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回顾

　一、前　言
　　今年，是民国五十五年，过去三十年，那是从民二十五年算起，恰好，那正是中国佛教从腐化、麻木、自私、堕落阶段，脱胎换骨，走向新生、进步、合群、有为的时期，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佛教，我可以把它分作三个时期来谈，其中所谈的种种，全是根据史实资料，用纯客观的态度来叙述，不捏造，不作诳言，真者是真，假者是假，有好扬好，有坏说坏，盖历史贵在显露出它的真相，是不容歪曲的，那才有价值。
　　二、黑暗时代的中国佛教
　　民国以还，虽有我不世出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不断倡导新佛化运动，创办学校，推行新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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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史论集(七)-民国佛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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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发行佛刊，努力社会宣传，可是，直到民二十五年为止，并未收到若何实效，从一般情况上看，古老佛教风气依然！而老一辈僧俗佛子们的思想言行，仍然是停留在消极的、腐化的、自私的黑暗阶段里，鬼影幢幢！暮气沉沉！
　　在民二十五年间，中国佛教会(以下简称中佛会)改组那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旧式佛教的气焰与权势是如何高大？那年五月，由于江苏、湖南、安徽、云南、四川等七省通电抨击中佛会，该会当事人圆X与政客屈XX勾搭著，拟召开少数人大会，以为文饰，而太虚大师为止息纷争，力主容纳各方修改会章提议。
　　时中央民众训练部鉴于全国各地攻击中佛会，乃采纳虚大师意见，发表“修订中国佛教会草案”，责成中佛会作健全之改组，而圆X等不愿，于是阳奉阴违，施展其不合法手段，暗中运动段祺瑞，由段致书在广州之蒋委员长，并由段宏纲(段祺瑞之侄)与屈XX二人，持段函飞州谒蒋面递，蒋乃电陈立夫著令缓办。同时，又由上海名流屈XX，闻兰亭致函在巴黎之戴季陶，由戴电中央党部勿过问佛教，后来，圆XX、屈XX、黄健六等在上海中佛会办事处集议，变更前讲南京理监事联席会议之决案，置民训部过去指令于不问，这样一来，中佛会改组运动，即如此而归于乌有！
　　适太虚大师在沪，得悉鬼蜮技俩，知中佛会改组无成功之望，乃于是年八月，发表“关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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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之谈话”，其中有几句伤感沉痛话语：“设因少数人任意推翻议案，中央党部主管机关之出席指导监督者，亦不加追究，则于提案既无效力，余亦藉以可卸责任”，中佛会改组运动之横遭挫折，亦足见当时政府之视法令为何事？同时，也可窥见佛教内部是如何的黑暗？
　　另外还有一件事，同月间，虚大师作“论僧尼参国民大会选举”文发表之后，南京欧阳竟无致书陈立夫，竭力反对，大发辟论，他以为“僧徒居必兰若，行必头陀”，“参预世事，违反佛制”，欧阳居士他偏专唯识宗学，其他却欠通，他的主张，是要把出家僧徒逼往深山穷谷，与草木同朽，使之与国家社会人群脱节，试问，佛法离开了国家社会人群，从何处来转法轮呢？可见其古董。
　　三、战时期的中国佛教
　　民国二十六年，这一年，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由旧趋新的一个转捩点，这一年中，中国佛教风气，开始转变，步上新的机运，由于日本军阀在我国芦沟桥施放枪声，发动侵略讯号，所谓“七七”事变之后，太虚大师概念国难教难面临严重关头，于庐山发出“铣”电，号召佛弟子群起救亡，共赴国难，电中有三个指示：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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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
　　接著，“八、一三”沪战爆发，正式掀开战争序幕，中日两国入于全面战争状态，我驻军发动英勇的抗战，当战争烽火燃烧之时，全国各地佛教僧青年，受爱国热情的驱使，响应虚大师的号召，齐集到上海，英勇地、果敢地把他们的身心性命奉献给国家民族，为争取自由而奋斗，表现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
