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1）

乐观
　　一、前言
　　自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那天，日本黩武主义者的军阀在我国芦沟桥放了一颗侵略信号的炮弹后，惊醒了我全国人民，一向被世人讥笑的“中国睡狮”，顿时都成了醒狮，一个个勇猛奋迅，怒吼起来！于是乃有“八、一三”上海的英勇抗战，那时，举国人民，敌慨同仇，在　 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共同救亡，拼命杀敌，这个空前的中日战争序幕的掀开，显扬了我大汉民族的威武气节与战斗精神力量，也唤回了我中国国魂，自从政府宣布全面抗战之后，全国人民，风起云涌，慷慨激昂，个个争先，献出他们的一切，为国效力，在刀光剑影的杀伐中，我中华儿女都变成了巨人，连我辈与世无取与人无争的佛教僧徒，由于义愤的燃烧，爱国热情的驱使，也都走出山门，结成伙伴，不顾一切地踏上民族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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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的洪流，用他们的心力和血汗，追随著抗战英雄，去表现佛陀大慈大勇猛大无畏舍己救人的精神，尽到国民的义务，是多么英豪！多么壮烈！
　　二、佛教领袖呼吁救国
　　“七七”事变，我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即由庐山发出“铣”电，呼吁国内外佛弟子同赴国难，应云：“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电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那时，我正住在印度鹿野苑佛教大学读书，接电后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我认为这次战争，非同内战可比，乃是国与国的战争，关系整个国家的存亡，我们的国家假如不幸被日寇灭亡，则个人的成就，毫无用处，觉得个人的学业事小，国家事大，当即飞函太虚太师，表示愿响应号召，决定回国参加救亡工作，得我国驻印度总领事陈长乐先生资助，乃于是年八月底遄返本国，我到达上海时，炮声隆隆，市面上弥漫著浓厚的战争气氛，一片紧张情况。
　　当时，我急于要谒见太虚大师请示工作方向，在旅店中小住几天，即搭乘小轮船去天生港(那时长江已封锁)，绕道奔往汉口，那知虚大师已赴重庆，扑了个空，于是我复乘火车去广州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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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上海，得叶恭绰居士招待，落住在觉园法宝馆中，找寻工作路线。
　　恰好这时候，正是宏明和尚率领著「上海僧侣救护队”一百多个青年僧侣同道，在东战场活跃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宏明在“救亡日报”上看到该报记者祖澄君访问我后所写的一篇“全印民众掀起反日狂潮”的谈话，知道我回国，特地来访我，并诚恳地要求我加入他这个“僧侣救护队”组织一同工作，并请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聘我为救护队总队部总干事。
　　三、僧侣英勇战地救伤
　　宏明和尚并且同我谈到他组织这个“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因缘，原来“七七”事变以后，触发他的爱国心，由南京来到上海，找着他的戒师圆瑛法师，表示他有意要响应太虚大师的号召，要立志报国，那时“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下简称慈联会)刚刚成立，会里主脑人物，是孔祥熙、许世英和屈映光三个人，慈联会为了应付战时上海局面，正准备组织一个“防护团”，而屈映光与圆瑛法师的佛法因缘很深，于是圆瑛就把宏明介绍到慈联会见屈，宏明向屈建议，说粗织“防护团”，不如组织“僧侣救护队”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可收实效，得到屈的同意，就把“救护队”的事交给宏明办理。
　　那时后，爱国空气高涨，人人都怀抱着救亡图存的心，各地爱国智识僧青年，都集合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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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宏明登高一呼，马上聚合了一百多个青年出家人，成立了这个“上海僧侣救护队”，慈联会副主席屈映光任总队长，宏明为副总队长(宏明负实际责任，屈只担任名义而已)，设立一个总队部，里面分设有“总务”“队务”“救护”三组，总务组长祈善卿，救护组长王德明，队务组长兴慈和尚，这三个人都是宏明举荐，队务组设有三个分队部，三个分队长，记得是西竟、妙钦、万泉几个人(妙钦万泉是闽南佛学院学僧)，并有书记、司务长、传令兵各职，俨然是个军队组织，慈联会对“僧侣救护队”人员，每月都发给有微薄津贴，记得副总队长月薪是二十元，同组长一样，分队长总干事都是一十五元，队附十元，队员每月每人八元，好在大家都是抱着救国救人的心而来，也就不在乎此。
　　救护队成立之后，扎驻在上海法藏寺，由宏明亲自领导训练(宏明和尚是行伍出身)，刚训练完毕，适“八、一三”沪战爆发，他迎著战争烽火，率领著全体队员，赶到吴淞前线，冒著敌人的枪炮，抢救为国流血的负伤英雄，同时，分途救护租界内被日机炸伤的那些无辜同胞，在战地工作的僧侣队员，有好几位竟在枪林弹雨中作了光荣的牺牲！还有几位被敌人炮弹炸伤，成了残废！他们不分昼夜的奔忙著，用他们的气力，汗水和血来写这光荣的一页。
　　在成立僧侣“救护队”的同时，慈联会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在家人“救护队”，由殷冠之领导，沪战发生后，因为在家人的那个“救护队”，只是一杆空洞的旗帜，没有实际积极工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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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即被撤销，只有宏明率领的这个“僧侣救护队”来撑持慈联会的门面，这是因为我们僧侣队员没有父母眷属的牵挂，有宗教的信念，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有舍己救人的悲愿，敢冒险，肯卖命，所以能够做出成绩，以故博得社会人士的同情赞美，博得中外舆论的称扬，中国报纸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赞誉我们这一群圆领戎装菩萨僧为“战神之敌”。那时侯，上海各种救护组织中，只有我们这一杆“佛”字旗最生色！最动人！最受人欢迎！
　　四、功绩彪炳万人景仰
　　沪战三个月中，这一群菩萨僧，活跃在东战场上，出动工作达百多次，来回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在枪林弹雨中，实施救济众生法事，造成惊人成绩，根据慈联会民国二十七年报告书，我们这个“僧侣救护队”所救护的负伤员兵及租界难民，总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这是我们工作的表现，也即是慈联会的最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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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佛教僧徒多是关在庙门里静修，少作社会活动，一向不大受人重视，这回在国难中，由于我们能实践菩萨行，积极发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人精神，也改变了社会人士对我佛教的观感，大家对我佛教僧徒，多生起敬重之心，我们出动时，在马路上，居然受到那些夜郎自大的法兰西巡补和印度阿三朋友的敬礼，坐电车，常常受到卖票员的优待不花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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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此也，我们吃的、用的，甚至金钱，社会人士都是纷纷自动热烈捐助，并且连运载伤患的大汽车和小汽车，也有人捐献，其他食物药品，简直成堆，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为国家民族服务的酬劳，也是佛教的荣誉。
