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之重建（2）

五、创设社会事业 佛教理解，究竟圆满，无所不包，世界各教，无能堪比。然各处宣扬的成绩，反不如耶教，时遭社会人士批评者，每因佛教未能兴办社会事业，未能把大乘佛教慈悲救世的精神，普遍实施于社会贫民。朱子桥居士本菩萨心肠与各慈善团体，合组华北慈善联合会，于陕西灾区设立灾区教养院，即以佛教化为前提，由张环海为主任，内中设有佛学，并有专人宣讲佛学浅本，又设养老所，专令老人念佛，面向西方，为安身立命之所，不啻为佛教的幼稚生。要知佛教徒所办社会事业，所在之处，即佛化所被之处，倘仿此进行，多办一所社会事业，即增一处佛化机关，增一群佛化信众，如社会事业均能佛化，则五浊恶世将成人间净土。(注二0)
　　朱氏不仅为一军事政治家，且为一仁心为怀之大慈善家，他为实行我佛济世救苦的勇敢精神，实非一班徒托空言之慈善人们所可望及者。
　　六、宋版藏经之发现 我国近代佛教发现许多新的文献，一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0)发现敦煌藏书，多属唐人写经，约二万余卷。一是民国十九年(一九三0)于西安卧龙寺及开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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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宋版藏经，其雕刻年月日，乃宋理宗瑞平元年起，迄元武宗大德十一年止，全为宋碛砂版。考碛砂藏雕刻，始于宋理宗绍定四年，(一二三一)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比丘尼弘愿断臂，募刊经律全藏。迄元武宗至大二年(一二三一)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比丘尼弘愿断臂，募刊经律论全藏。迄元武宗至大二年(一三0九)，始得完成，故碛砂藏，在宋版中，最负令名者。昔康南海曾见之欲影印流通，卒未能实现。今日征之国内国外所发见于著录者，亦仅少数残文，而无全本。今碛砂藏竟为全藏，这不仅在佛教属于无价之宝，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罕有其匹。这一个无比珍贵的文献，就是那仁心为怀的朱子桥居士于西安放赈时所发现。
　　朱氏回到上源后，邀集缁素同人，若叶恭绰、狄保贤、蒋维乔、徐乃昌、丁福保、黄翊昌、昊兆曾、李经纬、李圆净、释范成诸氏会议，佥以此为吾国古版一切经之最完善者，幸传至六百年之久，不仅为佛教之鸿宝，即在国史古版图书中亦复不多见，即议影印流通，就上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办事处在上海公共租界威海卫路吉六里一八0号)负责办理一切业务。
　　次为检查版片，究竟有无缺少为先决问题，又闻北平松坡图书馆亦有宋藏残本，朱氏遂委嘱范成法师前往检查，知其所存卷数。据范成法师上太虚大师书中云：“弟迩来在陕西省立图书馆清理宋版藏经，见有三种刻本，一在宋皇祐三年，刻字大而笔划粗，又有一种字较小者，刻亦不精，惟宋景定五年刻于杭州，写刻俱善。此馆中有景定刻本两部，计一万一千零五十六册，印刷期一在宋时，一在明朝，检查册数，甫告成，部类尚未分析，究属有无缺乏莫可知也。昨阅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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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记，始知陕地自隋唐以来，有古德若干碑铭，高僧传未登载。弟与康寄遥居士商酌，此种材料，果然重要，可另编辑翻印，藉此勉励未来学人……”(注二一)
　　范成法师于陕西检查宋版藏经，已将开元寺宋藏二千八百八十九卷，及卧龙寺宋藏四千五百四十八卷，两相比较，除雷同外，得有五千二百二十六卷，缺五百七十六卷，又由北平松坡图书馆抄来宋藏目录一册，查有一千二百四十一种，四千九百三十五卷，自天字号起，至卿字号止，四千八百三十九卷，与宋藏目录相符，其他经卷零乱非常，不知何种版本……这时太虚大师适在北平宣讲能断金刚经，范成法师又上书太虚大师……因“法师处之相近，故请移玉该馆调查真相，摄一影片寄下，如能字迹相同，可补缺陕之宋藏不足，即有五千六百二十九卷，仅缺一百七十三卷，系大般若经与大毗婆沙论等。由此观之，影印宋藏蓝本，可不成问题。考陕之宋藏经卷后，种种记载，刊于宋理宗端平元年起，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止，先后时期七十余载，始成其事……弟范成顶礼。七月十七日。”(注二二)
　　当年筹印宋版藏经，煞费苦心，而用力最多，当为范成。二十一年范成法师又率领二十余人，为影印碛砂版藏经事，又到西安，并将所制碛砂藏玻璃版四十箱，适倓虚法师由陕赴上海，交倓老运至上海，经渭水河时遭遇土匪盘查，从二十年起至二十四年完成出版，共印五百部，所缺少之一百七十三卷，则以明藏补充，这是中国佛教近代史上第一大事。亦复是朱子桥将军致力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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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佛教复兴之一大贡献！
　　七、金刻藏经之发现 朱子桥将军先于陕西发现宋版碛砂藏后，因该藏尚缺少一百七十三卷，已如前述。朱氏对于各经印版，力求完善，乃向远近征访比较，又请范成法师赴秦晋各地，搜访藏经旧本，于山西旧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古藏经五千余卷，内多属唐宋佚经佚目，依千字文编项，书形系手卷式，其禄字传灯玉英卷，有宋景祐二年(仁宗丙子)拔文，施财信士，多为晋南蒲州人，考其刻版之始，当起于五代之末，每本版一面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字体极古朴，此种宝藏，向未见于国内之公私记载，即国外之收藏佛经者，亦未见及，在佛学版本史上，实为空前之创获。经专家学者考订，疑系南宋或金代所刻，而其刻法及印纸，全属北派，则为诸家所公认。
