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之重建（1）

一、华北佛教革新运动
　　(一)华北佛教之革新
　　北京，在满清时代，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国肇兴，奠都南京，政治中心南移。未几，孙总理让位予袁世凯，政治的中心仍在北京。北伐以前，南北始终处于对峙状态。民国四年，袁世凯为对制日人要求来华传教的威胁，乃邀请南方佛教硕德北上讲经。自此南北佛教思想得以沟通，而北方社会名流学者、名公巨卿，相继皈依佛宗，研究佛学，揭开华北佛教革新的序幕。
　　袁世凯死后，不独华北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国民思想更趋向于自由革新。五四运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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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显著的例证。民国八年，北京政府又借故压迫佛教，重行公布管理寺庙条例，激起全国佛教界反对。南方佛教特派竹溪、太虚二位北上交涉，经月余奔走，虽未有结果；但太虚大师，却能把握时机，而与京中学者名流，若胡适之、林宰平、梁漱溟、军惠康、殷人庵、梁家义、范任卿、黎锦晖等，广泛讨论佛学上的问题，及时事意见。张仲仁教授等随发起讲经会，推庄蕴宽、夏寿康为会长，请太虚大师宣讲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不特为弘扬实相大乘教义的经典，并为弹偏斥小，叹大褒圆，富有佛教革命思想的宝典。由于太虚大师善于说法，不仅把大乘佛教思想带给北方，并把南方自由革命思想，也带到北方。自此，王虚亭、杨荦哉、马冀平、陶冶公、倪谱生、胡子笏、周秉清等，都由此而对佛法发生信心，参加华北佛教革新运动。
　　民国十年，太虚大师又应北京显要邀请，于北京弘慈广济寺宣讲“法华经”，周小如录其口说，成“法华讲演录”。法会期间，别为蒋维乔等讲“因明论”，及为大勇、王虚亭等讲“金刚”，成“金刚经义脉”。另为远参讲“梵网经”。太虚大师为扩大对华北佛教宣传，特将“海潮音”迁至北京出版，由史一如编辑，并得张化声、张希声、唐大圆等学者投稿，遂使海刊身价倍增。
　　华北经月霞、谛闲、太虚三大师，先后宣讲化导，佛教对于社会文化，及国民思想启发，日渐增大；各大学于文学院哲学系中列印度哲学，而讲佛学者，首为北大张克诚、邓伯诚、许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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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等，后有熊十力、汤用彤等。韩清净、徐森玉于民国十六年创立三时学会，专讲奘基之学，学者教授入室执弟子礼者，颇不乏人。自此，不惟使华北佛教生气日渐雄壮，南方自由革命思想，亦日渐深入民间，导致日后贤达学佛风起潮涌，一致响应和平，呼顅拥护统一南北。 孙总理因之而北上。
　　民国十四年三月，太虚大师应邀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听众日常千人，四月十六日圆满。法会期中，适　 孙总理逝世，停灵社稷坛，经筵临时旁移数日，大师特以挽联吊之：
　　但知爱国利民，革命历艰危，屡仆屡兴成大业。
　　不忘悟人觉世，舍身示群众，即空即假入中观。(注一)
　　这是太虚大师对开国元首感慨的吊词！
　　这一年冬天，适为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太虚大师为筹备推选出席人员，便与白普仁、庄思缄等，设“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于北京，呈内政部备案，以便推选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人员，亦复为日后江浙佛教联合会、湖南佛教联合会之策源。民国十五年北伐成功，华北佛教，又进入一个新秩序革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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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佛化新青年运动
　　民国六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发行“新青年”，并由北大教授李大钊、刘复、钱玄同、胡适、沈兼士、高一涵等参加编辑，初则以新文化姿态出现，以改革文化为号召，日后渐含有政治时论，努力宣传拥护德先生、赛先生，并极力反对孔教及国粹与旧文学，甚至主张废除国文，逐渐走上赤色主义岐途，显为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以前，共产党发言机构，毒化中国青年，终于被查封。
　　同时，苏俄革命成功，共产党掌握政权，对世界青年思想刺激很大，尤以中国政局又陷于军阀割据局面，而青年思想又沦入走头无路。有识之士，莫不为中国青年的前途隐忧。
　　佛教是以救人救世为目的，处此时期，正给佛教一个抢救青年的好机会。因数度受太虚大师学术思想开导的张宗载、宁达蕴二人，乃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于北京发起“新佛教青年会”，发行新佛化旬刊，期以佛法辅导青年思想，后经太虚大师改称“佛化新青年会”。并拥太虚大师为导师，以推行太虚大师革新佛教的主张，以“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和“和尚下山”等口号，推行佛化新运动，有认为“太虚大师佛教运动中之左派”！(注二)
　　张宗载，系四川人，前在北京各大学精意研究法律、文学、哲学、佛教等科。民国十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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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俄国留学考察社会主义，国内几次学生救国运动，亦为其中有力的份子。自身经过奸邪施害，艰苦备尝，丝亳不灰其初心。张君为人慈肠侠骨，纯洁朴实，辩才无碍，凡事负责，亳不苟且。年来自觉社会浊恶，道义沦亡，知皮相之救国主义，非根本之图，遂改志从事于大慈大悲之佛化运动。曾约集同志，发大誓愿，宣布八大使命，出版“佛化新青年月刊”，大声疾呼，号召世界，期共觉悟，挽回劫运，冀出人类于地狱。海内外明哲之士，莫不赞其宗旨正大，学理圆满。而不及三年，全国青年男女入会者，已达万人之多。厦门、太原、上海、绥远、包头、武汉、泉州等地，皆成立分会，共与合作，其声势浩大，不可一世。(注三)