　　后来，战事急转直下，我军转入新阵地，时局紧张，情况恶化，在那种危急情形之下，我们急忙将枫林桥地方三百多个伤兵抢救出来，运到租界上，那时租界上每个医院都挤满了人，不能再收容，一时找不出适当安置之所，慈联会方面也感到无法来处理这件事，自不能把这一批为国流血的英雄摆在马路上不管，无何，宏明乃向社会发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马上来办一所“佛教医院”来治疗这三百多个负伤将士。
　　当天，得到上海名绅祝兰舫先生的响应，乐意把他在牛庄路一所扩大宅院腾空交出来，全部无条件的借给我们来开办“佛教医院”，这个大问题解决之后，复又四处张罗医生和医药，以及床铺被盖等项，那时候，由于爱国空气浓厚，社会人士都伸出同情的手来帮助我们，所以很顺利的干成这件事，不到两天光景，就办成了这所临时医院。
　　第三天，整个南市一带地区已被敌军占领，我们的救护工作，只好转移到病房里来，全体僧侣队员，都充当“佛教医院”看护，这样，又为那三百多个负伤兵服务了一个时期，将医治痊愈的将士们，又设法一个一个送往后方去归队，使他们可以继续杀敌。其间，宏明假“佛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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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举办了一次盛大规模的“超度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的英灵。
　　五、随军转进继续服务
　　在敌军占领上海南市光景中，宏明派往昆山服务的一队人员，这时已经随军转往汉口去了。其留在上海的两个分队队员，也无有工作可做，而大家的爱国心重，都愿转移阵地去继续为国服务，宏明乃商请慈联会将队部移往汉口，与汉口队员会合之后，再开发到徐州前线去工作，当即得到慈联会的赞同，于是乃把在上海未了事务赶着办理一个结束。当时，我用书面向慈联会建议，请慈联会把我们这个“僧侣救护队”几个月来的工作成绩，和有关救护事项的往来文件，以及在战地工作照片汇集印刷一本特刊或纪念刊，向各方作一个详细报告，慈联会接受我的意见，认为有此必要，并派我来负责编印。
　　日军侵入南市后，不时成队坐着军车来到租界示威，气氛紧张，人心惶惶，这时租界已呈现不安景象，我们在东战场活跃了几个月从事救护我方负伤将士的事，敌人岂能不知道？为了我们行动上的安全大算，乃化整为零，将队员分批搭轮去香港，宏明派总务组长祁善卿同我两个人先行，祁去港是向香港东华医院接洽队员经过香港住宿事件，我是去接洽印刷队部“特刊”的事，于是我于二十七年三月三日，携带著全部刊物资料，同祁一起搭轮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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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月十八日，宏明率领总队部职员及一部份队员乘船到达香港，一起落住在东华医院，不几天，其余的队员，也全都赶到，本队过港之时，香港佛教联合会，为了对本队同仁表示景仰起见，特假东莲觉苑举行了一个盛大又隆重的欢迎会，到会来宾三百余人，由王一亭老居士主席，并请宏明工作报告，那天，会场上有个插曲，临时动议，王一亭居士认为抗战前途必胜必成，要求我不要再悲观(我的法名叫做悲观)，要我乐观，我于大众鼓掌声中，即席宣布从那天起，与“悲观”脱离关系，改名“乐观”，这也算是我个人在抗战当中的一个纪念。
　　宏明在香港为了像广州铁路局接洽全体队员免费乘车去汉口的事耽搁了十天，得到允可之后，他即率领全体人员乘火车去广州转往汉口，我个人得霭亭法师招待，留在东莲觉苑进行编印本队“特刊”的事，我在港住留了两个月，特刊印出之后，于五月十三日赶到汉口。
　　队部初到汉口的时候，由于我们在沪战三个月中不惜个人生命，冒著枪林弹雨抢救负伤将士轰轰烈烈做下了光荣成绩，以故博得武汉各界人士的重视，各佛教团体纷纷开会欢迎，太虚大师和朱庆澜将军在渝闻讯，特地筹募钜款慰劳本队，一时真是风光极了！
　　“上海僧侣救护队”转移到汉口后，是驻扎在九莲寺中，初时的任务，是担任临时协助地方团体，在大智门、循礼门两火车站的担架工作，和市区空袭救护工作，虽不像在上海战地那般紧张，却也相当繁忙，所以最初的一段光景，武汉社会人士对本队的印象十分良好，都有美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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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不到一两个月后，队部的工作渐渐松懈起来！没有原来那么认真，已经开始变质！
　　当我赶到汉口时，看到僧侣队员们的情绪不像在上海那么热烈，一个个的意志显得十分消沉！再观察宏明的态度言行，也像似有很大的改变，他天天同著总务组长祁善卿、救护组长王德明出外游乐，不大重视队部工作，我看情况不佳，很耽心，于是我催促宏明赶快把队部开发到徐州前线，继续去救护负伤降士(那时前线战事正在吃紧)，免得队员在汉口住久了精神涣散，而影响到我们的整个救护事业，宏明口里虽唯唯，却不见他来行动。
　　后来，我仔细摸索，才知道宏明所以不带队到前线去工作，而留恋在汉口，原来他是另有一个打算，他想在汉口再举办一次“超度阵亡将士法会”，还想在汉口再办一所“佛教医院”，他这样的想法，虽然是他自己的意念，却完全是受了他身边祁王二人的怂恿，因为他有这个幻想所以我三番几次向他进言，劝他努力去工作，他把我的说话都当作耳边风，我觉得汉口的情况，不同上海，他想来举办这两件事，未免想得太过天真，那是不容易实现的，随后，本队总队长屈映光来到汉口，屈也劝他把队部开发到前线去工作，以竟全功，无奈宏明个性强，他却一定要把这两件事办成功再走，就这样停留下来。
　　宏明与上海慈联会发生关系来领导这个“僧侣救护队”的因缘，前文我已经说过，这里，我应该把宏明这个人来历和他的为人再来补述于下：原来，他是安徽人，还不到四十岁，脸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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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脸白麻子，他的俗名叫杨超，他说曾经当过团长(看他的智识程度，当团长未必连排长或有之)，于民国二十三年出家，是圆瑛法师戒弟子，由于得到圆瑛的支持，所以受戒不过三年光景，就爬上了南京香林寺的住持宝座，当起堂头大和尚，他非但是行伍出身，而且还是帮会中人，救护队总务队长祁善卿，救护组长王德明二人，就是他在俗时的帮会弟兄，俗语：“行要好伴，住要好邻”，与黑社会人物打交道，来干佛教事业，焉得不糟？那知宏明竟因为这一段孽缘，竟在汉口受到灾祸！以致弄到他声败名裂！不可收拾！送掉性命！而“上海僧侣救护队”这一杆光荣旗帜，被这一阵狂风暴雨吹拆，卷了起来！连佛教也蒙受到耻辱！也断送了一些智识僧青年的慧命！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六、横祸飞来功败垂成
　　宏明是一个旧式军人的根柢，又是在帮会中打过混的人，所以他一举一动，走路说话，都是另有一个派头。单就穿衣一事来说，本来，僧侣救护队队员，为了施行救护工作的便利，一律是穿著圆领短装制服，唯独他当副总队长的制服特别，两只衣袖上和军帽上，全都缝上三条宽大的金边，这是军阀时代的军官打扮，革命军官没有这派头。
　　我们这个“僧侣救护队”，统共只有一百多人，照军队的编制，也只能算是一个“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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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宏明不过是个连长阶级，他居然敢穿著师旅长三道大金边的军官制服，未免有点胡闹。他到汉口后，仍然穿著那套旧式军人的制服在街上摇摆幌荡，显示他的威风。有一次，他在街上幌荡，有一个宪兵看见他穿著那套不常见的制服，觉得奇怪！问他是什么阶级？说来真是妙绝！当时宏明却不正面答覆他，反而摆出一副将官派头，带著训示口吻对宪兵说：“你还没有资格来问我的阶级”，他这样一吓唬，弄得那个宪兵莫明其妙，“丈二的和尚”，摸不著头脑，不知他是什么来路，不敢再往下问，连忙向他立正举手行了一个敬礼走开了。宏明回到九莲寺把这个噱头有趣的事告诉我们，使大家笑得捧腹，可见宏明是如何跋扈嚣张狂妄荒
　　唐的神气了。
　　宏明这种狂妄骄傲派头，我觉得倒不十分紧要，自多给人家批评说他不懂革命军种，胡闹而已！那时，我所耽心的，是他和祁善卿、王德明二人，天天出外闲荡，交结地方上一些帮会下流人物，而宏明挥霍无度，表示他的豪阔，这都是预兆著他的堕落，来日的失败。