　　那时候，有一佰多个僧青年，成立一个“上海僧侣救护队”，在宏明和尚领导之下，冒著敌人的炮火，不分昼夜，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战地救护伤员兵工作，在东战上整整活跃了三个月之久，(作者正在那时候由印度赶回参加了救护行列)那一群菩萨僧，他们那种舍身救人的行为和精神，博得社会舆论中外人士的同声赞美，根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总会”民国二十六年报告书，“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战场上救护的英雄健儿，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这种伟大的成绩，全是他们的慈悲宏愿所换来。在沪战末期，僧救队从枫林桥地方抢救出来的三百多位负伤将士，即时成立“佛教医院”，把他们疗治痊愈之后，又设法送其归队，使他们能够继续杀敌，然后，全体队员化整为零，瞒过敌人视线，秘密随军转进到汉口工作。
　　沪战爆发后，我佛教除了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积极的表现之外，消极上的工作，尚有中佛会在赫德路觉园(简照南花园)内成立一个“难民收容所”，收容三千多个难民，并供给全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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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饭食及医药。(直到上海沦陷后才解散)此外，还有上海各尼庵女尼，她们自动发心为前线战士缝制征衣，也还有充当医院看护的，领袖说：“救国不分男女”，我们佛教也同样做到。
　　民二十七年四月，时政府颁布“抗战建国纲领”，虚大师作“日伪觉悟否”一文，发表报章，以示拥护。同月，虚大师在蓉晤见章嘉，适以克沪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未能随国府西移，乃与章嘉商决，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于重庆罗汉寺，并发出通电，告党政机关及全国佛徒。七月，“上海僧侣救护队”领导人宏明在武汉受人陷害，被当局逮补下狱，影响到队部声誉，因而解散，队员中有的灰心舍戒返俗，有一部份在气愤之下投入延安，走入魔道。十月，虚大师主办的权威佛教杂志──海潮音月刊由汉迁渝出版。同月三十日武汉弃守，从此沦陷区中的佛教受到日寇管制，不复再有何作为，此后，只见到大后方佛教徒的活跃，放出佛教万道光芒。
　　民二十八年一月，虚大师作“佛教的护国与护世”一文，发表报章，唤起全国佛弟子努力从事抗战工作。三月，虚大师闻常惺法师在上海圆寂，在陪都举行追悼会，常惺任中佛会秘书长，与圆瑛合作，而虚大师始终爱其才识，曾于年前六月致书常惺，促其到大后方共举佛事，无奈缺少勇气，以致郁郁而终，深为痛惜！四月，虚大师被聘为“国民精神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六月虚大师被推为欢迎印度尼赫鲁大会顾问。同月，云南省佛教会成立“僧侣救护队”，虚大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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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国家宣扬佛教”为训。
　　从这一年下半年到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抗战胜利为止，在那七年当中，大后方佛教界有许许多多的重大活动，都是值得回忆的。
　　(一)、民国二十八年九月间，因日本唆使缅国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使我运输战时物质大受困扰，于是政府当局乃有组织“佛教访问团”之议，虚大师出席中央国际宣传委员会，商决访问团事，并晋谒蒋委员长，受政府之聘，为“佛教访问团”团长，于十一月率领团员慈航、惟幻等一行出发赴缅甸、印度、锡兰、马来亚各地访问，出发时发表“皓”电，说明访问团出国意趣，在国外访问凡半年，备受国际朝野及佛教人士之热烈欢迎，由于虚大师这次的访问，缅国反对开放滇缅公路风潮而告平息，当虚大师访问功成归国之时，陪都有五十余团体联合假中法比瑞同学会举行盛大之欢迎。
　　(二)、民二十九年元月，我由湘入川，看到陪都地方难免不受日机虫炸，于是策动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住僧青年比丘一百二十人，成立“陪都僧侣救护队”，接受军事、政治、医护训练三个月，由我领导实地从事重庆地方救护灾胞工作，受训期满，适逢敌机来袭，我们即开始救伤活动，每次受到轰炸，我们都是不待警报解除驰往抢救，由于大家能够不惜生命发挥佛教慈悲舍身救人精神，救护成绩优异，博得社会各界人士之同情，舆论的赞美称扬，并得到最高领袖　 蒋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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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之嘉奖(颁赠青天白日奖章)，这个救护队，切实苦干了五年(五年中不曾向外界募缘也不曾领受政府津贴，一套救护制服穿上身后不曾换过新衣，队部经费全靠应酬经忏佛事维持)，一直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们才脱下戎装，放下担架，其间，我们曾自动绝食，捐献政府多次，并响应捐献飞机运动，和“伤兵之友”运动，凡政府的号召，我们悉皆参加，到处都见到我们这一群和尚同志，无处不有我们这杆“佛”字旗的飘扬。