　　“佛化新青年会”，初期仅有佛化社会运动的张宗载、宁达蕴。未几，并获得政界显要、学者名流，若胡瑞霖、蔡元培、梁启超等竭力支持，并联名向社会各学校介绍书云：
　　有京沪各大学从根本觉悟之青年学生多人，本佛化之慈悲，作真理之贡献，共成立佛化新青年会……加入运动者，达三千余人，此真青年学生之良药，新道德之标准也。如此大好阳春，尚恐有脚未至，特此函达，希同情共表，代将此意遍布贵学生。……胡瑞霖、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黄炎培、范濂源、许册、张慰西、江亢虎、李佳白、庄土敦同启。(注四)
　　自此，佛化新青年会，不仅领导华北社会青年走上康庄大道，并且为领导全国佛教革新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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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本营。民国十三年，印度诗哲泰戈尔抵北京，“佛化新青年会”道阶法师等，特于法源寺(四月二十六日)举行欢迎会，并由徐志摩传译，庄蕴宽等作陪。席间泰戈尔赞美佛法(海刊五、六期)。该会遂为国际文化活动重要组织，颇受各方重视。
　　由于“佛化新青年会”于社会青年展开热烈的运动，并组织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到各省市县宣传，放幻灯，以资鼓舞听众兴趣。于是引起全国佛教界重视，北方以道阶为首，联合全国佛教硕德为“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佛教徒众，一致支持该会向世界宣传进军，其电文为：
　　中华全国丛林各大和尚慧照：盖闻至言绝相，大法无门。说空说有，徒滋尘劳；拈花指月，已嫌多事。此乃秘义，匪藉象征，高矣！妙矣！由俗证真，因文见道；八万法门，从心所转。十方如来，随缘而现平等，海中遂引天龙人畜；娑婆世界，乃有仙佛圣贤。是以神通变化，如本师尚须藉助于他土菩萨；正法眼藏如文殊，亦资递推于外道胜友。盖众生有不思议病苦丛生，斯有无量数药方也。乃者劫运日灭佛法衰，嗟龙象之无灵，慨人天其维护。沉迷者以暴易暴，而造杀业；小慧者以衣覆头，而趣涅槃。加以欧化东来，世缘全变，科学哲理之精，驾风驭电，政教艺术所向，灭国亡家。不能通世界常识，全失发言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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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入文化团体，坐待他人支配，区区佛门，寥寥寺庙，计三十年来，一迫于戊戌维新，再挫于辛亥革命，三排于外教，四斥于新潮。若无方便护持，将归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独修者所关怀，亦非玄谈业缘者所能救也。若六祖言道贵通流，云何却滞佛言，出世大事专为报恩，未有忍视法宝沦亡而尚视佛子，未有隔绝世缘而能自圆功德者也。佛化新青年会者，白衣中多善知识，青年界尤大发心，每应机以说法，必乘愿者再来。妙现俗谛，拥护三宝，发行杂志，畅行五洲，分设机构，渐遍行省。借科哲学理以转法轮，于社会文化而作佛事，诚浊世之稀有，卜末法之重兴矣！尔乃大宣弘誓，普被宗风，造全人类之幸福，向全世界以宣传，旁及蟹文灌输新知，加演幻灯，尤助多闻。计近数年中先历本国各省，数年以后，周游欧美各邦，务断大地惨杀，先成东方净土，可谓任大力弘，悲深智远者也。惟事属创举，情或隔膜，若历尽风雨关山，而失之交臂；抑误会名言宗派，而忘却圆言。既贻分河饮水之讥，殊失顺逆方便之旨。所望诸大长者居士大发慈悲，多所招待，或派人一致宣传，或托友辗转介绍四众，一家百川汇海。明星普照，佛日光辉，行见观音不动而三十二相自圆满，善财一参而五十三会齐，光明敢渎根尘，皆大欢迎。
　　释道阶、释转道、释觉先、释会泉、释太虚、释性愿、释现明、释转伏、释明净、释佛源、释圆瑛、释广福、释持松、释显荫、释辅仁、释大勇、释了尘、释空也、释诚修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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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五)
　　当时全国缁素，是如何寄望于佛化新青年会呢？不独把振兴佛教，拯救众生，寄望于新青会，并把永断世界杀机，奠定人类永远和平，亦都寄望于新青会，这是何等恳切的期待！
　　佛化新青年会，既获得社会名流学者及广大青年的拥护，又得全国佛教长者居士有力的支持，于是鼓舞僧青年狂热要求革新佛教运动。武昌佛学院湖南籍学僧漱芳、严定、观空、会觉及居士唐大圆等，首先“上书湖南省诸山长老暨诸檀护”，以兴办佛学院为请(注六)。复有佛学院江浙同学“致江浙各丛林寺院启”，及“致江浙诸山长老书”，以组织“江浙僧界联合会”，办“有系统之佛学院”，设“慈儿院”三事为请。时有圆瑛、禅斋、仰西等，以卫教心殷，利生心切，济世热情，佛化重兴，指日可待等语句，敷衍覆之。(注七)
　　僧青年要求诸山长老，兴办僧教育，培植僧材，情尚可原。惟佛化新青年会发生通电时，并提出改革佛教八大使命，其中引起僧界新旧诸多误会，而八大使命乃出于狂热居士之手，并非出于佛化新青年会领袖太虚大师的主张。其八大使命，最恶劣者有二：
　　第一件使命：在革除数千年老大帝国时代旧佛教徒的腐败习气，露出新世运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
　　第二件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旧偶像式铜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质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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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电发出，各方咸为震惊，打倒偶像，破除迷信出诸于唯物论者口吻犹可，竟出诸佛徒本身，宁非怪事。于是北京僧界致书太虚大师表示：“有关佛教大局”万难承认。此外，散发传单政击老僧，更不能令人同情，如印光大师致唐大圆居士书云：