　　当我到汉口不多天，一次，宏明请我同西竟两人代表他到后城马路武汉大旅馆赴一个朋友的约会，我问他是什么约会？宏明说：这个不必问，只请你对五十五号房间一个姓郑的汉子说，说我今天有事去武昌，不得闲，改天再来奉陪就是。我同西竟两人只好照著他的话去说，待我们找到那里把房门推开的时候，看见房里有十多个穿短杉的人，有的是打著赤膊，围在一条长桌子上在赌博。当时，我的下意识就领会到是怎么一回事。我对房里那个姓郑的汉子把宏明的话说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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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马上退了出来。路上我同西竟说；“我们刚才看到的情形，绝不是正经路数，宏明到汉口来，他怎么竟变了一个人？交结这些下流人物，我看，这不是好现象，你同他有乡谊之轴情，为什么你不劝告他？让他去堕落吗？西贡说：这是他的老路数，非是别人可以相劝得好的，他来汉口不上一个月，就由祁善卿、王德明两个人的牵线同地方上乱崽拉上了关系。我也曾劝他要爱惜名誉，保全人品。无奈说者真真，听者渺渺。我想著，大凡一个人走运的时候，最怕的是忘形，忘了形，就会出生祸事，但愿他不要出事才好。
　　七、鬼影含沙宏明被捕
　　事隔不多天，果然不出我所料，宏明撞下了大祸！那时，已经是五月底光景，有一天深夜，武汉卫戌司令部，忽然派出大批武装人员，把九莲寺前后包围得水泄不通，由几个便衣侦探进到寺里，指名要见宏明说话，寺里知客师将来人引到我们宿舍来，把宏明叫醒，宏明下床之后，来人又说还有祁善卿、王德明两个人，知客师又把祁王二人叫醒(那时总队部的职员都同住在一间卧室)。这时，我已惊醒，躺在床上看见来人一个个都掏出手枪，把枪口对著他们三个人的胸口，另一个人，递给宏明一张字条，宏明看了字条，面上失色，哑口无言。然后，来人将他们三个人都加上了手拷，就这样一声不响地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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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明被抓走之后，惊动了九莲寺方丈和僧众，本队僧侣队员也都拥到我们宿舍来，问长问短。且有的队员发著鼓噪，说宏明太不自爱，不爱惜本队名誉，在外面胡闹，才撞下这个祸事。这个消息假如被报纸登载出来，我们还有脸见人吗？当时，我止住大家不要嚷，我说：这时我们还不明白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为什么？此刻，说别的话都是多余，目前，最要紧的是去探听消息，把这件案子的内容摸清楚了再说，大家乱纷纷闹了大半夜。
　　大众回房之后，我悄悄地同西竟说，卫戌部既然派出武装来逮捕宏明、祁善卿、王德明三个人，我看，这件事不同寻常！还是先到卫戌部摸索一下再想办法。等到天亮，我同西竟两人奔到卫戌部，探问宏明、祁善卿、王德明他们三个人被传讯究竟为了什么事？据部中职日官表示说：此案重要，不便公布，刻下正在严讯
　　中，也不许接见任何人。我们不得要领，退出之后，我一时想起武昌卫戌司令部有一位蒋副官，是宏明在上海战地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找著蒋副官，或者可以得到一点真实消息。于是我瞩告西竟先回九莲寺去安慰队员，我一人过江去找蒋副官。我急忙地赶到轮船码头，在渡轮上顺手买了一张当天日报，打开一看，见本地新闻版中，赫然刊有“僧侣救护队宏明和尚当汉奸被捕”一行大字。当时我好像似霹雳轰顶一般，没有勇气去看下文。我一阵心惊，在看我身上是穿的“僧侣救护队”制服，不由得我面上一阵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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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山穷水尽营救无人
　　当我会见蒋副官时，说明来意，要求他探问原因设法营救之后，蒋说：“刚才我已看见报纸，这件事很糟！在这个时候，有了‘汉奸’两字罪名，是犯众恶的。宏明来到武汉之后，行为荒唐，不干正务，我早有所闻，已料到他早晚必会出事，但未想到出这个大岔子。至于要我营救，我实在无能为力，就报上登载的案情，以我的工作岗位，非但不能探问这个事，还得应该回避，这个要请原谅我。”蒋接著又说：“你们的总队长屈映光先生，现住在汉口，我的意思，最好请你们的总队长出面去担保，以屈先生的地位和声望以及他和官场中的关系，有他出来保证，可望无事，最低限度，案情不致于恶化，宏明不致受刑吃苦，快去！快去！事不宜迟。”
　　我又急忙转回到汉口交通大楼去见屈总队长，屈毕竟不愧为一个精灵老政客，他见我到来，不待我开口，马上向我说：“你今天来我这里，料必是为了宏明的事？他和祁善卿、王德明三个人怎么闹到如此地步？”于是我把到汉口后所见到队部一般情况说了一个大概，只见屈低著头默不作声，良久，不发一言。我看屈没有什么表示，就开门见山的说：在我看，宏明来到汉口，他的行为放荡，或者有之，至于通敌嫌疑，那完全是被人诬陷。他是圆瑛法师的戒弟子，也是你总队长所信任的人。他的人格思想，当然你总队长比我们更认识得清楚，也自然相信他不会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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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外行为。今天，他出了这个祸事，只有请求你总队长出面向当局来保释他，没有更好的营救方法。屈听了我的说话之后，他向我一笑！说：“宏明是僧侣救护队副总队长，我是总队长，就这种名义来说，连我都还脱不了关系，说不定也会把我牵连在内，我本身像‘泥菩萨渡河’，自己都难保，那能去担保宏明呢？”
　　我看屈如此圆滑存心推脱，乃又向屈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我们这个救护队总队长，又是一个佛教信徒，而且还是佛教有名的大护法。宏明和尚今天他有难，被人陷害，你站在卫护三宝的立场上，岂能“望水流舟”，袖手旁观？屈答道：“并非我没有同情心，而是事实上有所碍难，即或我勉强出面去担保，也是无济于事。我想，最好，你去请出武汉佛教诸山长老联名保他，或者会释放，我认为这条路线比较有力，你不妨去试试看。”屈既立意不管，我多说无益，乃辞出。
　　我回到队部把我奔走的经过告诉大家之后，大家很气愤！大家都说宏明带著我们冒枪林弹雨在战地上救护负伤将士，我们不惜生命的干，都是慈联会的光荣。现在，宏明受人陷害，身入囹圄，当总队长的不出面保证他，让他受屈吃苦，这岂不是反证宏明的行为有问题吗？这样一来分明宏明不是通敌做汉奸，反而变成汉奸了！那我们替慈联会努力干了几个月，有的送了命，有的成了残废；得不著一点代价，岂不是白白牺牲了吗？我说：现在不是论功过是非的时候，救人要紧，屈总队长他既不援手帮助，我们不能勉强他，但是，我们应该来设法营救宏明，不能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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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管。
　　无何，我只好同著西竟两个人，像“天霸拜山”一样，向武汉长老沿门磕头，请求他们联名保释。无奈这个“汉奸”嫌疑的案子，人人都害怕沾染惹祸上身，且有的人存著幸灾乐祸的心理说；“宏明在上海救人，到了汉口他反而要人救了，阿弥陀佛！”有的人说：“你们的总队长屈映光，他是佛教大护法，又是官场中人，他不营救宏明，找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和尚，更是无用。”这倒不是诸山长老没有同道爱，不发慈悲同情心，只怪宏明到武汉之后，以为他劳苦功高，人人不如他，跋扈狂妄，看不起人。初时，武汉诸山对宏明都是很敬仰的，后来，看到宏明“趾高气扬”，目无下尘，现著一股“不可一世”的气焰，大家也就对他冷淡起来，所以宏明出了乱子，大家都作壁上观。
　　我同西竟两人围著武汉三镇跑了一大圈，到处都是碰“橡皮钉子”仍然不得要领而回。在那几天，我们真个是急得焦头烂额，像“热锅边蚂蚁”一般，不知如何是好！一天，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XX通讯社记者，他说他知道宏明这件案子的根柢，并且可以设法为宏明开脱，语气之间，想要我们送笔茶钱，他才可以出力。当时，我觉得这个路数不大光明，如果这样办，那是近于贿赂运动，岂不是宏明无罪反而有罪了？所以被我谢绝，那知来人敲诈不遂，生起恼恨之心，就放阴火，大肆渲染起来！第二天，见报上刊出XX通讯社发出的消息，说宏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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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有据，什么接受日人津贴，收买日本军毯等等鬼话连篇，并说正在严办之中，真是鬼影含沙，捏造黑白，这样一来，等于认定宏明确有通敌嫌疑。
　　九、噩耗频传惊心动魄