　　(三)、同年十月，我鉴于日本第五纵队在印度、缅甸、暹罗各佛教国作种种虚伪麻醉宣传，谓我政府是基督教政府，摧残佛教，日本为佛教宗主国，为了保护中国佛教，故同中国政府作战，乃是圣战，日本人这种阴谋，我认为有揭发之必要，适重庆地方已届雾季，空袭减少，我争取时间，于是邀约汉藏教理苑学僧西岸、悟祖、青云等一共四人，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队”，我自任领队，得到中央党政机关之协助，于十一月十一日出发，赴缅甸宣扬我抗战国策，出发之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国民外交协会”、“中缅文化协会”都有锦旗赠送本队，十分风光，而中央国际宣传处并函请西南运输处派专车运送本队出国，本队在缅宣传八个月，并将日机历次轰炸陪都寺庙写真制成铜版，用中、英、缅文字印刷刊物向缅甸全国僧俗人民散发，达成宣传任务。
　　(四)、同年下半年，虚大师于大公报发表“精神动员与佛教之调整”文，为整理佛教之呼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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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政府领导者，留意佛教，召见蒋作宾、李子宽询以健全佛教之方案，中央社会部提出“整理佛教意见书”，征求政府及佛教界之意见，四川省佛教会通电拥护虚大师领导组织中国佛教会于重庆，得湘、滇、陕省佛教会之响应。
　　(五)、民三十年一月，虚大师在渝为推动“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事，设预备处于南岸狮子山慈云寺，无奈当时内政部意在提夺寺产，(充新县制经费)不愿与社会部调协，加之前中佛会与圆×勾搭之屈×，利用政治地位，始终作梗，从中反对，以致整委会工作停滞而不能实现。五月间，虚大师于访缅时策动芒市土司方克光，在芒市设立“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事，经中央社会部批准，正式成立，虚大师并推荐留学暹罗等慈法师为联合会主持人，从此才收到边心内向之实效。
　　(六)、民三十一年十二月，国府林主席在陪都发起建“护国息灾法会”，请南华虚云和尚为主坛，戴季陶为会长，法会设在郊外华岩寺，从是月九日起至明年一月二十六日圆满，盛况空前。这一次的大法会，想不到发生一个不愉快插曲，原来虚云和尚到渝，曾一度往缙云山拜访太虚大师，缙云山为陪都名胜之地，凡到山游览的贵客嘉宾，习惯上在会客室签名簿上题名留念，虚云到达之时，该寺知客师为了对他表示恭敬，捧出签名簿请他签名，那知虚云不谙社交，不懂这个路数，误会是要他报名，一时无名火冒，大发脾气，说“老僧走遍天下名山，从来没有人敢要我报名……”而随从张子廉(红帮中人)又从旁发火，使虚云气得了不得，还是虚大师走出来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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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他解说了一番，他还是愤愤不已，下山之后，张子廉利用黑势力，派人张贴标语，四处散发流言，捏造黑白，说虚云上山受到太虚的污辱，真是净虚空中，横生节枝，正像虚大师与圆瑛法师的情形一样，他两位的私交情谊，原本笃厚，只为了双方身边一二无聊政客翻云覆雨，长期拨弄是非，以致彼此精神分裂，形成冰炭，各自分道扬镳，各行其事，不能合作，分散了整个佛教力量，也阻碍了整个佛法事业的进展，他俩老私人闹意气事小，却使中国佛教倒退五十年，这是何等的不幸！也正是民国佛教史上一大耻事！
　　(七)、民三十二年二月，虚大师筹备经年在金剑山开办之“大雄中学”，正式开学，大师任董事长，聘吴子诒为校长，大师初拟办一所含有政治意味之学校，未能实现，乃改办中学。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我们佛教能创立一所中学，可谓不易。同年五月，虚大师策动之“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大师任常务委员(常委，佛、回、天主、基督教各一人)，以卫立民任总干事，该会任务有五点：(一)为拥护抗战建国。(二)尊重信仰自由。(三)提高精神修养。(四)励行社会服务。(五)促进世界和平。
　　同年十一月，内政部颁布八月间修改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该办法内容，既由县市政府主组委员会征收兴办，又于各僧寺每年收益在五万元以上者，即须征收百分之五十，致各地佛教陷于纷乱，虚大师发出“虞”电，呼吁反对，而内政部主管司科不允取销，大师以内政部提夺庙产，意在消灭佛教，乃逼得于翌年一月，致书蒋主席，作悲愤之陈词，书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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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对中国文化，世界学术之贡献非浅，而抗战在国民一份子之佛教立场上：……对抗建之努力，亦不为少，乃未蒙中枢之佛教主管司科及一分省县中乡保当局之谅察，时有摧夺僧寺，危亡佛教，以斩绝(太虚)第一生命之举动，则太虚固无负于国人，而国人实有负于太虚也，……不然，则绝不能坐视寺僧摧剥，佛教危亡，而再腼颜苟活于斯世也。书上，政府一一剥夺寺僧之计划，乃得停止施行。
