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民国前四年至民国二十六年
　　太 虚
　　一
　　距今三十年(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得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居士来书，约共同复兴印度之佛教，以为传布佛教于全球之基本。杨居士因就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集缁素青年十余人，研究佛学及汉文，兼习英文以为进探梵文、巴利文之依据。后虽以经费支绌，不二年即停止。登摩诃菩提会则仍继续进行，近年已有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之鹿野苑设立国际佛教大学，并设分会于哥仑布、加尔各答、伦敦、纽约诸地，由法理性海氏继达摩波罗后，迄今扩充未已。且参预祇洹精舍诸缁素，若欧阳渐、梅光羲、释仁山、智光等，多为现今佛教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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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史论集(七)-民国佛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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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而笔者亦其中之一人也。
　　先是杨居士曾随使节出赴英日，广交各国佛学人士，与曾译汉文大藏经目成英文之日人南条文雄，交尤莫逆。后居金陵专事刻印流通佛经，乃从日本搜回我国隋唐古德多数遗著弘布之，故为当时国内外佛学界所宗奉。英人李提摩太，亦尝就居士以大乘起信论译英。稍后上海哈同夫人以乌目山僧宗仰之引导，就日本弘教书院藏经排印发行，至民十二年商务印书馆有日本所编续藏之印影，民二十年朱庆澜、叶恭绰、释范成等又影印碛砂版宋藏，而合金陵、扬州、常州、北平、天津各刻经处所刻木板经典既渐臻完备，新式之佛学书局亦分设于各大都市；以藏文佛典译汉文者则有汉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学会汤住心等；以汉文佛典译英文者则有黄茂林、吕碧城等，此为三十年来中国佛教文献翻译传播于国内国外之概况。
　　二
　　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变政兴学之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而办学堂之僧界领袖，笔者亦适于距今三十年之秋，随寄禅长老参预宁波及江苏各僧教育会之成立。时所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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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大抵为国民小学一所及僧徒小学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会在定海县治立国民小学曰慈云，今犹续办，并于普陀立僧小学曰化雨，初由华山及笔者相继主持，延续至民二十年改为普陀佛学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苏僧教育会独在南京开办一所僧师范学校，月霞、谛闲等相续主持，约经二年，至辛亥革命军达到南京而停办，此于后来所办之僧教育亦稍有关系。
　　入民国后由寄禅长者领导全国僧教育会改组成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寄老虽因护教于民元年示寂北京，而此会则至民二年已于各省县设支分会三四百起，实为中国佛教团体有全国系统组织之始。在南京临时政府初成立，笔者与释仁山等先于南京及镇江有佛教协进会之设，以教理、僧制、寺产三种革命为号召，曾引起极强烈之保守与改进的斗争，后因寄老及亚髡之调解，协进会自动解散，共同加入于中华佛教总会，由笔者任佛教月报编辑，从此中国佛教会乃并含一种改革僧寺制度之因素。盖自僧教育会演变之佛教会，初不过为护持寺产而已。逮民四年中华佛教总会为袁政府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所取销，北京觉先等，虽断断续续先后反对，至民九年曾将条例一度修改，民十四年笔者且曾发起中国佛教联合会之组织，亦散漫未著效力，故此十余年间遂又为全国僧寺无有系统组织之时代。