　　又过了几天，听得一个消息，传说宏明受刑过重，已经被修理得成为残废！又有人说宏明熬刑不过，已经自杀！我们真是一日数惊。最后听得一个更可怕的消息，说宏明已被当局秘密枪决了！还说在行刑之时，宏明曾将他随身携带的一串琥珀念珠和一只金挂表送给一个行刑的军人作纪念，那人姓王，住在汉阳月湖堤土地庙旁边，说得有根有据，叫人不得不信。队部里一些感情质的僧侣队员，听得这个噩耗，回想起在上海战地一同共生死共患难之情，又想到一个爱国舍身救人的和尚，得到如此悲惨结局，不禁悲从中来，嚎啕痛哭！如丧考妣一般。当时，我劝大家不要悲哀，要赶快设法去收埋宏明尸体要紧。
　　于是，我同西竟商量，去找那个行刑的军人，问宏明的尸体放在何处，临死时有没有遗言？西竟同我一道急忙赶到汉阳月湖堤去找那个姓王的，真是活见鬼！我们把那一条好几里长堤跑遍了，也不见有一个土地庙。那儿乃是荒野所在，只有三几个茅屋，也都是打鱼人家，全问过，却没有吃公事饭的。这刻，我才恍然大悟，我向西竟说；想必是那个新闻记者没有敲到我们的竹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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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制造这个惊心的消息来捣鬼，由此可见连日来所听到的凶讯，也都全是谣言。想著好气也好笑，笑我们自己愚蠢，上了当。
　　自从宏明、祁善卿、王德明三个人被补之后，总部里只有我同西竟两个人，没有主脑，而屈总队长又是存心回避不问这件事，实在令人焦愁！过了几天，我想著，不如冒险再向卫戌司令部去摸索一下，或者得到一点确实消息。正在这时候，忽然接到宏明写出来一个字条，大意说他的案子已经轻松无事，只要有人作保，即可恢复自由。我们见到这个字条，大家才安心。但我觉得还须去卫戌司令部问个明白，才可以想办法。于是我马上赶到卫戌部，由一位副官接待，副官说；宏明和尚的案子，已经查明是被人诬告，法官非常同情他，念他在上海战地救护负伤将士的功绩，很优待他们三个人。他们在拘留所里，很舒服，这点，不必耽心。只是战时法律，对“汉奸”嫌疑的人，是不能轻易开脱的，只要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来担保，马上可以释放。那位副官送我出门时，还很体贴地嘱咐我快快请保，说他们在拘留所里虽然没有苦楚，总不如在外面好。
　　我听得那位副官的谈话后，又是欢喜，又是忧愁。喜的是政府贤明，宏明的冤情已经大白，忧愁的是找不著达官贵人来作保，使我踌躇！本来，本队总队长屈映光，他有资格作保，无奈他太过爱惜羽毛，早已推得一干二净。自从宏明被补之后，他就不曾关心来问过一声，我也不便再去求他听他的那一套官腔滑调。屈是本队总队长，他对本队既然当作可有可无，无足轻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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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何必一定要把这个包袱推在他身上要他负责呢！此外，无人可求，只好由天公安排，听其自然发展。就这样拖，竟拖了三个多月。
　　十、柳暗花明宏明脱苦
　　一直挨到九月中旬，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一位女革命家吴木兰女士，他是安徽人，与宏明是同乡，是一个虔诚佛教徒，她与政府大老多有渊源。我同他谈到宏明受诬作牢的事，她很关心，向我细问原委，我就把宏明被捕经过告诉她，她听了之后，马上自告奋勇的向我说：“不要发愁，这件事，由我来设法帮助他，过三天，听我的回信。”这真是个奇迹！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她不认识宏明，与我们这个救护队又没有关系，居然有这种同情心，并且她自动地来慷慨援助，使我们大家非常感动，他是救宏明的观音菩萨。
　　果然，在第三天，吴木兰女士送信来，说宏明等三个人的交保手续，已经办妥，要我派人快去接他们出来。原来我与吴木兰女士交谈之后，当天就去找著许世英老先生，逼著许老先生亲自去卫戌司令部保释宏明和祁王三个人，所以事情有如此顺利。
　　宏明出狱第二天，他在九莲寺斋堂集合全体队员，报告他此次受害的经过，他立起说话时，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可见他内心的悔恨和懊丧。在他的报告中，我们才知道这件祸事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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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地方上一班帮会中人，在武汉大旅馆设局，想术骗他和祁善卿、王德明的钱财。他们机警，不曾上钩子入圈套，因而那些帮会兄弟们生起恨心，乃向当局告密，指说他们三个人通敌，是汉奸。所幸当局贤明，查无实据，所以并未吃到苦楚。在狱中几个月，颇受当局的优待。末了，宏明又说，这件不幸事件，自然由他一人负责，他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佛教，使救护队和整个佛教名誉都受到影响，蒙受耻辱，他的罪愆过失，永远也忏悔不了，任何人也不会饶恕他的。他认为他的名誉和事业，一切一切，全都完了。
　　我们大家也劝宏明不要消极，不要灰心。错，已经错了！能够悔悟前非，所谓“亡羊补牢”，尚不为晚。此刻正应抖擞精神来大干一番，把队部开发到前线去，积极努力去工作，以事业来证明，前途的远景，还是很光明的。宏明经我们大家这样慰勉之后，他也表示应该发奋振作，方不负各方对他的期望。
　　十一、队部解体云飞星散
　　宏明同我们大家正在商量把队部开到徐州战线上去工作的时候，晴天霹雳一声！突然接到上海慈联会一纸遣散本队的通知，借口交通不便，给养困难。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是我们不曾想到的。全体队员一听得这个消息，个个垂头丧气，灰心失意！我们一再研究慈联会解散本队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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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显然地，纯是为了宏明撞祸这事件，也可以说是受了宏明的影响。若说是为了交通不便给养困难，那末，当初我们由上海转进到汉口来，要去前方工作，慈联会诸公何以不顾到这一层呢？这样一来分明是“投井下石”了。
　　队员们对慈联会解散本队这个措施，万分愤慨！就局势说，目前战事正当吃紧，正是我们僧侣救护队求工作表现的时候。战场上迫切需要救护，慈联会在此时不来加强我们的工作，反来解散我们这个组织，是说不通的。假如说是为了宏明被捕事件来解散我们，那也同样说不通，因为宏明并没有真正通敌行为，何况已经被当局查明是被人诬告陷害已经开释，案情业已大白，与本队和慈联会两方面名誉上，并无有丝毫损害。即或慈联会对宏明个人不满，那尽可以把宏明的职位撤换不用他，绝不能因他一人的过失，而牵连到本队的全体，岂有此理？
　　再说，在沪战三个月中，宏明他舍生忘死带领一百多个僧侣队员，冒个枪林弹雨，救护负伤将士，不断卖命苦干。给慈联会做出了伟大成绩，争得无比的光荣。他对慈联会有功绩也有劳绩，慈联会也应该对宏明有安慰表示。最低限度，决不可让他受到打击之后再给他打击。就从道德方面说，慈联会也应该扶持宏明，同情他，使他背上“汉奸”两字的恶名，得有洗刷的机会。此刻来解散救护队，所谓黑白不分，人言可畏，真是宏明含冤莫伸！不论从那一方面说，都说不出解散我们的理由。要说有理由，那就是所谓“鸟尽弓藏”。慈联会把我们这一批不怕死不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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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和尚利用完了，已经有了荣誉，名利双收。我们这批人已经没有再受到利用的价值，可以随便把我们抛开。无疑也是显然地，我们这一百多个热血爱国僧人，是白白地作了慈联会的牺牲品了。
　　“上海僧侣救护队”被解散，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在我个人并不惊奇，我早已料到迟早有此一著。因为本队总队长屈映光与副总队长宏明两人的意见，根本就不一致。工作开始后，就不协调，有了摩擦。最大原因，是屈的意念是要为慈联会求表现，而宏明却是要为佛教求表现，发挥佛教僧徒爱国精神。在工作期间，上海各大小报发表的消息，多是“上海僧侣救护队”字样，队长也多刊登宏明名字，很少提到慈联会三个字，也很少见有总队长屈映光之名。屈对宏明早就有不快之感。其次，是在上海局势不稳时候，宏明率领队员把留在枫林桥地方三百多负伤将士抢救到租界之后，他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设立“佛教医院”，安置那批爱国英雄，使他们能够得到医疗。这件事，乃是用“上海僧侣救护队宏明”名义号召的，不曾抬出慈联会招牌，也不曾借重屈映光的大名。这点，也使屈感到“尾大不掉”，认为宏明独断独行，自是不满。在队部转移到汉口之后，屈为了慈联会工作成绩表现，几次催促宏明带队去徐州前线工作，宏明却很倔强，他一定要在汉口把“佛教医院”和“超度阵亡将士法会”办成再走。这也是屈对宏明大不愉快的地方，认为宏明不听调度，不受驾驭，也难免不生恶嫌之心。平时宏明却觉得屈虽现著学佛姿态，而他的官僚气派太大，处处以命令行事，使人难受，对屈也无多大好感。因为有以上这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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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宏明出事被捕之后，屈袖手旁观，漠不关心，不营救，让宏明吃苦。这些都是“上海僧侣救护队”解散的远因和近缘。慈联会说为了道路遥远给养困难来解散队部(其实慈联会在汉口设有办事处，给养并不困难)，那可见是一种荒谬的借口罢了。
