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宗教音乐研究概述

佛教音乐的研究
　　佛教音乐，作为弘法的舟楫，历来为高僧大德所重；作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亦被海内外音乐学者视为瑰宝。上个世纪对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大约三个阶段。
　　一、从起步到第一个高潮
　　第一阶段是音乐学界极个别的有识之士，“发现”和“初识”佛教音乐的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传统的佛教音乐，或传承于佛门内部，或流播于社会下层，素不被上层社会人士所重。尤其是活动在民间的艺僧们，虽身怀绝技，但在佛门内外，一贯被视为“吹鼓手”。所以，本世纪初以刘天华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对佛乐的关注，在当时是一种富于远见卓识的行为，是对当时轻视、漠视佛教音乐的社会氛围的一个挑战。刘天华在本世纪30年代初所记录的《佛乐谱》，是中国音乐家已把佛教音乐列入研究范畴的一个标志。但其后中国的大规模内乱外患，使这一刚刚开始的工作停顿了将近20年。
　　第二阶段是从 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1947年，在原晋绥解放区文联音乐部工作的解放区音乐工作者亚欣对山西五台山的佛教音乐开始进行初步的收集工作。由于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又没有录音设备，所以，此次涉及五台山青庙、黄庙及“八大套”等传统佛曲的记谱工作，就显得格外珍贵。
　　50年代中后期，佛教音乐的采集、整理工作开始形成规模并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各地的音乐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对佛教音乐的探索。不但收集、整理、记录了一大批佛教音乐的原始素材，并试图超越记录的阶段而从宗教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宗教音乐进行稍深一层的考察。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研究成果是潘怀素、杨荫浏、查阜西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考察和研究。他们的研究和宣传不但使这一古老但被湮没多年、濒临灭绝的音乐瑰宝得以光扬中外，得到世人的重视、赞叹，并且对全国的音乐学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震动，使许多音乐工作者从此知道，在庙宇高墙之内，还有如此珍贵动听的音乐。可以这样说，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民族音乐理论家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的整理和研究，真正开创了佛教音乐研究的学术范围，带动了一大批音乐工作者投身到这一工作中来。有关智化寺京音乐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室”的采访记录第1号 1、第5号 2、第21号 3。有潘怀素以“思白”的笔名发表的《略谈智化寺的京音乐》 4、《京音乐的历史性与艺术性》 5等。除智化寺京音乐外，杨荫浏还曾于1956年带队赴湖南省进行音乐普查，对湖南省的佛教音乐进行了较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撰写了《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 6、《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 7。其中《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一文对“水陆”音乐的演唱及演奏形式、“水陆”中音乐材料的来源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并记录了《香赞》、《三宝赞》等禅门佛曲20多首谱例。
　　在这些知名学者的带动下，各地的音乐工作者纷纷投入这一工作并陆续出现了一批成果，如中国音协成都分会编辑的《寺院音乐》 8一书在 1955年铅印出版。书中汇集了峨眉山寺庙音乐中“焰口”、“梵呗”、“禅门课诵 ”等曲谱104首(其中有重复)，五台山佛教音乐中“青庙”、“黄庙”等唱诵、吹腔207首(其中有重复)及“八大套”的全部曲牌。这是至今为止收集佛教曲数目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本谱集，可视为这一阶段佛乐研究工作的代表。此外，还有《陕西葭榆宗教音乐散编》 9、 《沈阳地区梵乐的初探》 10、《沈阳小万寿寺梵乐的初步材料(东北地区民间音乐采访记录之一)》 11等地方性佛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成果出现。
　　这一阶段，是佛教音乐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是：
　　(一)由专业音乐工作者用民族音乐学的传统方法(主要是“田野工作”式的方法，包括记谱、记词、社会调查、乐器的绘图测量等)进行工作。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一般是只记谱，没有录音。
　　(二)由于大部分音乐工作者对佛教的教义、仪轨等缺乏了解，所以，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仅仅是初步的尝试，没有能把“佛教”与“音乐”结合起来研究。大量唱词中存在讹字、错字，在释文中亦存在对佛教的隔膜和误解。
　　(三)由于50年代政治相对稳定，大部分音乐工作者能够用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去观察佛教音乐，强调佛教音乐的“人民性”，试图将佛教音乐纳入“民间音乐”的范畴。
　　(四)由于缺乏对佛教的全面考察，而仅将被研究的对象视为“地区性”、“地域性”的文化，研究者的眼里，只有××地的“佛教音乐”，而无“中国佛教音乐”的概念。