　　民十五六年间，社会大起变动，河南省等有毁灭僧寺之案，全国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庙产兴学呼声下有内政部新订管理寺庙条例公布，颇能激起全国寺僧保护寺产之热情。时笔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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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筹设中国佛学会，开办僧众训练班，并定次年召开全国佛教徒会议。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联合会之设，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革或整理僧寺为笔者民初首先启发之运动，民四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论，曾订详细之办法，后于海潮音月刊等亦屡有关于改善僧制寺制之论述。至民十七八年间遂颇有成熟之势，故民十八年组中国佛教会及分设各省县佛教会，以成全国系统之组织，笔者于其时一二年间实主持之。迨管理寺庙条例改成监督寺庙条例后，寺产渐有保障，而佛教会又为保守分子占优胜，虽于逐渐改进之办法亦难施行，笔者因于民二十年后不再参加中国佛教会。但民十六年后于海潮音佛教评论现代僧伽现代佛教各刊物上，时有新兴作者著论攻击保守而鼓吹改进，渐能影响一部分党政当局。且因中国佛教会办理不当，为各省会控告反对，乃于民二十五年由中央民众训练部，忽有对于僧寺积极组织及整理之“修正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提出，主张改进者赞成鼓吹或讨论研究，极形热烈，而保守之中国佛教会主持者，则大起恐慌，极力阻止破坏，一时形成极尖锐之对立斗争，卒致修正草案流产，迄今仍陷于不生不死情状。要之如有寺院僧尼存在，即为代表佛教之主体，若不能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义！于此如不谋改善，必归淘汰，而现今中国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扬佛教，否则反为使人误解佛教之魔障，殆已为佛教徒非佛教徒之有识人士所公认，而代表佛教之僧寺，未能赶上现代国家社会之建设，则僧徒顽固者实莫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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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祇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与之相先后者，则有依日人水野梅晓在长沙所设之僧师范学堂，亚髡在扬州天宁寺所设之普通僧学堂及江苏僧教育会在南京所设立之僧师范学堂，然皆不久停办。民三年有月霞法师依上海哈同花园所设之华严大学，辗转迁移杭州、海潮、常熟、兴福，得持松等继承，复有了尘慈舟等分支武汉，在僧中颇形成为一学派。稍迟有谛闲法师在宁波所设之观宗学舍，今演变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为高邮之天台宗学院及天台之国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为一学派。
　　至民十一年笔者在武昌以李开侁等援助，设立佛学院，遂于僧教育开一新局面，不惟影响于青年僧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各方面，均有相当影响。迄今演续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则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属分设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汉藏教理院，其仿设者若常惺于厦门之闽南佛学院，民十六年后曾由笔者要芝峰会觉大醒寄尘等持续之，他若大醒心道于福州之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于潮州之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于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慈航于安庆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空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学院，净严之河南佛学苑，宽融之普陀佛学苑，妙阔在陕西之慈恩宗学院，昌元广文之四川佛学院，永昌之贵州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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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严之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之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之雪窦学寺，芝峰亦幻在宁波之白湖讲舍等。或昙花一现，或独在持续，皆出于佛学院直接间接之关系，其他若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之弘慈学院、湖南之祝圣学院各僧教育机关，均有以上各学院之学僧参预施教，然各学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统之学制，而世界佛制苑亦尚无使佛学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遗憾！