　　慈联会既决意解散本队，也是无可挽回之事！大家只好依著慈联会的通知，将队部药品器材等件点交与汉口办事处，每人领到一个月的津贴，各自分散。可是，我们这一群忠心耿耿在战火中苦干了几个月的青年僧侣队员，受到的打击却太大了！有的同道，竟灰心罢道反俗，离开了佛教阵营。且有的同道如万泉、觉初等十个人，他们在愤激之下，跑到延安坑大去了，走入了邪途。这，是谁之过欤？这一幕，乃是由喜剧开始，而悲剧以终。
　　“上海僧侣救护队”如此结果，谁也不曾想到，然而历史是不容歪屈的，是如何便是如何。以笔者的批评，当宏明被捕之时，如果本队总队长屈映光能够援手，向当局保释或者作证，则事情不敢演变到那般严重，宏明也许不会受几个月的牢狱之苦。而这杆光荣的救护旗帜，也不致于中途夭折，卷了起来！这也只怪宏明没有出息，太不争气，假如他是个有骨气的人，就算是慈联会来解散我们这个部队，以本队的声誉和威望，在当时气奋之下，武汉佛教诸山，仍然是可以支持我们的，我们依然有所作为。无奈宏明本身不健全，得意忘形，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务实际，锋头心重，信用私人，划小圈子，把佛法事业，当作帮会来稿，以致弄到这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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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结局。这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本质有问题，是帮会出身，缺少正信正行。中日战争发生后，虽然因缘时会，一时变成风云人物，可是经不得考验。被大家一捧，忘其所以，昏头转向，放荡胡闹。不久，即现出本相，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来路不正，毕竟不能成正果。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队部解散后，队员们都云飞星散，笔者那时也是心灰意懒，搭轮进川。宏明则偕同他的师兄兴慈(帮会兄弟)，一道乘火车去河南，说是要到少林寺去面壁潜修。然而宏明事出锋头惯了的人，怎能受得住寂寞？他终于不能安坐蒲团，不多天光景，心血来潮，复又跑回汉口。那时，笔者去重庆走了一趟，刚刚回到汉口，不期又在九莲寺碰著他，问他要作何打算？他表示要再回到上海去活动一番，准备来个“东山再起”，我不好说他什么，只闷在心里发笑。
　　两个月之后，我由武汉去到湖南，接到香港朋友来信息，说宏明回到上海后，因为上海报纸转载过他有汉奸嫌疑被捕消息，过去一般熟识的人，咸都厌恶他，不耻其为人，对他冷淡，躲避他、笑骂他。他一气之下，得了一个疯病，竟疯狂而死！这是他的收场。咳！宏明他毁了他自己，也毁了救护队那一群智识僧青年！他是靠帮会弟兄捧他露脸。结果，却依然倒在那些帮会弟兄手里。此中自有因果。所叹者，是这一群菩萨僧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荣誉，毁于一旦，我佛教一件大好慈悲事业，不能维持到抗战的终结，实在可惜，也是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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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太虚大师出国访问
　　这是中国佛教在抗战中一件大事。自从国府宣布长期抗战迁都到重庆之后，长江下游一带，相继沦陷。那时，我们只有西南一条国际路线--滇缅公路，是我国在战时唯一的大动脉。这条道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我国有了这个大动脉，战时物资，可以源源而来，畅流不断，这自然对于侵略的日军是大不利的。所以日本第五纵队，乃在缅甸积极展开破坏工作，煽动缅国人起来反对这条公路的开放。日人知道缅甸是信佛教民族，对缅人作种种虚伪麻醉宣传，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是反对佛教的政府，破坏佛教。日本是佛教的宗主国，为了保持中国佛教，故尔与中国作战，是圣战。日人这种阴谋，无非在阻挠我国这条大动脉的交流，并且逼使英国将这条公路关闭了三个月，因之我们的运输上受到极大的困扰。
　　在民国二十八年春，我佛教领袖太虚大师，观察到当时局势，曾作“占海南岛之威胁与对佛教之诱略”一文，发表报章，唤起全国上下及佛教徒之注意。有谢健等人提案于参议会。同时，“海潮音”月刊上，亦有应速组织“佛教访问团”之时论。复有海外归来之王礼锡先生，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国民外交方针”文章。由于我国西南这一条国际路线之日形重要，亦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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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组佛教访问团，出国访问，得到朝野的重视。于是国民政府乃聘太虚大师为“佛教访问团”团长，并拨予费用。
　　是年九月一日，太虚大师组织之“佛教访问团”大体决定，虚大师任团长，派定慈航、苇舫、惟幻、等慈等四人为团员，译人为香港陈定谟教授。这天，国府林主席题有“巨海南针”四字赠与“佛教访问团”。翌日，又得到　 蒋总裁题赠“悲悯为怀”四字。虚大师与中央宣传部，暨中央国际宣传委员会商决“佛教访问团”事宜之后，于十五日晋谒蒋委员长。同日，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开欢送会。虚大师于会中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意见，甚得赞美。
　　太虚大师飞抵昆明后，以访问团事招待昆明新闻界。于十四日偕团员译人由昆明出发赴缅甸，并发表“皓”电，电云：“太虚等顷因国中文化界之启发，佛教人士之赞助，及各地佛徒之吁请，爰组织成立本团，将赴缅甸、印度、暹罗等处朝拜诸佛胜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教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因此佛教愈得全国上下人士之敬崇，随中国之建成，必将有新佛教之兴立，堪以奉慰吾全世界真诚信仰佛教大众，洎崇拜赞扬东方道德文化者之喁望。兹者，本团取道滇缅公路，出发在即，敬布衷诚，伫闻明教。佛教访问团导师兼团长太虚率领全体团员皓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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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法幢南旋佛国欢腾
　　太虚大师一行于十二月一日抵达缅甸腊戌，即赴当地各界举行的联合欢迎会。缅甸长老比丘宇炳那沙美为大会主席，并与大师商谈中缅佛教互相传弘学习事。过缅京(瓦城)时，又受到二千余缅僧及万余中、印、缅人士之欢迎，并出席缅国佛教圣地石阶山之欢迎会。九日，由欢迎代表邝金保、朱拙亚、许百富、陈洪安等特包花车一列，欢迎赴仰光。沿途均排有欢迎节目，火车每经一站，停留十五分钟，接受缅甸僧俗及华侨之礼拜、献花、献旗、奏乐。十日晨，车抵仰光，因为该团为我政府所发动，故欢迎场面之盛，为大师平生所未经。当有我国外交部次长曾榕甫，荣总领事宝沣及缅印华侨领袖数十人首先登车迎接。大师下车后，乘花车游行，参加游行群众三万余人。中央电影公司派有专人随从拍摄电影，凡大师经过之处，万人空巷，欢呼震天。缅人多就地朝拜，缅妇爬在地下，打散头发，让大师从头发上踏过，行最敬礼，如迎佛然。
　　“佛教访问团”这次去到缅甸访问，使缅国人民认识到我中国还有佛教，而且有高僧。也认识到我中国政府是崇信佛教的政府。日人在缅所作的虚伪宣传，是不攻自破，揭发了日人的阴谋，也使缅国人对我国佛教和政府都生起了信心，有了好感。尤其是大师的庄严德相和威仪，使缅人看了，无不油然生敬，发欢喜心。大师不论走到那里，都受到缅国人民的欢迎、礼拜、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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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中释去了缅国人民的疑团，也澄清了两国间的空气。
