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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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容易我们奔上了岸，立即散开，躲避日机扫射。想不到第三批日机又到，三个小队的日机，成品字形从我们后面飞来，飞得很低，像似来投弹的样子。我马上叫大家一齐卧下，这时，但见日机在我们头上把它的翅膀左右摇摆，投下一颗颗炸弹。此刻我们这一百多人，无处逃避，只好是闭上两眼，默念观音菩萨，等候光荣的死亡。一会儿，耳边只听一大阵爆炸声，真是天崩地裂，有几枚炸弹，落在我们四周，我们全震昏过去，醒转来后，面前是一片烟雾笼罩著，一股火药气息，令人作呕。大家爬起来检查一下，幸好都未被炸伤，这是观音菩萨的感应，救了我们这一群和尚。
　　于是，我们赶急背起担架药包和开水壶，跑到轰炸现场去救那些无辜灾胞。岸上的房屋，被燃烧弹引大火，正在烧著，耳边是一阵哭声、呼叫声、呻吟声。被炸死炸伤的男人和女人，东倒一个，西歪一个遍地皆是。那些炸死的人，都是有头无脚，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只剩半截身子，有的肚破肠流，那种伤心惨目的情况，实无法形容。
　　我们急忙将那些炸伤的男女难胞，一个个就地敷药、包扎、喂开水，一面填写伤单，一切手续停当之后，把轻伤的难胞，送到临时救伤站去休息。同时，又将重伤难胞一个一个抬过江，送到重庆城和南岸两处大医院去救治，来回就这样奔忙著。三个队员一副担架，路上我与分队长，也都帮著抬。待到警报解除，我们的工作，已经做了一半。这时，才见到其他救护单位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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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向队员们说笑话，我说：今天倒是给我们这群和尚烧了一支“头香”。其中一个四川队员比我更加幽默，他接著说：“烧头香，当然是我们和尚的专利，在家俗人想烧头香，除非来当和尚。”说罢，全都笑。
　　整整奔忙了一天，直到傍晚才把伤胞抬完，也算是饿著肚皮干了一天。说来也奇，这一天，也不知道我们的气力是那里来的，大家也一点不觉得劳累。我们这次初试身手，却做得井井有条，计算伤单，这一天一共救护了重伤一百三十五人，轻伤七十六人，算是做了一点小小成绩。工作完毕之后，始结队回到狮子山。大家经过这一次的工作考验，我觉得每个僧侣队员，都有勇猛无畏拾身救人的精神，全都有做菩萨僧的资格，非常欣慰。
　　接著，一连几天，日机不断来轰炸陪都。不计远近，只要有轰炸，我们力量所及，本队是照样不待警报解除就出动施救。每次都是走在人前，踏著火路，在瓦烁场中展开我们的救护工作，实践我们的神圣任务。
　　在那几天当中，陪都各报都争相报导本队工作实况，舆论界一致称扬，全都夸赞我们僧侣英勇。而新民报评论上，并有“向和尚看齐”字句，我们是感奋已极。
　　六月十七日，　蒋委员长出席中央纪念周演讲，对本队连日抢救灾胞情形，非常重视，演词中有这样几句话：“在此次空袭期间，除了空军人员能忠勇奋发确实达成他们的任务之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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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军、警、青年团和各方服务队，以及“僧侣救护队”，大都皆能发挥忠勇牺牲精神，尽到本身职责和义务，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点。……”(见六月二十日陪都各报)
　　十八日那天，又有空袭，我们出动工作回来，奉到政府嘉奖本队令状，全体队员们，是更加兴奋鼓舞。
　　二十一日，空袭救济联合办事主任委员许世英氏，以本队连日实施救护成绩优异，来电邀约本队全体人员，到防空司令部谈话，以示慰劳。我同觉通两人带队前往，由于我们连日出勤努力救护伤胞，各大小报章不断宣扬，所以市民们看到我们这个和尚队伍，多现喜悦之色，且有些四川哥子们喊叫说：“这些和尚同志，硬是要得！”当我们队伍整齐步伐走进防空司令部时，守卫同志，向我们立正举枪，以军礼迎接，这是我们僧侣同道在战时所得到的风光。
　　由联办处总干事黄伯度，代表主任委员许世英接待我们，在礼貌上，我请黄总干事给队员训话，黄说：“训话两宇，我不敢当，今天，我是代表许世英主任委员，向各位法师连日辛劳表达本处慰问之意。当初，贵队成立时候，我们很惭愧，没有重视这件事，以为佛教徒的号召，多数是空谈，很少有认真实行的。及至连日来我们看到诸位法师忠勇冒险抢救灾胞的工作表现，确实是真正发扬了佛教无我牺牲的救人精神。本处同仁，深感愧咎！觉得当初对各位法师的认识不够，物质上的帮助太微薄。往后，如有需要，不管是什么，请随时告诉我们，本处当竭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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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说：“本队同仁在贵处领导之下，连日实地参加救护伤胞工作，不过是本著我佛拔苦与乐慈悲救度众生本怀，尽到一点国民义务与天职而已，值不得如此过份夸赞，尚望多予指导。至于说到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出家人，过惯了清苦生活，倒不需要什么。只是在我们的工作上，今天，我向　 贵处有个要求，就是今后不要限制我们救护范围，并请取消等候命令出动这两点。救护伤胞，不必有地区之分，只要我们能力所及，皆可前往施救，至于待命出发这一层，尤其以可以不必。盖救人如救火，受伤的人，须得要马上救治，时间过久，血流过多，即或得救不死，也增加伤患者的痛苦，减低了医护上的效。上两次重庆地方受到轰炸，因为未奉到出动的命令，未能赶往现场施救，觉得是件憾事，希望往后多给我们方便，此外，别无所求。”黄立即回答说：“请诸位法师今后不必再顾虑这个，不须等待命令，可以自由行动，希望本著佛家的慈悲，发挥更大的救人精神，来协助政府抗战工作。”说完话之后，赠送我们每个人草鞋一双，毛巾一条，万金油一瓶，以示慰劳。
　　在日机对我陪都进行疲劳轰炸期间，我们这一百多个僧侣队员，天天都是过著紧张的日子，日以继夜的工作著，有五六天光景不曾上床睡觉。因为每家住户怕日机发现目标，不敢炊火烧饭，我们是不曾好好吃过一顿饭食。饥饿时，只拿起干烧饼馒头来啃，大家都是衣不解带，准备随时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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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六月十二日，我们开始活动以后，凡市区一带及江北、南岸，甚至郊外更远的地方，每次日机袭炸后的乱烁场上，都有我们这一群和尚同志的足迹，见到我们这杆“佛”字旗的飘扬。由于我们不断冒险卖命，以故博得社会舆论的称扬赞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大家的工作情绪，益加热烈。站在救护工作岗位上，不敢懈怠。
　　我们虽然是担任的救护工作，但是有时政府发动一种抗日运动，也请本队参加。各机关、各团体也都欢迎我们这一群。如遍行大会、检阅大会，以及爬山捉奸运动大会等等场合，都有我们“僧侣救护队”的镜头。其间，我为了响应“伤兵之友”运动，发动全体队员绝食一日，将所得之数，捐献政府，并响应捐献飞机运
　　动。
　　在七月九日那天，蒋委员长对于此次在空袭期间，救护难胞工作成绩优异者，特颁给银质镀金“青天白日”奖章，以资鼓励，本队获得三十六枚。据医护委员会表示，其他各救护单位，只领得一枚二枚者，至多不过五枚，以本队工作成绩最优，故尔颁赠的奖章也最多，这是我们“僧侣救护队”最大的荣誉。
　　十九、实干硬干苦撑苦斗
　　“僧侣救护队”自从成立以后，由于全体队员忠勇奋发，实践佛陀慈悲本怀，以故博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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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的赞美，领袖的嘉奖，在外表上，可谓是威威赫赫。要问道我们这一百多队员的生活情况，却是苦极！自从发起这个组织，我与大家立下了一个公约，就是要“实干硬干，苦撑苦斗。”绝不用救护队名义向外募捐，亦不向政府请领津贴。抱定自力更生宗旨，在不求人不依靠人的信条下，来表现我们的爱国精神。这样，才干得有价值。　
　　我们在国难中，为了护政府抗战，为了佛教求表现，要在战争烽火中实行利益众生的法事，救护灾胞。虽然临时披上了圆领戎装，载上了党徽“佛”字军帽。可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的本分，丛林中早晚二时功课，照例修持，未曾间断。即或出动抬伤回来，我们的功课，仍然是不放弃的。
