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当代爱国高僧茗山老法师

　　爱国爱教德高望重 栽桃栽李力大功深追思当代爱国高僧茗山老法师
　　刘大任
　　我国佛教当代爱国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镇江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老法师，于2001年6月1日17时58分在上海圆寂。
　　扬子江水，太湖波涛，因痛失法门长老而呜咽；云台苍松，钟阜翠柏，为哭挽般若上人齐低垂。江苏佛教界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中，深切缅怀这位爱国高僧。
　　一
　　茗山老法师讳大鑫，号茗山。俗名钱延龄，江苏省盐城人。1914年农历二月二十日诞生。父钱宝森先生为前清秀才，是位私塾先生。小延龄幼承庭训，随父读书。母张氏，笃信佛教，他自幼便常随母出外参加佛七、听讲佛经。十八岁那年，他在盐城龙岗镇听融高法师讲《地藏经》，被那瑰丽绚烂的故事、玄奥微妙的哲理所吸引，同时也为法师雍容的风采而折服，使他萌发出家当法师的念头。次年（1932），十九岁的英俊少年钱延龄来到收成村（今建湖县蒋营镇）罗汉院礼宏台老和尚剃度，取法名大鑫，号茗山。从此，踏上了献身佛教事业的漫长旅程。
　　茗山依宏台老和尚学习佛教五堂功课、经忏佛事，及佛教大乘经典。从小的薰习，严格的训练，对五堂功课能倒背如流，经忏佛事样样在行。茗山日后成为一位讲经著述的法师，他的唱念功夫，比那些“经忏和尚”还高一着，梵音嘹亮、字正腔圆。但他那时并未满足只做一个赶经忏、赚钱的粥饭僧，而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造福更广的人群。宏台老和尚对他说：“现代僧界中顶有知识的，一是太虚法师，二是印光法师，三是仁山法师。你将来应多亲近，多多学习的。”父亲从小教他“见贤思齐”，老和尚对太虚、印光、仁山三位大德的赞叹，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作为终身学习的目标。
　　茗山于1934年到镇江焦山定慧寺受三坛大戒。圆具后，入焦山佛学院学习。1935年，任焦山定慧寺知客。这一年秋天，太虚大师来到镇江太平寺讲经，由大超法师介绍，他拜见了心仪已久大师，他一见大师，就被为大师的“仪态庄严，气宇超然”所摄受，见到大师“那种特别庄严清静的圆满光明的相好，就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了”。此刻起，茗山立志追随大师，学习大师，终生未渝。
　　1937年，茗山到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学习。当时，大师见到一篇吴鼎第的文章《中国文化所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响》，对佛教误解多多。写信给茗山让他做一篇论文予以反驳。茗山撰写了论文《评<中国文化所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响>》。大师亲自审阅，逐段修改，并作了批示：“文字贵精细，漫骂火气，越少越好。”这对他治学写文章以极大启迪，使他认识到写文章一定要“从广博注意精细，从感情注意到理智”。就是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大抵研究学术的人，无论批评何种学术，一方面应先去深究某种学术所诠的理论，和严密考察内容的事实，待有了正确的认识后，另一方面还要离开主观而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以正直光明的心理和大公无私的态度，不偏其短而废其长底说话，这是学者应具的原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治学信条。由于这一篇论文，也由于太虚大师的指导，茗山自此走上“在文字上的弘法护教”的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从1936年秋到1946年夏，茗山先后参学于武昌佛学院，湖南南岳、衡阳等地佛学讲习所。这十年间，他追随大虚大师，实践“振兴佛教，利益众生”的理想。在“七·七”事变后，抗战期间，他奔走南岳、衡阳、长沙、宁乡等地，足迹遍湘南、北，在纷飞的战火中护教弘法，宣传抗战。
　　1946年夏，茗山回到焦山，主编《中流》杂志，任焦山佛学院教务主任。1951年任焦山定慧寺住持。此时，他以饱满的爱国热忱，迎接中国的新生，佛教的新生。是年秋，创办焦山游客招待所，茗山兼主任，并联合小庵四十余位僧尼，学习时事政策，开展生产劳动，展览文物。1955年，他与南京毗卢寺住持映彻老和尚等共同发起江苏省佛教界学习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1963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师。他为建国时期的佛教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热情和力量。
　　“文革”十年动乱，茗山被迫离开寺院，他扫过马路，摆过摊子“代写书信”。他身处逆境，住在镇江黑桥河西“福善堂”旧址的一间小平房里，每月在居委会领八元钱生活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念佛诵经，坚持学修，素食独身，保持清净戒体。当时手边已无佛经，为了“受持读诵，如说修行”仅凭多年用功“于平常所见诸经，提纲挈领，择其要者，摄为偈颂，便于自他持诵修行。”题为《诸经提要》，所涉有《法华经》、《地藏经》、《仁王护国般若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阿弥陀经》、《心经》、《楞严经》等。这篇宏著，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就是那产生的特定的时代环境、条件，也足可想见茗山法师对佛教的坚定的信念，广博的学识，学修的功行，还有大丈夫的勇气。正是他这种对佛教虔诚，影响和摄受了一大批善男信女，也成就了自己，成为后来恢复佛教的基本动力，迎来了佛教事业发展的春天。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茗山法师的老朋友赵朴初居士立即打听他的下落，取得联系。1978、1979年间，赵朴老两次到镇江看望茗老。第一次见面，茗老还住在街道，穿着人民装接待了赵朴老，两位老友劫后相逢，有说不完的别后情。但，他们共同感觉到，宗教界人士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相互勉励，要一齐努力，尽快恢复寺院，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赵朴老这两次到江苏，还去了南京、扬州、镇江，筹划恢复南京灵谷寺、扬州大明寺、焦山定慧寺，这是在赵朴老关心和亲自过问下，江苏省首先恢复的三座寺院。在赵朴老的亲切关怀下， 1979年4月，茗老回到焦山担任定慧寺住持。这是他第六次返焦山，欣然写下了《六返焦山有感》：
　　“弹指山居数十年，六番来往有前缘。
　　兴衰成败浑间梦，离合悲欢付逝川。
　　利乐有情应无我，庄严东土作西天。
　　迎来佛像晨昏礼，祝愿千秋万古传。”
　　他为焦山定慧寺的发展建设和不断进步，呕心沥血，亲手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寺庙管理制度，直到1999年5月，他护送国宝佛牙，去香港瞻礼，于志莲精舍宏熏尼师手中见到一本失传古本《焦山规约》，即请复制一本带回焦山，由此可见茗老对焦山的感情，对寺院管理制度建设的关心。
　　茗老又发心重建毁于“文革”中的藏经楼，恢复七百年前的镇寺宝塔。重建的宝塔，取名万佛塔，塔内供奉了万尊佛像。塔七级八面，高42米，耸立焦山之颠，成为镇江市新的标志物。藏经楼和万佛塔耗资数千万元，都是广大信众，为茗老德行感召，募化筹集。