　　太虚大师到达仰光的第一件事，是代表　蒋委员长恭送“舍利”银塔入大金塔供养(笔者年前由缅甸回国前夕，曾往大金塔游览一次，见银塔尚陈列在法宝馆中，上刻有蒋中正敬赠字样)。在送银塔庄严典礼之中，仰光各侨团以及华僧均集合护送，送塔行列，长达哩许，可见其众多与热烈。这件事，在当时中缅两国气氛中，实具有莫大意义，也有历史上的价值。
　　“佛教中国访问团”在缅甸停留了四十天光景，虚大师曾访问缅国第一座(八十八岁)阿兰陀耶，第二上座那迦巴那，及宇炳那沙上座、东部宫上座、宇连令沓上座，都是彼国佛教最高权威。并且还访问了缅国首相宇勃，森林部长宇素、市长宇容温、缅商会主席鲁温、中缅佛教研究会主席杜名盛等人。彼诸上座长老，和执政大员们，亦多到大师下塌处--协德园回拜。中缅交欢，犹如一家人，其亲密和睦之情，可以想见。
　　太虚大师访问彼国朝野僧俗人士时，在交谈中，一面阐述中缅两国在历史上敦睦友好的密切关系。一面宣扬我国抗战国策，将日本侵略我国情形作全面的介绍，使缅国人民充分了解我国这次对日本作战，是为伸张正义而战，是抗战，是自卫战。彼国人士，也深深体会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坚苦处境，同情我国人民不幸的悲惨遭遇。
　　在缅甸访问间，曾经发生两国不平凡而又有趣的插曲：一个是，仰光“印度圣法会”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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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师赴会演讲。那天，正开会时，突然来了一个丸山大山郎的日僧，声称系由印度加尔各答赶来，要见中国太虚和尚。彼之来也，气势凶凶，似有所图谋。会场中突然来此不速之客，引起全场的不安。想不到那个日僧走到虚大师面前时，却被大师的道貌威仪所震慑，通身发抖，连说话的勇气也没有了。呆立了一会，对大师作了一个八十度捧膝弯腰大礼，悄悄退出会场去了。当大师看见日僧时，坐在法座上，安详不动，面现笑容，毫不恐惧。会场中人，无不敬佩大师的镇静。事后，外面即传出了可笑神话，大家传说日僧看到大师身现金色，顶上有万道毫光，空中隐约间有金刚神卫护，被吓得不敢动作，所以退出。另一个传说，说大师有神通力，他在法座上念了一个密咒，召来天兵天将，把那个企图行凶的日僧降伏撵走了。
　　另一个插曲是，大师访问缅甸佛教第一上座阿兰陀耶时，谈到“大乘”“小乘”佛法问题，双方都有了争论。阿兰陀耶上座，他站在“小乘”佛法立场，说原始“小乘”佛教是真佛教，意思否认“大乘”佛法是佛说。而大师的意见，认为“小乘”佛教是“大乘”佛法的胎盘，“大乘”佛教是“小乘”佛法的进化，二者不可偏废。犹如人之两手，缺一不可。并强调众流归海，同一咸味。大小乘佛法，都是从佛金口宣说，在法化进展的姿态上，虽然有“大乘”“小乘”的区别，实质上却是一样。且在人类思想进化的现时代，为谋求整个佛法的弘扬，中缅两国所奉行的大小乘佛法，只应该互助，却不能分离。争论的结果，阿兰陀耶认为大
　　师见解高超，表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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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为了这个辩论，外面就造出虚大师与缅甸高僧斗法的神话谣言，说阿兰陀耶现出罗汉形相，涌身虚空，作种种神变，显示他的神通力。而虚大师却现出丈六金身，站立在莲花台上，并有天神天女四方围绕，赛过阿兰陀耶上座的神变。结果，阿兰陀耶向大师磕头认输。直到大陆沦陷笔者逃亡到缅甸时，还听得仰光佛教信徒们讲说这个神话故事呢。
　　太虚大师在缅甸，因为他道行高深，学问渊博，又是道貌庄严，相好慈祥如弥勒佛。因之，缅国僧俗都认为他是中国国师。不论走到那里，缅人都以尊敬国师的心情和礼貌来款待他。在缅甸访问了一个多月，得到极大的收获。大师除了不断与缅国高僧和政要们接触，宣扬我抗战国策和商讨中缅两国佛教文化沟通，彼此交换留学僧事项之外，还赴各大学及巴利学院公开演讲，游览佛国许多名胜地方。
　　中缅两国佛教，虽然都有一两千年历史，但是彼此之间，因“大乘”“小乘”的知见之不协调，从来隔膜，不相往来。这番，大师因为受政府之聘，率团前往访问，受到彼国朝野僧俗人士之热烈欢迎，无异于在中缅两国之间搭上一座桥梁，生起了纽带作用。这件事，在我国佛教史上，值得写上一页。
　　十四、印度人民欢呼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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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大师访缅功成之后，乃复率领团员向第二站进行--访问印度。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由仰光乘轮沿恒河直上，十一日晚抵达印度第一大都市加尔各答，当时印度摩诃菩提会秘书法理性海、国际大学秘书戈云达、旅印缅甸佛教会会长宇地沙、我国驻印度黄总领事朝琴、泰戈尔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及各侨团领袖二百余人到码头欢迎，访问团一行，下榻于交通旅舍。
　　翌日，大师赴加城摩诃菩提会欢迎会，到有中、印、锡兰、英政学界名流二百余人。大师当场代表蒋委员长以镀金银塔一座奉赠摩诃菩提会为纪念。塔上刻有“托太虚法师携存佛教圣地　 蒋中正二八、一一、二六”字样。
　　从十三日起，访问团在印度受到一连串欢迎。首先，有华侨欢迎会，虚大师接受黄总领事代表献旗。次赴拉麻克那总会欢迎会，讲“国际和平”。又赴黄总领事茶会、孟加拉佛教会欢迎会，出席印度文化协会，和印度国民大会领袖波史晚餐。十七日，大师率团员去国际大学，出席国际大学欢迎会，八十高龄泰戈尔氏，亲临主席，表示对大师衷心景仰。随后，又赴贝勒纳斯摩诃菩提会欢迎会，和贝勒纳斯国民大会主席普拉卡沙之欢迎会，当有印度强人尼赫鲁来访。三十一日尼赫鲁再度来访，并与大师作长谈。午后，大师与尼赫鲁共在十万群众之欢迎游行中，赴摩诃菩提会召开之阿育王纪念会，大师被推为主席，与尼赫鲁均有演说。
　　二月一日，大师由法理性海秘书长等人陪同赴印度大学语言统一学社之欢迎会。翌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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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神学会之欢迎会。三日，赴拘尸那途中，沿途人民之欢迎，悉皆欢呼“骂智骂太虚”(译曰“太虚万岁”)，盖印人看见甘地、尼赫鲁时，都作如此欢呼。大师乃记之以诗曰：“甘地尼赫鲁太虚，声声万岁兆民呼，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
　　十三日，应甘地电邀，大师等一行抵瓦而达。翌日，去西恭晤甘地。甘地终于纺纱声中，与大师交谈，极欢。大师乃作甘地、泰戈尔赞，赞曰“中国古墨子，印度今甘地，要见活庄周，来会泰戈尔，寄语庄墨徒，休徒钻故纸，好从面对时，证知实如此。”甘地送大师出门时，特与大师合摄一影留念。
　　十五、访问功成载誉归来
　　太虚大师访问印度事毕，别中印友人，即于一月二十一日，率领团员向第三站进发--访问锡兰。二十四日，抵锡兰可伦波，有锡兰首相杰铁拉卡、市长杜拉胜芳等显要来欢迎，接至爱额斯额静室，受爱氏夫妇之供养。晚赴麻里卡坎达最高巴利文学院召集之僧俗欢迎大会，来会者万余人。
　　随后，接著又赴市长杜拉胜芳之茶会，出席全锡兰佛教徒大会之欢迎会、华侨欢迎会、市政厅欢迎会、可伦坡比丘大会欢迎会、米塔难陀学校之欢迎会、马勒特寺与尔斯拘寺之欢迎会、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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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王寺之欢迎会、佛教徒之欢迎会、佛教妇女与佛教青年之联合欢迎会。九日，抵高尔，赴市政厅及麻晒陀学校之欢迎会。晚，抵麻特拉，赴市政厅之欢迎会已，宿马哈满丁得毗尼外勒寺。十日，赴罗睺罗学校之欢迎会，市长及地方闻人悉结队郊迎。午后，至庵把龙古达僧王寺参观，僧王以舍利金塔一座，托为奉赠　 蒋总裁，祝中国早得自由。晚，返可伦坡，受提灯欢迎会之欢迎，访问团在锡兰之访问，告一结束。
　　太虚大师在锡兰盘桓近两月，曾参观著名之开拉尼亚寺、乌帕利开兰雅义寺、依什帕塔那寺，阿接迦拉骂寺、金刚寺，二千三百余年古菩提树伊树牟尼耶寺、法显洞(大师书法显洞三字交保管会刻名)、摩登寺、佛牙寺参观佛牙。又参观阿难陀女校、吠陀卡女校、摩诃菩提学校、达摩波罗纪念学校、摩里廿坎达寺之巴利文学院、悉达多学校、智严学校。