　　这个“僧侣救护队”，是慈云寺一家独立组织起来的。慈云寺虽然是大庙，却没有恒产。寺内僧众，全靠经忏佛事收入过活。为了要充实我们的肚皮，养足气力好抬担架，大家只好乞求于木引磬之中，替信徒施主诵经拜忏，这样换点钱来维持生活。我们一面要超度死亡，一面又要救活人。天天不是为死人忙，就是为活人忙，队员每个人为了预备出动救伤，天天都是穿的两套衣裳，里面穿著救护服装，外面套上圆领僧衣。遇有空袭，就马上脱去袈裟，扛起担架药包往外跑。没有空袭时，就在家里念南无。从朝至暮，大家都少有休息时候，有时夜晚还要出勤。身体上虽然是疲劳，精神情绪却是很愉快的。我们总队长澄一老和尚，因为他年老，有七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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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眼昏花，走路要拄柺杖。我们大家敬他老，队部工作，都不烦劳他。他虽老，却不示弱，有一次空袭时候，他也穿上救护衣，提起拐杖要跟著我们跑，引起大家发笑。然而他每天领众修持，也很辛苦。
　　“僧侣救护队”的经费，完全靠本寺经忏事维持，全体一百二十人的生活担子，可说是由释迦老子挑著。不比“上海僧侣救护队”衣食一切样样有慈联会供给。我们为了伸张自力更生的抱负，不向外界化缘，也不向在家信徒伸手，免得像“上海僧侣救护队”那样，受到在家人的胁制。为了保持我们的僧格，不得不以硬骨示人。
　　至于说到队部的待遇，那真是可怜兮兮！总队长澄一和尚同觉通两人，不要津贴，我这个副总队长，每月有十元零用钱，分队长、书记、干事各职，每月津贴五元，队员只有草鞋钱一元。这一点微薄津贴，和队部办公费，全由寺里佛事收入项下支出。我们的伙食，同全寺僧众一样，每餐是四川泡萝卜一盘，酸菜汤一碗，初一、十五两天，才吃得两块豆腐。在战时，大后方人民，都是过的清淡生活，我们这一群和尚，又岂能例外。说来真正可怜，队员们穿的那一套救护制服，穿上身后，就不曾换过新衣，上身穿破了，只好剪下裤脚来补上身。到后来上身衣补得像衲袄，下身都变成了短裤。我们这一群救人和尚，真说得上是“实干硬干苦撑苦斗。”
　　虽然，我们的生活如是清苦，可是，我们这一百多人的意志是打成一片的，精神是振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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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丈澄一和尚，他天天为领众修持忙，觉通为大众生活忙，我为队部工作忙，大家分工合作，步伐一致，彼此精诚团结，患难相处，生死与共。
　　二十、邪魔作崇好事多磨
　　俗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凡做一件事，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法，如果要把它做好，做得彻底，却不是易事，一定会遇到许多障难波折，甚至愈做得好，障难波折愈大，这好像是必然的定律。“僧侣救护队”成立的初期，尚无风波，平安无事，因为我们队部刚刚成立，或许以为我们和尚搞不出什么明堂来，引不起人们的重视。后来，由于我们大家能够卖力，不要命的干，博得社会各界人士的赞美，又获得领袖的嘉奖。有了荣誉，所以就引起了邪见之徒的嫉妒。于是千方百计，来同我们为难。有的是暗中捣鬼，有的却是在公开给我们打击。“阴谋”和“阳谋”，一齐向我们进攻，我们是在夹攻中奋斗著，提心吊胆。
　　先说“阳谋”一件事，慈云寺里驻扎有个“巴县团管区司令部”，占用本寺房屋有二十余间之多。寺方为了同赴国难，在抗战第一！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下，尽量忍让，连僧众宿舍也让出一部份出来。照说这就够人情了，然而该机关还不满足，得寸进尺，又硬占用好些房间，将寺内僧众逼得沙丁鱼一样，挤成一团，寺方依然忍耐。那知后来该机关竟用武力，来夺取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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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众每天吃饭所在--斋堂，假设斋堂被占去，我们吃饭地方也没有了。
　　团管区司令部这个举动，实在太说不过去了，这样一来，使我们让无可让，忍无可忍，逼著我集合全体队员，关起山门，与该机关人员耍了一次争夺战。对方居然拿出枪来，子战入膛，向我们瞄准。我就叫大家抬出担架，准备来个集体流血牺牲。当时，我向对方喊叫著说：“我们这一批救人的和尚，不死在日机炸弹之
　　下，却来死在自己武装同志手里，那是我们的光荣。你们不去杀万恶的日本人，反而来杀手无寸铁的和尚，也算是你们的光荣。”在国府所在地，披老虎皮的武装同志们，毕竟不敢大胆野蛮，只不过是故作势态，来吓唬和尚而已！看到我们这些和尚当真不怕死，他们也只好放下了枪杆。结果，派人同我们谈判，还是我们胜利。保持了那一块吃饭地盘，大家和平了事。
　　再说“阴谋”的事，说来更加可恼！可耻！原来我们“僧侣救护队”成立，向联办处备案时，曾经有约。联办处为了我们工作上的便利，嘱我们与联办处南岸分处联系。因为联办处南岸分处驻扎在本庙里，联络比较方便。南岸分处的一位专员姓陶，安徽人，三十多岁。他是联办处黄某权要的侄子，乃是一个十足的小官僚。由于他有这个后台老板，所以获得这份闲差。他是一个专在拍、捧、吹、推、拖、骗六个字上做工夫的人。因为联办处嘱告我们同他取得联系，他就异想天开，想来操纵我们这个“僧侣救护队”。居然以主管官自居，把我们当作他的属下看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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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事事去同他商量，听他的指挥。
　　我们这个队部，是佛教活动。乃是我们僧徒自动自觉行为，大家都是替国家尽义务的，不曾领受政府津贴也不是政府来养活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自由。我对那位陶专员的这种心迹，非常厌恶。所以他每次在我们面前摆出那一套官架势，我老实是相应不理，“等因”而不“奉此”，他心里对我不无芥蒂。
　　随后，因为日机不断疯狂轰炸陪都，我们“僧侣救护队”于每次轰炸后，不待警报解除，也不等待联办处出动命令即奔往现场抢救，这又是那位陶专员不满意的地方。还有，由于我们不待警报解除，奋不顾生的抢救灾胞，博得舆论界的赞美，每家报纸的新闻上，都常常刊有我同觉通两人的名字，这是那位专员更加不高兴的地方。他存心要向上峰邀功，要带上他陶专员三字才快意。一次，陶专员竟厚频无耻向我提出意见，他要我往后出动发表新闻时候，可以加上在联办处南岸分处陶专员领导之下的字样。当时，我幽了他一默，我说：“新闻稿不是我发出，乃是报社记者笔下的报导，大概记者每次看到我同觉通两人领队，所以记者笔下就提到我两人的名字。要报上刊出你阁下领导的字样并不难，只要阁下不陪太太去防空洞躲警报，能够跟我们跑，那报纸上自然少不了有阁下的大名噜！”我如此一幽默，他碰了这个橡皮钉子，虽然没有话可说，面上现出阴险狡诈微笑，内心里却对我生起了怀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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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那位陶专员就暗中来捣鬼，他看到本寺方丈澄一和尚年老昏瞆，就在澄一面前施展蛊惑伎俩，尽其煽动之能事，来挑我与澄一的情感。说救护队在报上发布消息，每次都只有乐观和觉通两人的名字，竟把总队长抛在一边，视若无物。看来，乐观大有喧宾夺主窃取慈云寺方丈位置的野心，不可不防。想不到澄一和尚竟信以为真，对我生起疑心，乃同觉通商量如何来对付我。可是觉通与澄一，虽然是法兄弟，觉通却是个豪气汉子，极力保证无有此事，但终不能令澄一释疑，于是觉通乃把陶专员捣鬼的事悄悄告诉我。
　　本来，对陶专员挑拨离间的阴谋，我可以置之不理。当时，我想到“上海僧侣救护队”那个悲剧结果，认为这件事相当严重，却不能忽视。澄一和尚，他既如此糊里糊涂，如此自私，不明大义，那是难以合作下去。如果我不急流勇退，将来终不免发生摩擦。摩擦的结果，一定会弄到感情破裂，而影响到“僧侣救护队”的本身。使佛教这一件光荣事业，又像“上海僧侣救护队”那样，搞的中途夭折，愈想愈寒心。当时，我就对觉通说，既然澄一和尚对我有疑心，我不妨引退，免得他疑神疑鬼，生出枝节，闹笑话出来，使外界人们耻骂我们和尚干不出一件好事。好在此刻慈云寺的难关已过，同道们在社会上并且有了好的声誉，我离开队部，问心也安。虽然我牺牲了入中央训练团受训的机会，救护队成立，而且做出了成绩，这算是我的代价。我离开队部之后，希望你肩起责任，好好掌握著，千万不要受到那个陶专员的操纵，保持原有自动自发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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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可做不出成绩，却不可受到在家人的胁制，这一点，希望你牢牢记住。今天，救护队的荣誉，乃是大家气力汗水和生命换来的，要好好的珍惜它。