　　二、从禁区到热点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佛教音乐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停顿状态。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佛教音乐”被音乐工作者视为禁区，不敢问津。“文化大革命”更对佛教与文化造成严重的摧残，曾一度繁荣的佛教音乐研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第三阶段从80年代开始，中断了20年的佛教音乐研究开始复苏。1977年9月，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室音乐组就以“内部资料”的方式重新翻印了1956年《湖南音乐调查报告》中的《宗教音乐》部分。与此同时，山西省的音乐工作者，推出了《山西民间器乐集·五台山寺庙音乐》 12。其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大批以“选”、“集”为名的佛曲资料，如《禅门赞集》 13、《咸阳地区民间歌曲集成·宗教歌曲》 14、《江苏宗教歌曲选》 15等等。尤其是随着“中国民歌集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工作的展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几乎都在收集民歌和民间器乐曲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宗教音乐，许多地区编辑、整理和出版了本地区宗教音乐的专集，为深入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恢复采风工作的同时，一些音乐理论工作者开始恢复正常的学术工作。陈家滨的《五台山寺庙音乐初探》 16是80年代佛教音乐研究高潮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文章从形态学的角度初步分析了五台山佛教音乐，提出两个有价值的判断：一是以保存寺院中的《望江南》曲牌为例，认为“有可能就是唐代的原曲”；二是一反过去学术界认为佛教音乐“剽窃”了民间音乐的传统说法，认为五台山佛教音乐是“源”，而山西“八大套”是“流”。反映了音乐理论家求实的精神和勇气。田青的《佛教音乐的华化》 17则是第一篇超越“地区性”的“民间音乐”视角，把中国佛教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现象进行历史考察的文章。文章反驳了以往学术界认为中国佛教音乐“土生土长”的观点，并将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提出了唐代佛曲至今仍存的观点。胡耀的《我国佛教音乐调查述要》 18把他早期研究的地方视角范围予以扩展，对我国佛教音乐中的法事音乐做了扼要的叙述，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常用的赞呗进行了音乐形态的分析，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将中国佛教音乐与外国宗教音乐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充分反映了我国音乐工作者对佛教音乐整体把握力和认识程度的提高，这类文章有管建华、兰光明的《“慢弹”音乐与“奥加农”之比较》 19、田青的《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 20，前者从记谱法及音乐形态诸方面将四川成都宝光寺“焰口”音乐中的“慢弹”与欧洲天主教音乐中的“奥加农”进行比较，试图探索早期音乐中的一些问题。后者则从美学的角度，比较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及道、儒)思想对欧洲音乐和中国音乐的不同影响。同时，对地方性佛教音乐的研究仍在进行，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方面的文章如：邢野《呼和浩特喇嘛教音乐考》 21、尼树仁《大相国寺音乐的构成》 22、邢毅《拉卜楞寺院藏文谱》 23、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 24、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宫调系统》 25、刘劼《佛道教音乐在陕西民俗中》 26等。对佛教音乐的纵向考察亦有较深入的进展，研究者用历史学的方法探索了佛教音乐起源及发展中的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如：谢立新《中国佛教音乐之初》 27、林培安《梵呗窥源 佛曲辨宗》 28、赵一德《云岗佛籁洞与北朝文化》 29、高德祥、吕殿生《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吹奏乐器》 30、常嗣新《云岗第十二窟乐器演奏伎乐天的初步研究》 31。
　　这一阶段佛教音乐研究的特点是：
　　(一)对佛教音乐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已经开始，研究者从史学、音乐形态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入手进行研究，使佛教音乐的研究有了全新的面貌。
　　(二)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佛教音乐录音、录像，其中一部分录音、录像制品已投入流通。上海音乐学院与上海市佛协联合录制的法事音乐录像带和“中国音像大百科”录制的“中国佛教音乐系列”录音带，是这方面的代表。从1987年至今，“中国音像大百科”版的佛乐系列磁带已出版计：《津沽梵音》、《五台山佛乐》、《潮州佛乐》、《常州天宁寺唱诵》、《九华山水陆》、《云南佛乐》等多套，受到普遍的欢迎。
　　(三)佛教音乐的研究已具备“学科”的性质，出现了以佛教音乐为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以佛教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出现了少数以研究佛教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研究人员，召开了以佛教音乐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在抢救、整理、研究的同时，许多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佛教界人士，共同组建了一些佛乐团。最早成立的北京佛乐团(1986年组建)，曾出访北欧和新加坡，使“北京智化寺”的名声远播海外。而技艺高超的五台山佛乐团(1989年组建)在出访香港和英国的演出中，更备受赞誉，佛教音乐迈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五)出现了音乐专家与佛教界人士、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相结合的可喜现象。这趋势预示了佛教音乐的研究将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1989年3月在香港召开了“第一届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出席此次会议的国内外学者共27人，发表论文25篇，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关佛教音乐研究的国际盛会。会上发表的论文有：