　　今考中国佛经开版，唐已有之，今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之敦煌遗书中有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王瑜刊之金刚经，即为中国境内发现存在最古之佛经。至于大藏开版，则当始于宋太祖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之蜀版藏经，全书依开元录，用千字文编号，定版式为梵筴形，每页五行十五字，此后中国雕版之藏经如宋东禅寺版、开元寺版、思溪版、碛砂版、元杭州版、明南北藏本，莫不循开宝之旧，用梵筴式。卷子式佛经。除敦煌写本诸经外，殆久已不为人所知矣！广胜寺藏全部为刊本，而纯用卷子式，木轴朱漆两端，与传世唐人经卷相同，此为以前言藏经版本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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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未及知者也。至于全藏内容，以无总目，与传世各种有何异同，尚难详知。唯就此次徐森玉先生借去影印诸卷观之，便有今日大藏收失之佚籍不少，如玄逸撰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三十卷，杨亿编大中祥符法宝二十二卷，吕夷简编修景祐法宝二十一卷，只见至元勘同法宝总目十卷，亦只有目无书，而广胜寺藏赫然俱在，最重要者为法相宗之各种著述，如瑜伽师地论遁伦记等，我国久已失传，仅从东瀛得睹一二，不意广胜寺藏俱有其书，诚足快心。不仅此也，如清素之瑜伽师地论义演四十一卷，窥基之因明入正理论过难疏一卷，只见至元录著录，为久失之籍，今从广胜寺藏中复得睹此二书。又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传世俱作四卷，而至元录著录三卷本，今广胜寺本上中下三卷俱全。犹是元代著录之旧，以此对勘今本，可知其分合乖讹之处，至于可以校正今本之讹文脱句，胜义重重，更无论焉。借平者约三百卷。现闻拟分三处影印。关于经录部分者，如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天圣教总录(不见各家经典著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法宝，四种共存四十六卷，由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之影印。关于法相宗著述，如唯识述记、唯识述记科文(窥基撰大藏失收)、唯识论疏、因明入正理论过难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上中下三卷本)、大乘法苑义林章、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函赞、阿弥陀经赞疏、因明入正理论疏、妙法莲华玄赞、瑜伽师地论略纂疏、瑜伽师地论义演、瑜伽师地论记、瑜伽师地论，共十五种约七十三部，则归北平三时学会影印，其余诸种，大率为碛砂藏所缺者，故携至上海，由影印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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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经会影印。”(注二三)
　　(二)康寄遥居士与西北佛教
　　康寄遥居士，陕西人，曾任财政厅长，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陕西为复兴佛教，敝精劳神的功绩，获得佛教界一致尊敬。早在民国十年，即与陕西佛教会定慧和尚，高戒忍居士联名邀请太虚大师来陕弘法，因大师不能往，又请大师代请亦幻法师前往，均未果行。旋又推李桐轩居士往汉口敦聘太虚大师，至陕弘化。这时(民国十一年)太虚大师，适因开办武昌佛学院，无法分身。就商于汉口华严大学教授妙阔法师，并得妙阔妙法慨然允许(注二四)至陕弘法。民国十九年，朱子桥居士至陕救灾，兼弘佛法，因得朱氏大力支持，遂使康氏在陕西推进佛化工作，得顺利进行。如倡办佛教讲学所及重修大慈恩寺，诸多功德，都能如愿以偿。兹简述于次：
　　一、重修大慈恩寺 陕西长安，隋唐胜业，虽云已杳，但梵刹林立，不啻为佛教第二策源地。诚如康寄遥居士“大慈恩寺记”略谓：“环长安多梵刹，而城南尤胜。城南丛林棋布，而慈恩尤胜。盖隋唐盛时，龙象踵起，故长安一隅，成为佛教第二之祖国。而奘基二公均驻锡慈恩，朝夕宗仰，风动寰宇，故三秦之大慈恩，恍同五印之那烂陀。陵夷至今，寺塔仅存，回忆前尘，为之凄然。”(注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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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恩寺，是奘基二公根本的道场，也是唯识宗的策源地。奘公诸多大乘经论都译于大慈恩寺。试看奘公从印取回经典：
　　……所赍梵文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众部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总五百二十六夹，六百五十七部云。其至长安时，群众欢迎之忱，如遇弥勒下生，至不得前进，停于别馆。由是朝廷特保护其译经事业，梁国公房玄龄专当监护之任。费用总由朝廷支给，以弘福寺为其译场，或于大慈恩寺，或于宫中，或于玉华殿，所译经论总七十五部，千三百三十卷……。(注二六)
　　由此观之，大慈恩寺不仅为唯识学之策源胜地，且为中国佛教之重镇。考大慈恩寺，系唐高宗在东宫，以文德圣皇后，早弃万方，思报慈恩，追崇福业，遂营建大慈恩寺，以报圣恩。度僧三百，另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定名曰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令奘师移就翻译。于是奘公将印度取回经像舍利，由弘福寺引出，分乘宝车五十乘，护送至大慈恩寺，沿途观瞻者，多数万人，无不喜悦，奘公入寺之隆仪，得未曾有。
　　大慈恩寺，距长安城约八里许。寺内有塔曰：大雁塔，在其东南有玄奘、窥基、圆测三公塔院(兴教寺)。其南有华严宗杜顺和尚及清凉国师二塔，西南有草堂寺鸠摩罗什法师塔，及道宣律师之净业寺，不空三藏之大兴善寺，西北有小雁塔，及义净法师译经之荐福寺、惠果阿阇梨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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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寺、圆测法师之西明寺、奘公译经之弘福寺，东西南北相望，都环绕于大慈恩寺，数里乃至数十里之间，诚为佛教各宗之拱星，大乘八宗，就有五宗策源于长安，故知大慈恩寺，实为唐代佛教之重镇也。
　　二、兴建大雁塔 高宗永徽初年，奘公在慈恩寺，专务译经。永徽三年，奘公欲于寺端门之阳，兴建石浮图(塔)，安置印度取回经像，以防日久散失，兼防火难。初拟建塔高三十丈，以显大国之宗基，后以建费太钜，恐难卒成，改用砖造，塔基各一百四十尺，高有七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基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粒。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两碑，刻二圣三藏圣教序，为褚遂良之笔。初基塔之曰，奘公自述愿文末有：“但以生灵薄运，共失人天，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诸，二圣天文，寂寥无记，所以敬宗此塔，拟安梵本，又树丰碑镌斯序记，广使巍峨永劫，愿千佛同观，氤氲圣迹，与二仪齐固。”其时奘师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功业斯毕。(注二七)