　　当时，觉通并不同意我辞退，要我同那个陶专员战斗。我说：陶专员方面，并不重要，容易对付。只是澄一和尚对我生疑，倒是困难的问题。我还是离开队部比较好。觉通看我去志已决，也只好同意我这么办。但是他想到我突然丢手不干，恐怕影响到全体队员的工作情绪。我说：这个不妨，就说我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要休息一个时期，自然无事。觉通要我仍留住在寺里，不要出去，可使那陶专员有所顾虑，免得他再生其他野心，我表示同意。
　　说完了话，我不等待联办处的同意。马上将队部印信公文一起点交与觉通，我就到后山茅蓬住闭寮。奔忙了几个月，一旦放下，身心倒觉得无限轻松。我突然放弃救护工作，澄一和尚他自然明白是为什么，我们是心照不宣。但外界尚不知道我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一幕，总算我能够急流勇退，应付得法。不然，大后方这一杆佛教光荣旗帜，必定毁在那个陶专员手里无疑。
　　不多天，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以“慈云僧侣救护队”在空袭期间服务成绩良好，主张把我们这个救护组织扩大，使全市僧众都有参加服务的机会。乃派该部总干事杨某，来慈云寺与我商谈，表示中央各机关都有意来成立一个“重庆市僧侣救护队”。中央如此重视佛教，爱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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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我自当赞同。当时杨总干事请我写了一个“组织重庆市僧侣服务队计划草案”，带回去提供中央社会部作参考。
　　是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社会部，邀集重庆市党部、社会局、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各机关，在中央社会部开会商讨，我亦应邀出席。会议结果，决定成立“重庆市僧侣救护队”，派觉通、澄一、昌仙、续乘、本先、本立和我一共七人为筹备委员，并指定我为筹备主任，中央各机关，各派员一人指导。议定将原有“慈云僧侣救护队”，编为服务队第一队，江北佛教会僧众，编为第二队，华岩寺僧众，编第三队。服务队工作，改受空袭服务总队部指挥，以示统一。这样，我又奔忙了两个月，服务队组织成立之后，这时，重庆地方已届雾季，空袭减少，服务工作也就不多了。
　　二十一、任务圆满光荣结束
　　其间，我又发动了一件国际佛教宣传工作。那时候，因为我看到日本第五纵队在印度、缅甸、暹罗一带地区极为活跃。对我国佛教人士，大肆展开虚伪宣传，于我抗战大业进展大为不利。虽然经太虚大师一度组团前往访问，只是时间短促，彼诸佛国人士，对日本侵略我国之实际情形，尚未能充分了解，多有受其麻醉者。日人阴谋，实有彻底揭发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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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战时期，人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为了报效国家，争取时间，乘著雾季时候，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邀约汉藏教理苑学僧西岸、悟祖和慈云寺职事青云等三个人，在陪都组织了一个“中华佛教国际宣传队”，我自任领队。得到中央党政机关的支持，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出发，赴缅甸宣扬抗战国策。在缅工作八个月，(宣传队在缅工作详细经过下文详述)，仍复回到重庆。这时，慈云寺住持澄一和尚已圆寂，觉通继任该寺方丈。觉通及全体救护队员一致要求我继续领导队部工作，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也正是我的本愿。这样，我再肩起了救护队的责任，又干了下去。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府发动远征军运输队的号召，要求各界青年参加出国服务。我觉得这又是我们佛教僧侣为国报效的好机会。我乃挑选了两个分队的青年队员，报名参加，送往印度工作。当时政府对参加出国服务人员，每人有五千元安家费的规定。然我们出家僧侣，无有家室牵累，视人如己，以国为家，没有领受这笔钱。出国服务的队员共有二十二人，其中印宏、圣亮、光华三人，在我军克服密支那一役中，不幸牺牲在炮火中，作了生命布施。他们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在国外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这正是我中国佛教的光荣。
　　民国三十三年冬月，适日军侵入贵州边界一带，战事吃紧。我又发动全部队员，绝食劳军，颇得政府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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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三十四年春月，我为了检讨“僧侣救护队”几年来工作成绩，将长期工作实况及各项文件资料，编印了一本“陪都慈云寺僧侣救护队五周年纪念刊”，分赠各方。刊物得中央委员张继题眉，有党国元老各界名闻时贤硕彦惠赐题字四十余幅，为战时最生色最荣耀的纪念刊。刊物三月出版，八月，日本向盟军请降。河山光复，宇宙重光，举国欢腾，普天同庆。九月三日，我率领全体救护队员，参加“陪都各界胜利游行大会”，向我最高领袖欢呼后，始放下担架，脱去戎装。这是我在抗战期间领导“陪都僧侣救护队”的始末因缘。这件事，可以说是兴奋的开始，光荣的结果。
　　二十二、结队出国宣扬抗战
　　前文说到我将中央社会部发动的“重庆僧侣救护队”组织成立之后，这时重庆已届雾季，敌机空袭减少，救护工作不多，当时我鉴于日本第五纵队在缅甸印度暹罗一带佛国地区进行反宣传颇为剧烈，日人说我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破坏佛教，摧残三宝，日本为佛教宗主国，为了保护中国佛教，故对中国政府宣战，以此虚伪谎言，欺骗麻醉佛国人民，来掩饰他们的侵略罪行，日方这种险恶阴谋，我认为有澈底揭发的必要，于是我争取时间，邀约汉藏教理学僧觉华、曼林及青云等三人，组织一个“中华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我自任领队，前往以上各佛国宣扬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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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策。这是中国佛教青年僧侣在抗战时期树立的一面新鲜旗帜，表现的另一爱国工作，它的经过，值得来说一下。