　　法国巴黎大学陈文溪教授《越南佛教音乐与东南亚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民族音乐学系主任Mirelle Helffer《西藏dbyangs:口述传统与乐谱》、法国巴黎大学音乐系讲师皮卡尔《普庵咒的研究》、美国普林思顿大学宗教系讲师Raoul Birnbanm《唐代佛教徒观想体验中的声音与音乐》、美国加州大学宗教系主任黎惠伦《古代中国的佛教与娱乐》、美国田纳西州大学宗教系副教授Miriam evering《中国朝暮课诵的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饶宗颐《从〈经呗导师集〉第一种“帝释天乐人般庶歌呗”联想到的若干问题》、香港法住学会会长霍韬晦《原始佛教对音乐的态度》、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讲师徐佩明《焰口施食科仪结构研究》、香港浸会学院音乐系讲师叶明媚《古琴音乐与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研究》、香港民族音乐学会黎健《广府粤乐与佛乐的相互影响》。
　　中国大陆有周少良《有关明代〈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刘健昌《五台山佛教音乐研究》、尼树仁《大相国寺音乐概要》、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堂曲研究》、钟光全《浅论佛教音乐的民族风格及地方色彩》、苏巧筝《潮州庙堂鼓乐》、林培安《丛林度化观水陆》、胡耀《梵呗音律学》、王小盾《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读音符》、张生录《天津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之关系》、何昌林《对祭祀艺术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的再认识》、田青《从〈金瓶梅〉看明代佛曲》，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中国佛教音乐这一古老文化的内含与性质，代表了当前国际佛教音乐研究的水平。
　　(六)佛教音乐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宗教政策、文化政策的全面落实，宗教和文化的领导部门对佛教音乐的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1986年10月，《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主编会议特邀田青为各省“集成”主编作了题为“佛教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的方法”的专题报告，正式要求各省在“集成”编辑工作中全面收集佛教音乐。1987年9月，“集成”全国编辑部与文化部、宗教局联合在湖北襄樊召开了“全国宗教音乐编辑会议”，研究有关宗教音乐的收集、整理、编辑的问题，文化部、宗教局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及“集成”各省的主编们参加了会议，会议除交流了一批学术论文和讨论了宗教音乐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外，最后决定将宗教音乐收入器乐曲集成。目前，部分省卷已编完，这部浩大工程全部完工后，全国范围内的佛教音乐收集工作必将取得前所未有的丰富成果。
　　第三阶段的高潮，是原定于 1990年6月1日到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佛教道教音乐周”。这个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音乐周，共集中全国佛、道教乐团十余个，其中佛教乐团有北京佛乐团、天津佛乐团、五台山佛乐团、辽宁千山佛乐团、常州天宁寺佛乐团、九江能仁寺佛乐团、重庆罗汉寺佛乐团、甘肃 拉卜楞寺佛乐团、潮州开元寺佛乐团等。虽然音乐周因故未能公开举行，但如此众多的佛乐团齐集京华，在业务观摩中交流汇演了大量曲目，充分显示了中国佛教音乐的丰富多彩，说明在党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指引下、全国佛教界人士与音乐界人士近十年来佛教音乐研究的巨大成果。
　　进入 90年代，佛教音乐的研究欣欣向荣，一批已具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佛教音乐专家在佛教文化研究机构的统筹下，初步形成了一支佛教音乐研究的专业化队伍。1992年，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组建了“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编辑小组，小组聘请国内的诸方大德为顾问，田青任主编，经过三年的努力，已将《朝暮课诵规范谱本》编辑完成，并配合音谱同步的录音带出版。
　　1993年，上海音乐出版社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版了田青主编的《中国佛教音乐选萃》，该书是第一本以五线谱记谱的、包括天津、五台山、潮州、重庆、九华山等地的佛乐谱集。
　　与对传统佛曲的研究同步，一些新创作的佛教音乐也开始出现，从 1983年5月到1994年5月，创作、排练了整整一年，由姚盛昌、田青、黄幼伟等策划、创作，天津歌舞剧院管弦乐团演出的我国第一部反映佛教内容的大型交响音乐史诗《东方慧光》在京、浸两地公演，被新闻界誉为“中国的《弥赛亚》”，标志着中国现代佛乐已走上一条立足传统、面向世界的新路。
　　90年代以后对佛教音乐的研究也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这一时期的佛教音乐论文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进展，论文数量是80年代的两倍还多。在地方性佛乐研究上，藏传佛教音乐日益年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才让当周《拉卜楞寺道得儿乐队及其乐谱》 32、万玛多吉《拉卜楞寺佛殿乐沿革试析》 33、旦木秋《藏族宗教仪式中的迎宾曲》 34、钟忠《嘉戎藏族地区宗教寺院“钦姆”音乐》 35、扎西达杰《藏传佛教音乐谱体系》 36、赵星《试论藏传佛教的形式发展及对蒙古族歌曲艺术等的影响》 37、付修林《康巴藏族寺庙音乐管窥》 38、田联韬《藏族宗教音乐初探》 39、格曲《西藏的宗教音乐》 40、白曲《初探喇嘛嘛尼音乐》 41、旦木秋《藏传佛教中的六字真言“嘛呢”及嘛呢调》 42、田联韬《藏传佛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 43、呼格吉乐图《内蒙古藏传佛教乐曲考》 44、田小军《呼和浩特地区藏传喇嘛教音乐》 45、嘉雍群培《藏族宗教乐舞的形成及发展》 46、边多《综论藏传佛教嘎尔羌姆音乐》 47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藏传佛教音乐的发展历史、记谱方式、地区特征、流传地域、运用场合、使用乐器等进行了考察。如扎西达杰的论文对藏传佛教音乐的乐谱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该文在 藏族古乐谱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影响很大； 白曲对藏族的喇嘛嘛尼说唱曲调予以详细的说明； 边多先生系从事包括宗教音乐在内的西藏民间音乐艺术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他在对西藏各地近千座寺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就有关藏传佛教嘎尔羌姆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内容与形式，种类与特色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地阐述，成果显著。
