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的前言

孔汉思
　　我很高兴为我的朋友和同事保罗·尼特(van Knitter)的这本新书撰写前言，这出于两个理由。首先，我很看重我们的关系中早已感受到的坦率和诚实。在这本书中，尼特对我们之间存在的神学差异根本不是沉默不语，我们不时将它们公开表达。我一直坚持，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即使与其他宗教人士对话，也必须为耶稣基督的规范性与终结性，即把耶稣基督视为上帝对基督徒的启示事件作辩护，然而这并没有作出优越于其他宗教的傲慢宣称。依我之见，我这样做是更好地服务了宗教间对话这一事业，如我在从《做基督徒》(1974年)到
　　《全球责任》(1991年)的所有书中所做的，即坚守这样一个信念，认为基督徒只能“有条件地’”(也就是受耶稣基督的规范的制约)接受其他宗教的真理宣称，就如其他宗教人士只能有条件地接受基督教的真理宣称一样。然而，尼特表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跨过神学上的“卢比孔河”。在注意到我们之间的这些差异时，我根本没有减少我感到的与一个朋友和同事的团结。相反，我在表达对我们的友谊不可缺少的诚实与坦率。
　　不过，耶稣的“惟一性”这一具体问题并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尼特告诉我们，他会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更细致地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对此可以期待。所以，在检阅《一个地球多种宗教》的内容和意图时，我发现我全然支持。这是我为什么很高兴撰写这一前言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理由。
　　关于本书，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它不是一部毫无结果的象牙塔神学。在发展他的理论性的基础工作时，在对其他神学家的提议表示异议时，在遵循神学学术之程序时，尼特也使人明白，此书是作为个人的、精神性的“奥德赛”的一部分来撰写的，他在生存论上为千百万人可怕的苦难所震惊。该书能够非常动人地让人理解如尼特所描述的为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进行的个人奋斗，以及促进和指导这一奋斗的人与事。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只有持续地“在途中”的人才能真正为人的苦难所影响；只有生命还没有“完结”的人对他人传记中的不完全性、断裂性和缺陷能够作出回应。
　　所以，尼特以一个自传性导言开始本书是很明智的。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感觉，让人明白这个人是谁。他的道路代表全世界无数基督徒神学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尼特一代的许多神学家都感到他们自己局限于中世纪的、反宗教改革的、及现代的宣教神学模式之中。他们被引导到这样一种观点上，即非基督教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没有被皈化的异教徒的聚集地，假如没有人在他们去世之前给他们施洗，从而把他们引入惟一的拯救之中介，即天主教会，他们就会堕入地狱。尼特动人地描述了他早期作为一名宣教团体成员的足迹，以及一度促使他前去宣教的宣教模式痛苦的解体。在这一点上，梵二会议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并且提出一个新的范式：它承认在其他人所追随的宗教道路中有种种拯救之可能，还肯定非基督教的“真理”与“神圣”、价值与美德。尼特严肃看待这一新的神学范式，并作为一个在德国做研究的美国年青神学家，对所有类型的天主教和新教神学作了明确的批评，这些神学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排外主义的宣教神学。
　　但是，尼特继续前进。他不久就认识到，他不能仅仅发展一种关于其他宗教的神学，而是必须在与它们的个人相遇中从事神学任务。他的道路非常清楚地表明，现今任何一个从事宗教间对话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对话伙伴，他们不仅追随不同的宗教和文化道路，而且处于非常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中。这尤其符合亚洲的情况，尼特的宗教间经验就是首先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产生的。
　　这样的相遇将这位学院神学家引向一种有益的转变。他认识到，当宗教间对话在亚洲语境中“当场”发生时，当它变成与特定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具体的遭遇(实际上是对抗)时，这些生活条件不可能处于对话之外。对话会失去所有道德上的可信性，假如它仅仅处于理智的或精神的层次，远离社会的悲惨境遇和千百万人的身心痛苦。本书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它热情洋溢地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宗教间对话所包含的不只是一种理智-学术上的兴趣，关心印度教、佛教或伊斯兰教在特定的神学或人类学问题上会说什么。当然，细致的科学研究和强有力的学术分析对于宗教间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话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和动机，当它产生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认识到千百万下层人、边缘人的苦难，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最低的人权和尊严。政治或社会的受害者确实如尼特所要求的，“在信仰间对话中”必须有“一个特许的声音”。
　　所以，该书的顶点恰好在最后一章。尼特在其中叙述了他在印度从事宗教间对话的具体经验，他把印度正确地称为“对话的实验室”。读者实际上会发现这一部分特别迷人，这不仅因为它提供了有关庙宇、基层社区、对话中心和各种各样的活动团体的重要信息，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无价的“觉悟和启发之源”。宗教间对话的贯彻，一如“行动的对话”与“生活的对话”，对具体地方的具体人有非常具体的现实。我们在此发现了真正的希望之迹象，而这在一部控诉人类苦难和环境灾难的书中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尼特以描述特定的对话项目与行动计划来结束该书同样是很明智的，因为该书强调现实和对苦难的坚持很容易让读者气馁。这一危险通过书本所传达的鼓励与希望，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我分享保罗·尼特的信念，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必须着手处理“全球伦理”和“全球责任”的问题，就如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在其最后的“世界伦理宣言”中所做的。只有当世界各宗教共同体都能一起认识到一个最低限度的价值观、规范、基本原则和理念基础时，世界才会有更大的和平和正义。代之以划清界限(那样就为基要主义者和狂热者留下空间)，世界各宗教必须肯定它们一起工作的责任，一起为更加广泛的公正、更加深层的和平，以及与生态系统更加可持续的关系而工作。在我自己的神学努力中，我以自己的方式尝试去做，但没有如尼特所做的，坚持把苦难的现实作为宗教间对话的惟一基础和合法性。解放神学的主要支持者也已认识到并正努力平衡“优先选择穷人”的片面性，以他们的神学方法对整个文化处境予以更大的关注。但是，对这样的问题每个神学家都会有他或她特别的侧重点。不同观点在分享共同目标时彼此补充。这一目标就是接受这惟一的世界，在其中许多宗教尽管肯定它们自己的真理宣称，但也都肯定它们各自有责任为通向一个共同的全球伦理而工作。为此，我希望保罗·尼特的书会得到许多读者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