　　这个国际佛教宣传组织，是在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指导之下成立起来的，在著手组织的时候，却有无限的心酸！做事业，是少不得经济力量的帮助，我邀约的这几个青年伙伴，他们只有气力，只有一颗爱国族的心，却没有钱，同我都是穷僧，又都是天生一副硬骨头，而我们却不愿拿这个“佛”字旗向人募捐，向人伸手要钱，觉得是有点害羞，都要苦干硬干，然而苦干硬干，也还少不得钱，如印信纸信封、买邮票、刻图章一切等等，无一不要用钱，既不愿意向人伸手，只好在各人自己身上来打主意，大家商量把我们身上穿的架娑僧衣卖了几件，换得一百多元，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于是乃向中央党政机关呈请备案，原呈云：“窃乐观等，鉴于日本法西斯军阀，自从向我国发动侵略，三年多以来，如疯似狂，一面加紧侵占我土地，摧残我文化，屠杀我人民，掠夺我财产，并破坏我佛教寺庙，迫害我佛教僧尼；一面又向缅甸、印度、锡兰、暹罗各佛国进行虚伪麻醉宣传，居然唱言指说‘中国政府崇信洋耶稣及共产主义，摧残佛教，毁灭东方固有道德文化，日本为佛教宗主国，不能不卫护中国佛教及东方固有道德文化之责任，故日本对中国之战，乃为代表佛教及对耶教与共产主义之圣战云云。’种种虚伪宣传，不一而足，意图转移佛国人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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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以达成阻挠我抗战大业进展之目的。查暴日自我唐代七世纪以前，尚为一无文化之荒岛蛮族，在唐际日本僧人空海(即弘法)，来我国从惠果阿阇梨修学佛法，旁及内典，归而采取汉字偏旁，参酌梵字音韵，利用我汉字，创制假名，始启 文化，以有今兹，不图近五十年来，狼子野心，再三反噬，历次夺我海滨，占我疆土，其谋我害我之事，何止百件？今复变本加厉，向我作大规模侵略，以欲展其吞灭朝鲜、台湾之故技，企图完全征服我国，以灭我种族，心如毒蛇，行同罗叉，此魔不除，世界宁有和平之日？乐观等自我领袖蒋委员长发动全面英勇抗战后，即本佛教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之本旨，与国民之天职，参加救亡工作，或在前线效力，或在后方服务，三载以还，矢志不渝，今欲更进一步，走向国际努力从事救国救教积极工作，作抗战宣传，乃联合组成‘中华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现已筹备就绪，定于月内由陪都出发，赴缅甸、印度、锡兰、暹罗各地，展开活动，宣扬我政府抗战国策，同时光扬我政府历年来弘护佛教之德意，阐扬我佛教正义和平真谛，与反侵略主张，揭发日寇三年来谋我害我种种罪行，唤起国际佛教人士对我抗战之同情，与我携手，结合为东亚佛教徒反侵略反暴行之广大阵线，共同扑灭人类恶魔日本军阀，以期促成我抗战胜利之早日实现。今乐观等志在与敌人作长期战斗，誓必达成粉碎敌人狂妄梦想而后已，一日不达到目的，一日不休止，准备以步行方式，去完成此项任务，事关国际佛教宣传，理合具文呈请钧部鉴核，伏恳准予备案，俾便早日成行，实为公便”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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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文递上之后，不到一星期，即获得批准，乃正式向新闻界发布消息。
　　自从舆论界给我们宣扬后，不几天，“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送来“苦行救世”锦旗一面。接著，“国民外交协会”送来“愤怒金刚”锦旗一面。“中缅文化协会”送来“大同正轨”锦旗一面，壮我行色。我们此行，真感到有无限光荣。
　　在那几天当中，各大小报不断为我们热烈宣扬，外界给我们的鼓励，可算十足。空气是那么浓厚，声势是那么雄壮，可是，我们骨子里，却是万分惶恐！因为我们卖袈裟僧衣换来的一点钱，早已花光，而办出国护照、制队旗、印“宣言”，以及上路之后在路途上吃饭、喝水、住旅馆、买草鞋等等费用，毫无著落，怎么办？我既然标明苦干硬干，不向教内教外募缘，又不向政府请领津贴，钱，当然没有来路，我们几个人为了这个伤神问题，绞了几天脑筋，俗语：“顾得肚皮，就顾不得面皮”，我们要表现战时佛教僧徒精神，两张皮都要顾到，这就太难了！
　　最后，我们只好来个焦土抗战，把各人的衣单海青、长衫、蚊帐、衣箱，连棉被一齐卖掉，还不够，于是曼林又向他的朋友捞来二百元，我也向朋友处搞来二百元，这样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统共有了近千元的光景，我们胆气就壮了。跟著，中央振济委员会屈副委员长赠送我们茶资二百元，又代息灾法会赠送二百元，还有中央惩戒委员会陶冶公和李子宽居士各四十元，雪山老人二十元，这都是我们的意外收入，钱，这东西真是个怪，没有它，使人动弹不得，英雄气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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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太多了，又使人迷失本性，为它颠倒，为它造孽，钱之魔力大矣哉！
　　二十三、出发之前的增上缘
　　我们原本计划由“中缅公路”用徒步行脚方式去实行我们的愿望，当我们正预备上路的时候，想不到中央国际宣传处长曾虚白先生，给本队来一个特别安排，为我们争取时间，以便早日出国工作，乃行文西南运输处，请该处给予我们乘车之便利，这是我们料想不到的意外助缘，公文上是这样说：“据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领队乐观法师声称，本队业已组织成立，拟即启程出国，请指示宣传方针，俾有所遵循等语前来，该队前往缅甸、印度、暹罗等地宣传，业经呈奉本部核准备案，现值印缅暹各国正多事之时，佛教宣传，迫切需要，该队原拟徒步出国，惟本部以为在我境内一段，如能以车代步，争取时间，更敷需要，除指示工作方针外，为特函请　 贵处念其为国热忱，设法准予免费搭乘便车南下，俾得提前开始工作”云云。
　　我把公文送到西南运输处时，该处龚主任随即下批，派一辆专车载送本队人员出国，这样一来，既节省了时间，也减少了我们路上跋涉之苦，政府对我们这种爱护德意，我们真是感激万分。
　　在出发之前，我们向国内外发表“宣言”，告以我们此番出国的宗旨、愿望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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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宣言”：
　　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都是站在佛教立场从事救亡工作的一群。
　　自从日帝国主义对我发动侵略三年以来，他一面加紧地轰炸我城市，屠杀我同胞，劫夺我佛教寺产，残害奸淫我佛教僧尼，侮辱我佛教僧徒，摧毁我佛教庄严道场；一面还卑贱无耻地积极施展著阴谋手段，向暹罗、缅甸、锡兰、印度各佛教国作种种歪曲宣传，说：“这次战争，日本是保护佛教而战，是为和平而战，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是不要佛教的，他们为了保护中国佛教，所以要同中国政府宣战，......”用麻醉手段以欺骗世界佛教人士。
　　现在，我们要使国际佛教人士认识到敌人侵略我迫害我之种种暴行真相，予以澈底揭发，要去粉碎敌人的险恶阴谋，要去唤起国际佛教人士对我抗战的同情。
　　我们自动联合成立这个阵容，抱定最大牺牲决心来作这个万里长征的壮图；这一工作，“全国精神总动员”的抗建纲领上，我们认为是应当做的，同时，也是我们佛教僧徒在战时对国家社会世界人群应有的努力与贡献。
　　我们这一群，都是在敌人飞机大炮下枪弹烽火中锻炼过来的僧青年，我们亲眼看到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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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狰狞面目，灭绝人性的残忍行为，切身受到敌人给我们的蹂躏侮辱。我们的热血沸腾了！内心燃烧起义愤火焰！不愿躲在深山禅方做那逍遥悠闲的自了汉，要挺起身子学习佛教历史上一些为人群谋幸福献身国族古德们的慷慨作风，要为国雪耻，要展开我们佛教反侵略旗帜，去到国际上与敌人周旋，同敌人作长期战斗。这是我们的志行。这是我们的怀抱。我们感谢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炮火，使我们能够在炮火中逼迫下结合起来，大家做成伙伴走上茫茫云水的万里征途，为我们的祖国而奋斗。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不日就要与你们告别了。
　　我们此行，是秉著我们领袖蒋委员长告诫我们“苦干”的教训，准备用两脚的“步行”方式去向目的地迈进，我们明知这是一条艰难的途程，也明知敌人在国际上早已布有种种阴谋险阵，但是，我们凭著佛的大无畏和牺牲的精神，相信终必能克服它、突破它、粉碎它，终必会达成我们的目的，完成我们的任务。希望全国各地各界救亡先进和佛教同仁，随时给我们指导和帮助，这是我们临别时竭诚的一个请求。
　　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印发
　　民国二九年十月
　　我们出发前一天，陪都各佛教团体，联合设置宴假罗汉寺欢送本队，把斋席摆设在被日机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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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瓦烁场上，是个富有深刻意义的布置，那个瓦烁场，正是该寺“罗汉堂”基地，该寺的“罗汉”塑像，共有五百尊，有二百年历史，神情活现，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名闻四方，这次竟不料被敌机全部轰炸摧毁，我们看到地下堆著一堆一堆罗汉头足四肢，内心燃烧起一阵阵愤火，更增加我们向日寇战斗的勇气。