　　奘公建塔藏经，永利苍生，其愿甚伟。建塔藏经，应名经塔，何以名雁塔？据说，奘公建塔时，忽有雁过而坠，即痤于塔基，故取此名。永徽五年！有旨度窥基大僧。基师乃奘公之高足，亦驻锡慈恩寺，师资唱和，译著等身。唯识因明，诸多经论，都经基师注疏阐微。宣畅中夏，远及高丽日本。盖奘公亲受业于印度戒贤论师，再传于窥基，是故中土唯识宗尊奘公为初祖，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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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其二祖也。
　　大雁塔，虽属砖造，尚未十分损坏，塔身端正，无倾斜势，外表犹巍峨雄壮，惟内部多年未修，旋梯多不完整，各层窗户，大部损残，从前所谓藏经舍利，而今一无所见矣！
　　大慈恩寺，经朱子桥、康寄遥诸大居士发起，业经修整完竣。奘公手造之大雁塔犹在，亲建之碑也宛然存在，瞻仰故物，缅怀遗泽，无限感慨。于是康寄遥居士遂有振兴慈恩学说之宏愿，并与朱子桥居士发起创设慈恩学院。已如前述矣！
　　三、太虚大师之弘化 陕西长安，虽为佛教第二策源地。自唐以后，政治中心南移，梵寺名刹，衰落已极。民国以来，先有妙阔法师，继有清华、月溪、倓虚法师相继至陕宣化。已渐有兴复之象，后有朱子桥、康寄遥居士等发菩提心，修建大慈恩寺，及诸祖师塔，提倡佛化教育，使西北佛教有重兴之望。
　　朱子桥、康寄遥、高戒忍等居士邀请太虚大师至陕讲学，太虚大师于民国二十年十月中旬至西安，各界予以热烈欢迎。并与妙阔、宝生、聪慧诸法师，参观大荐福寺、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兴教寺，并礼玄奘、窥基、圆测三师塔，及华严寺杜顺和尚及清凉国师塔，并在大慈恩寺宣讲弥勒上生经。约三小时，在慈宗策源地，宣讲慈恩宗远承初祖慈氏之宝典，另辟上生兜率之捷径，可谓更具殊胜因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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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应各界欢迎大会宣讲“大雄大力大无畏之佛法”，听众千余人，多为军界同志。又为高级中学讲演，题为“佛教与中国文化之影响”。又在卧龙寺宣讲“金刚经”。及在第一中学讲演“旧新思想之变迁与佛学之关系”。在佛化学校讲“观音化迹因缘及学生自立自治之要义”。
　　大师复与康寄遥、妙阔法师、宝生、常真诸和尚，开慈恩宗寺创立会，以期复兴慈恩学说，并推定总长檀护等职，积极进行。自十九年朱子桥等倡议兴复慈恩一宗，太虚大师宣化后，又拟定章则，及诸课程，已至成熟阶段。并推叶誉虎为副檀护长，及康寄遥、路禾父、高戒忍、雷仲南分任总务、会计、事务、文书各常务。并决定请妙阔法师于三日移入慈恩寺筹办教务，于是陕西佛教之重光，拭目以待矣！
　　由上所述，陕西佛法之重光，梵刹之修葺，先慈恩寺，后大雁塔，以及玄奘、窥基、圆测诸师宝塔。成立慈恩宗寺董事会，凡此皆系朱子桥长者，及五台佛教会，与各慈善团体之功德。于是昔日之理想，已逐渐成为事实矣！实为不可思议之因缘。
　　(二)巴利文学院之设立
　　康寄遥居士等之宏愿，不仅欲兴复西北佛教为满足，并欲积极进行世界佛化。先是民国三十年康氏与太虚大师商定拟于办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于西安大兴寺，及至民国三十四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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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西安大兴善寺设立巴利文三藏学院，敦聘太虚大师任院长。大师因不能分身，乃派超一代理院长，并推善归法师至西安任教，“善归善巴利文，略知英文。但国文甚浅，不必办巴利文学，仅设巴利一科，令专教。”(见大师康函四)。因巴利文教授，不易物色，经留学锡兰法舫法师与锡兰摩诃菩提会交涉，该会允一教师和一学僧来。后来发展即由哥伦布摩诃菩提会与西安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学院双方交换各二僧，签订契约。锡兰竟有三个学僧欲来西安学中国大乘佛法，其程度在大学毕业之上，但在华膳宿，均需我国供给。一、每人一床、一桌、一椅，包饭可分三份共桌之。寄来书籍，为置书架，为备寒衣被等。后锡兰三僧果来至上海，暂寓法藏寺，当时国内南北交通尚未恢复通车，尤其至陕西，必须由西安派人来接，而西安巴利三藏学院，又无经费，致使锡兰三僧留在上海，无法前往西安。而锡兰三僧对中国佛法不甚热心，在上海停留三月，复借故返香港，然后返锡兰矣！巴利三藏学院，未能实现，实为美中不足也。
　　兹将世界佛学苑秘书苇舫名义，致锡兰摩诃菩提会书录于后，以明其真象。
　　一、原订约双方为哥伦布摩诃菩提会与西安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学院。双方交换各二僧，华赴锡二僧，以学巴利文佛教为主，兼传华文佛教；锡来华二僧，以学华文佛教为主，兼传巴利文佛教，各期五年。二、双方未达目的地前及离目的地后，来回一切费用皆由自备。到后，由订约双方互供膳宿，并供每月三十罗比备用。三、事前曾警告应由加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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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西安，不可走海道，乃回信经海道所增困难，及一切之费用，概由自任，故只可听之。四、索麻等抵沪，为备供膳宿处一星期，使即赴陕。后以索麻等要求在上海安居三月，另筹备宿处及食费，约耗万余罗比。(由上海佛教团体及信徒筹付)然索麻比丘等，只热心巴利佛教，对于学习华文佛教，无表示求学。五、当安居初，西安已派善归比丘来接待。至安居将终，索麻等表示决返香港过冬，善归始返西安。为修住处及种种筹备欢迎，与专员往返，结果不然，不惟大失人望，且空耗经费不赀矣！六、决返香港，系出索麻等自意，然苑长仍嘱香港信徒予以资助，并约春暖再至西安，后因索麻等又怕西安寒冷，及疑地方不安等；重庆、峨眉、汉口及宁波之延庆寺、雪窦寺等，亦均表示可欢迎前去，乃索麻等突然来信，于一月六日乘船经星嘉坡而返锡矣！……(注二八)
　　由此得知，欲使大小乘佛教调和交换学习，诚不易也。锡兰僧不愿赴西安，显然有三因：一为气候关系，二为时局，三为无志于大乘佛法。此亦非谁负谁的问题，乃末法时期，众生福薄之根本问题也。