　　关于女众教育则有武昌之佛学女众院及尼恒窦主办之菩提精舍，汉口尼德融主办之八敬学院，而女居士尤创立香港东莲觉苑之张莲觉，主办奉化法昌学院之张圣慧，主持无锡佛学会过圣严为杰出。
　　四
　　在昔虽亦有在寺院宣讲经论之法师，而听众限于僧徒或少数善信男女，鲜能影响学界及一般社会人士者。迨杨仁山居士在金陵设佛学研究会，而章太营等邀月霞法师赴日本为留学生讲经，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阶法师讲研佛学，实开学界政界之学佛风气。入民初李证刚等七人筹设佛教会，发布文告，欲一举而灭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对而自停止，时有狄楚卿等在沪出佛学丛报，范古农等亦于杭嘉设会研究佛学。至民国四年因日本要求来中国传布佛教，北京政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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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发起请谛闲、月霞二法师，开讲经会，影响渐广。民七年笔者与蒋作宾、陈元白、章太炎、张季直等在沪设觉社公开演讲佛学，并出觉社季刊(后改为海潮音月刊)，自是汉口、北京、杭州、武昌、广州各地时有公开之讲经法会，由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所组成之佛学会、佛学社、佛教正信会、佛教居士林等团体渐多。若靳云鹏领导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领导华北居士林，皆负时望，而以谢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国佛学会为有全国性质之组织。
　　在家学佛团体之有特殊之性质者，一为南京欧阳竟无、吕秋逸等之支那内学院，虽亦有学僧出入其中，然于僧教育无何影响，而学界颇有由研究唯识，讲佛学于各大学者。二为北平韩德清、徐森玉等之三时学会，专讲奘基学并设办医院等。三为上海段芝泉、汤住心等之菩提学会，则以西藏佛教为中心，从事翻译，亦兼作弘化慈善之事。其他更有专修密宗各团体，专修净土各团体等，不遑枚举。
　　各居士团体除研究修持弘布佛法，更能举办诸事业，则以王一亭居士等之上海居士林，办佛学书局及佛教公墓，香港东莲觉苑亦办佛教公墓，上海净业社叶恭绰居士等办法窦图书馆，武汉正信会李子宽、钟益亭居士等资助男女佛学苑及广施医药，而正信会之周刊，佛学书局之半月刊，沙市居士林之佛海灯，天津解行佛学社之佛教月报，星洲转道学院之佛教与佛学，厦门市佛学会之人间觉半月刊，香港东莲觉苑佛学会曾办人海灯香海月刊，菩提学会接办微妙声月刊，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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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之佛教日报，虽由佛教各方面缁素同人共所维持。然继续至今实以张静江、朱子桥、邓慧载、胡厚甫、范古农各居士之力为较多。
　　各大学于文学院哲学系中列印度哲学而讲佛学，应始于北京大学之张克诚、邓伯诚、梁漱溟等，今有熊十力、周叔迦等尚在讲授，他若笔者及唐大圆、张化声、陈维东等曾讲于中华大学，李证纲、景昌极等讲于东北及中央大学，刘洙源、王恩洋曾讲于成都大学，其他各大学之短期讲授者尚多。
　　五
　　中国佛教近年渐从“寺僧佛教”解放成“社会各层阶民众佛教”，新兴居士及青年学僧，极易吸收各方输入之异质。关乎佛教者有探古源于锡兰、西藏，而趋现势于日本西洋之两方向，今有极端学西藏而欲一举易华夏之旧者。而近年留学锡兰、暹罗、缅甸之风气亦在开展，尤其日本继承中国旧有之全部，其探源锡兰、西藏亦占先著，而以国家社会皆已现代西洋化，故对于西洋之佛教新研究思想尤能充分领用，随明治维新而成为适应新日本之新佛教，在在皆足引起中国佛徒之亦步亦趋。
　　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初，佛教寺僧亦曾受摧残打击，未几因有不少日僧留学西洋，极力将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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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现代思想。又先于数百年前已有通俗化之净土真宗为榜样，且其寺僧除极少数律宗僧，其他各宗僧本不受比丘戒，故明治政令皆使姓氏饮食男女同俗，所谓僧侣--僧侣非比丘--唯在有佛教学识及依佛教为职业，不关特殊律仪及修养，此日本现代佛，植根三十年前，而三十年来则正为收其成果之时代，例如佛教所立大学有六所之多，各宗皆成严密系统之组织，有宗务院以执行宗派行政，在编印大藏经及续藏，又续藏后大正年间又编印成大正新修一切经，又有译汉文佛经成日文之国译大藏经，更将锡兰巴利文南传大藏中未经汉译者补译成日文，其他专门中等以下之教育及社会慈善公益发达，更不待言。