　　这天晚上，中央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出我们出发的消息，令人感奋。
　　二十四、竹笠芒鞋迈上征途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正是我们这一群爱国勇敢僧青年离开战时灯塔--陪都，扛著「国际佛教宣传队”旗帜，迈上茫茫烟水征途的一天。这天凌晨，我率领著队员觉华(西岸)、曼林(悟祖)、能仁(青云)几个人，在大雾弥江伸手不见指的光景中出发。从重庆渡江到南岸海棠溪，再乘便车去到西南运输处，很快地把乘车手续办完。该处龚处长表示，这条“滇湎公路”太长，车子不能直达缅甸，路上须得转车，先用专车送我们去贵阳，然后由贵阳转车去昆明，再由昆明转车出国到缅甸腊戍，业已去电通知贵阳、昆明两地办事处，到达时，自会派车运送，叫我们放心。战时后方物质缺乏，汽油贵如金，当时流行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政府如此优待我们，我们真是衷心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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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在路上行走了三天，每天夜晚，都是歇宿在运输站。沿途各站员司，对吾们都是殷勤招待。白天坐在车上，与司机(都是海外回国服务献身抗战的青年华侨)攀谈，倒不寂寞，也不感觉旅途辛苦。十四日中午，抵达贵阳，因为要在此地转车，可以休息两日。于是我们下车后，即进城投入大觉精舍挂单，适印顺法师任大觉佛学院院长，得到印顺法师热诚款待。我们在贵阳盘桓了两天，把转车手续办好，复又登程继续向前进发。于二十三日下午抵达昆明，由云南省佛教会招待，把我们接到翠湖该会下榻。
　　翌日，昆明大公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云南日报、朝报等，一致揭载本队抵昆消息。民国与云南两报，并将本队“宣言”全部刊登出来，热烈宣扬。而中央日报称誉本队为“佛教的忠实使者”，令吾们感奋。
　　二十五日，云南省佛教会开会欢迎本队，到各界来宾二百余人。该会理事长定安和尚主席，并请本人报告组队经过。来宾均有演说，对本队此次出国宣扬抗战，称赞备至。接著净业社导师戒尘老法师，假佛教会设斋招待本队，并邀有中央党政要员多人作陪。
　　本队由昆明启程前一日，中委黄蘅秋先生，特在寓所设斋为吾们饯行，各方对吾们爱护之情，诚实可感。
　　十二月十三日，吾们乘西南运输处专车继续向缅甸进行。在路上走了七天，所经多是蛮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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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路上非但人烟稀少、就是天上飞鸟也少见。周围全是一重又一重的高山峻岭，煤炭矿苗，遍地皆是。可见吾国地大物博，矿藏之丰富，可惜没有开发出来。
　　二十六日中午，车抵吾国边境畹町地方--中缅交界处，当地驻有我国一队守军。山头上竖有一面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令人兴奋起舞！照例出入境车辆要在此地登记。吾们下车休息片刻，略事观望，但是中缅两国当中只有一道木桥之隔，桥那边属缅境，地名九谷，桥下一条溪水，算是两国的天然界山，好似严冬景色；水那边，是树木丛丛，犹如春天一般。
　　当我们车子走过桥头，踏上缅国地土，不但眼目所见的景色感觉不同，就是气候，也显得两样，热风拂面，身心一阵轻快。吾们从重庆出发时，身上穿的大棉袄，走到昆明，剥去了棉衣，改著夹衫。又把夹衫剥掉，一层一层剥，只能穿上单衣单裤。前后只十多天时光，就好像过了三个节令，倒也有趣。
　　从缅甸边境九谷地方起，至腊戍这一条二三百英里的公路，全是铺的柏油，地平如掌，往来车辆稀少，车子可以开足马力飞跑。下午十时光景，安抵腊戍，车子开进西南运输处停车场，当有该处高级职员文大队长和莫浩然先生出迎，引吾们到办公室休息半小时，又陪我们乘原车赶到火车站，搭夜快车去仰光。临别时，文大队长说：“我回去马上发电到仰光办事处，法师们到仰光时，定有人到车站来迎接。”文大队长如此热情，吾们万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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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日正午，火车到达仰光车站，当有仰光各侨团代表，及新闻记者多人到站欢迎，送吾们到中国佛学会下榻。当日下午，仰光中缅报纸一致报导本队抵仰消息。
　　二十五、脱去圆领换上黄袍
　　本队到仰光后，第一件事，是换色。吾们出国时身上穿著的灰色圆领僧衣，是不受缅国佛弟子们的欢迎的。原来缅国出家比丘，一律是披搭黄色袈裟，偏袒右肩，实行律制。在家男女信徒，也都是尊重这件黄色袈裟，他(她)们的观念，见到黄色袈裟，等如见到佛一样。认定出家人应当披搭黄色袈裟，不宜于穿著杂色衣，杂色衣是在家俗人的服色。我国住在缅甸的侨僧，一向保持国内习惯，衣著上，白色、灰色、黑色、蓝色、咖啡色各自随便。
　　由于侨僧们著杂色衣故，颇受缅佛弟子的卑视。缅人视我国僧人为外道，不承认是出家佛弟子。在称呼上，不叫和尚，而叫作“头家”(福建语：老板)。吾们宣传对象，并不是华侨，而是缅甸人，吾人的外表，应当要受到缅人的重视，则工作方可收效。谚云：“入国问禁，入乡问俗。”缅国的传统风气是如此，吾人却不能固执己见。势必要脱去圆领大衫，改换黄色袈裟。所以我们一到佛学会后，马上请一位林宏扬居士，替我们买来四套缅僧黄色袈裟，换上服装，才出外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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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花园安居展开工作
　　吾们抵仰第二天，首先拜访我驻缅荣总领事，和中缅文化协会主席宇巴伦氏及各侨领。并拜访缅甸众议院议员胡茂庶先生，胡陪同我们晋谒我外交部次长曾榕甫先生，曾次长听取我们报告后，表示兴奋，对我们慰勉有加，即面托胡先生代为招待，安置本队人员住处，并请在本队工作方面多多协助。当晚胡先生即派汽车将本队全体人员接到燕子湖他的寓所(胡茂庶花园)精舍中下榻，供给我们长住，衣服卧具，事事供养，非常殷勤，这是本队到达缅甸后，所得到的一大增上助缘。
　　胡茂庶先生全家都是“南传”佛教信徒，他家里常年供养一位缅僧。南传出家比丘，都是如律生活，过午不食，我们为了使他们敬信故，也同缅国比丘一样，每天牺牲一顿饭食，过午不吃饭，这也都是为了抗战，为了国家，为了我们的佛教。
　　我们到达仰光后，感觉到我国政府对缅甸一般上层人物联络得很好，但是对彼国人民的下层工作，却是做得太不够，也可以说简直不曾注意这件事。无疑地，是个大大漏洞、缺点。缅甸一般上层人物，他们是与英人一鼻孔出气的，跟著英人亦步亦趋。他们的思想言行，是与缅国多数人民的意向相违的，说句明白话，他们的举动，只能代表英人，却不能代表缅甸国民。在缅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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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爱国人民的观念，对于亲英的缅人，都是卑视认为不耻的，当作所谓“缅奸”看待。我们只图抓住几个少数的亲英份子，而忽略了大多数的缅国国民，这是一件可惜的事！因为三年以来，我们不曾在缅国人民身上用工夫，所以无怪乎日本第五纵队有机可趁，向缅国人民积极渗透，煽动缅人来反对开放“滇湎公路”，阻碍我抗战大业的进展了。