　　西北佛教，经朱子桥将军、康寄遥居士倡导于前，修葺慈恩寺、大雁塔及诸祖宝塔、兴办僧教育，及社会各种慈善事业。使绝响千年的陕西佛教，渐有生机；复经太虚大师、妙阔法师、倓虚法师、华清法师，先后弘化，培育僧才。而中央大员，若戴院长季陶、张委员溥泉、何委员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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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都鼎力维护，施财布施，于是西北佛教，不仅顿呈中兴之象！并有重返佛教第二策源地宝座之希望。终以时局动荡，导致史无前例的大剧变，未能实现耳！巴利三藏学苑，虽因时局剧变未能实现，但亦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一大创例。
　　三、中原佛教之重建
　　(一)毁灭佛教之冯玉祥
　　河南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东传第一座寺庙，二千年来中国佛教文化，即肇基于此。继有三藏玄奘出世，只身西游五印度，求法取经，归国译经；唯识法相，教典始备；建立唯识，弘扬法相：遂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中土。自此代有高人出世，名刹古迹，遍及全省。于是河南一隅，诚为我国佛教之重镇。降至近代，魔强法弱，象教凌夷，冯玉祥主豫，毁灭佛教，不啻洪杨悲劫之再演！
　　民国十六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冯氏原属基督教徒，其岐视佛教乃意中事。而冯氏又为一野心的军人，不愿屈居人下。因此，不断扩充实力，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虽属佛寺，一律征税。开封相国寺，为河南省首刹，亦不能例外。该寺住持叙惠以和尚吃八方，而冯氏竟吃十六方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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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不肯认捐。冯氏部属鹿钟麟与叙惠相识，尝至相国寺面劝叙惠，出洋五千元，即可了事。否则，危险恐难避免。而叙惠坚持不肯屈服，于是触怒了大魔王，当日黄昏时分，即派军警包围相国寺，所有僧徒尽行驱逐。寺庙财产一律没收。改相国寺为中山市场，所有佛像，除千手千眼观世音像，认有美术价值保留以外，其余悉数捣毁。清净佛堂，一变而为魔窟。千年道场，毁于魔掌。这是洪杨以后，又一次毁灭佛教的惨案。
　　冯氏因派捐不遂所欲，一时魔气暴发，没收相国寺，但当时对全省佛教寺产，尚没有全部没收的计划。旋因学阀土劣趁火打劫，条陈没收全部寺产，想以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更有助桀为虐的薛笃弼，采一手包办的政策。于是全省大小寺庙财产，遭受空前的毁灭。只有冯的势力未达到的地方，(镇平菩提寺，浙川的香
　　岩寺，光山县全县之外)所有僧众一律驱逐，勒令还俗，强迫从军，所有寺产全部充公，寺庙改为学校，或为救济院，或为图书馆，或为娱乐场。全省大小数百所寺庙，三十万人的生命财产，二千年来历史文物，竟毁于冯氏一人之手！其实，佛教寺产仅有极少部分归公，大部分寺产都中饱土劣的私囊，这于国家民族又有何益？而冯氏一人却负起因果惩罚的责任。
　　冯氏自从毁灭佛教以后，他在政治上声价，便一天比一天降低，民国十九年以后，可谓一败涂地。因冯氏的个性善变，反复无常，更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二次大战后，仍想施用他投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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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的惯技，想利用第三国际的关系，企图再起，终于逃不出因果惩罚的报应，而被俄人毒死于黑海俄轮上，这说明了因果报应，丝亳不爽的事实！
　　(二)重建河南佛教
　　河南佛教，自民国十九年后，已逐渐走上复兴大道。兹将促使河南佛教复兴机构及其主要人物，略述于次：
　　一、河南佛学社设立 在冯氏主政河南以前，河南佛教界早于民国十四年，由刘积学先生发起成立佛学社，专以宣扬佛法为目的。民国十六年，冯玉祥没收全省佛教寺庙财产，寺庙改为公共场所，僧团解散。惟佛学社系民众团体，具有宗教文化及慈善性质，与普通寺院不同。不独该社得以保全，即光山县全县寺产，亦因该社社员戴湄川、孔守恒、熊伯履等居士，出面维持，得以幸免。及至训政开始，中央颁布约法，保障信教，结社自由，该社依照人民团体组织条例规定，呈请改组，公推释净严、袁西航、叶友三、戴湄川、孙声初、刘楷堂、宁麟趾七人为筹备员，复推释净严为筹备主任。呈请省党部备案，成为合法团体。该社不特宣扬佛法，并兼设佛经流通处、刻经处，及代售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各种佛教文物图书，不惟为河南民众精神食粮供应处，且为促进河南佛教复兴主要的动力，当时入社者，达二千人以上，多系知识份子，而常川在社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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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每日不下百数十人，由净严法师住社指导。
　　二、省佛教会成立 在冯氏毁灭河南佛教时，僧侣虽经绝迹，惟具有大无畏精神 与魔鬼奋斗，始终不屈的慕西法师，成为河南佛教硕果仅存的伟大高僧。法师名性彻，字慕西，信阳贤首山寺僧，早年就学于月霞法师所办的华严大学。毕业后与戒尘法师创办华严大学于汉口九莲寺。复就信阳本山办佛教养成学校，成绩卓著。信阳诸大丛林小庙，概行毁灭，惟有慕西法师住持之贤首山寺，经地方各界呈请保存，寺产留给一半，以为养道之资粮，其道德足以感人，于此可见。自冯氏毁灭佛教起，他连年上书，各处乞援，奔走于京沪、汉宁之间，席不暇暖。及民国十八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后，他又主动号召成立省佛教会。初到汴时，得袁西航居士协助，召集佛学社诸大居士开会筹备。订立简章，呈请立案，以致开全省佛教徒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各县代表与会者七十余人，选出慕西、净严、润斋、能信、育普、润生、轶凡、袁西航、赵筱山、卢干斋、戴湄川、孙声初、鲍印月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明德、朗川、印参、性明、袁德川、马宜臣、叶友三，七人为监察委员。由执行委员中互选慕西、净严、能信、戴湄川、赵筱山五人为常务委员，开始工作，以为恢复河南佛教之先声焉。(注二九)这是策动兴复河南佛教主要机构。