　　然日本佛教至近年已由发展之极而入于烂熟时代，因适应“工业革命所成资本主义社会”以兴起之佛教，亦必随资本主义之病态而现其病态，故中国佛教之革新，不能专以仿从日本佛教为能事，应本实际之中国佛教，吸收东西古今一切特长，以成为中国的或世界的现在到将来之新佛教。
　　六
　　佛教虽源印度而印度早无佛教，然印度初五百年者可征之锡、缅、暹罗所传，次五百年者可征之中华、日本所传，后五百年者可征之藏、蒙等处所传，原有之佛教限于亚洲此三区域，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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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则已渐及欧美而遍达寰球，尤其是在三十年来或欧战后传播极其迅速，以英国殖民地若印度、锡兰等关系及英文与梵文、巴利文、藏文较易通译关系。首由巴利文次及梵文、藏文将佛典译成英文，输入欧洲，依梵文或间接依英文转译为德文、法文、意文者亦多，梵文佛学尤以德国之研究为盛，而锡兰僧徒今有居伦敦、巴黎、柏林、纽约以传佛教者。佛教在美洲东部由英国传入，接近锡兰佛教，而西部太平洋沿海，若加利福尼州之旧金山各处及夏威夷岛等，皆为日本佛教传布之地带，然日本佛教除美洲西部一带，于欧美其余各处无何影响。
　　西洋因与中国之文字隔膜太甚，且中国或西洋学者又大抵习儒道诸家学说，鲜有佛教研究，故佛经由华文以译入西洋欧美者，绝无仅有，所有亦远出由巴、梵、藏文转译者之下，因此欧美人皆不重视中国佛教之研究。然中国佛教近年渐为欧美佛学者或佛教徒之所崇重，一由笔者于民十七八年间之游历欧美，宣传佛教，当时曾在巴黎发起世界佛学苑及设通讯处于巴黎、伦敦、福朗福特、芝加哥诸处，并与德国福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有大规模译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惜因筹款无著及卫礼贤病逝，未能有成。然在巴黎所创设之佛友会犹继续著与伦敦亨佛利士主持之佛学会，同为欧洲佛教较广阔之组织。二由照空来华出家受比丘戒，返欧大事宣传，率男女徒十二人再来中国受戒为僧尼，其半数已回欧宣传中国佛教。三由杭州邵福宸等佛化欧美推行社及上海胡厚甫等法明学会，与在中国及在各地之欧美佛徒相联络而通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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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世界的或国际的佛教徒联合会议，始于民十三年由笔者在庐山大林寺之召开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到会者除中国外有日本及英德等佛教徒代表，当决议次年在日本开东亚佛教大会，届期中国去三十名之代表，开会三日后游历日本各地受其佛教徒盛大之招待，其时到会者更有锡兰、暹罗、缅甸代表及英、美来宾。近年由日本主持所开者，有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在夏威夷岛及东京各处举行会议，中国佛徒因其有伪满参加，未派代表出席。
　　民二四年由中国受戒回欧洲之德僧道空等，曾在伦敦召开欧洲各国佛教徒会议，因决议去年仍在伦敦开第一次国际佛教会议。吾国未有代表参加，本年于巴黎开二次国际佛教会议前，笔者因得通知，遂以中国佛学理事长名义，推我国驻巴黎总领事林实代表出席，顷得皈依弟子巴黎佛友会会长龙舒贝勒来函报告，兹录入
　　以为兹题之结束。
　　第二次国际佛教会议，因有亚洲代表之出席，获益特多。中国、锡兰、日本等国之代表，曾将该国等佛教工作状况，向大会报告。同时法英德等国，宣示彼等社会中佛教工作之中心思想、需要与鼓励。
　　巴黎佛友会，为太虚法师与其信徒舒龙贝勒女士等所创设，应请诸君纪念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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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太虚法师来函，本会请林君代表中国出席。林君报告中有云：“中国国民革命成功，言论思想已获得自由，故研究佛学之活动兴盛，如戴季陶、张静江、朱庆澜诸氏现皆为佛教信徒。”
　　于最后一次会议，林君提议设立中央基金，以资助佛学之研究，此种基金拟由佛教国捐助而成，专用于：(一)交换学生，(二)刊印佛学书藉，(三)交换讲师，请将此意转达中国民众，或足增进世界和平，再者巴黎大学教授等之参加，对于本会亦增光不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