　　自抗战后，敌方第五纵队在国际上活跃，如“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日人对缅甸方面，他们利用缅人的佛教信仰心理和习惯，施展其种种手段以投其所好。或以甜言蜜语相诱惑，或捏造谎言以欺骗、麻醉、愚弄，或以金钱去收买，使缅人不知不觉入其壳中而为彼辈所利用。缅人心地纯善，天真无邪，很容易受其蛊惑。所以我方抗战了三年，而大多数缅人尚不知我中国为什么要同日本打仗，且有的还不知道有这个战争。缅甸与我中国大陆毗连，对我中国何以如此模糊？对我抗战非但认识不清，就是我国一般情况，也不甚了解，缅人对我中国，除知道有一位蒋介石之外，不知有其他人物。当我们到达仰光时，缅文“新光报”The Newlight of Burma Press 记者貌育貌 Maung yu Maung 来访，他问：“中国政府官员有没有信佛的？”我答说：“有，不但有，而且很多，蒋委员长和五院院长，全都是信仰佛教。”他又问：“什么叫五院？”试想，彼国一个新闻记者，连我国的政治体系五院名称都不知道，可以推想其他了。我们与缅人接触，在谈话中，他们甚至觉得我国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是基督教徒，意味著连我国政府也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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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无疑是受了日人的麻醉宣传，彼国人民对我国情况如此模糊，足见我们的国民外交工作是多么欠缺？
　　缅甸，是一个一千数百万人口的国家，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信仰佛教的，说得上是信佛的民族。他们对佛教的信念，是传统信仰，同时，对于代表佛的出家僧侣们，具有最大的尊敬心，民间儿童长到成年时候，都要出家一次，经过一段僧侣生活，接受佛法教育，方取得国民资格，在社会上才有地位，人民对于僧侣的说话，是绝对信仰绝对服从。
　　我们到达仰光后，即针对这种现实情况，来展开我们的宣传工作：一面不断访问彼国著名高僧，与佛教人士联络。一面进行文字宣传，将带去的资料--敌机轰炸我国各地佛教寺庙，屠杀我国无辜人民的照片，制成铜版，用中、英、缅三种文字说明，印刷了一大批特刊，散发全国上下，使彼国僧俗人民认识日本军阀的口是心非，认识日人在华暴行真相。这本揭发日军罪行特刊散发之后，不几天，一连接到各方响应同情的信件，有六十余件之多，这些来信，有的是著名高僧，有的是一方领袖，有的是学校教员、学生，有的是护法信徒。他们来信意思，归纳约有三点：一、对日寇侵略我国，摧残佛教寺庙道场，破坏佛像，表示极大愤慨。二、认为我国政府不能采用有效方法保护佛教庄严道场，卫护僧徒安全，而为我国佛教前途担忧。三、认为中缅两国佛弟子应该团结合作，来共同扑灭人类魔鬼万恶日本军阀。总之，不外乎是一种同情的共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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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忱，一种良好反应，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收到了效果。
　　记得在民国三十年一月五日，“缅甸华侨精神动员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国民月会，邀请我出席演讲，这是我到缅甸后首次向缅华侨胞发言。严肃的月会，在抗战精神堡垒宁阳会馆举行，参加月会者，有各侨团、侨校，共七十余单位代表，凡四百余人。那天我的讲题是：“多难兴邦！”讲说了两点钟。虽然谈的是抗战，时过境迁，但是当时情景，和今天的景况比较，颇多相似处，却还有重提的价值，且把讲词内容大意摘录于下：
　　主席、各位侨胞父老兄弟姊妹：本人承华侨精神动员委员会诸公邀请前来参加今天这个月会演讲，这机会很难得，很宝贵，我感觉万分荣幸！今天在座诸位，有的是旧相识，有的是初次见面，我应当要向大家说几句话。古人说：“多难兴邦！”我且把这句话来作为我今天的讲题，在未说正题之前，先来把我回国参加抗战工作的经过谈一下，然后再报告目前祖国抗战情形。
　　当“七七”芦沟桥事变之时，本人正住在印度鹿野苑读书，不多久，敌人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战争。我眼看国难局面一天严重一天，悲愤情绪，使我不能安心读书。那时，我贤明领袖　 蒋委员长，为了保持我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万世子孙的自由与幸福，发动了全面的英勇抗战，予打击者以打击。全国人民，也都怒吼起来！当时我觉得中日两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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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序幕既已掀开，绝非短时间可以结束的。这次战争，不同内战，乃是中日两民族的生死决斗。这时，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应该奋起，追随　 领袖为国家民族努力奋斗。我是个佛教僧徒，也是国民一份子，此时国家有难，遭遇外侮，应该生起同仇敌忾之心，有以报答国家。于是在沪战发生之后，毅然奔回祖国，到达上海后，即参加当时活跃在东战场上的“上海僧侣救护队”，从事前线救护负伤将士工作。后来，战事西移，又随军转进到汉口工作，在汉口放弃之前，救护队解散，本人就去到湖南进入后方医院服务了一年零两个月。我深深体会我们武装同志英勇果敢为国族流血的伟大价值。
　　去年元月，我由湖南奔到重庆，为了增强大后方预防空袭力量，号召青年僧侣一百二十人，成立一个“僧侣救护队”，参加重庆市区空袭救护工作，在昨年六月间，敌机大肆轰炸重庆之时，我率领全体队员，积极发挥佛陀慈悲救人宏愿精神，舍生入死，不待警报解除，在敌机狂炸下，勇猛抢救灾难同胞。由于成绩优异，获得蒋委员长颁赠奖章。随后，中央社会部，又命本人扩大救护组织，辅导成立“重庆市僧侣服务队”，充分扶持，这是政府爱护扶持佛教的德意。目下，因重庆已届雾季，空袭减少，本人为争取时间，乃邀约四位爱国青年僧侣，在中央指导之下，组织“国际佛教宣传队”，来缅宣扬政府抗战国策，揭发敌人在华种种暴行，唤起国际佛教人士对日本侵略行为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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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多以来，全国佛教徒众，在抗战中，对国家民族积极的或消极的贡献，亦复不少。湖南方面，成立有“佛教青年服务团”。汉口方面，成立有“佛教僧侣救护队”，如“佛教担架队”。镇江方面，有“佛学院僧众抗战宣传队”。焦山方面，有“尼众看护工作队”。云南方面，有“佛教僧侣救护队”。江西方面，有缝制征衣的“民众缝纫队”。上海方面，除“僧侣救护队”。这些，都是在抗战中我们佛教的一般活动。
　　以上乃本人回国参加抗战工作经过，以及国内各地佛教在战时的活跃情形。
　　这里，再来讲到“多难兴邦”的正题，可分为六点来说明：
　　第一点：我们中国人民，是富有勇敢富有弹性充满活力的民族。遇到有外患，国家有危亡之忧的时候，都能自然团结一处，发挥保卫国族的精神。在这一次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斗中，更是坚强勇毅无比。我们中国民族性，不论是男是女，或老或幼，都是不受压迫，不甘屈服的。三年半以来，我们在战场上，常常见到负伤的武装同志，在流完最后一滴血的光景中，还挣扎著向敌人投掷手榴弹，要取得同等代价方才瞑目死去！在后方躺在医院养伤的英雄们，他们每每不待伤口痊愈，就要求归队继续到战场上去杀敌。这是表现我中华男儿为国牺牲高度激昂的壮烈精神，也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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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我们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最仁慈的民族。作战以来，我军在战地所俘虏的敌军，非但不仇视他们，不报复他们，并且还给予优待。觉得他们可怜，都是受了日本军阀的麻醉压迫，都是无辜。除了给予他们好衣好食之外，并且还为俘虏们安排许多游戏娱乐，使他们的精神得到愉快，正因为我们如此宽厚仁慈，所以俘虏们每每感激得流下泪来，生起愧悔心，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第二个信念。
　　第三点：我们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坚忍的民族，任何重大的困难重大的压力，都能忍受，并能在困难中压力中克服一切，抬头翻转身来，过去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在这次战事发生时候，日本军阀曾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豪语，现在事实证明是梦想，我们已经同敌人战斗了三年零六个月，我们还不曾屈服，还在继续与敌人周旋，并且准备持久的长期抗战下去，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到今天，日寇才认识到我中华民族的伟大，不可犯，才体会到他们的估计错误。