　　三、呈请发还寺产 在河南省佛教会未成立之前，僧徒早经绝迹，改装还俗，及至召集成立大会时，间有著僧服者，亦仅数人。因寺产既经没收，生活无著，不得不为生活奔走，其艰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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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想见。今省佛教会成立，首先要整理佛教寺产，解决僧徒生活问题。经佛教会议决，请求政府发还寺产，其发还的办法：
　　除全省寺产，现无统计，暂置不计外，在可能范围，就开封县所属寺产三百余顷，寺庙数百余座，多在土劣手内，假公济私。先只要求发还产业十分之二，庙子四座，公推戴湄川、卢干斋、叶友三、袁德川、张子祥、鲍印月六人为代表，向政府经多次的接触，……仅批准发还开封平等关外，十方院一处，该寺原有地六顷余亩，砖窑六座，现归开封县救济院及教育局两处经营。并由会呈请民政厅派监交委员，催令开封县迅速移交。其后，民政厅派来监交委员，同开封县到会，三方议商交接手续。并同到十方院，先行点交寺房、产业，则由开封县令饬救济院，教育局遵即速为准备移交。在此接收顺利中间，开封大绅士某君，突如其来，自称救济院财政，为伊管理。十方院寺产，既经早为没收，即为公家所有。尚有何寺产发还之可言，力持反对。并亲晋谒省政府主席及秘书长。谓没收寺产为冯总司令唯一的政策。今日发还十方院寺产，即是违反冯意，即是反革命。此时冯军将临开封，而主席及该秘书长，并不加思考……即惊惧的立即收回成命。(注三0)
　　……于是发还十方寺院产，竟成画饼。革命的目的，在打倒满清专制政府，并非在没收寺产，要求发还寺产即是反革命。可见当时军阀挂的革命招牌，专为鱼肉良民压迫民众。另有关收回南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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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全县寺产所发生的纠纷。
　　河南南召县有名之丹霞国清寺，寺产为地方完全没收。而各寺住持，仍率领僧众，强行截收麦籽。地方官绅，以该僧事出野蛮，即以抢犯论，请县政府严令拿办。各寺住持僧众，四散逃遁，后报国寺住持敬斋等，亡命省垣，请求省佛教会援助，经省会常务委员戴湄川与熊伯履居士等，请南召县新任段县长国栋，出而缓颊，作种种排解。结果，令寺僧共出洋一万元，作地方公益，全县所有寺产，完全发还，以免再纠纷。(注三一)
　　由上两段引证文件看来，省佛教会呈请发还寺产，虽未有显著成效，南召县全县寺产之所以发还，却赖省佛教会出面交涉，始准发还。可见省佛教会组织团结的力量，是不可忽视。同时各寺院僧众团结强硬的态度，致使土劣霸占寺产，无法获其利，团结就是力量，乃是促使政府发还寺产原因之一。
　　(三)筹办河南省佛学院
　　冯玉祥毁灭佛教的目的，在没收寺庙财产，部分寺庙佛像，经其捣毁，但民间仍有许多佛像，散在各处，无人供奉。袁西航、杨惺琴、兰石庵居士等发心将原供于凌云寺大悲楼之千手千眼大悲像，与二十四臂观音像(该寺经官厅没收，改为省救济院，楼门封闭，幸无损伤)，经沈愚九居士商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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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院院长同意，请至佛学社供养。又马道街某寺，由地掘出之文殊、普贤、地藏三大士像，亦送至佛学社。由该社重行奘修，金光闪烁，极为庄严，这是十六年以后中州首见之佛宝。同时，该社又集资于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请续藏一部，并拟再请正藏、藏要各一部。于是河南佛教住持三宝，已有二宝，唯僧宝尚待建立。于是建立僧宝，实为刻不容缓，因此有河南省佛学苑之提议，创议人为袁西航、田少农、马宜臣、孙声初、丁惠民、包俊生、彭昌固、马维贤、兰石庵等居士，成立河南省佛学院董事会，订立佛学苑章程，寄呈太虚大师核定后，即可印发招生。(注三二)
　　河南省佛学苑，经净严法师及袁西航居士不断努力，成立董事会，公推太虚大师为院长，慕西法师为副院长，袁西航居士为院护，董事会正会长为王荫棠居士，副会长为孙声初居士、马一乘居士。董事育普法师、邱寄苹、丁惠民、包俊生、戴湄川等，教职员有净严、定圆、正钵、慧通诸法师，许圆教、李觉生、王宜轩、程树奇诸居士。因为缺少适当寺庙为苑地，乃由袁西航居士提供苑址，终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八日举行开学典礼。首由苑护袁西航居士，报告该苑筹备经过详情，其措词恳切，可歌可泣。次由副苑长慕西法师训词，略谓“……我们河南佛法衰微的原因何在？……何以从前本省有三百余座寺院，不能办一学苑，而使今日之学苑，建筑于居士修道之所？……诸学人宜三思之。(慕老讲演至此，泪潸然下，会场陷于悲衰空气中)诸董事何以以血汗换来之金钱，供给我们？……此中意义，诸学人宜深思之。(泪复下流而音悲壮)是皆因僧徒不明教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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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老子不争气了……此后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谨持戒律，阐扬大乘，革除积弊，修菩萨行，恢复已失的道场，建立河南新佛教。普济世界的有情，完成人间的净土，尔等学人，努力前进。”(注三三)自此，河南佛教住持三宝总算俱足矣。下面是河南省佛学苑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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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右表观之，可知当时重建河南佛教计划的诸大居士，其心愿是何等宏伟。因河南佛教寺产，既经政府没收，其经费极感困难，因此，对上项的计划，无法一时实施，只有分期进行。
　　(四)泽被中原两大师
　　河南佛教，经冯玉祥无端毁灭后，复经慕西、净严两法师及袁西航居士不断奋斗，从事复兴运动。河南佛教，始逐渐展开复兴机运。民国二十年秋九月间，太虚大师应陕西朱子桥、康寄遥居士等邀请前往陕西弘化后，十月二日间由陕回程，大师以张伯英等电请及河南佛学社净严法师、袁西航、马一乘、余乃仁居士等来郑欢迎，故折往开封一行。
