小结
　　有关佛教初传中国的种种传说，中外的研究者已经有过许
　　多的讨论。『历代三宝记』卷四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
　　，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又说「孝桓帝世又以金银作佛形像
　　」；[注六七]将文献记载比照出土文物，可以肯定中国至迟在
　　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佛像。另一方面，江南地区早期佛像造像的
　　实际情况，依然极为模糊。文献上虽记载吴大帝孙权崇尚佛教
　　，赤乌四年（二四一年）──（一说赤鸟十年，二四七年）于
　　南京建立起第一座大寺庙----初建寺（『出三藏记集』卷十三
　　），后者被认为可能是释迦像[注六八]。然而遗物不存，详情
　　不得而知。从这点而言，以越窑为主的陶瓷器，或吴镜等手工
　　艺品所见佛像装饰，无疑是理解南方佛教的重要线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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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长谷部乐尔氏在论及六朝陶瓷时，指出饰有佛像的
　　青瓷榖仓最早实例，见于江苏省吴县西晋元康五年墓（二九五
　　年）出土的作品[注六九]。事实上，早于孙吴凤皇二年墓（二
　　七三年）出土的榖仓已经饰有佛像【同图一九】。其次推测为
　　孙吴时期的非纪年墓出土的加饰佛像谷仓，在江苏浙江两省份
　　亦见有数例（表一、表二）。特别是江苏省南京甘家巷高场出
　　土的谷仓【同图三】，从伴随出土的陶器看来，其年代可能在
　　赤乌（二三八──二五0年）之后；因此，有的研究者主张该谷
　　仓是中国南方地区现存最早的佛教艺术品[注七0]。以纪年谷仓
　　而言，如前所述，最早的作品为吴永安三年（二六0年，浙江省
　　绍兴出土）；最晚的作品则迟至东晋永昌元年（三二二年，浙
　　江省杭州出土）。而装饰有佛像的纪年谷仓最早的实例为吴凤
　　皇二年墓（二七三年，江苏省南京出土），而晚至西晋元康元
　　年墓（二九一年，浙江省平阳县出土）还可见到。再结合其它
　　装饰有佛像的青瓷器皿的年代，可以得知，陶瓷器上装饰佛像
　　约流行于孙吴末期至西晋中期。以纪年作品而言，浙江省吴兴
　　县西晋元康六年（二九六年）砖墓出土的贴饰佛像青瓷双耳罐
　　【同图二0】是目前晚的实例。其次，湖北省武昌莲溪寺吴永安
　　五年墓（二六二年）出土有刻饰佛像的铜具；而装饰有佛像的
　　所谓「佛像夔凤镜」、「佛兽镜」等镜式，据王仲殊氏的说法
　　，它们当流行于三世纪中期[注七一]。这样看来，早于三世纪
　　中期，中国南方的佛教造像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普及。这与孙
　　权末年康僧会立寺传教，吴国「大法（佛教）遂兴」（『高僧
　　传、康僧会传』）等文献记载一致[注七二] 。
　　从部份谷仓碑文所记「出始宁」、「会稽」等铭文得知，
　　多数青瓷谷仓系来自浙江省的上虞、会稽一带，属越窑作品。
　　相对的，如前所述南京江宁县殷巷吴墓出土的红陶加彩谷仓有
　　可能烧造于南京邻近地区的窑场。另一方面，目前所见出土于
　　湖北省、湖南省、浙江省等省份的饰有佛像的三国镜，亦均为
　　吴镜，不见有华北的魏镜[注七三]。吴镜的铸造地点主要有两
　　处，一是会稽郡的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一是江夏郡的武昌
　　（今湖北鄂城）。山阴的工匠有时还到武昌铸镜，使武昌成为
　　吴的铸镜中心[注七四]。这些事实，不仅表明了佛像装饰是孙
　　吴、西晋时期南方手艺作品经常采用的题材之一，其出土分布
　　、生产地、也与吴的译经曾经在武昌并盛行于建业一事吻合。
　　（天竺沙门维祗难曾于黄武三年（二二四年）携带『法句经』
　　梵文到武昌，由竺将炎和支谦二人译成汉文。参见『中国佛教
　　』第一辑一二页）
　　文献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年）至四年（一六