　　本来，民国成立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内由于军阀的割据，年年兵连祸结，阵战不休，简直是一盘散沙。而四川地方的军阀中，甚至还有外甥同舅舅开火打仗的笑话！在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以及社会各种团体，都是各自为政，因循腐败，像那样乱糟糟的局面，也就不怪乎日本军阀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呓语。可是，由于这一次的外患，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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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了警觉，有了朝气，都团结起来了！大家都能发奋为雄，在　蒋委员长领导下，献出他们的一切，一致御侮。试想：一个没有国防准备的弱小中国，居然能够同一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日本，在战场上硬拼了三年多，把日寇“速战速决”的阴谋策略摧毁了，把他们“以战养战”的企图粉碎了！将敌人的两腿拉到泥坑里使其不能自拔，这是发挥了我中国人民坚忍不屈团结奋斗的伟大力量和精神，也证明了多难可以兴邦，这也是我们抗战必胜的保证。
　　第四点：今日的我们祖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有无限的远景，“抗战到底！”那是用不著怀疑。试问：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六十年之间，给我们中国人民的压迫、侮辱，所制造的各个惨案，种种耻辱，我们岂能忘怀？自“七七”事变以来，敌寇侵占我许多领土，杀害我无数同胞，摧毁我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劫夺我许多宝藏，攫取人民无数财产，拆散我同胞的家庭，到处奸淫我们的姑嫂姊妹……这一笔又一笔，一件又一件的耻辱仇恨，我们怎能忘记？怎能不报复？“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我们为了湔雪耻辱，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万世子孙的幸福，我们唯有抗战！抗战到底！
　　第五点：大家知道的，日本素称为佛教国，可是，自从作战以来，日本人这套假面具揭穿了，暴露出他们的狰狞面目。所谓佛教国也者，只不过是日本天皇愚弄国民欺骗世人的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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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乃是藉信佛的招牌，进行谋夺人的家国，侵占人家土地的一个烟幕，并非真正信佛。我们在前线敌军尸体上常常发现带有“佛像”“佛咒”“千人针”这一类麻醉神经的东西，这就是个铁证。再拿日本和尚来说罢：在去年下半年，日本本愿寺和尚广播说：“中日事件，除非把中国十五岁以上的人完全杀光，方有结束的办法。”可见日本没有佛教，就算有，也是变质的假佛教，和操刀杀人的假和尚。我们为了救我们中国、救世界、救人类，同时为了拯救日本人民和日本佛教，唯有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军阀！
　　第六点：　国父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实在，当年如果没有海外侨胞襄助革命，　国父的革命事业不会成功，哪有中华民国？又哪有今日的抗战？今天，我们中国在　 蒋委员长的坚苦撑持中，海外侨胞，踊跃输将，不断作经济上援助，就是人力上的贡献，亦非常惊人。本队这次从滇缅公路上来，处处见到有华侨，单就西南运输处一个机构中，华侨司机同志就有四千多人，他们整夜工作著，披星戴月，露宿风餐，忍苦耐劳，为国家民族尽忠尽职，在抗战中做了国家一根坚强有力的骨干，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　 蒋委员长在二十九年“七七”纪念日告民众书中说：“百里长途，已逾九十里。意思是说：我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已快接近媵利，但还有一小段艰难途程，正需要海外侨胞发挥更大的爱国心，作更大的贡献，来完成我们抗战大业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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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篇讲词，当天下午由仰光觉民日报、中国新报全部刊出，博得缅华社会的好评。可是，由于我这次的公开演讲，揭发了日寇侵华的罪行，更增加了日本第五纵队对我们的仇视，因之放出种种不利于我们的恐怖空气，企图把我们吓跑。然而，我们却处之泰然，镇静如故，丝毫不为所动，照旧工作，照旧活动。并且进一步与彼辈在国际佛教上作正面的战斗。因为那时候，日本派到缅甸的特工人员中，有一个日本和尚。他在仰光并不住庙，而是隐藏在甘马育地方(仰光郊外)一家日本人洗衣店里。年纪约有三十多岁，矮胖身材，白净面皮。他在家里，穿日本和服，出外时，却披搭缅甸比丘的黄色袈裟，而脚上穿著一双日本式叉口橡皮鞋，不伦不类。袈裟随便搭在肩上，肚皮露在外面，不像比丘威仪。他出外时，是手捧一只皮鼓，鼓上写著「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一串中文字，一边走路，一边敲鼓，嘴里还不住念念有词。
　　日本派到缅甸干“特工”勾当的那个和尚，不知他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无人知道其底细，也不知道他何时到达缅甸？他在人前表现的姿态，好像只是打著皮鼓宣传“妙法莲华经”的苦行僧。其实，他肚皮里是另怀有鬼胎。他打鼓念经，那不过是遮眼把戏。他每天的行径，是捧著皮鼓在外面敲著、念经，行行复行行，走过一程又一程。仰光地方大街小巷、市区和郊外，他都走遍，大小缅寺，他都窜到。缅庙中不计举行大小佛会，或者是有送子出家的场合，都有他的人影，只是不同华人打交道。他认识缅文，还能够说一口流利缅语。在他的言谈上，好像他对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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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对缅寺老少比丘常常送些礼物，参加佛会时，并且很慷慨作布施，出手非常大方豪阔，一掏就是一百两百，至少是几十元。他是住在日本人洗衣店里，也不曾说他有护法，他也不作佛事，不向人化缘，他用的钱，也无人知道他的来路，他的一切，无一而不显得神秘。缅人性情爱贪小便宜，因此，也都觉得其人可亲，却无人怀疑他是包藏恶心一条噬人的毒蛇。谋夺人国的“间谍”份子。
　　我们“佛教宣传队”，去到缅甸后，由于抗战旗帜鲜明，不几天，就引起日本这个神秘人物对我们的注意，在我们接近的缅僧面前探听我们的消息。同时，我的护法胡茂庶先生，和同住的一位缅甸长者老比丘也嘱告我们要注意他。我们是为了宣传抗战而来，岂能畏惧？既然在国际佛教上遇上了敌方这个人物，就该面对著与之周旋，更可以把他当工作对象。
　　我同那个日本和尚，常常在街上碰头，也在缅佛会场合中会面，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他见著我，是把两只鼠眼向我钉著，我也瞪著两眼望著他。彼此不交言，却是“瞎子吃蚕豆”心里有数。一次，大金塔上做佛会，我又同那个日本和尚碰面，我故意把本队印刷宣传特刊送一本给他。他接在手里，马上向我行了一个弯腰大礼，说了一声“阿尼阿多”(谢谢)，随著就翻开来看。他看到刊物里面印的日机轰炸中国寺庙，日军奸淫中国妇女，屠杀中国人民一些铜版画片，两眼只是发直，也不言语，却不知他心里是甜是苦？待我走开时，我用日本话向他打趣说“扇育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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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再见)，他抬起头来向我报以苦笑！自此以后，他见著我，好像见著冤家，我也是把他认为仇人。