　　同月，虚大师在重庆号召各省佛教代表，除呼吁取消“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且呼吁组成中国佛教会，前一项，得到政府收回陈命，其后一项，则因屈××之流多方阻挠，迄未实现。
　　是年初冬，蒋主席游缙云山，经国、纬国随行，与大师晤谈。
　　(八)、民三十四年七月四日，虚大师以德国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一文，电台广播，劝其慨然无条件投降，八月四日，日本终被美国原子弹的威力所摄服，而宣告无条件投降，虚大师又作“告世界佛教徒”文，发表报章，俾有所贡献于永久和平，文中有云：“中日佛教徒，尤应密切联合，一方面肃清魔鬼们遗留的毒素，一方面发扬最彻底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精神大乘佛教文化，努力于人类真正和平的推进。”
　　同年十二月七日，虚大师苦心谋划几经挫折之“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奉到内政部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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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部训令，准予成立，并派太虚、章嘉、虚云、圆瑛、昌圆、全朗、李子宽、屈文六、黄庆澜为委员，指定太虚、章嘉、李子宽为常务委员。很显明的，佛整会之诞生，是从抗战胜利带来的，不然，那邪见之辈必会阻挠到底，可见那时候外摧内腐，作事的艰难。
　　(九)、民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虚大师受国府胜利勋章。是日，扫荡报改为和平报，大师赠以诗，诗云：“十年扫荡妖氛尽，一旦和平庆到来，犹有和平暗礁在，迅行扫荡勿迟回”。盖感于共产党徒之阴险凶恶，终必为祸，故有此作，看，胜利后共罪在东北从俄共手里攫取日军武器，到处打家劫舍，称兵作乱与国军对峙情
　　形，可知虚大师早有远见。
　　同年四月一日，虚大师由川飞汉，在汉小住，即转往南京，大师抵京后，于三十日假毗卢寺招待记者，报告整理佛教计划，说明有几点：(一)政府应本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之原则，切实保护僧寺及公产。(二)著手计划僧尼普及教育，及兴办农场等。(三)办理服务社会及创办公共慈善事业。(四)佛教会将登记僧寺信徒，使成为有系统组织。(五)佛教徒有政治兴趣者，可参加政治(并举国外教党情形为例)。(六)佛教徒应全力宣扬教义，化导人心，改进社会，促进和平。是日，虚大师出席南京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
　　五月六日，大师由京抵沪，接受上海佛教界之盛大欢迎，驻锡静安寺，不几日，移往玉佛寺直指轩，应上海佛教界之请，讲“佛说弥勒大成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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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后，局面自然不同，这时候，上海静安寺住持德悟，监院密迦，他两人在沦陷时期中，曾在该寺开办“日文学校”，有替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嫌疑，经当地社会人士检举，提出证据，被法院判罪入狱，当时有人责怪虚大师，说大师忍心不袒护德悟、密迦，让他两人受罪，这话奇了！若是虚大师来袒护汉奸，那他又何必追随政府拥护抗战呢？
　　这年七月间，虚大师在上海成立“觉群社”，发行“觉群周刊”，该社本意为佛教政治组织，惟以中国僧侣参政，多滋异议，乃倡“问政不干治”之说，大师以为僧徒超政，一旦政府社会摧残佛教，易遭破灭。从政，亦易跟随政府倒去，二者各有利弊，而国中向无在家信徒集团，足以拥护佛教，则出家僧徒处此，殊堪忧虑，深思熟虑之下，而于孙中山先生所谈政权治权得一解决办法“问政而不干治”，然而，我国僧伽于政治素鲜注意，其难以有所作为，盖在意中，所以后来“觉群周刊”仍等于一般通俗之佛刊，可知议政亦不是容易的事。
　　是年冬，由于宗教联谊会于斌之推荐，经　蒋主席同意，圈定虚大师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因陈立夫力持异议，致其事中变，大师鉴于政府歧视拥有广大信徒之佛教，殊深悒怅！　 蒋主席与大师之友谊，久为宋美龄、陈布雷等近侍集团所碍，日以疏远，过去岁月中，佛教为拘于理学窠臼之中国本位文化者，凭借美国路线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处境日艰，大师每不胜其感哀。