　　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有关汉地佛教音乐方面的论文也有很多，在各种刊物发表的有将近百篇。田青、 袁静芳等人在北方佛曲及京音乐的研究上取得很大进展，如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 48一文对京音乐中堂曲的乐队编制、曲式结构、十三套曲等进行了考察；她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北方佛曲“十大韵”》 49对北方佛教在佛前赞颂与道场拜忏时常用的十首词牌、曲牌进行了研究；田青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有《北京佛乐》 50、《 世纪末的回眸：智化寺音乐与中国音乐学》 51、《“京音乐”与“怯音乐”--北京佛教音乐中的“都市派”和“农村派”》 52、《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 》 53等； 广东的陈天国、苏妙筝利用自己的家学优势，配合潮州开元寺的释慧原法师共同对开元寺的禅和板佛乐进行收集、记录、整理，出版了《潮州禅和板佛乐》， 陈天国还发表了《潮州禅和板佛乐的整理及其记谱中的一些问题》 54、 《潮州禅和板佛乐考源》 55等一系列文章，集中探讨了广东 禅和板佛乐的情况； 杨民康《中国境内南传上座部佛教课颂仪式音乐研究》 56及《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 57则集中研究了云南上座部佛教音乐的特点，并提出了南传佛教音乐文化丛和文化圈的概念，认为佛教音乐因素是这一文化圈的“母系文化”，而云南当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则是其“父系文化”，两者结合，构成了一个以纯宗教的佛教诵经音乐为核心、以另一类具备宗教性特点的佛教音乐为基础层次和以礼俗性音乐为外围的层次分明的佛教音乐文化丛，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在意义。
　　另外，在佛教音乐的功能方面，释昭慧《从非乐思想到音声佛事》 58通过分析音乐在佛教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教内的音乐人才——不但要培植优良的作曲家，也要培植卓越的指挥家、声乐家与器乐家。此外，还须辅助成立历经严格训练的、该水准的合唱团”；田青《中国佛教法事中的音乐是为神还是为人》 59一文讨论了佛教音乐“娱神”和“娱人”的关系，认为在大部分佛教法事中，或者说在某一法事的大部分音乐中，音乐的功能主要是“娱神”(更确切地说是“通神”)。而“娱人”只不过是第二位的、附属的功能；吴立民《论声明与修行的关系 (上、下)——佛教音乐之道》 60集中论述了 佛教之乐道与证道修持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纪末在台湾召开了两次由海峡两岸三地及日韩等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佛教音乐研讨会，将佛教音乐的研究再次推向高潮。在 1998年在台北举行的“中国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有 韩军 《 五台山佛经讽诵中的音乐特质及其与经文形式之关系》、韩军 《 五台山佛教音乐史略》、田青 《 禅与中国音乐》、高雅俐《佛教音乐传统与佛教音乐》、新堀智朝《以艺术的眼光探讨宗教教化》、林谷芳 《 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化——台湾佛教音乐的发展与检讨》、陈慧珊《佛光山梵呗源流与中国佛教音乐的关系》、叶明媚《琴道与禅道关系之探讨》、 田联韬《藏传佛教寺院〈金刚驱魔神舞〉音乐考察》、凌海成《佛教音乐的美学思想》等； 2000年，台湾佛光山召开了第二次有关佛教音乐的学术会议，在此次召开的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有：吴立民《中国佛教音乐梵呗的形式与发展》、 田青 《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音乐》、 杨民康《中国南传佛教乐器、法器及器乐音乐的考察研究》、 边多 《 综论藏传佛教嘎尔羌姆音乐》、 张文《云南剑川白族阿吒力佛教音乐》、王小盾《佛教音乐在日本的流传》、郭玉茹《浅谈瑜珈焰口-从佛光山瑜珈焰口法会说起》、梁蝉缨《佛教音乐观-佛乐功能与修行之关系》、蔡灿煌《从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谈中国佛教音乐中念诵的采谱与分析》、陈慧珊《福州佛教音乐鼓山调在闽南地区以及台湾之流传》、宋锡球《佛教音乐之美学的接近》、 叶明媚 《 琴禅的美学特征和审美内涵》、 林谷芳 《 禅乐何在-禅与艺术的一点思索》、林仁昱 《 敦煌本五台山曲子之演艺探究》、高雅俐 《 佛教音声概念与音乐修行》、 中西和夫《日本净土教仪礼的音乐特性——受容与创造的轨迹》、 镰田茂雄 《 唐代梵呗的流行》、 洪润植《韩国佛教音乐和仪式的发展》、金应起《韩国佛教音乐“梵呗”形式与展望》、林范勋《韩国现代佛教音乐》 等 20篇。
　　台湾佛光山所召开的这两次有关佛教音乐的叙述研讨会，对推动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节 基督教音乐与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
　　一、基督教(天主教)音乐的研究