　　妄造谣言，遍发传单。光生而愚拙，慨不遇社会事业，而以不附和故，妄受彼等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谛闲为第二号，范古农为第三号，以为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传单有三数千言，想亦早已见过矣！光一无门庭，二无眷属，三不作一事，纵诬语翻天，固无所得失，而亦藉此消罪业而增善根。(注八)
　　佛化新青年会，原为在家奉佛居士所主持，其对佛教制度的观感，多所隔膜，故其主张改革佛教的意见，不独违背佛教立场，且违背佛教传统的制度。例如第二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乃至一切偶像为主张，显然过于偏激，近于唯物思想者的口气，遭受各方政击乃意中之事。佛化新青年会通电，虽列有太虚大师所知。这种幼稚手段，不特于佛教革新运动无益，必徒增加长老们对佛化新青年会的怨恨，而一切新仇旧恨却都集中于太虚大师一人，而加深佛教的裂痕。
　　各地佛化新青年会，要以武汉佛化新青年会，最为出色，也极活跃。以王新伦、严绂惠、李孟民、廖如愿、廖奇、田耀湘、态亨椒、莫揩、唐泽兰、月沧、佛耀、宗镜、黄近三、郎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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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鼎之、洪心界、朱仁云、钟振声、何敛绅、王为砺、现月、佛希、悦安、晤一、体参、陈济博、超一、史善严、程圣功、陈维东、张普正等僧俗五十五人共同发起组织之，于民国十三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假武昌佛学院内举行成立大会，并发表武昌“佛化新青年杂志”出版宣言。先发行武汉佛化新青年特刊(注九)，后移至北京象坊桥观音寺出版。(注十)
　　佛化新青年会，以革命情绪过于激烈，致遭老僧辈反感，曾一度消沉，但至民国十四年，又开始活动，由邵福宸负责进行，“宁达蕴、张宗载在川，亦有重庆及四川分会之设立。张宗载，夸张犹昔。”(注一一)
　　佛教新僧的名称实脱于佛化新青年会。民国十四年武昌佛学院同学会，由大醒、迦林、寄尘三人负责，以新僧的姿态，出版“新僧”，自此有“新僧”的名称。专肆政击丛林寺院，更引起老僧们公愤。太虚大师游历归来，乃作“箴新僧”，以和缓老僧恶感(注一二)。其文曰：
　　一、予之整理僧伽制度论，最重者即为丛林制度，故对丛林制度，应持尊重态度，循之以求完善，不可蔑视。
　　二、汝等初学解行未成，于佛法知一不知其二，对于僧中长老修持有素经验宏富者，纵见其有未知现时情形，施设不宜处，应持孝子孝顺师长之态度，婉言谏诤，感以真诚，不可浮夸自大，嚣嚣然欲取而教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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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二义，皆深注意为要。(海刊六、四)。
　　太虚大师为顾全佛教大局，对长老派所持之态度，于此可知矣！
　　北伐以前，南北分治，各自为政，佛教于政局分裂中，为适应环境及时代要求，不得不有新的活动，争取生存，佛化新青年会，即为一显著的例证。北伐以后，全国统一，各种社会活动，都趋于正轨。佛化新青年会创始人张宗载，因其推行佛化青年会，遭受老僧阻扰，这时竟以反常的态度，在武汉忽以锄奸会名义，遍发传单大骂僧尼，诬加罪状(孙荣嘉致太虚大师书年谱二三一页)。在汉口发行无畏月刊，因涉及唐生智老师顾净缘关系，后至湖南被顾老师逮捕多日，(注一三)几乎被枪毙。于是，风靡全国之“佛化新青年会”，至此，便寿终告寝，更不复闻有“佛化新青年会”的呼声了！
　　(三)北京佛教会发表宣言
　　民国四年，袁世凯撤销“中华佛教总会”，代以“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后，全国佛教便陷入无组织状态。民国六年章嘉等呈准之“中华佛教会”，至民国八年，因管理寺庙条例关系，又遭撤销。民国十年，江苏程德全面请徐总理修正管理寺庙条例，由三十一条灭为二十四条，仍未能达到撤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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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政府最惧佛教徒活动，所以不准成立全国性教育。民国十二年，因地方人士要求，只准成立地方性教会，因此，北京佛教徒众，乃发起成立“北京佛教会”，暨发表弘法利生宣言，使全体佛教教友觉醒，并说明历年佛教所遭受之压迫，这里包括了地方官侵夺庙产，及耶教破坏佛教等实情，显出军阀割据局面下佛教遭受的压迫。该会第一章所说：
　　一、地方官侵夺庙产 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直隶漕河慈航寺方丈因吸鸦片烟，由地方官诬以私存烟土，竟将该寺查封入官，并将北京南柳巷该寺之下院永兴寺，一并没收为官产。民国元年，江苏如皋县广福寺因有万寿宫之名称，竟由地方官强认为前清官产没收，已登入上海佛教月报。民国六年直隶磁县某寺，亦由官方强没收，该寺住持习仪，曾上控于内务部。又房山县玄心寺，被土棍张姓，将庙产完全讹出，并将该寺住持下狱，其结果复由该县从张姓手内夺出入官。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吉林山神庙被山东同乡会串通地方官，将该庙判归山东同乡会，并将住持果真和尚系狱。是年湖南又发生收庙产办教育议案，幸由湖南同乡佛子运动中央大僚，将此风潮息灭。又某督军在某省占寺庙，己见各报登载。是年广东孙某又大卖寺院，分作上中下三等拍卖，以充军饷。以上佛教受危险损失之事不一而足，乃指所知闻者而言，其被屈含冤未知未闻者，尚不知有若干也。