　　民三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大为玉佛寺退居震华法师封龛说法竟，忽中风旧疾复发，竟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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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下午一时一刻安详舍报于玉佛寺直指轩！法幢倒兮！中国佛教顿失重心！谁不哀恸？十九日，为大师行封龛礼那天，参加典礼者寺院及佛教团体外，到当地党政机关代表及马占山等三千余人，中央宣传部摄影场及中外日报者，竞为摄影报到。五月二十五日，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中国佛学会，暨南京佛教会，假南京毗卢寺举行全国性之追悼会，到国府各部院代表千余人，各界赠送挽联中，有　 蒋主席“潮音永亮”四字，其余各地追悼会遍于全国，其海外各地华僧，亦纷纷举行追思大会，而国际印度新德里召开之泛亚洲会议，临时举行追悼会，可见大德化之溥。
　　同月二十六日，首都毗卢寺举行“中国佛教会胜利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七天，推选章嘉为理事长。
　　四、反共时期
　　抗战胜利，国土重光，经过八年的长期战乱，中国佛教方期重建，不幸共产党徒趁国人厌战心理，故态复萌，始而强制接收东北物质，继而公开称兵叛乱，使全国人民又复堕于苦恼深渊！外战刚结束，内战又开始，于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边谈边打，边打边谈，这样光景，又拖了三年多的岁月，有那三年多当中，国事乱如麻，建国大业，受到阻碍，佛教重建，亦无从著手，在戡乱岁月中，人人气短，我佛教僧徒情绪，同样是萎靡不振，大家精神都寄望在“和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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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国共和谈成功，使国人有喘息机会。
　　到了民三十八年春，忽然霹雳一声，和谈破裂，终于不能扭转全局，国府播迁台湾，不久，共匪渡江，局势急转直下，苏浙一带，相继易手！待到年底，整个大陆沦陷，关进铁幕！
　　在大陆沦陷前后，我佛教僧徒具有正义感有爱国热情者，三三两两，逃已出来，奔向自由，有的追随政府投到台湾，有的奔香港，有的远飘到海外，因而保留得中国佛教一线慧命，佛种不致完全断灭。其初期逃亡出来的出家同道们，只是衣钵随身，万分凄凉！那时候，每个人但求得能活命，有饭吃有栖身之处，别无其他心想，更谈不上有远大计划，而逃出来的同道，多数是“广博身如来”，富有阶级并不多，也都是一种苟延残喘局面。
　　初期奔到台湾的一群义僧(比丘、比丘尼)，还不幸被警宪把他(她)们当作游民看待，关进拘留所失去自由，并打算将他(她)们押解出境，其处境之惨，可以想见。
　　“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办公，说来也有它的一段因缘，因为保释那一群义僧，警方要佛教会担保，那时，大陆来台的同道，尚未与当地佛教界取得联系，而中佛会那块招牌，尚挂在大陆上，来台的佛会会员，只有东初、章嘉和李子宽三个人，东初在离开大陆时，曾向中佛会讨取有成立中国佛教会台湾办事处的文件，因而乃邀约白圣、南亭等人，一同组织“中国佛教会台湾临时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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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年二月间，始依法登记复会，这个空牌挂了两年多，于民国四十一年八月在善导寺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改选理监事，选出章嘉、南亭、白圣等九人为常务理事，律航、演培等二十二人为理事，太沧等五人为常务监事，卢宗濂等六人为监事，章嘉连任为理事长，这样，中国佛教才正式有了领导机构，寺僧才有了保障。
　　从民四十五年到四十九年之间，中佛会又有几次的整理改组，章嘉于四十六年圆寂后，中佛会形成有尾无首的现象，改为常务制，取销了理事制，随后，又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到第四届代表大会，复又取销常务制，恢复理事制，选出白圣为理事长，虽然在形式上变更了好几次，但是出将入相还是那几个人，中佛会那块招牌悬挂了好几年，都没有什么积极工作表现，形同虚设，政府也不大重视这个机构，仍然是在大陆上的那种态度，听我们佛教徒自生自灭，说来更有可笑的，在数年前，内政部还一度要禁止不许再修寺庙呢！
　　大凡一个宗教，它的本身健全，固然是重大要素，可是，也还要得到政府拥护与支持，否则，就不容易发展，甚至趋于衰败没落，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佛教，如何能够得到政府的拥护支持呢？那必须要我们僧徒发奋为雄，不断有所施为，而且是要对国家社会人群有所贡献，这样，才可以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重视我们佛教，我们僧徒的弘法工作才可以扩展，教团才可以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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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地，今日的自由中国，是抗战延续的反共局面，一切为了反共，反共第一！