　　与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佛、道音乐相比，基督教音乐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所造成的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基督教音乐的现状等课题的空白，是中国音乐学领域内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中国最大的教会组织“中华基督教会”发起倡议，呼吁各教会通力合作，共同编辑出版一本“联合新圣歌集”，并成立了“联合圣歌委员会”，杨荫浏成为圣歌编辑工作的主力，他不但翻译修订了歌词207首，还作曲15首，作词7首，并撰写了《普天颂赞》数字谱(即简谱)“序”。1936年5月，《普天颂赞》由“上海广学会”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表现中国全体基督徒教会赞美与最高尚的热诚”的圣歌集。在大约三年的编辑过程中，杨荫浏陆续将自己的心得和研究写成文章，多数发表在刘廷芳主编、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的月刊《真理与生命》 61中。比如，在该刊第九卷第1期发表的《圣歌的翻译》一文中，杨荫浏从“格律的需要”出发，在比较了“西方文字的特性”和“中国文字的特性”之后，提出“须考虑的几种格律”。他积前后共六年研究、编辑赞美诗的经验，终于敢断然认为“在写度唱的诗歌时，应用绝对自由的新体诗，是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提出的“须考虑”的问题，在现在的人们看来，可能过于细琐或根本不成问题，但在当时，却无不是从实践中得出的、在多少次失败的基础上摸索出的珍贵经验教训。比如他通过多少次的试验，才总结出译配词、曲的一般规律：强声地位不可用虚字，不可将词句的句逗与旋律的句逗错开，并主张以《中原音韵》为本，将原来的21韵归为18韵，等等，都不但是当时中国音乐学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作为《普天颂赞》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整个编辑工作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真理与生命》当时还发表了其他一些有关圣乐选编的文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有关基督教音乐研究的文章或著作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80年代以后，李奇在国内的音乐学刊物上率先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古代传入的基督教会音乐探寻》 62一文中，作者认为仅根据《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就认定西洋音乐在唐代就传入我国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1294年后西方天主教音乐才开始传入我国，这是中国最早传入的西方基督教音乐。如果说西洋音乐的初入中国是由传教士带来的，那么应首推元代，而非唐代或明代。”同时又认为基督教真正在中国扎下根子，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会音乐真正在中国流传开来也是在鸦片战争以后。1988年，李奇又发表了《李提摩太夫妇与〈小诗谱〉》 63一文，探讨了《小诗谱》的编辑出版、李提摩太夫妇与《小诗谱》的关系、《小诗谱》的特点作用等等，认为“严格说，《小诗谱》的作者应是李提摩太夫人，而非李提摩太本人”。并且指出，《小诗谱》是用作者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工尺谱体系编成的视唱教材。它既揉合了中国传统的工尺谱，又借鉴了近代西方的基本乐理，且将两者做了粗略的比较，这在近代中国音乐史上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1991年，由《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外国音乐研究室举办的“第五届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基督教音乐研究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西安、天津、昆明等地的二十多位音乐学家。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西方音乐与基督教”，燕京神学院教授杨周怀作了“基督教音乐”的报告，许多学者就中心议题作了发言。《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三期刊登了这次研讨会的三篇文章，其中李应华《对“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重新思考》、韩仲恩《关于宗教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取域”与“定位”》、蔡良玉《探讨基督教对西方音乐的影响》，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了西方基督教音乐文化的问题。李应华指出“多年以来，在西方音乐史研究和教学中，有一个显而易见又未曾触及的现象，就是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回避”。并提出了几个“可以重新思考并进行深入的研究”的问题，这包括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是关系及对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评价问题；关于巴赫和贝多芬各自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浪漫主义的倾向问题，以及李斯特、挖格纳、布鲁克的宗教信仰等问题。韩仲恩认为宗教包括两种不同的系统——信仰系统和知识系统，并提倡宗教音乐的研究进入“全文化论域”，建立“大文化研究系统”。蔡良玉的文章是对这次会议的一个综述。她概括了与会者的一个共识：“若要宏观地、深入地认识西方文明的社会和历史，就必须研究基督教；同样，若要真正认识西方音乐的历史，也不能不研究基督教。”
　　对西方基督教音乐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空白，直到 9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周凯模《死与生的思考，爱与善的颂歌——基督教安魂曲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 64、高士杰《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65、杨周怀《基督教音乐漫谈》 66、 周小静《 李斯特的宗教音乐创作》 67、 丁方《音乐之翅与神灵之形》 68、高士杰《基督教精神与西方艺术音乐传统》 69、刘智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音乐》 70等。高士杰《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指出，“西方音乐”即“它特指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发展起来的‘艺术音乐'”。这种对西方音乐的界定，应强调两点：一、“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质”，是指在基督教文明土壤上或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音乐文化，而并非仅指基督教的宗教音乐；二、“艺术音乐”，是指专业作曲家创造出来的音乐艺术，不包括各民族传统的民间音乐文化。