　　二、耶稣教之扩充破坏佛教 自清咸丰十一年，外国趁洪杨内乱，将我军战败，在天津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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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迫传教，准在各省州县设立教堂。此时强兵压境，恭亲王奕诉不敢不画押签字。此种国耻，我国民当如何痛心疾首，奋起自鞭，努力强国，以洗此耻，不意愚民无知，重身轻国，贪外人有限之财，甘心为虎作伥，直忘国耻为何物，反借教欺人，挟制官长，冤民受辱太甚，一旦爆发，遂酿成庚子拳变之祸。而教民既受此创，当如何将教权收回，归华人自立教会，以谢前愆，孰知变本加厉，外人之传教资本愈多，将来赎回教权愈难，以是观之，将来中国丧亡，不亡于通商，而亡于传教，亦大可悲矣！我国民醒乎？否乎？近年以来，青年会与救世军，努力并行，以致于无地不传教，无日不传教，无时不传教，逢街必到，巡行演说，大旨总不外破坏中国原有之宗教，以伸张彼教势力而已！疾呼我佛教徒醒乎？否乎？尤可怕者，教民升入大僚，掌地方政治大权，如某督军在某省作督军是(显指冯玉祥而言─作者注)，谨将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三号，北京光报所登某督军治豫新闻列下：“如城隍庙、东岳庙、观音庙、相国寺等处，或驻有军队，或改为学校，或改为救苦收容所，或改建市场，所有偶像多被破坏，所有僧道多被驱逐。旧派人物，及一般善男信女，莫不诧为咄咄怪事，被逐之僧道，更敢怒不敢言云云”。某督军夺寺庙而不以为罪者，因彼乃基督教徒也。孙某大卖广东寺院者，彼亦基督徒也。设若各省督军皆是耶稣教徒，则全国佛教财产无瞧类矣！美国自退还赔款，以此项财产组织清华学校，完全以耶稣教经典为主科。自去年又在海甸街西北，买带河之空地：闻系赛尚阿之园基，广建楼房，为燕京大学校址。此两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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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纯粹为教会成立，其中学生，既有大学毕业之资格，难免将来作地方大僚，果与孙某心理相同，则佛教受害尚可问乎？以是观之，外国政府利用耶稣教改变中国人心，即是英人以印人杀印人，呜呼！我佛教徒醒乎！国民醒乎！
　　三、新学党之废教主义 自欧西停战，学说大行，有哲学，有科学，有共产党，有无政府党。此数党派，皆以废除宗教为宗旨。俄国希腊教，现在已被共产党消灭。此种废教主义，已传到中国；倘将来地方大权，操之于此辈之手，欲求佛教不亡，难矣！谨将此种废教学说列后；此书名曰“中国改造刍言”，于民国十年曾登在京话日报，今将原文节录于后，便知道与佛教的关系了。
　　地方治理设立道德维持会，由人民选举博通中外伦理学、心理学、哲学、科学，洞明中外社会情形，深悉社会大势趋向，老成持重，众望素孚的人物，任为会员。各市镇村中，设道德宣讲所。宣讲员由人民选举，或由会员推荐，由人民通过认可，以后把宗教废除。因为基督教虽讲博爱，佛教虽讲慈善，在上古教育未兴时代，本有益于社会，现在伦理、心理、科、哲各学，研究的日益精进，人民的程度增高，其道德的范围，实较宗教家所讲的扩大，并且尽人情合公理，且宗教专以天堂地狱等假设想像之物，利诱恐吓，使人民利令智昏，凡一切奥妙的物理事理，此时尚未发明者均推为神秘，阻碍思想的发展，使人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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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发挥天赋的本能，实为人类进化上一个大障碍，佛教的遁世离群，尤为不尽人情。我们终日劳心劳力得来的金钱，供他们享受，养活这么多寄生虫，实为文化国家莫大耻辱啊！我们这新国里，在社会有生产能力的，方能衣食住，就是老人生食，还要凭他壮年在社会服务的功绩大小，定他的休养费多少，这样看起来绝不能容寄生虫存在。除蒙藏喇嘛教缓废止和外国的教会的处置另论外，所有僧道尼一律还俗，授以职业，回教戒食猪肉一层，有益卫生，应仍其旧，其余有关迷信各节，亦应废除，庙产归公，殿宇保存原状，永不许拆改，如把偶像撤去，作慈善、道德、宣讲、阅报、学校、图书馆等用，均无不可，惟不得改换洋式门窗，以保存古迹名胜。其余如星命、卜筮、相术、堪舆等件或消人民志气，或勾引人民奢望，或缚人民的自由，亦应禁止，至于巫觋挟乩，以及香灰符咒治病，害人性命，尤当严防厉禁，在理会本是白莲邪教，虽有戒烟酒的益处，实为迷信一途，也应禁止。按中国改造刍言，系北京陈权慎所撰，于民国十年，登在京话日报，今节录一段，便知党人的宗旨了。我国政体数变，层出不穷，倘将来此种人，操兵权及政治大权，实行灭教政策，和尚道士能抵抗乎？在理会及星相堪舆，能幸免乎？此种灭教党人之势力，只能施行于佛道两教而已，对于耶稣教绝办不到也。只因耶教是由兵力而强迫传来，还须由兵力强迫而去，试问党人之兵力，果能敌抗西洋列强乎？是亦妄想耳。今日之佛子，贤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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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修自了；不贤者，逢迎奔走，利益色身，直不知结合团体为何物。迷信派之在家佛子，事事都要仰仗佛菩萨，是亦大可哀。我佛教若长此终古，不知发奋，广造佛教人材，将来必有大苦在后。此时之某督军夺寺，孙某于粤拍卖僧寺。呜呼！印度自被英人侵灭后，大乘佛学已完全消灭，虽有小乘佛学，已大受英人钳制，所幸中国大乘佛学尚未绝灭，岂可不急图挽救哉！我今试问自修自了之贤者，诸公命终证果后，若闻中国佛种断灭，诸公心果安乎？再问添置庙产之佛子，若将来庙产被人侵夺，诸公心果安乎？以是观之，是绝不可添造人才也明矣！(注一四)
　　由此可知，北伐以前，全国佛教，遭受地方官吏、异教徒，及新学派种种压迫，致使佛教寺庙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同时佛教内部又不能团结自强。该会第二章道出不能团结的原因：
　　国中佛教不振，一误于厌世派。厌世派以清静自修为本，只求自己的法身不堕落，便已知足，对于兴教护法，扩播佛种，绝无此种愿心。愈远离尘嚣愈好，愈早到西方愈妙，有离世之心，无救世之愿，视混俗如畏途，以合群为烦恼，虽不作恶，亦不为善，置断佛种于不问，置救苦难于不管，以佛教之巢父许由自命，与耶教牧师之眼光及手段，适成一大反对。以此观之，我国的物质文明，不但被西洋战胜，而精神文明也快要被他们战胜了，可怕哉！此为厌世派误教者一。二误于迷信派，迷信派的奉佛情形，乃是佛仙神鬼妖，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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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不清，既然是非不明，岂能利害洞晓，出家者不但不研究佛学，即国家学、社会学亦不学习，且又如何知世界大势是何潮流，当如何以应付。外来的凌辱，一概不知觉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原理，更为何物。大祸临到自己头上，只可束手无策，丧气垂头，屈死认命，此种佛子只可称之曰屈死鬼。自佛教受欺以来，此种屈死鬼实不知有若干，彼等虽知在森罗殿可以伸冤告状，奈远水解不了近渴何！在家者将佛菩萨看作多神一样，不以僧侣为法师(不会说法，岂可谓之法师)，只以僧侣为庙祝。阔老布施金钱，乃是借寺消遣，愚者视为免罪求福之地，污践寺院，奴隶僧侣。死人灵前酒肉具备，佛菩萨像前供品亳无，恭敬全失，威仪尽丧，僧俗毁教，直成狼狈为奸。持戒造福尚且不晓，岂知见性明心为何物哉！咦，此种佛子欲求其弘通佛法，护持三宝，岂可得乎？此是迷信派误教者二。