胜利第一！一切设施，一切作为都要配合当前的反共国策，我们佛教在这种空气之下，自也不能例外，对外的弘化工作，必须与政治扣紧，才能利达成。从民四十二年起，台湾佛教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传戒”和多次启建法会的举动，虽然是做得有声有色，却引不起政府的注意，因为这些举动，是佛教内部的事，与国家大局无关，所以佛教在社会上的空气，一直是沉寂著，不见起色。有的，那是民四十一年，我国派章嘉大师、印顺法师、赵恒惕、李子宽、李添春五位代表，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会，代表团与日人磋商奉迎玄奘大师灵骨归国供养，而同时中共匪帮也派遣其额外走狗赵朴初，前往企图抢夺玄奘灵骨，结果，匪方企图失败，灵骨仍被我方迎回，并得到　 蒋总统的重视，指定在日月潭建塔供养，一时轰动社会，那种空气，不久仍也复归于平淡。
　　这是由于中国佛教领导机构的无能，本身既不能振发有新的作为，而又不善于利用国际佛教力量来推动本国的佛教，比如民四十三年，“世佛联”在缅甸仰光召开的第三届代表大会，民四十五年在尼泊尔召开的第四届代表大会，民四十七年在泰国召开的第五届代表大会，民五十一年在金边召开的第第六届代表大会，一连四次这样国际佛教大集会，中佛会都不派员参加出席，匪取我舍，匪进我退，自甘放弃权利，一味闪避，不能发奋为雄去到国际上与共匪战斗，如此，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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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自由佛教精神？又怎能受到政府的重视？
　　十多年来，自由中国佛教的文化工作，倒是做得很好，这是唯一可取的地方，除了由大陆迁台佛教权威杂志──“海潮音”之外，先后出版有“人生”、“台湾佛教”、“中国佛教”、“大乘佛教”、“狮子吼”、“觉生”、“新觉生”、“波罗蜜”、“觉世”、“今日佛教”、“慈明”、“金刚”、“慧炬”和最近出世“佛教文化”，这些佛刊，有月刊、季刊、旬刊不等，其姿态风格不一样，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反共的言论却很少，有的佛刊，根本就不谈政治。还办有好几种大专奖学金。至于佛教教育，也办有好几所佛教学校，除了福严学舍和佛学院之外，余皆是尼众学校。其最蓬勃的事业，那就算是修建道场了，十多年来，先后建造的大小寺庙和精舍，不下二三十所，建筑费，有的是一二百万元、数十万元不等，至少是十万八万，总之，这十多年来，台湾佛教的消极工作是丰富有余，积极的表现却不足，这也就是得不到政府重视的一个原因。
　　直到民五十二年夏月，由于中佛会理事长白圣，与贤顿、净心、星云等位法师，刘梅生、朱裴两居士合组“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日本、印度各地访问，经过印度时，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与印度内政部长夏斯屈晤见时，夏接受访问团要求，面允保护我华侨自由与安全，并释放前扣留高雄市渔船金杨二号，有了这样一个活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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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才得到政府的重视，国内报章，对佛教才有了好的评论。
　　接著，同年十二月，由于我被迫由缅甸回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表扬我流亡缅甸一十四年与中共匪帮在国际上长期战斗所获得的功绩，特颁发奖状。翌年三月，中央又策动中佛会暨宗教徒联谊会，联合假善导寺举行欢迎茶会，请我出席报告，是日到有党政机关首长各界来宾及护法男女居士各报记者二百余人，茶会上，中央三组副主任陈元，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高信，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张炎元都有讲话，内政部长连震东并颁赠锦旗一面，侨务委员会颁赠奖状一纸，各大小报章一致热烈宣扬，中央、联合、中华各报，并将茶会中授奖镜头刊出，于是佛教空气高涨起来。
　　随后，五月间，　蒋总统接见“中国佛教访问团”团长白圣法师，垂询该团出国访问经过，由此我们佛教益加有了风光，僧徒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大大提高。
　　正当佛教刚刚抬头扬眉吐气之时，不幸佛教内部发生僧俗斗争的风波，鬼影含沙，流言四起，一种低气压压得大家都吐不过气来，全都被一重阴霾笼罩著，这个风波，足足闹了好几个月，非但领导阶层人物声誉受累，也影响到佛教的大局。