　　当大师抵达郑州时，欢迎大师之代表释净严、袁西航、余乃仁、马一乘、黄寿椿，并郑州法院院长邱寄苹，以及省府刘主席代表，民政厅张厅长代表，公安局局长李国盛，民政厅秘书汪丽丞，河南大学教授乐天愚、熊伯履，二十路特务营贺海峰等，佛学社并世界红卍字会开封分会，开封慈善联合会，河南省佛教会，开封市佛教会等，约三百余人。大师与各界欢迎人员见面后，随乘车赴河南省佛学社驻锡。大师在河南省除访问党、政、军各界首领外，并参观各佛寺名刹，三日应省政府刘峙主席欢宴外，并在建设厅大礼堂公开讲演“对于学生救国之商榷”一题，听众千余人，多系知识份子，人各赞扬，以为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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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应河南大学教授瞿茀章、乐天愚、赵曾俦、熊伯履等邀请赴该校大礼堂讲演“佛之四现实观”，听众多达千余人。由于大师善巧说法，顿释青年向来对于佛法之错误观念，使一般人有探讨研究之兴趣。中午应张伯英总指挥邀宴，下午赴人民会场各界欢迎大会，公开讲演“中国危机之救济”，听众多达二万余人，刘主席夫妇、李局长夫妇均来听讲，限于地址，尚有数千人无法容纳，均立于佛门，以及附近，街道壅塞，人山人海，欢迎之声，震动全市。河南本为佛教胜地，民众久受佛法熏陶，因受冯玉祥邪魔压迫，非法裁制，今一旦获得解放，信佛自由，群情欲跃，打破河南省有史以来空前记录。
　　又一次，大师应欢迎大师筹备处代表戴湄川，律师公会代表赵靖国等团体欢迎会宣讲佛法，大师精神奋发，讲演约二小时许，听众鼓掌之声，如雷贯耳。最后群众高呼口号：
　　欢迎佛教新运动领袖太虚大师！欢迎大佛学家兼称世界大哲学家之太虚大师！欢迎发扬真善美的佛教大乘学说的太虚大师！欢迎以自觉觉他讲学欧美的太虚大师！欢迎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造大同的太虚大师！欢迎以佛法改善社会进化人群的太虚大师！欢迎运用大乘佛法救人救世的太虚大师！欢迎实行慈悲主义的太虚大师！欢迎发扬东方文化的太虚大师！欢迎根本救灾的太虚大师！欢迎以佛法消灭战机的太虚大师！
　　呼口号毕，摄影作乐散会。(注三四)沉闷已久的河南佛教，经太虚大师弘化后，社会群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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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官员，一扫以往厌弃佛教之观念，而有竞趋研究佛学的兴趣。其宣传效力之伟大，于此可见矣！
　　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十九路军与日军在上海发生冲突，中央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召集国难会议。章嘉大师亦于五月间，不辞跋涉之苦，抵达河南，以示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的精神。章嘉大师抵洛后，洛阳各界民众举行欢迎章嘉大会。首致词曰：
　　章嘉喇嘛，蒙藏所宗。主持黄教，四大皆空。世尊封号，荣典褒崇。普善广慈，宏济光明。昭因阐化，宣导宗风。呼伦贝尔，闻风反正。赞襄民国，首建厥功。五族共和，团结精诚。国难会议，胆聘来东。法驾抵洛，万姓欢腾。特开大会，祝华呼声。各界民众高声齐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章嘉喇嘛万岁！(注三五)
　　章嘉随致答词，略谓：“本人此次应国难会议之聘，自到洛后，蒙中央诸先生，特别招待，已是心中甚感不安。这次又蒙各界同胞开欢迎大会，更感激无似。本人本来不会讲话的，今天因为诸位的盛情难却，所以勉强来和各位讲几句话。中华民国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同组织而成，现国难当头，希望全国上下，不分界域，不分党派，一致精诚团结，共同御侮。”(注三六)
　　随后高呼欢迎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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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欢迎代表蒙藏的章嘉莅洛抗日救国。
　　二、欢迎章嘉决定救国大计。
　　三、欢迎宣传党化巩固边疆的章嘉大师。
　　四、欢迎拥护中央的章嘉大师。
　　五、欢迎蒙古政教领袖的章嘉大师！
　　六、中华民族复兴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太虚大师、章嘉大师为我国佛教显密两大宗的领袖。河南佛教，经两大师莅临宣化后，顿呈复兴之新气象。中央宣布迁都洛阳，以往非法压迫民众的举动，以及劣绅欺侮佛教僧徒，强占寺产等不法行为，都一扫而空，于是河南佛教复兴在望了。
　　(五)戴院长倡修白马寺
　　戴院长传贤先生，二十一年四月间赴西北考察政教，途经河南，并应河南佛学社欢迎讲“振兴中国与振兴佛教”。至洛阳，目睹佛教古刹白马寺朽损不堪，发出重修白马寺通电，兹将戴院长通电全文择录于后：
　　武昌佛学院海潮音社，转全国佛教徒慧鉴。窃以饮水者必思其源，显业者必培其本，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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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以孝为先，成务以忠为首。世出世谛，体用悉同，我中华立国久大，用乎世界，合四万万众为一人，至深且大。其在边疆各地，自藏及满，二万余里之国境，数大部之民族，数百年来亲爱团结精诚无间者，得佛教之力，尤为宏伟。而摩腾竺法兰两师之东来弘法，实为佛教普及之先河。其最先创立之伽蓝，当首推洛阳之白马寺。二十年来，国家多难，人事纷纷，政失其统驭之力，教失其济度之旨，正法隐晦，伽蓝亦衰，白马古寺殿宇，虽未成废垆，而僧伽几寥落罄尽。传贤在乡，久闻斯况，悲感不胜，此次北来，颇欲察其实情，如何可为，极愿竭其绵薄，聊尽报恩之微意。到洛阳后，知中央地方诸贤达，已有维持河洛文化之发起。而章嘉国师及诸宗善信，对于复兴白马寺，尤特具热忱。大愿弘施，何胜赞叹！随喜功德，岂敢后人？因竭绵薄，筹输万金，以冀成全善举。惟兹事体大，今后之致力，颇非一端，而财施更不可少。大抵十倍于此数总所必须。且此寺为佛门祖寺，无论何宗何派，无不大有因缘。今之国本，既在民众，则如此伟业，茍非全国信徒同心合力，以成厥美……伏望全国丛林，各地教会，乃至比丘居士，众善信人；各量力以为布施，其组织以成其事。迅推仁贤来洛主持，施工置产，固宜负责有人，而佛教兴学，更有仗于大德。传贤即日西行入关，考察政教，不能久羁斯土，即他日回洛有期，而以诸务丛集之身，更无暇专营兹事，未尽之意，悉以托之中央诸同志，及国府秘书谢铸陈先生，请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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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公接洽，务恳联终诸山，成兹善举，俾得复兴大化，再造鸿业，常转法轮，辉光佛日。岂独一教之荣，实乃众生幸也。肃此敬叩　 慧祺。　戴传贤。(注三七)
　　民国以来，中央大员以戴院长维护佛法最为恳切，也极真诚。戴院长发起修葺洛阳白马寺，不仅有助于中原文化之复兴，而对于复兴整个河南佛教关系至大且钜。袁西航、慕西、净严法师，虽力竭兴复河南佛教，但当地邪恶土劣份子仍图霸占寺产，百般阻碍，开封某一士绅反对发还十方院财产，即为显著例证。但自戴院长莅临发表通电，呼吁各界协力重修白马寺，于是一扫以往邪恶的风气，而有益于复兴河南佛教前途，其功殊伟。