作者从“形”和“神”两个方面考察了基督教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他还认为，基督教精神对西方音乐的影响大体上说有如下两种途径：一、音乐作品在题材和体裁方面和基督教相联系；二、音乐创造中，在价值观念、心理意向上和基督教精神的内在联系。杨周怀《基督教音乐漫谈》则对基督教音乐的发展历史、对西方音乐的推动作用、音乐特点等做了梳理。 周小静《 李斯特的宗教音乐创作》一文洋洋洒洒近两万字，非常细致地分析了李斯特的主要宗教音乐作品如 清唱剧《圣伊丽莎白传奇》、《基督》、弥撒曲《匈牙利加冕弥撒》以及为独唱、合唱管风琴(或钢琴)而作的《苦路》等，并总结出李斯特宗教音乐的写作特点为： 1. 将宗教的内省、沉思与世俗的舞台戏剧性、矛盾冲突相结合；2.将天主教传统的圣咏曲调和现代和声手法相结合；3.将庄严的宗教音乐气质与民间音乐生动的旋律、节奏特性相结合；4.将歌剧式的分段结构和交响化的逻辑发展手段(主导动机)以及对称结构相结合；5.将文艺复兴纯净的合唱风格和浪漫主义的辉煌音响(管弦乐)相结合。刘智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音乐》主要介绍了欧洲中世纪宗教音乐的发展历程，指出格里高利圣咏和其他所有的方言圣咏是16世纪以前大部分西方音乐的源泉和灵感；基督教会中大部分圣咏源自中世纪，自那以后不断咏唱，留存至今；基督教圣咏记谱法开创了欧洲音乐记谱的历史，为复调音乐的形成和最终确立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中世纪“礼拜剧”直接来源于圣咏歌调，它是清唱剧的前身。
　　中国基督教音乐的研究，相对于对西方基督教音乐的研究来说就更显薄弱。在这个领域，杨民康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他的《云南怒江傈僳族地区基督教音乐文化》 71一文，概述了中国云南少数民族 — 怒江傈僳族地区基督教音乐的情况，为研究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演变、民族化及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音乐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实例。文章首先介绍了傈僳族文字和有特性的简谱谱式在傈僳族在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然后介绍了傈僳文赞美诗的种类、特征和源流，最后介绍了傈僳族教徒的音乐生活。他随后发表了《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初探》 72，则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在云南传播过程中与固有文化的关系问题，指出基督教音乐对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教会原有音乐与当地少数民族音乐既有抵触又有吸收，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教会发展了一种既有来自西方的传统基督教音乐，又吸收使用当地民间音乐的新的基督教音乐文化。 杨周怀《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 73则主要回顾了杨荫浏先生对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汉族及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音乐的存在及历史，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相信今后在这个领域内，将会有一些好的文章出现。
　　二、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研究，直到近年来才有了较大发展，其中较突出的是对萨满教音乐的研究。 1986年7月，在黑龙江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游牧、渔猎民族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生活与音乐教育专题)学术讨论会第二届年会”上，对回族音乐和萨满教音乐的讨论曾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与会者对古代“巫”乐舞的各种遗存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到北方各民族的萨满跳神、白马藏人的原始歌舞，纳西族的代表东巴舞、“热美蹉”歌舞、土家族的傩坛祭祀乐舞等内容。与会的学者们还通过对“清宫廷音乐与满族萨满跳神音乐的关系”的探讨来“寻觅满族音乐的芳踪”，并在比较研究之后，提出了“清宫祭天与坤宁宫祭神中音乐 ，是满族萨满跳神音乐的孑遗”的观点。与会者一致认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和原始信仰活动的主持者，大都是本民族内的名歌手，他们集宗教、巫术与民间音乐于一身，既是编制者、又是传播者。与会的学者还对国外学者所谓“由于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禁规，伊斯兰教不存在宗教音乐”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中国回族的宗教活动中存在着宗教音乐，一些现今收集到的回族宗教音乐，实际上是“阿拉伯音乐与回族民间音乐相结合的产物”。
　　1992年第1期《民族艺林》发表的 伊斯哈尔·阿里·马炳元《中国伊斯兰音乐遗存及其演变》，亦认为中国伊斯兰音乐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继承保留了阿拉伯伊斯兰宗教音乐的特点，一方面也揉入了中国民间音调。采用群众熟悉和感兴趣的民间曲调填词演唱，既可以被当地人所喜爱和接受，又可以起到宣传教义的效果。
　　同年，《民族艺林》第一期中， 李廷禄《古朴丰厚的伊斯兰文化遗产——“经堂歌”漫议》 74，也认为经堂歌曲是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穆斯林所独创的。而刘金明《回族民间歌曲与伊斯兰教》 75，则探讨了回族民歌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认为回族民歌在语言、旋律、格式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在音域上“以单旋律为主”，“以声乐为音乐的主体”，而旋律则“多具装饰性”。
　　新疆民族民间音乐，可以说是受到伊斯兰音乐影响最大的地方音乐。沙金的《新疆维吾尔族宗教音乐》 76一文，概括地介绍了维吾尔族的宗教音乐，并将其分为五种类型： 1.一般性的宗教音乐；2.萨玛音乐；3.麦达音乐；4.阿希克音乐；5.巴克西音乐。这些文章，逐渐改变了音乐学界过去所持有的“伊斯兰教无音乐”的错误观念，开创了伊斯兰教音乐研究的新领域。