　　这时候，恰巧有了一件国际佛教运动大事，因为缅甸把持“世佛联”会那个会长宇千吞，在这年八月被缅政府拘补下狱，“世佛联”总会及秘书处迁至泰国公主为会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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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史论集(七)-民国佛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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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第七届代表大会定于本年十一月在印度召开，中泰是自由同盟国家，而我中华民国又是“世佛联”会基本会员国，中佛会接到“世佛联”会秘书处邀请书，积极准备派员参加，并将出家代表名单呈奉中央政府，请求圈定，殊不知那时佛教受到低气压，政府对中佛会失去信心，对参加“世佛联”代表，另有安排，内定派五个在家居士前往出席，而中佛会则要求出家比丘作代表，双方意见不能协调，有了蹩扭，中佛会认为政府不尊重佛教，在政府方面，却觉得这一次“世佛联”在印度开会，看客观环境，需要与中共作战斗，没有战斗能力，是不足以担当此任，这样的安排，也就是说出家比丘没有战斗能力和资格，中佛会认为只有派出家代表为合法，双方坚持，不得适当解决。
　　是年八月，香港裴有明君鉴于中共匪帮企图破坏这次“世佛联”第七届代表大会，写了一篇“中共杯葛‘世佛联’活动”文章，发表大“中国评论”周刊上，寄来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在热血冲动下，以佛教僧徒立场，党员资格，乃上书中央三组、五组，据理力争，说明有几点：(一)我国为“世佛联”基本会员国之一，中佛会为我国佛教最高行政机构，代表人选，应由中佛会委派，方为合法。(二)“世佛联”为南传佛教国家所主持，南传佛教风气尊重僧宝，我方派遣代表团团长及团员，应由出家比丘担任为宜，在家居士只有充当翻译、顾问或观察员，以示我国同样尊重僧宝。(三)如果不用出家比丘当代表，只用在家俗人，非但不能引起国际佛教人士重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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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以使中共匪帮有攻击我政府之借口，必笑骂我自由中国是基督教政府，没有佛教，没有和尚，而会影响到政府的声威。上书之后，中央于是采用一个折衷办法，将原来内定五个在家代表，减少一个，把中佛会理事长道源补入，并以道源为团长，以平僧众之愤，然而，政府未能全派出家代表出席，终觉是遗憾。
　　同时，我又写了一篇“我对‘世佛联’历届大会的检讨和感想”长文，发表在“海”刊十月号上，文末归纳有两点意思：(一)希望我出家同道今后挺起胸膛来做人，改变过去谋求庙产坚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思想观念，要献身国家民族，为社会人群谋福利，自爱雪耻，团结奋斗，大家不再做弱者，要做个强人，自爱、爱国、爱教，吸收新的信仰，如此，我们佛教才可以得到广大人群的崇拜举拥护。(二)希望政府今后不要把我们佛教僧徒当作化外人看待，抛弃成见，重新估计，我佛僧徒的“忍辱”，是我们修持上一种德行，这种德行，是有限度的，假设一日为环境所逼，它会变成坚强不可动摇的战斗毅力，过去佛教史上，有许多事迹，现在西藏和南越的政教斗争，都是证明，愿望政府认真重视我们这个有两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佛教，对我们僧徒，多多扶持，多多提携，多多鼓励，不要舍弃我们，要来领导我们，加强我们佛教活动，共同扑灭危害人类的万恶共匪，期以早日促成反共复国大业的完成。
　　在那一段时期，我们佛教界的空气是沉闷的，我感觉到我们僧徒之间需要团结互助，方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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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邪见居士各个击破，于是我邀约几位远近诸山住持大德来本寺商谈，大家也都有同感，当时，东初法师对于提高我们佛教空气一点，他提出意见，组织“佛教劳军团”，去到金门前线劳军，以显示我们佛教爱国之心，他并捐出五千元台币作为首倡，马上得到各方的响应，积极著手筹备，计划募化十万元来劳军，作为我们敬军的一点表示。
　　恰好，这时候有“香港佛教代表团”出席印度“世佛联”第七届代表大会，团长优昙，副团长大光，暨全体团员一行八人，于返港之便，顺道来台观光，台北诸山事前得讯，为了表示海内外僧伽的团结，准备作热烈的欢迎，安排节目，一面与政府联系，扩大欢迎场面。
　　该团于民五十四年一月十八日抵台，受到台北佛教诸山隆重招待，侨务委员会并假该会招待所设斋欢宴，委员长高信，副委员长何宜武，袁觐贤亲自接待之外，并邀请有白圣、道源、道安和我作陪，随后，高委员长陪同该团晋谒　 蒋总统，总统垂询“世佛联”开会情形甚详，这种希有际遇，却也不是偶然的，由于昨年年底，香港地方党国元老陈静涛老居士，他回国出席二中全会，在一次　蒋总统召见时，陈静涛向　 总统陈说东南亚一带国家，多是信佛民族，争取这些民族对我的向心力，势必要透过佛教这个路线，他建议国民党中央多多运用佛教力量，以配合反共国策，颇得　总统首肯，随后，陈晤见侨委会副委员长何宜武时，又拜托何氏，港佛团过台时赐予招待，所以“香港佛教代表团”来台，受到政府的欢迎，如说单是为了回国观光就能获得如此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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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那倒不是这样简单，比如前一年三月，有新加坡广义法师回国观光，四月间，又有越南超尘法师，和马来西亚广余法师回国观光，他们何以没有这般际遇呢？可见是　 总统接受了陈静涛的建议，有所指示，所以该团来台才受到政府如此的热烈欢迎，我看，这都是因缘凑合。不过，经此一来，却大大振奋人心，提高了