　　由于多数僧徒觉醒，当时佛教不能振兴，乃由于僧智不开，于是齐声呼吁兴办僧教育，培植弘法人才，并主张创办日报，宣传佛义，如该会第三章主张：
　　一、多设立僧学校 现在佛教不振，只因是僧智不开，南方虽有几位明白法师，亦是手大不能遮天，对于一省尚且指挥不动，岂能普及全国哉？僧智不开，佛法终无挽回之一日，亦无振兴之一日矣！武昌虽有一座佛学院，奈各省方言不同，求学者只几十人耳。佛学院之经费，尚不如武昌之道院乩坛充足，而全国佛教徒，只恃武昌一座佛学院，岂能敷用。以此观之，非各省一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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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设不可。
　　二、创办白话佛学报 现在中国，虽有两三种月刊，第一只能度有佛学根柢者，不能开示未学。第二消息太慢，耳目不能灵活。第三贫穷者购买为难，北京曾有觉世日报出版，因经费不足，所以停版。今日既拟耳目灵活，宜先办旬报，以创消路。俟销路大增，藉此报，商募捐款，改成日报。若捐款不充足，或改星期报，或五日报，两日报均可。汉口佛教会，于癸亥年七月，已出旬刊，本地每张售洋一分，外埠一分五厘，名曰佛化报，宗旨甚好，白话亦多，可以普度国民也。此种白话报较文言为最紧要，因扩充佛教势力，非此不可。
　　三、立临街宣讲所 现在北京之临街宣讲所，只有耶稣教福音堂，及学务局之通俗讲演所而已。其福音堂传教方法极妙，可惜人民脑中，以外国人带兵强迫传教，对于清恭王持枪威吓，硬掐鹅脖，勒令传教，清廷不敢不认可，此真耶稣与保罗，意料所不及也。彼等如此强迫，我国民引为大耻，凡有血 性爱国之男儿，凡明白一亳国家学原理，绝不肯进福音堂。其学务局之演讲所，不离教育及科学范围，不准讲演宗教，听讲人数比福音堂虽多，究竟不及评书馆。若佛教宣讲所成立仿照评书的形容，大说法苑珠林，即或令国民出不了生死，总可以知因果识罪福，少作许多罪孽。谚云：豪杰崛起多草莽，或能只手把天撑。岂穷民便不能获佛法耶？设宣讲所，正是平民奉佛教打算，以扩充势力之计耳。或有人说，庙内既有讲经，何必再立临街宣讲所，此真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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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务之言也。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盖历代传布佛教之时，所遇波旬之党羽，均不如今日之甚，势不能不贫富并度，而广造护法的人才了。再三藏经论，乃由奉诏所译者多，所以非文学家不能译，非文学家不能注，非文学家不能讲，非文学家不能听，直是个文学家专利的佛教而已。假如一位文理不通的和尚，而冒充法师，若被文学家一听，真笑掉了大牙，不通文理的佛子一听，愈发糊涂了。大凡文学家的性质，恐怕淹没了自己的文章，绝不作白话，腆然面目，名之曰不博不典，不典不雅。只求简练，不管辞达，宁可费心费脑，斟文酌句，绝不肯多写几个字，以求平民易知，而平民读书尚且不多，何况开讲？而九十六种外道，盗窃佛说，揽为已有，编出最浅白之鼓儿词，以伸张彼教，使平民容易明白，而平民不辨黑白，竟弃神而信鬼，此皆是文学家不肯就下之过。再庙内讲经，乃是夏日，不是常年，而见庙像庄严，威仪甚大，有一班阔老及名士听经，都要布施几元大洋，彼一班贫民，自惭形秽，不敢居然进庙，所以设立了临街宣讲所，每个人都敢进去听讲，比在庙里可见活动多了。穷民既明白了佛理，绝不能误入岐途，弄出白莲教义和团之祸了。而且现在的军人是无钱的人才肯当兵，军人若奉佛教，若值军事旁午之日，他们只有保护寺庙，不能拆毁庙宇的了。以是观之，若欲扩充佛教势力，必须度多数人；欲度多数人，非成立临街宣讲所不可。宣讲之讲演法，不拘日期，白画夜晚，都可以讲，岂不比庙内讲经利益大得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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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立佛教施医馆 基督教以施医作传道之钓鱼饵，国民由此上钩者颇多。(可叹忘记了国耻)只因病人只求不死，唯医生之命是听，彼医生之功归上帝，对病人有再生之德，令病人感恩莫忘，势不能不崇奉上帝，而入耶稣教了。今佛教若成立了施医院，一半施医，一半传教，比耶稣教又是顺水推舟了。而且佛教的主权，完全是中国人自掌，决定闹不出国际交涉来，给政府添烦恼，给外交部招麻烦。以此看来，佛教施医馆，比宣讲所的效力绝不为小，快快设立罢！(注一五)
　　自此以后，北方佛教，不特有了教会组织，也有了僧教育机构，为社会福利的机构，于是北方佛教逐渐走上复兴坦道了。
　　(四)华北佛教之发展
　　北伐以前之华北佛教，因受军阀割据，政局不稳的影响，佛教各种事业无法开展。北伐以后，南北统一，国家建设，日渐进步。民国十八年，中央政府核准成立全国性之“中国佛教会”，于是佛教渐趋稳定，相继兴办佛教教育。若江苏镇江竹林寺于十七年创办“竹林佛学院”，安徽九华山于十八年创办“江南九华佛学院”，浙江于十八年创设“佛教师范学校”。华北佛教当不能例外，除有“中华佛学院”、“弘慈佛学院”、“三时学会”外，民国十九年，由朱子桥将军、杨明尘居士及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发起创办“柏林佛学研究社”，迎请常惺法师任院长，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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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柏林教理院”，于民国二十年春始正式开课。太虚大师欧美弘化归来，民国十九年复至北平弘化，并与常惺法师、台源和尚为商议“世界佛学院”，先设立筹备处柏林寺，由胡瑞霖居士任筹备处主任主持财政，法舫任书记，兼柏林教理院监学。并将早年在漳州所成立之锡兰留学团移至北平，将来即为世界佛学院之梵藏文系，柏林研究社列入为中日文系，于是北平为推行世界佛化运动的中心。慈将该社开学各人训词，择录于次：