　　此外，曾与锡兰佛教大会主席马拉拉商讨中锡两国佛教联络办法，大师主张成立一个“中锡文化协会”。并建议锡兰佛教缅派与暹派之合一，及每年一度出佛牙以供众瞻礼。在参观阿难陀女校时，大师又与马拉拉氏谈佛教教育事业情形，和今后中锡两国佛教双方交换留学僧事项。
　　最后，大师赴卡罗得拉学校僧寺联合欢迎会，广播“应破之迷梦与应生之觉悟”。于二十三日，在锡兰首相等欢送中，登康德华轮东行。
　　“佛教访问团”在锡兰访问之后，原本继续向暹罗访问，抵新加波，因外交部来电，告以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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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排华，情势恶化，不宜前往访问，乃商决中止访暹，乃于星洲作小事游化宣传。从四月七日起，应请星洲各方演讲，于中华佛教会讲“在家学佛次第”；中正中学讲“菩萨行与新生活”；维多利亚纪念堂讲“八正道与改善人群生活”；静芳女学讲“佛教与中国女学”。
　　太虚大师于访问团结束，电陈中央国际宣传委员会之后，即乘轮去西贡转往河内，搭乘欧亚机返昆明。大师抵昆明后，云南省党部，以大师率团出国访问半载，劳苦功高，特召集各界代表，举行茶会欢迎，并应云南大学之约，出席纪念周，讲“出国访问经过及世界三大文化之调和”。一面，筹组“滇边特区佛教会”(系大师出国时向芒市土司方裕之建议者)，由云南省佛教会呈请社会部，俾加强夷民内向，以利抗战。
　　事毕，大师于五月二十一日，由昆明乘飞机返回重庆。那天，虽在空袭警报声中，而到机场欢迎者，仍有一二百人之多。并有“僧侣救护队”全体队员在机场列队迎接。
　　大师法驾回到陪都之后，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国佛学会、中印学会、僧侣救护队等五十余团体，假中法比瑞同学会，对大师率领之访问团，作联合盛大之欢迎。陈真如、曾虚白、王芃生、王秉钧等，在会场上盛誉大师访问团之成功。(本文取材“太虚大师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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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陪都僧侣为国报效
　　“佛教访问团”出国之后，接著重庆佛教青年僧侣又有了一个积极性的集体活动。在南岸狮子山头，树立起一杆“佛”字救护旗帜--成立一个“僧侣救护队”，为国报效。由于他们在抗战洪流中勇猛精进，舍生忘死，努力抢救伤胞。在日机疯狂轰炸下长期活踊，为佛教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我在救亡运动中由印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经过中一件最得意的事。这件事，也大有一段因缘。
　　自从“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汉口解散之后，我曾随善友向构父到长沙小住。然后，去到重庆走了一趟，复又回到汉口，进入武昌“战地服务团训练班”受训一个短时期。由于战事逆转，局势恶化，乃于双十节前夕，我只身离开武汉，投到湖南寗乡双江口善友向构父君家中暂住月余。长沙大火之后，我得到抗战道上一位萍水相逢朋友熊伯谷君的邀约，去到祁阳，投入军政部第一七0后方医院服务，当总干事。不久，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医院迁移到邵阳塘田市，成立“伤员兵补习班”，院方请我充任政治教官。这样，我在医院干了一年零两个月。由于我服务成绩良好，院长王祥麟氏乃派我去重庆入“中央训练团”受训。我在医院中服务期间，与善友向构父君仍不时通信。后来，向君已去到重庆，每次来信，都是劝我去重庆活动，抗战道路宽广，比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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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的远景，我也很想趁此机会去陪都一游。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我离开邵阳，乖木筏沿湘河去到桃花江，买一叶扁舟，绕道洞庭湖.去到江陵。然后由沙市转乘轮船到重庆，仍落住在南岸狮子山慈云寺。向中央训练团报到之后，等候开学入团受训。
　　人生的际遇，不可思议，我这次去重庆的目的，是要入团受训。殊不料差别因缘，使我走上另一条道路，肩起佛教救护任务，真是始料所不及的事。
　　原来我住在这座慈云寺(又名狮子山)，乃是重庆第一大刹，为四川刘湘皈依师云岩法师所创建。寺内有一百多间房屋，住僧有百数十众。战时大后方许多机关，多是借用寺庙房屋。经济部是设在华岩寺辨公。慈云寺，因为它靠近江边，交通便利，寺里也驻扎有巴县团管区司令部、陪都空袭联合办事处南岸分处，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南岸分团部等几个机关。把个慈云寺挤得满满地。由于人多，而僧俗混住在一处，彼此生活习惯不一样，日子久了，就易于发生磨擦。
　　其中，三民主义青年团南岸分团书记长，他的名字叫张铁魂，顾名思义，可以知道是个硬汉。他是山东人，年纪不过三十岁光景，乃是一个背十字架的朋友，对佛教徒不免抱有排他的观念。他看到寺里和尚天天念经敲木鱼，老实看不顺眼，觉得这些和尚只吃饭不作事，全是废料。于是他动脑筋，要来调弄这一百多个和尚，向寺里方丈澄一和尚，和监院觉通和尚两人提出意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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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难当中，每个国民都应该对国家有所表现，出家和尚，也是国民一份子，也有对国家效力的义务，应该要献身国家民族，不能专门躲在庙里念南无，只吃饭不作事，有违抗建纲领。他要把寺内僧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和尚服务队”，由他来领导工作。澄一、觉通两人，知道张铁魂的来意不善，不便驳他，只好敷衍。郡知张铁魂说做就要做，要寺方把寺僧名单交给他，他要马上动手组织起来。澄一和尚说：这件事，须得向僧众商量之后，再作满意的答覆。
　　这样一来，全寺老少和尚们，全都骇慌了！不知如何对付才好。澄一、觉通召集全寺职事僧开了好几次秘密会议，终商量不出一个妥善办法。苦说不愿服务，拒绝张的要求，话又说不出口，要是接受张的意思，又怕受到张的胁制，而且寺内住的客师，都是来自四方，出家人云水消闭生活过惯了，不愿受到拘束。如果他们背起包袱走掉，张必向寺方要人，如何交代？那岂不是大麻烦吗？张铁魂自从向寺方提出组织“和尚服务队”意见之后，一步一步加紧，一日三催，要寺方交出和尚名单，逼得全寺和尚神不守舍，心惊肉跳。
　　当我到达重庆之时，正是慈云寺僧众遇到难关的时候。觉通监院一见我到来，欢喜非常，把我送到尊客寮下塌，当作上宾款待。上次我进川时，也是往在慈云寺，觉通与我算是熟朋友。谈起来，才知道该寺住持云岩和尚已经圆寂作古，现任住持澄一和尚，是他的法兄。一年前的慈云寺，是出门清静，而今乱糟糟地，令人有寺庙依旧，情况已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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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觉通请我到方丈卧室，与澄一和尚叙谈，把三民主义青年团南岸分团书记长张铁魂主张组织“和尚服务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我，请我帮助设法打消张铁魂的野心意念。我说：本来，俗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虽然出了家，当了和尚，并未出国，还是中国人，也还是中国国民一份子。国家今天有难，同日本军阀争生死的时候，我们僧徒应该要为国家效劳，这也是我们应有的天职。在目前抗战的空气中，对张铁魂的这个主张，我们自不便拒绝，也不能拒绝。若是顾虑将来怕受到张铁魂的胁制，那很可以自动组织起来，自己来领导自己，那不是很好吗？澄一和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但是，觉得我们出家人一向不关心俗务，只知念经修行，即或发心报国，却不知干什么才好。我说：这个不难。沪战发生后，上海地方的出家人，不是成立一个“上海僧侣救护队”吗？他们不是干得轰轰烈烈，为国内外人士所重视吗？这是一件慈善工作，并不违背戒律。救济众生，也正是佛陀的本怀，我们僧徒应行的菩萨道。本寺如果能够组织救护队，来担负起救护工作，非但表现了我们佛教徒爱国和慈悲精神，同时，青年同道们还可以免除兵役，此乃一举两得，又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政府长期抗战，来日重庆地方难免不遭受日机轰炸。我看大后方这门救护工作，十分迫切需要，本寺如果成立救护队，将来一定会有工作表现。要是决心成立这个组织，则张铁魂的野心，就不难打消。