　　我们最初在国内的计划，是把缅甸、印度、暹罗、锡兰几个地区安排在我们行程范围之内，预备到缅甸之后，再继续向印、暹、锡各国去宣传。及至抵缅不久，国际环境已经有了极大变化，日暹勾结阴谋，一天一天暴露出来。接中央国际宣传处来电，嘱我们不要前往。而与缅甸毗邻的印度地方，也因受到缅政府对外侨出境的种种限制，望著不能去。隔在远洋的锡兰，那是更不用说。就是在缅甸国境之内，也不容易让我们随便走动。因为那时后，英人以统治缅甸的威严，为了讨好日本人，对出入国境的华人，多方留难。凡是进入缅境的华人，都要把护照送到移民局重加签字盖章，方算合法。签证时，要缴纳签字费十二个卢比，这不算，另外还要申请一张通行证，并要与缅政府有关的人员作担保。就是完备了这些手续，如果不经特别许可，就不能越雷池一步。一次，由瓦城乘火车到仰光的华侨三百多人，因为没有“通行证”，无辜地被政府抓去，坐了十多天监牢！弱国之民，受人摆布，不能反抗，只好忍气吞声，令人慨愤！
　　在那种压制情形之下，我们只好在仰光停留下来。一方面，我们也觉得缅甸地方与我抗战大业关系重要；另一方面，认为这个佛国，正是我们作国际宣传的适当据点。有一个时期，我们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同中缅文化协会主席宇巴伦氏磋商，想搬到缅寺去住，因为我们要保持中国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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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素食习惯，有这个蹩拗，未能实现，只好住在胡家花园，打扰胡茂庶先生了。
　　这里，我顺便把这位胡先生来介绍一下：因为他对祖国抗战事业，是有相当贡献的人物。胡先生祖籍福建，他生长在缅甸。他有一个胞弟，名叫胡茂椿，也是缅华社会知名之士。他的太太祖籍是缅籍，有两位公子、三位小姐，均在仰光大学毕业。他的全家都是信佛，也都是受的“南传”佛教薰陶，他家里是一所大花园，园中建有一座精舍佛堂，常年供养有一二位缅僧居在精舍里。他幼小时候，曾依缅习出家为僧一次，两位公子也都出过家，领受佛法洗礼。他长大之后，喜爱政治活动，乐意为侨界服务，以故受到华侨的爱戴，因而拥护他竞选为缅甸众议院议员。同时，又任缅华兴商总会主席。他精通“巴利”佛典，并有两部著作行世。他虽然生长在缅甸，却不忘情祖国。抗战之后，他以侨领身份，与吴文举等人成立“华侨救灾总会”，倡导各种救亡运动。发动侨胞，对祖国输财输力，贡献祖国，厥功殊伟。
　　我是在民国二十五年第三次游缅时，由一位华侨信徒林葆华君介绍，与这位胡议员结识，并由胡送我进入仰光燕子湖雀登宫缅寺受缅甸比丘戒。我在缅寺安居三月，学习缅文缅语，他作我的护法。因为我们有这个渊源，所以我们这次见面，他对我特别亲切，热心照顾，无微不至。并且很露骨的协助我们的宣传工作，我们几个人住在缅甸的生活上能得到安定，工作上能够顺利展开，全仰仗这位胡议员的护持。我们四个人，住在他的花园里，一直打扰了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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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我们宣传队在缅的费用，那真有点叫人酸鼻！我们在国内筹备的后候，尚且是标榜硬干，不向任何方面要钱。去到国外，仍然是以硬骨示人。在人面前，只谈工作，绝不提钱。虽然得到胡议员的同情，但他是生长在缅甸，受的“南传”佛教教育，于祖国佛教情况，尚不甚明了。得到他的招待，供给我们的住宿和饭食，已经够感激他了，我们岂能再加重他的负担，而令他不快？
　　我们到仰光最初一段日子，完全是咬紧牙关硬撑，连每天看的报纸，都是揩油来的，可见我们的苦况？有一次，胡议员他好像要明了我们的经济情形，带著试探口吻问我：法师们来到缅甸的费用，是政府供给吗？抑是国内佛教团体或护法供养？是长期？还是短期？当时我为了怕拆穿穷相，不作正面答覆，告诉他说：我们在这里住上一年两年，或许还不愁钱用。我口里是说得这么硬，这么春风，内心里却一阵酸楚，直冒苦水！
　　我们四个人之所以能够在仰光住长久，能够把宣传工作扩展开来，完全是得到我的一位善友许百富君(广东人)的支持。他是缅华社会一位侨领，他经营有一家木厂和一家米厂，他也是国民党同志，我与他有很深的同门情谊(系由我介给皈依太虚大师)。当本队进行印发宣传“特刊”时，得到太虚大师从国内汇来一百个卢比助作印刷费之外，其余不敷的四百多个卢比，都是许君一人承当。这不算，我们的零用和工作上的费用，也全是许君接济。如果没有他这个人的财施，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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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血，我们早就现丑了！
　　说来真是可笑！外面不知内情的人，看我们过得很好，很活跃，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以为我们得到政府大批津贴，真是天晓得！除了初到时，得到我驻仰光外次曾榕甫先生赠送我们四套缅僧袈裟之外，我们何曾领受政府一文呢？！我们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叫化子脸上擦粉”好穷面子。表面上我们是做的堂皇好看，有时为了工作与缅僧联络给缅甸长老比丘的馈赠些礼物，或请吃茶吃饭，表示著我们经济充裕，其实，我们是“虾蟆垫床脚”鼓起肚皮在干。为了中国佛教，为了国家，为了抗战，不得不如此“穷好看”。
　　自从我们的宣传工作展开以后，自然与敌方第五纵队不利。敌方企图打击我们的活动，于是散布出不利于我们的空气：说是我们如果再不收手离开缅甸，就要把我们几个人一齐埋葬在燕子湖里。又说要斩断我的两腿。胡议员在外面听到这些风声，回来告诉我说：政府里面的英国人，他们对日本人都是畏惧三分的，明知有日本第五纵队在这个地方作怪，却是放任，装聋装瞎，而不敢有所行动，似乎怕开罪日本人。胡议员叮嘱我们不可大意，时时要小心防备敌方的暗算。我想：敌方要是当真同我们作对，他们是不敢明目张胆来下手的，我每天照常出外走动，并不惊惧。与我们同住的我位缅甸戒师宇朵省达，他却为我们担心，觉得这个花园在燕子湖边，地方偏僻，荒野少有人家，白天固然不怕，夜晚却不得不加提防。每到夜晚入睡时候，他就把一柄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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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他的枕边，为我们戒备，令人可感！
　　外面的风声，并不是空穴来风。一天上午，想不到那个日本和尚偕同一个缅甸僧居然撞上门来，佯装作是逛花园的，走进我们精舍，东张西望，不用说是来查看我们的情形。我们几个人都席坐地下，大家都用冷眼瞅著，看他两人有何行动。这时，我那位缅甸戒师似乎体会到那个日本和尚的来意，他站起身来，走进房去，拿出那口光亮的戒刀，一面拿著戒刀在手里玩弄著，一面把两眼钉住那个日本和尚。日僧当时看到这种情形，神色显得紧张，似乎领会到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很知趣的马上溜走了。这幕哑剧表演得很妙，来人走后，我们几个人都捧腹大笑！自此以后，也不见那个日僧再来，平安无事。直到日军南进，缅甸陷落之后，大金塔上开群众大会时，那个日本和尚他摇身一变，穿著军服身挂腰刀，以军官的姿态出现在会场之上，露出他的真面目，这是后话。
　　二十七、日寇南进队部解散
　　我们在仰光八个月，从工作推进上，可说十分顺利，发生了很大力量，也收获到很大效果。虽不能说完全粉碎日寇在国际上麻醉宣传阴谋，至少是受到我们的打击。在民国三十年六月间，日寇曾有阴谋诱致缅僧赴日观光，参加所谓“世界佛教大会”的企图，因缅甸佛教界受到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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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而被拒绝。那时候，我所谋划的成立“中缅佛教同盟”的时机已成熟，于是我乃于是年七月九日离仰，只身回国，向中央请示。到达重庆之后，晋谒中央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先生，中缅文化协会秘书长杭立武先生，并承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先生召见两次，对我们的工作，多有指示。我在渝事毕，仍去到昆明，准备反缅，而不料时局恶化，缅政府限制华人入境。我住在昆明交涉，等候缅政府回信。这时，时局已经急转直下，霹雳一蛲，日军南进，英人准备放弃缅甸。情况变化到如此地步，我也没有再去缅甸的必要，乃一面呈报中央将“中国佛教国际宣传队”解散，一面拍电给居留仰光本队队员觉华、曼林、青云三位，嘱其早日走避，以策安全，免受日寇荼毒。我个人则仍回到陪都，继续领导“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工作。直至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