　　戴传贤院长，发表通电呼吁后，随即邀约德浩(上海留云寺方丈)与上海王一亭居士，及开封佛学社慕西法师，净严法师，袁西航居士，并商震总指挥，戴传贤、李乃庚、钱才甫、盛鸿业、李子中、郭芳五、卢麟甫、冯绍周、林东郊、尤士奇，在洛阳开会协议进行(谈话记录戴传贤)，决议事项十点：
　　一、决定在洛阳设一筹备委员会办事处兼招待所。
　　二、决定推林东郊、冯绍周、尤士奇三先生负责担任洛阳筹备处事务。
　　三、决定请商总指挥负责担任派人测定白马寺附近地图，大约三数百亩，以备设计购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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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决定除本寺墙围以内之地外(塔院必须围进在内)，圈定地面至少一百亩。(最好两百亩)由委员会呈请专员公署，并照会商会请求公定地价后，由委员会备价收买，作为本寺永久财产。
　　五、委员会根据测量地图，画定造林区域，连同马路沿途行树一并请专员公署负责，于本年内造林，其经费由戴季陶担任，直接汇交专员公署备用。(此款作为季陶加捐之数)种树之种类以榆杨桐槐等适宜，于本地成长迅速成林者为佳。
　　六、白马寺旁塔院附近建瓦房十间，以备保安队驻扎之用，现在寺内各处殿宇殿房即由委员会收管，著手修理。
　　七、一切工程之进行程序及图案之决定等，由德老和尚全权办理。
　　八、由委员会呈请专员公署请求将下列各事批准备案：(一)将东大寺连同夹马营地域全部定为东大寺公园区域。(二)旧东大寺之殿宇其尚可用者，有戏台、山门、天王殿、大殿，及砖殿三间。大殿后瓦房三间，将来拨归白马寺修理完善，作为下院；其余全部地面，作为东大寺公园。(三)区域内一切旧有砖石材料一律拨归白马寺以供建设之用。(四)由专员公署出示，东大寺一切房屋不许人再加破坏，其材料亦不许他人移动。
　　九、筹备委员会既用佛教会推定一德两老为主任，将来一切对外公事，均用两老名义负责，其属于洛阳本地者，用林先生名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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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筹备委员会章程及办事处招待所等章程由一老负责拟定。(注三八)
　　由上述各节来看，河南佛教，经冯玉祥非法的裁制，没收寺产，遂使二千年来佛教胜地，几成魔窟，先后经太虚大师、章嘉大师，莅临宣化后，已有起色。继有中央大员若戴院长传贤倡导振兴，联络党、政、军各界首脑参加，及京沪大德高僧共同策动，修葺白马寺。民国二十三年开工修葺，计建屋十间，钟鼓楼各一，围墙百余丈，植树七千余株，购地一百八十余亩，所需经费概由上海佛学会拨来。内有慕西、净严、袁西航，积极推行佛化教育，佛学社、佛学苑先后成立。其处境较之民国十九年以前已有进步，阻扰河南佛教复兴运动障碍，已经逐步扫除矣！光明在望！更向前迈进一大步！唯以日寇侵占东北领土，扩及华北，国事日非，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央为实行长期抗战，保存实力，中原好景，又毁于敌人炮火矣！
　　四、西南佛教之重建
　　(一)云南之鸡足山
　　佛教在中国，其所以能生根普被，不特有赖于历代高僧大德著疏立说，索隐阐微，潜移默化，所植甚深之根蒂；而内陆诸大名山胜地，若山西之五台山、浙江之普陀山、安徽之九华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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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之峨眉山，皆为文殊、观音、地藏、普贤诸大菩萨应化之胜迹道场，其神圣摄化不可思议之灵感，实奠定国民对佛法深信不移之基础。
　　不仅如此，其于边强各省应化之圣迹，若青海之西宁、西藏之拉萨、滇西之鸡足山，皆为诸大菩萨应化之胜地。其于化导边疆民族，安定民心，实有不可思议之灵感。
　　谈到云南川水脉络，究其源流，其与西藏、印度主山之喜马拉雅山，与怒山同一渊源。相传大迦叶于滇西鸡足山入定，乃融合中印两国民族文化，奠定西南佛教基础。据云南省志所载：“前哀牢王兵阻，其道不复返矣！阿育王三子，遂归滇各主其山。后值楚庄王遣将庄跷，总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跷至滇池，见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汉民服焉………跷为滇王，笃信佛教，不忍杀生，迁居白崖鹤拓浪穹。后众推仁果者张始新君之王，须跷传世卒矣………坚守三归，修明六艺，本戒法于天竺，枝姓于汉唐，因之探究汉唐以前滇民之渊源，大抵滇土著诸史，哀牢实为首出，后院育王部众传入佛教，遂糅合成之云南民族文化，殆为唐、宋以来南诏国，大理国之所基欤！”(海刊二十卷十二期)这是汉唐以前，中印文化之关键。
　　大迦叶尊者，在禅宗属于西天初祖，其于禅宗关系极为重要。唐、宋、元、明、清以来，历代高僧，多前往朝礼圣迹。咸、同以后，滇西佛法，衰落已极，诸多佛寺，化为灰烬，僧家多沦为俗化。清本虚云德清禅师，至此朝圣，发愿重建十方道场，建护国祝圣寺，数年而成；僧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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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并晋京请藏，蒙赐紫衣，敕题匾额，奉旨回山。开讲楞严经，弘传戒法，皈依者数万众；西南佛教，由此得以发扬光大。民国肇兴，滇省佛教，虽有李根源及诸匪徒破坏阻扰，终以虚云和尚权巧，化导归于平定。(请参阅本书“社会贤达护法之功绩”章)
　　而与虚云禅师同时致力于振兴云南佛教的，则有汉川戒尘法师。其与虚云原为同参，对于重整西南佛教，其运用潜移默化之功德，诚不可思议。
　　戒尘，字涤吾，俗姓邱，汉川人也。年十九出家，与虚云清公结为禅侣，剪茅终南，栖心禅悦，尝遇疾，梦中念往生咒不辍，忽见茅蓬皆作金色，光明湛寂。既醒，所苦尽瘳。感此休征，自知缘在净土，乃专修念佛。清光绪末，杖锡来滇，止于鸡山，掩关三载，修般舟行，两足尽肿，坚持不懈。既而赴杭州，入华严大学，深入教海，著「华严一滴”，及“华严五周七处九会图”。旋往常热佛垣寺，掩关三年，笃志净宗，辑“莲社明训”、“净宗要语”等书。复还滇省，建净业莲社。法师性行笃实，戒律精严，熟谱教典，叩无不应，道俗皈依者数万人。师念天台领众，未净六根，克意正受，懔然于怀，乃于东林掩关著「寐语”一卷，惟群情靡依，故尔不惮捐己。又主莲社，适筇竹颓废，住持。苦身率众，寺宇焕然，而精力瘁矣！某日因赴栖云讲四分律，晨兴倾跌，卧疾，侍者调米粥以进。法师曰：“日过矣！吾持律数十年，岂犯于末后耶？但为吾助念足耳。”入气息益微，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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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翛然示寂，时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也，世寿七十有一，僧腊五十有二，入龛容颜若生，七日阇维四众念佛，声动山谷，薪尽得舍利百余粒，奉安于海会塔，遵遗命也。(见“佛教文化”第八期)