　　关于巫教音乐的研究，在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中始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邓光华《土家族傩坛巫教音乐研究报告》 77，对当地的巫教音乐从历史地理背景、音乐形态及分类、民俗风情特征、以及研究价值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贵州土家族傩坛活动中，至今残留着许多原始宗教与傩仪歌舞的痕迹”。在1988年召开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亦有少量有关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文章，如刘琼芳《试谈德宏地区傣族宗教音乐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一文，对傣族保留至今的有浓厚原始色彩的宗教音乐如“拜社勐”(祭保护神)、“戛买海”(跳柳神)、“喊黄唤”(招魂调)、“胡派”(念魂调)等品种的内容、形式、运用场合等作了介绍，并论述了小乘佛教传入后对原有宗教音乐的重要影响和支配作用，文中介绍了若干鲜为外人所知的宗教音乐品种，有助于人们对边陲之地宗教音乐状态的了解。李明安《白族丧礼歌曲〈歌蓼莪之三章〉初探》从“保存的客观条件”、“自身的保存价值”、“音乐的古老特征”三方面论证了白族的一首丧礼歌曲很可能是《诗经》中古代音乐的遗存，是一个大胆的命题。孙鸿钧《清王朝发祥地新宾满族单鼓音乐考》对满族一个宗教祭祀音乐品种的由来、演变、表现形式、音乐特征等方面，做了初步的介绍。
　　1989年正式发表的论文有周耕的《荆楚遗风 — 湖北跳丧初探》 78，该文对湖北“跳丧”神乐的源头、音乐形态、审美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初步研究了这种与原始图腾、原始宗教有关的、带有“超度” 性质的古风歌舞。
　　此外，对“傩戏”的研究也有不少论文发表，如顾朴光《试论傩堂戏与宗教的关系》 79、郭思九《傩戏的产生和古代傩文化》 80、柯琳《傩戏音乐的“活化石”意义》 81、刘必强《黔东南傩戏的表演》 82、曲六乙《中国傩戏与日本能乐的比较——兼议东方传统戏剧的特点》 83、王廷信《祭仪剧：中国民间戏剧的重要形式》 84等。顾文肯定“傩堂戏渊源于古代驱鬼逐疫的傩祭活动”，并叙述了傩堂戏的传说与搬演、傩堂的组织、传承及内坛、外坛的情况。柯琳的文章通过分析傩戏的特点，进而指出：傩戏中保留了早期原始社会生活的痕迹，具有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意义。而广西出版的《民族艺术》，自1992年起，开设了“傩戏学研究专栏”，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包括音乐舞蹈在内的傩文化研究的文章，使傩戏研究保持着一股令人欣慰的势头。
　　对于藏族宗教音乐的研究， 1990年出现了一些专论，《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3期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专栏，其中有钟忠的《嘉戎藏族地区宗教寺院“钦姆”音乐》、旦木秋的《藏族宗教仪式中的迎宾曲》，与《中国音乐》1990年第2期上发表的才让当周的《拉卜楞寺道得儿乐队及其乐谱》等文，给人一种藏族宗教音乐研究即将全面展开的印象。
　　1991年，在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领域里出现了一件可喜的事：这一年的10月，在思茅——西双版纳，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器乐集成·云南卷》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云南省首届宗教音乐研讨会”，在全国，也是第一次召开省级有关宗教音乐的专题学术会议。会上，数十名代表提交了论文，并邀请省内外有关专家蔡家琪、费师逊、田青作了专题报告。会上提交论文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除去佛、道音乐外，绝大部分的内容系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其中有：《中甸县藏传佛教音乐考释》(和佳庚、吴学源)、《景洪县嘎洒乡曼洒佛寺升祜巴仪式调查》(曾安秀)、《剑川佛教音乐初探》(张文)、《景谷小乘佛教音乐活动简介》(邵金山)、《师宗瑶族受戒音乐调查》(黄宗堂)、《镇沅县拉祜族(苦聪人)麦祭活动纪实》(何盛永)、《中甸纳西族东巴音乐浅析》(和佳庚)、《罗平县布依族原始宗教音乐初探》(张亚森)、《克木人原始宗教及其音乐调查》(杨力)、《勐海县拉祜族“叫魂调”和“哭丧调”》(居少云)、《基诺族大鼓调与祖先崇拜》(杨荣)、《元阳傣族原始宗教音乐》(杨保清)、《绿春哈尼族原始宗教音乐》(兰明红)、《西双版纳哈尼族(爱尼人)原始宗教音乐调查》(李安明、黄富)、《彝族祭祀活动中的“放羊调”与“十二属相”小议》(袁登学)、《白族信奉本主祭祀活动调查》(杨明高)、《纳西族东巴音乐文化简述》(和力民)等。
　　这批论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景式地勾画出了云南省宗教音乐研究的状况。其中有些论文材料翔实、丰富，反映了云南省音乐工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孜孜以求的精神和丰厚的科研成果。但有些文章尚停留在初步的、表层的描述上，略显单薄，学术深度不够，尚需深入的研究。
　　有关萨满音乐的研究一直是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80年代以后已经有二十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其中成绩最大的是石光伟和刘桂腾，两人的早期合作，对萨满音乐的研究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刘桂腾 陆续发表了十多篇关于萨满教音乐的论文，他的 《萨满教与满洲跳神音乐的形成及其演变》 85，认为满洲跳神音乐萌生于萨满教仪式，而非一般参与性音乐。文章分别论述了“作为满洲萨满教仪典的‘跳神'”；“作为满、汉祭祀——娱乐活动的单鼓”；“作为满、汉妇孺之戏的太平鼓”三部分内容。 并且他还在1999年 出版了《满族萨满乐器研究》 86一书，分四部分详细介绍了满族萨满教所用的各种乐器及其功能、历史和象征意义。认为，乐器及其所演奏的器乐，是满族萨满祭祀的重要表现手段和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它们从形与声上构筑了萨满仪典的“物质”框架。这些乐器同时充当了祭器的角色。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及其配置模式实际上是“万物有灵观”的物化形式。