　　一年）日南边郡外等南海诸国入朝贡献，因此除了经由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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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中国的东汉时期华北佛教之外，早于二世纪后半，南方佛教
　　可能随着与南方诸国通商而传入交趾和广东。[注七五]特别是
　　交趾、会稽为当时海上交通的据点，佛教还有可能经由海路传
　　入中国[注七六]。浙江省会稽虽是装饰有佛像的越窑青瓷和吴
　　镜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可惜目前还无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述
　　手工艺作品的佛教因素系来自南方的海上之道。
　　另一方面，自汉通西域以来，佛教虽以洛阳为中心，但已
　　逐渐传至丹阳、彭城、广陵等江淮一带；特别是灵帝末年，避
　　难投奔江南者不在少数，连安世高也是为避「辟洛扰乱，乃振
　　锡江南」（『高僧传』「安世高传」），足迹及庐山、广州和
　　会稽[注七七]。大量的北人南徒，或许将佛教带入淮河或长江
　　流域。著名的笮融筑寺铸佛（『后汉书』卷七三「陶隒传」及
　　『三国志』吴志、卷四「刘繇传」）以及楚王英的礼拜浮图（
　　佛）、黄老等传说（『后汉书』卷三二「楚王英传」），前者
　　反映了东汉灵帝末年至献帝时期彭城（徐州）的佛教情形；后
　　者楚王英的辖地亦是以徐州为中心，治淮河南北一带[注七八]
　　。其次发掘南京太平门外栖霞山甘家巷东吴M二九号墓出土的建
　　衡二年（二七0年）铅地券，其券文有「处士徐州广陵堂邑」等
　　记载[注七九]；而曹操恐江滨郡为孙权所略，征令内移，故「
　　民转相惊，自卢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并且青州、徐州、汝州、沛
　　州等地人民亦大批归附东吴，至于徐、泗、江、淮之地无人居
　　者数百里（『三国志』吴志、「孙韶传」）[注八十]。上述记
　　载，反映了佛教开化较早的彭城、广陵等地居民，已经逐渐移
　　居江南；以越窑青瓷为主的陶瓷器上所饰像，或有可能是受到
　　南下佛教的影响。
　　综观三国吴、西晋陶瓷器上所见佛像装饰，佛像均与中国
　　传统民俗图样羼杂并列，交互布局。其中以榖仓的图样最为繁
　　缛；包括有铺首、麒麟、仙人骑兽、凤凰、龟、鸟以及人物百
　　兽等等。江苏省吴兴县西晋元康六年墓（二九六年）出土的贴
　　饰佛像的双耳罐，其佛像所据位置在同时期同种器形的陶器上
　　一般都饰以铺首衔环或异兽[注八一]；从而得知，佛像在当时
　　曾被做为一种辟邪或象征吉祥的纹样。其次，陶瓷器上所见佛
　　像器物整体的位置，均非高高居上庄严不可逼视，而仅是做为
　　一种装饰题材罢了。湖北省宜昌市出土的青瓷博山炉，佛像甚
　　至被当做支撑托的器足，说明了南方地区佛教虽已相当流行，
　　然而显然还缺乏后世那样的崇敬。将佛像饰于祈保生人富贵多
　　子的明器榖仓，不仅说明了当时中国接受佛教，己偏重其祈保
　　福禄的现世利益。也与『牟子理惑论』所记载的东汉明帝营建
　　其寿陵颢节陵时，其上做佛图之像的传说，以及后世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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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或单独佛像的造像题记经常与死者有关一事，不谋而合[注
　　八二]。楚王英并祀黄老（黄帝、老子）浮屠（佛），桓帝共祀
　　浮图、老子等事，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人们是将佛教与祈求长生
　　不老，崇尚无为的黄老信仰等同并置。反映出中国佛教的特有
　　基本性格，以及外来宗教为了在中国求得生存而不得不与中国
　　固有的思想、风俗信仰相互调和的一个侧面。
　　东晋以后，佛教已在中国取得广大的拥护和较为巩固的地
　　位，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更趋虔诚。东晋以后的陶瓷器上很少
　　见到佛像装饰[注八三]，说明了佛像已不再被任意地做为装饰
　　图案使用，代之而起的则是将象征佛、清净的莲花瓣纹加饰于
　　陶瓷器上[注八四]。莲花瓣纹瓷器到了南朝更得到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