　　由此得知，戒公于云南佛教之重新，不在兴建道场，乃在力体实行，潜移默化，其三度掩关，严持戒律，专志净土，皈依者数万众，其摄化之广，无逊于虚老。
　　民国十七年，常惺法师，应王竹邨总长邀往讲学，所讲“佛法概论”，收效极大。适中法于边境发生战争，常师组织四众佛教会，率众前往战区救护伤患，遂使当地军民对佛教信心，逐渐上升。
　　(二)重整云南佛教
　　云南佛教，原经虚云、常惺、戒尘等禅教诸德相继弘化，佛教已植相当基础。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政府为实行长期抗战，乃迁都重庆，云南遂成为西南国防重镇，又为通往缅、印，以及对外交通之要冲，外援及重要战争物资，均循滇缅公路输入。
　　太虚大师随政府西迁后，为发展西南佛教，特于二十七年年底，率同众弟子进住昆明，坐镇西南。唯昆明佛教，近年来因净土宗与新流行西藏密宗之互相歧视，两宗信徒互不相让。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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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友，安定对外，大师特开导净土宗徒曰：“佛法广大，净宗与密宗各适一类机宜，笃信净土者，应以律仪范身，教理启心，勿执净宗为独胜居第一，而轻蔑排斥其余法门，亦勿因非独胜非唯一而移易其信愿。一方面决志勤行，随喜一切世出世间之福智善根，以广集为往生净土的资粮。”告西藏密宗信徒曰：“西藏在元、明间佛法衰乱，不亚此时汉地之禅、净，而得以复兴且保持隆盛迄今者，仗宗咯巴之改建。西藏各派之佛法，皆以密宗为质，而宗喀巴派之特长，在依律仪分七众以区别密宗之混融，及依教理分三大士以阶渐密宗之躐等。余派亦藉以观摩激励，并振堕绪。非是，则西藏佛教早沦尼泊尔之末运，尚有今日之兴盛乎？晚唐以来，汉地佛法以禅、净为质，今末流之弊，亦因混融躐等而致。救而起之，补而充之，当师宗喀巴之意而吾学之，勿因囫囵移殖，尤勿宜煽宗咯巴所革之弊。”(见太监大师己卯日记)
　　经此开导后，当地佛教，与外来教友，始能水乳相融。太虚大师坐镇昆明，首先著手对东南亚佛化民族，统一宣传，乃将“海潮音”，由重庆迁至昆明发行，由尘空任编辑。
　　为加强云南全省佛教团结力量，集中财智，以增加救国之力量，云南省府改组云南省佛教会，经全体出席人员临时动议，推定太虚大师为理事长，加强领导。
　　大师在昆明，除与滇省要人与中央保持联络，对抗战建国交换意见外，并经常到各处讲经说法，及应云南大学哲学研究社邀请讲演，讲题为“唯物唯心唯生与佛学”，听讲者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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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养甫督办滇缅公路，对安定云南极为关心，曾数度劝请太虚大师重整鸡足山，情高语挚，极为感动。后对鸡足山事，虽开过几次会议，终以才财不足，缺少显著进展。
　　为培植佛教弘法人才，曾筹备“云南佛学院”，并成立董事会，邀请陈荫生、董雨仓、王申五、周明斋、王茂如、徐昭武、定安、王禹校等为董事，并推太虚大师为院长，定安、董雨仓、王申五、金仲陶负责筹备。
　　二十八年，太虚大师奉命组织佛教访问团，大师为团长，乃率团员数人，访问东南亚佛化民族，计有暹罗、缅甸、锡兰、印度，及南洋群岛各华侨地区。访问团历经半年，完成任务，经昆明返国。太虚大师为加强对佛化民族的宣传，特派法舫、白慧、达居等赴锡兰、印度留学，兼传播大乘佛教。
　　为加强云南九族的佛化教育，特于芒市开办佛化小学，由留缅学僧等持主办，专为教化夷族而设，俾对中国文化及佛法有深刻之信仰。
　　太虚大师坐镇昆明，一面策划加强对东南亚佛化国家的联络，争取彼等对我国抗战之同情与支援，一面鼓励沦陷区的佛教徒，不要为寇奸所利用，而污辱佛教徒的贞洁，并勉励他们到大后方，以增加救国工作的力量。尤其对会觉、芝峰、大醒滞留沦陷区，曾经不止一次，转托陈静涛居士函达，促其到后方教学或专修，殷殷盼望。大师后以“弘法精舍”事，“佛教访问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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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约芝峰等，其终不复肯来，殊负大师为教的悲心。
　　西南佛教，经太虚大师策划重建，颇呈中兴之象。
　　(注一)见“太虚大师年谱”一九四页。
　　(注二)见同上一五三页。
　　(注三)见海刊五、八期。
　　(注四)见海刊四、十期。
　　(注五)见海刊五、八期。
　　(注六)见海刊五、七期。
　　(注七)见海刊五、七期。
　　(注八)见海刊五、八期。
　　(注九)见海刊五、三期。
　　(注一0)见海刊五、三期。
　　(注一一)见海刊六、一期。
　　(注一二)“见太虚年谱”一九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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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三)见“太虚自传”二一页。
　　(注一四)见海刊五、一期。
　　(注一五)见海刊五、一期。
　　(注一六)见海刊十二、二期。
　　(注一七)见海刊十四、十一期。
　　(注一八)海刊十三、二期。
　　(注一九)海刊十二、十二。
　　(注二0)海刊十二、七。
　　(注二一)海刊十二、十二。
　　(注二二)海刊十二、十二。
　　(注二三)海刊十四、十一(“佛教新闻”)。
　　(注二四)海刊三、四。
　　(注二五)海刊十二、五。
　　(注二六)海刊十二、三。
　　(注二七)海刊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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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二八)“见太虚全书”五一、二三页。
　　(注二九)海刊十二、十。
　　(注三0)海刊十二、十。
　　(注三一)海刊十二、十。
　　(注三二)海刊十二、十。
　　(注三三)海刊十三、十一。
　　(注三四)海刊十四、十二。
　　(注三五)海刊十三、六。
　　(注三六)海刊十三、六。
　　(注三七)海刊十三、六。
　　(注三八)海刊十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