　　澄一方丈和觉通监院两个人，被我这一席话说得很动心，觉得除了成立救护队，再无有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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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方法可以度过当前难关。随后，全寺僧众又一连开了几次会议，大家认为办救护队，都是乐意来干。但是如何著手来办这件事？却是不懂。觉得我曾经在“上海僧侣救护队”服务过，请我来主持，可以驾轻就熟。我表示我只能从旁帮助计划，却不能实际参加服务，因为我已向中央训练团报到要入团受训。后来，澄一、觉通二人把我请到丈室，向我殷勤恳求，一定要我接受，说“不看金面看佛面”。我若不接受他们的要求，则寺中一百多僧众，势必要受到张铁魂的宰割，变成张铁魂的牛马工具，问心何忍？这样一说，倒使我动心，不好再推辞。我感想到，入团受训，无非为了我个人的远景，来帮助进行救护队的事，如果做得好，却是整个佛教的光荣。同时，我又想到“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汉口解散，是我佛教僧徒的一大羞耻，我应该利用机会，来好好认真干一番，也好湔雪我们的耻辱。于是我答允放弃我入团受训计划，愿为大家服务。但我表示我只可以帮助推动，绝不来当领导人。又经几度磋商，结果，依照我的意思，总队长的名义，由方丈澄一和尚担任，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我同觉通两人，充任副总队长。
　　商量决定之后，我就代表寺方向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张铁魂交涉。那时，我预备入团受训，身上仍是穿著武装，与张见面略作寒暄之后，就说到正题。我说：本寺僧人，都是具有爱国热情的，对于你同志提倡组织“和尚服务队”的事，他们非常欢喜。你同志的一番美意，他们也非常感激。不过，佛教僧徒有他们的信仰，在戒律上，有许多工作是不便做的。而且出家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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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与俗人不同，由在家人来领导他们，那将是一件困难的事。现在，本寺僧众们都愿意成立一个“僧侣救护队”，来为国家效力，替大后方民众服务。在沪战发生时候，上海地方出家人，曾组织“上海僧侣救护队”，三个月中，在东战场实地救护负伤员兵有几千人，其成绩为中外人士所称道。上海僧人能有那样表现，本寺僧人也照样能干。政府长期抗战，来日陪都地方难免日机不来肆虐，这件救护工作，也非常需要。本寺全体僧人，都愿意为这件救护工作来努力，请你同志不必费心。张问：谁来领导他们？我说：既然本寺僧众有如此爱国热忱，我愿意放弃入团受训计划，来协助他们。张是一个革命气质的人，他听我如此说，马上转口气，表示并无恶意，只是希望本寺僧众在抗战中有所表现。既然如此，那再好没有了。并且还说往后如果需要他帮忙的时候，青年团愿尽力协助。临别时，张握著我的手笑说：你是抗战道上的斗士，又是国民党员，我们算是双料同志，我们应该合作。说罢，彼此打了一个大哈哈。
　　十七、嘉陵江畔佛旗飘扬
　　这个汹涌浪头，总算抵挡过去了，全寺僧众，自然皆大欢喜。于是我们就开始著手进行筹备成立“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当时救济主管机关，是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联办处)，联办处主任委员许世英氏，原是上海慈联会副主席。有这点渊源，所以我向联办处递上呈文，请求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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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三月二日，即接奉批示，准予备案，并发救护担架三十副和救护药包三十个。另发给本队筹备费法币六百元，于是积极展开筹备工作。首先，将寺内僧众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挑选九十人，编为三个分队(后来扩充为四队共一百二十人)。僧众悉为救护队员。职事僧派充任分队长、书记、干事、交通员，一律由出家人担任。为了免蹈“上海僧侣救护队”覆辙，概不用俗人。设立总队部，编造名册，缝制队员救护服装，制队旗，刻印信，立规则，寺方为了使我便于统领僧众，特挂牌请我为常住“堂主”班首之职。这样，僧侣队员是受著「清规”和“队规”的双重约束，不敢随便。大家分工合作，忙碌了半个月，一切安排就绪，乃向中央通讯社发布消息，定期成立。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是“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举行成立大会的一天，是日到会观礼来宾，有陪都党、政、军、警、宪各机关，各学校，各人民团体，社会各界名流，佛教团体，诸山代表，各报社记者共四百人，嘉宾云集，盛况空前。三民主义青年团，特赠送本队“同赴国难”四字锦旗一面。典礼会场，设在大雄殿上。全体僧侣队员，一律穿著绿色救护敞口制服，戴著青天白日“佛”字军帽站立两旁。大会开始，由本队总队长澄一老和尚主席，国民党南岸区党部书记黄朝阳司仪，鸣炮奏乐，接著全体队员以“三宝赞”梵唱代替国歌，悠扬之中，显著高昂之气。主席致词毕，由我报告组织经过。继由各界来宾讲话，都是一片赞美鼓励之词，令人感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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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那天，狮子山头，树立著「佛”字救护大旗，迎风招展，嘉陵江畔，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翌日，中央、大公、扫荡各大报章，均以显著版位大字标题刊出本队成立花边新闻，报导典礼盛况。而新民报上并登出一篇特写“脱了袈裟换战袍”文章。商务日报也登出一篇“赴汤蹈火的释迦子第”的特写，赞扬我佛教僧徒此一壮举，并寄以无限热望，吾们感奋已极。
　　十八、成绩优异领袖嘉奖
　　刚刚三月训练期满，想不到我预料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六月初间，我们看到对江朝天门码头悬起了空龚信号“红球”，我们大家顿时都有了警觉，准备起来。不久，就听到发出警报声，队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以待。一会儿，看见日机已经临空，一刹那间，只听重庆城里一阵声响，顷刻一股黑烟直冲云霄。我们知道地面上已经受到轰炸，恨不得马上赶到现场去施救。因为未能奉到出动命令，我们不能前往，只是远远地瞪著两眼望著。因为在我们备案时候，联办处指定我们工作范围只限于南岸一带地区，假设重庆和江北两处受到轰炸，必要时，得听联办处命令，方可出动。当警报发出时，联办处南岸分处陶专员，他早已带著太太钻进防空洞去了，办公室电话无人接，我们又何能得到命令呢？所以最初两次轰炸，我们都失去了服务机会，大家只是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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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息！
　　直到十二日这天早晨，日机又大批前来疯狂轰炸江北一带。由于距离近，就在对岸，轰炸音声，使人惊心动魄。眨眼之间，只见无数瓦屋炸成灰飞，燃烧弹爆破之后，地面上变成一片火海。炸弹烟云，弥漫空际，耳边只听一片哭声和呼救声。联办处又不来命令叫我们出动，我们真急得搓手。我看到那种情况太惨了！也就不顾命令，不待警报解除，于是我马上吹哨集合全体队员，背上担架药包，领著他们蜂涌地跑下山。跑到江边，一齐跳上两只大木筏，大家拿起桨篙，奋力向江北筏去。
　　我们两只木船上，摆满了白色帆布担架，又加上一百多人，显然是一个鲜明的目标。那时，江流湍急，船行不易，我正耽心怕被日机发现，恨不得马上飞渡到彼岸。霉气！二次日机又到，并且发现我们这个目标，其中一架飞机低飞下来，直向我们两只船扫射，只听得空中吱……吱……的声音，我站在船头上看到形势危急，马上喊叫两只船分开，用力筏！那时，大家一心为了要救人，也忘记了自身的安危，枪弹落在我们船身的旁边，掉在水里我们非但不害怕，反而高唱“进行曲”。霎时之间，日机又向我们投下一颗炸弹，正落在舵后，但见一股水柱直冲天上，浪花四溅，幸未命中，真是好险！日机在我们的顶上盘旋，我们的歌声与岸上的轰炸声交炽一片，斯情斯景，简直是同死神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