　　乌兰杰在《蒙古萨满教歌舞概述 》 87中，简要论述了蒙古萨满教祭祀中歌与舞的功能作用，认为萨满教歌舞是蒙古萨满宗教活动的主题部分，它除了具有宗教功能外，同时还兼有人神同享的世俗性特点。石光伟《满族萨满歌舞的根基与传承说》 88，通过长期实地考察、采风所得到的满族萨满的史料和实录，探索了满族萨满歌舞的历史源流，说明满族萨满歌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往满族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冯伯阳《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满族萨满音乐——对萨满音乐的价值判断》 89则从萨满音乐的源流、构成要素、发生机制、本质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萨满音乐的文化特征。傅彦滨、傅翠屏合写的《满·通古斯语族四民族萨满歌曲属性辨析》 90主要考察了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及赫哲族的萨满歌曲的情况。作者认为，在萨满主持的祭祀仪式中和跳神中，都用本民族的语言、萨满舞蹈和萨满歌曲来传递各种“天神”、“图腾神”和“祖先神”的各种信息，表达各种思想、崇拜和赞美自己民族的神灵。四民族都把萨满原始宗教作为本民族生活、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方面的主要根基。萨满歌曲的属性也与其民族属性息息相关。
　　周凯模《少数民族宗教乐舞与宗法文化》 91、《民族宗教乐舞与神话哲学》 92、《民族宗教乐舞与原始科技》 93则是从整体上对少数民族宗教乐舞进行了考察。她于 1992年出版了《祭舞神乐——宗教与音乐舞蹈》 94一书，以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歌舞为例，分析了宗教乐舞与神话哲学、原始科技、自然经济、宗法文化、礼法乐教及生死礼俗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56个兄弟民族，而在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宗教文化又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蕴藏量极为丰富，是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内容。与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在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相比，对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当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时，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的研究，一定会走向深入与繁荣。
　　1杨荫浏、查阜西：《智化寺京音乐(一)》， 1953 年 1 月 1 日 -4 日。
　　2简其华、王迪、杨荫浏：《智化寺京音乐(二)》， 1953 年 2 月 9 日 -14 日。
　　3杨荫浏：《智化寺京音乐(三)》。
　　4《光明日报》 1957 年 2 月 23 日。
　　5《现代佛学》 195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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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章达祥传谱，凌其阵整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印(油印)，195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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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音乐研究》 1981 年第 2 期。
　　17《世界宗教研究》 1983 年第 3 期。
　　18《音乐研究》 198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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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人民音乐》 1989 年第 6 期。
　　24《中国音乐》 1990 年第 1 期。
　　25山西《音乐舞蹈》 1990 年第 1 期。
　　26《音乐探索》 1990 年第 1 期。
　　27《艺苑》 198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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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文史哲》 198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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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法音》 2000年第2-3期。
　　61《真理与生命》所载杨荫浏有关基督教音乐的文章有：《圣歌委员会第二次总结报告》， 1932 ， 7 卷 2 期；《中国信徒对于选择圣歌的文字观》，与费佩德合著， 1934 ， 8 卷 1 期；《圣歌探讨之初步》， 1934 ， 8 卷 1 期；《中国信徒对于配合圣歌音乐上的主张》， 1934 ， 8 卷 1 期；《中国信徒对于圣歌中几个称谓词的主张》，与刘廷芳合著， 1934 ， 8 卷 3 期；《西文的音乐特性》， 1934 ， 8 卷 7 期；《圣歌的翻译》， 1935 ， 9 卷 1 ， 3 期；《关于〈普天颂赞〉集》， 1935 ， 9 卷 8 期；《基督教的圣歌略史》， 1936 ， 10 卷 3 期；《〈普天颂赞〉里的圣歌产生年代表》， 1936 ， 10 卷 3 期；《圣乐的欣赏》，与费佩德合译， 1936 ， 10 卷 5 ， 7 期；《圣歌音调史》 1936 ， 10 卷 5 期、 1937 ， 11 卷 1 期。
　　62《音乐艺术》 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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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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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音乐研究》 1991年第4期。
　　92《民族艺术》 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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