　　一、台源和尚讲词：
　　1? 从十七年台源承乏住持以来，以为今日潮流之所趋，与夫僧伽之环境，实有改弦更张之必要，况佛法原非板滞一成不变者。佛说法尚因时因人之不同而异其权巧，台源本斯微意，遂决志作整理僧伽培养人才之运动，顾个人知识道德能力均感薄弱，在过去二载中虽已办学，无大成就，所幸诸佛加被，予以良缘，使素志办学之常惺法师北来，志愿相投，因恳挽留共襄斯举，宁非盛事。然柏林寺寺产淡薄，力不从心，后幸得朱子桥先生发心担负，独立成办，故于去冬即正式筹备，今春来学已逾二十名。至于锡兰留学团之产生，盖章程原分泛学专修二科，泛学设日文，专修设英文，良以今日修学弘法，不通外国文，必困难发生。五月间得太虚法师北上弘化，兼议及世界佛学苑事。诸位都知道太虚法师西渡讲学，备受海外人士之欢迎，由各方提议拟建立一世界佛学苑，总苑设中国，业在武昌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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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倪。此次虚师北上后，议决将武昌所设筹备处移来北平，先实现教理研究院，分中日文与梵藏文两大系。锡兰留学团本虚师在漳州所创，移来北平后，在柏林研究社方面属专修科性质，将来即为世界佛学苑梵藏文系，泛学部即为中日文系。在该苑未正式成立以前，仍沿用旧名，所有经费，由朱子桥先生及杨明尘居士负担，归胡子笏居士保管，按月具领。
　　2? 本社原定系九月一日开学，因社长朱子桥先生远在陕西，杨明尘居士在张垣，一时未获赶到，故改于十日；但朱杨二氏以特种因缘，仍不克如期来平，今日不能请其指导，实为憾事。至于同人所抱定之宗旨，为解行并重，坚持到底。盖十余年办佛学教育，不获佳果，莫非言行相悖，卒至流弊丛生，吾人痛之。
　　3? 今日开学乃世界佛学院发轫之初步，同人愿祝其计划全部实现，放大光明于世界。至于现有经费方面，以现状观察，甚虞不敷，是所希于诸大护法资助者良多。本社同人，当然力求协心合作；学员方面，尤宜勤勇精进，以副护法之雅意，斯则台源之微意也。
　　二、常惺法师讲词：
　　社长、诸位来宾，暨全体同学：本社经过详情，已有社长报告，无庸再赘。所欲言者，常惺前此北来，本属游历性质，寄寓柏林，厚蒙住持台源和尚优遇，言谈颇洽，并讨论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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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至详。和尚素来职志教育及整兴佛法，挽常惺携手协助，愓以微才，勉承斯乏。嗣虚师北来，复议扩充原有范围，故有今日之所谓世界佛学院也。我尝以为办教育，既非为当事人而办，更非为任何一种阶级而办，实即我之责任心使我不能不若斯做去，故饮食起居，行走坐卧，都与诸位一体；我能作者，始令诸位作，己之不能为者，绝不难为诸位。盖我辈学佛不徒作学理之空谈，而于行为上尤当表现卓绝的精神，锻炼其体志，方足表率乎世界。东方素具一种淡泊宁静的高风，吾人倘不能躬体力践，何以范人？故在今日敢与诸位约曰：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养成解行相应的模范僧，此常惺在此一日决与诸位共勉者也。
　　三、世界佛学院筹备处主任胡子笏居士讲词：
　　虚师客岁在法，议办世界佛学院，但总院地址，时常发生问题。德人卫礼贤主张，仍为在华较妥，故虚师返国后，武昌居士即著手成立筹备处。但北平系文化中心，人材荟萃之地，总院自应设平为宜，故将柏林研究社，改隶世界佛学院筹备处。本人以筹备处主任资格来说几句话，所可为诸位告者，我辈十余年办佛教教育之失败，诚属灰心至极。今者诸位皆系南北精选之上士，海会云集，其结果当然未可限量，愿以过去之失败，今日可藉以供献诸位者，为解行相应四字。倘不幸而结果依然，则吾个人将视从事教育为全无裨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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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佛教教育之成败关头，将以诸位作试金石，愿诸君勉之。(注一六)
　　由各人讲词看来，柏林教理院的创设，不仅有计划造就弘法的人材大愿，并有弘化世界远大的目标，创办人既以整理僧伽培养人材为职志，经济上又有朱杨二大居士承担，而常惺法师又富有办学的经验，并以坚苦卓绝的精神为示范。因此，柏林教理院，因受时局影响，维持虽仅二年，但其成绩要为全国之冠，试以佛教
　　教育观摩会为证。
　　当时北平佛教教育机构，计有柏林教理院、弘慈佛学院、弥勒佛学院、锡兰留学团，共有僧青年百余人，均属优秀青年。华北佛教居士林胡子笏居士，为激起各学院僧青年求法的精神，发起僧众佛学观摩会，且得北平佛教会，及五台佛教会赞助，组织僧众佛学观摩会，简则：
　　甲、讲演
　　一、每佛学校选出二人，每人讲一题。
　　二、讲题：
　　1? 佛法者何？
　　2? 今后僧人对于社会应取之态度。
　　三、讲演先后以抽签定之。
　　四、每讲演不得超过二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时击钟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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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十年一月四日下午二时起在本林举行。
　　六、特请张怡荪、曾毅斋、徐玉三先生为评判员。
　　乙、作文
　　一、每佛校选出六人，于二十年一月五日下午二时在本林举行。
　　二、文题临时宣布。
　　三、毛笔墨盒自带，纸由本林预备。
　　四、特请张怡荪、于觉纯两先生为评判员。
　　以上二种评定后，由本林敬备微物供养，其最前一名赠以田相绶法轮章一座，并以名誉旗赠其学校。
　　作文题目有二：(一)“器世界相何以说为第八识所变？第八识体，云何能变？请详言之。”(二)“清净意乐菩萨，云何于佛法僧恒时法尔以胜供具承示供养？”两题均作，由主席监试，并经评判员评定成绩次第如下：
　　作文第一名宽融师：锡兰留学团
　　第二名尘空师：柏林教理院