　　佛教空气。
　　接著，是台湾各地诸山组织的“佛教劳军团”成功，由白圣任团长，率领团员三十五人，携带著慰劳物品和慰问金，前往金门慰劳前线将士，并在前线启建法会，超度阵亡将士暨罹难同胞，这件工作做得很好，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得到政府的重视，由于最近这样一连两次的活动表现，把过去半年来的阴霾，一扫而空，佛教气氛，也由此浓厚起来，声势也一天比一天壮大，僧徒们精神情绪的振奋，那是不用说了。
　　在佛教空气高涨的时候，台北诸山集会，商讨现前教制如何革新？如何兴办僧教育，社会慈善等事业？如何重建大陆佛教？以及如何配合　 国父百年诞辰纪念庆典等问题。为了谋求国内外僧伽更大的团结，共同致力于整个佛教的发扬，认为有召集一次僧伽代表大会的必要，定名曰“中国佛教华侨僧伽代表弘法大会”，随后，又改名“中国佛教华僧代表大会”，(后来我在报上看到这两个名称都欠妥，前者似乎是纯粹的侨僧会议后者又有重楼叠阁之嫌，盖“华”字已包含在“中国”在内乃向政府主管机关建议改为“中华民国海内外华僧代表大会”)推举白圣为筹备会主任委员，悟一为总干事，负责进行筹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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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白圣法师并亲自出马前往邀请香港、马来亚、印度、越南、星洲、日本、菲律宾各地华僧出席。
　　自从这个号召发动之后，立即得到海内外各地华僧同道的热烈响应，同时也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政府并将我们这个“华僧大会”安排在　 国父百年诞辰庆典节目之中，又派员协助帮办一切，故尔工作推动上得以顺利的发展，收到成功之效。
　　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华僧大会”，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台北中山堂隆重揭幕，出席大会僧伽代表、观察员，暨政府各部院首长和来宾共三千余人，　 蒋总统特颁书面贺词，行政院院长严家淦，在大会上作长篇演讲，对大会赞勉有加，且强调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有不可分的关系，并说佛教在反共战线上是有力的一环，来日反攻复国，佛教徒也担当有重大的义务，语意中肯，令人振奋，大会会期，一共七天，开幕之日，并成立永久性的“世界华僧大会”，发表“宣言”，通告全球。
　　大会闭幕之后，即参加　国父百年诞辰庆典活动，海外全体华僧代表赴中南部访问，参观凤山“重庆”海、陆、空三军作战演习，出席　 总统招待茶会，回到台北之后，又赴金门前线访问，及各机关团体宴会，在那半个月之中，佛教空气弥漫整个宝岛，空间遍满到全世界，开中国佛教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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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后语
　　这里，我应该来作个结束。本篇文字，只不过是把三十年来中国佛教钩画一个轮廓，记述一个大概，看来，这三十年中，中国佛教一直是在曲线中求发展，正像一只舟船漂浮在大海之中，随著汹涌波涛翻滚，时而涌现在浪头尖端，时而又退落到万丈深渊，或起或伏，兴衰无常，而政府对我佛教，也像“寒暑表”一般，升降不定，忽冷忽热，时即时离，莫有定准。
　　三十年来，我们国家遭逢不幸，外患内祸，一重又一重，佛教也是多灾多难，受尽挫折，苦楚备尝，检点三十年来的经过，酸、甜、苦、辣的境遇全有，有时叫人伤心掉泪，有时使人鼓舞狂欢，有时寂寞冷落，有时热热轰轰，有时死气沉沉，有时光芒万丈，一言以蔽之，“人”的问题，大可以改变环境，人可以创造奇迹，事业是人做出来的，道路也是人走出来的。无可讳言的，中国佛教以往的艰难岁月，是靠了太虚大师作了我们的盾牌，做了我们的长城，而今而后，则要我们大家来作盾牌，大家来做长城，要靠大家来支持，大家来努力。
　　今日世界局面，是“群”的方式，是“群”的力量、“群”的生活、“群”的幸福，能团结才能发展，能互助才能生存，个人观念，已经不合这个时代的要求，唯有集体的发展，个人才有出路，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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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地，佛教能保持今日这个局面，是仰仗了前人的余荫，我们应该不忘前人的辛劳，应该踏著前人的足迹前进，内修外行，努力奋发，这样，才可以维系佛教于不坠，佛法才可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