　　第三名圣尘师：弘慈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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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雪烦师：柏林教理院
　　第五名宝林师：弥勒佛学院
　　讲演第一名本光师：柏林佛学院
　　第二名苇宗师：锡兰留学团
　　由华北居士林颁给各人奖状与奖品，奖品分银盾、荣誉旗、法轮章、经书、文具等，并由市社会局长授奖。
　　僧众佛学观摩会，在中国佛教教育史上，可谓亘古未有的第一次。相观而摩谓之善，这对僧青年来说，不特富有鼓励性，并有更高尚启发性，不仅遍应各佛学校，并可扩充而大之，适应于全国僧青年佛学程度作一比较观摩。果能如此，不惟为选拔佛教人材一个好办法，尤以今日各地佛教学院，应多多提倡仿效，促使僧青年再努力再进步！
　　(五)华北佛教事业中衰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华北佛教，经太虚大师、常惺法师数次开化，华北佛教居士林各位居士，都热心护法，于是华北佛教各种事业，都有很大发展。尤以世界佛学苑筹备处成立，华北成为世界佛教指导中心。然好景不常，九一八事变发生，华北佛教首遭经济上打击，佛教各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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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僧教育，或慈善事业，都受到严重影响。于是不得不宣告停顿，或仅维持其门面，兹将各佛教事业分志于次。
　　一、中华佛学院 原设于宣武门外西砖胡同法源寺，现已停办，院址荒凉满月。现经北平市粮食委员会借为屯粮所，成为该会第二仓库。法源寺因此损失，收入减少，不得已亦应酬经忏，藉以维持难局。
　　二、柏林教理院 北新桥畔有名之柏林教理院，盛时学僧达壹百余名，现亦停办。诸多优秀僧青年转入三时学会，亲近韩清净居士。院舍由北平慈善团借为疗养伤兵之第五医院。该寺因收入清淡，现住僧不过十余人，仅藉经忏以维现状。
　　三、拈花寺佛学院 德胜门内大石桥拈花寺佛学院，风景清雅，在故都最擅名胜。逊清时，文人雅士，宴集于此，赋诗联句，往往韵事流传。该院开办时，生徒亦甚踊跃，今则学僧星散，无复当年拈花授法之盛况矣！
　　四、弥勒佛学院 四值门内南小街弥勒佛学院，盛时就学者颇多，现因款绌已停办。
　　五、宏慈佛学院 西四牌楼宏慈佛学院，民十三年创设，其中学部学员卒业，先后达数十人。并设有平民工读学校，定额四十名，及佛事学习所，人数八十名。数年来就学者时溢定额，为北平设备最完善之佛学院。又附设有金卍字会，专救济灾民伤兵并掩理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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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时学会 北长街十五号之三时学会，为当地奉佛名流发起，民国十六年九月成立，以研究唯识教典，宣传佛化为宗旨，颇有相当成绩。最近因受市面经济衰落之影响，各项预定进行事业，亦有延缓之势。
　　七、华北佛教居士林 为在家居士所创办，年来以办事周到，组织完善，入林林友逐渐增加，林务颇形发达。惟因限于在家两众，其佛化事业，仅代表一部分而已。其他佛经流通处(安定门入南大街，朱芾煌、王虚亭诸居士所创办)、中央刻经处、(十五年二月成立，已出三百余种，现有基金数万元)“北平佛化月刊社”──最近改为“北平佛化月刊”(为汤筹新、崔云宁、邢富瑶诸居士所创办)，对于弘法，各有殊胜成绩，在北方当时情势艰苦之下，尤属难能可贵，兹不赘述。(注一七)
　　八、世界佛学院筹备处 原设于柏林教理院，该院因经费无著停办，世院筹备处移南京佛国寺，法舫率学僧尘空、本光、华舫等回武昌佛学院。
　　华北的佛教由盛而衰，由衰而微，全受日本侵略我国的影响。不仅华北如此，整个中国佛教，都因此而趋于衰落，佛教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弘法事业都因此而停顿或解散。假使没有“九一八”事变，国内能够长期和平安定，则佛教事业，无论学术研究，或教育发展，人材的造就，乃至整个佛教事业，对内对外必有很大的成就。吾人常自慨叹，中国人智慧无逊于任何一国人。就以日本为例，近代史上，日本自明治以后，兴办实业，工业进步，国民在丰衣足食，安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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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至少过了七十年太平日子。再以日本政府重视佛教，加以资助，所以佛教日渐兴隆，无论于教育、于人材、于学术无不凌于我国佛教之上，甚至为东亚，为世界佛教之冠。此无他，这是和平安定的成就。反之，我国佛教在年年战争中，在枪炮弹雨中，在流离失所中，又在种种压迫中，既无政府援助，又无好的环境，
　　又怎能不衰？
　　二、西北佛教之复兴
　　(一)朱子桥将军与西北佛教
　　朱子桥与康寄遥，都是热心社会慈善事业的大慈善家，也是复兴东北及西北佛教的功臣。所谓西北佛教，是以陕西为中心。
　　朱子桥将军，一字庆澜，浙江绍兴县人，本出生于军旅，原不信佛法，并以拆庙掀神为能事，后因好友程雪楼(德全)劝导始信佛，并负兴建寺庙，以代赎过去拆庙之罪。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地方长官，协助倓虚法师兴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营口楞严寺及创办佛学院，复兴东北佛教，贡献极大。九一八事变后，即率领部属抗日。民国二十年，陕西灾荒频仍，灾民遍野。朱氏三次入陕，就赴灾区，查灾放赈，并联络华北、上海慈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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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钜额的救济金，达六七十万元。复亲押赈粮入陕散放，施行救济。在灾区设厂施粥十数处，每日就食者四万多人。并设以工代赈，用灾民筑路修桥，散放种籽，设灾童救养院、妇女织染厂、施药施衣、掩埋饥莩，在郿县达六千余具，乾县达三千余具，凡此种种皆为朱氏菩萨心肠所致。不仅如此，朱氏在陕西赈灾期中，并办振兴陕西佛化事业，施泽于地方者凡多，朱氏于民国三十年卒于西安，兹简述其各项善举于次：
　　一、佛教讲习所 陕西长安为我国佛教策源胜地，六朝时期不仅为中印文化交通第一站，各宗并隆，僧伽云集，大寺名刹数以万计。康寄遥居士谓：“如终南山净业寺，乃道宣律师之道场，为律宗之祖庭；华严寺为清凉宗之祖庭，杜顺和尚、清凉国师之塔，今犹巍然。兴善寺、青龙寺为密宗之根本道场；草堂寺鸠摩罗什三藏之宝塔，尚完整无缺。三论宗导源于此；慈恩一宗倡导于奘基师资，而慈恩寺正图兴复……佛教现今流通于中国者，约八宗，而五宗实发源于长安……故陕西不但为我国佛教之重镇，在佛教史上，亦可谓世界之源宝也。”(注一八)。
　　惟降至今日，陕西佛教衰败，已达极点。民国十一年高戒忍居士与宏纯上人，在荐福寺倡办僧学校。未及开学，即因时变停止。妙阔法师亦于是年至陕弘化，陕西佛教始有起色。民国十九年复有华清法师，发愿兴办教育，并得康寄遥、杨右卿等诸居士通力合作，在佛化社设立佛学讲习所。自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开学。由华清法师主讲，在经费极困难时期，幸值朱子桥将军来陕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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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极力支援，捐助经费，及食米若干，始得延长二年有余，先后入学者卅余人。民国二十一年朱子桥将军又邀请月溪法师与倓虚法师至陕弘法，深获陕西各界拥戴。华清法师至陕西四年，主讲佛学研习所两年余，深得四众爱戴，遂与倓虚合作筹办大兴善寺学院，并获朱子桥、李组绅、崔献楼、路禾父、雷仲南、杨叔吉、康寄遥、高戒忍诸居士协助。当地军政界首领，如杨虎城、冯钦哉、王一山，均赞成其事。中央何委员叙父、张委员溥泉，时亦在陕，且愿协力。适戴院长至陕考察军政，提倡佛教，人心大振，于是各人慷慨酌任开办费，杨虎城、戴季陶院长当时各捐助五百元，共得两千多元，遂决定在兴善寺办一佛学养成所，推倓虚为所长兼教务主任，华清法师为教授，于是陕西佛教又展开一新页矣！
　　二、慈恩学院 大慈恩寺，系唐高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为报答文德圣皇后养育之恩，在隋朝无漏旧址，兴建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一间，度僧三百，别请五十位大德，同奉神房，为崇敬玄奘法师，别造翻经院，以最大盛礼迎接玄奘法师，至大慈恩寺翻经院。永微初元，奘师在慈恩，专务译经，诸多大乘经论，人天之宝，都译成于此，不啻为法相宗根本道场。朱子桥与李福田、唐慕汾、康寄遥、诸善长及陕中缁素，共同发起于慈恩寺，创设慈恩学院，成立慈恩学院董事会，推杨子繁、朱子桥、唐慕汾、饶聘卿、江能瑞、李福田、路禾父、雷仲南、壬子瑞、俞欧如、康寄遥等为董事，由江能瑞老居士负责筹备。朱子桥并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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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院筹备龙藏一部、大正藏一部、正续藏各一部，并延聘太虚、持松、妙阔诸大法师主持，以期兴复陕西佛教，弘扬奘基学说。民国二十年十月间，太虚大师至陕弘化后，对慈恩学院，极为赞成，先于慈恩寺开办，后转兴教寺，由妙阔法师主讲，于是复兴慈恩宗，逐渐成事实矣！(注一九)
　　三、复兴古刹丛林 长安为隋唐两季国都，古刹甚多，今衰败已极矣！朱子桥将军发愿欲尽行恢复，随朱氏赴陕赈灾之宝生法师，原在湖南办佛化教育多年，曾在五台闭关。在各方劝请之下，迎聘宝生法师担任慈恩寺住持职务。开始复兴慈恩寺，大为振刷，添设僧寮，大雁塔周围，亦重新整理，并实行丛林制度，上殿过堂，树立丛林规模，其所需一切资粮，均系朱子桥、五台佛教会，及张环海居士等，随时供给。因该寺产业最少，殆为陕中丛林最穷苦之寺院。朱氏不仅欲复兴慈恩古刹，并将密宗道场，大兴善寺及青龙寺亦予恢复。青龙寺为唐惠果阿阇梨弘扬密宗道场，新罗、日本各国均遣学僧来此求法。朱氏与康寄遥居士及长安县长刘经泮，共同策划，并呼请华北慈善团体协助修理，请终南山玉山寺住持，使湮没千年之古刹，法灯有再燃的机会，实朱氏之功也。
　　另修铁塔寺、泾阳大寺等处。铁塔寺，本唐章怀太子宅，咸亨四年拾宅为寺，初名千福寺，即多宝塔所在地，颜真卿所书之多宝塔碑记，尚可复按。由唐而宋元明，均有修理，亦未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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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内经幢数座，皆为唐物。碑碣皆为明物。佛像最为庄严，相传系唐像。朱氏住该寺三四次，颇觉有缘，亦略为修补，添山门一座，气象焕然一新，此皆朱氏勋绩也。
　　泾阳县内有隋文帝敕建之大壶寺，俗名泾阳大寺，至宋改称惠果寺，寺内有唐造经幢，大石佛座下四面均刻有字，系六朝物，其他古碑，均在瓦砾荆棘间，铜铁像颇多，唯诸多殿房，均已损坏。朱氏及唐慕汾、康寄遥至此勘查灾情，见此败像，亦欲修补，以及其他古寺名刹，若道宣律师之道场、鸠摩罗什之道场、不空三藏之道场，均经朱氏修补，并添置终南山之蓬茅，以宏开养道之场。于此不仅可知朱氏信佛之坚，护法之勤，而维护佛教古迹的宏愿，更无可堪与比拟者。
　　四、重修诸祖宝塔 唐季长安，各宗并隆，大法云集，开宗立说，盛极一时。因此长安附近诸宗祖塔环立，但都已剥落不堪瞻仰，就中倾侧最甚，行将倒塌者，则为华严四祖清凉国师塔及杜顺和尚塔。杜塔虽已凋残，尚端正，唯清凉国师塔将有倒塌之虑。近代弘扬华严宗者，虽不乏人，然只知谈玄说妙，竟不思法乳之恩，岂不悲哉！朱氏见此，即发愿重修，使此华严发源胜地，重放光明。
　　玄奘之舍利塔，及窥基、圆测二师之宝塔，均在西安东南四十里之兴教寺内，朱氏往谒，见奘塔残败，基测二塔尤为凋残，随即发愿重修，玄奘为慈恩宗初祖，窥基为其二祖，圆测与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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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乃新罗国之王族出家，其注疏慈恩宗经论，功绩甚伟。唯识学说，自唐以后，绝响千年矣！民国以来，缁素及诸善知识奋起倡导，风气渐起，今此三塔重修，不啻为慈恩宗三大光明幢。今兴复慈恩宗，首应修葺祖塔，俾他日慈恩学说，宏宣宇内，世人饮水思源，必将竞礼三公之塔，当不异孔门子弟礼曲阜、耶徒之
　　趋朝耶路撒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