　　二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茗老欣逢盛世，沐浴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温暖，焕发了对国家、对佛教高度负责的热情，愈老弥笃。他不顾年事已高，先后兼任南京栖霞寺、无锡祥符寺、宝华山隆昌寺、盐城永宁寺、息心寺等地寺院住持。他对兼任，不是挂空名，总是以“色身交于常住，性命听付龙天”的精神，为常住服务。
　　茗老为江苏佛教的恢复、建设和发展，殚心竭虑，统筹擘划，无私地奉献出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之光。面临二十一世纪的江苏佛教顿失导师，痛何言哉！
　　三
　　茗老作为当代高僧，同我国历史上的高僧一样，同时也是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84年在一次讲话中说到：“我是个出家人，怎样为国家的四化建设出力呢？我想，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我亲身感受到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佛教。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落实了宗教政策……因此，我常想，我虽出家，但未出国，我是一个国家公民，就应该为国家的振兴出一份力。我既在佛教岗位上，就要用做好这方面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他又说过自己“要说有点经验的话是爱国主义做我指导思想。”
　　茗老一生爱国爱教，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主制度，他一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统一、危害社会、玷污佛教、有损党的宗教政策的行径。他以慈悯之心，匡正去邪，坚决揭露邪教“法轮功”的反人类、反社会、反人民、反宗教的反动本质。他多次对弟子和信众说：“‘法轮功’是附佛外道，是欺人功，害人功，中央取缔的好！”去年，他两次到香港讲学，都告诫听众不要相信“法轮功”的“邪知邪见”，因为它害民、害国、愚弄老百姓。直到今年他病重住院，躺在病榻上，还多次用纸笔与医护人员和探望他的人交流，要求大家揭批“法轮功”李洪志的言行，不要让邪教蔓延。
　　茗老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佛教的领袖，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与未来，也非常关怀，不无思考。
　　1980年，赵朴老召集茗老和明旸法师、许立功居士等六人，就恢复中国佛教协会进行研究，讨论赵朴老亲笔起草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为恢复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的中国佛教协会而努力。
　　茗老积极拥护赵朴老提出来的：一个思想（人间佛教思想），三大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五项建设（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六字要求（僧装、素食、独身）。并且身体力行，努力实践，带头示范。
　　茗老认为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对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继承与发展，这正是他自己的意趣所在，毕生追求。当赵朴老圆寂时，他悲痛地说过：“朴老‘人间佛教’的思想一直是我们中国佛协的努力方向，当然，在我们佛教里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建设‘人间佛教’方面还有很多障碍……所以，我感到很担忧，我们如何深入推进‘人间佛教’的建设，才能不负朴老的希望，继续沿着朴老开拓出的道路前进呢？”
　　他拥护赵朴老提倡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5年8月，他曾说过：“各宗教都主张慈爱、和平、忍耐、真实、自律、利人、与人为善、净化人心等等，若人人实行这些教义，可以促进精神文明、社会稳定、人类幸福、世界和平。”2000年，他已八十七岁高龄，仍撰写论文《从佛教教义的理论和实践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从佛教的教义来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据。他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可简称为‘三学’、‘五明’。”“戒、定、慧三学与五明的学修内容，在今天也有其合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意义，也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培养精神修养的资粮，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他谈到：“佛陀的教导是‘无缘大慈、同全大悲。’人类，或者整个地球、整个自然界，是一种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首先是人要与人自身和谐相处，只有爱惜一切有情生命，像爱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样，才能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爱护大自然，爱护一切与人类共同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有情众生。这个‘同体大悲’精神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和环境保护不是正相一致的吗？”同时，他认为从佛教徒的实践来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从四个方面去做，一、国际友好交往与文化交流；二、爱国守法与劝人止恶行善，安定社会；三、修建好寺院，管理好佛教事务和寺院，有利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市场繁荣；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
　　茗老正是以对国家、对佛教高度责任感，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路。
　　四
　　茗老作为一代高僧，自觉地认识到佛教的“国际交流”的优势和重大意义。早在1983年他的一篇讲话里就谈到：“佛教徒的国际友好往来，从汉朝就开始了，有近两千年的优良传统，其中出现了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大师们的西游东渡，为取经送宝，弘法利生，传播友谊，交流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创造了伟大业绩，得到世界知名人士的好评与敬仰。我们这一代处于交通便利旅游发展的太平盛世，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大量工作，如加强友谊、交流佛学、宣传宗教政策、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统一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等等，等着我们去做哩。”1984年他再次谈到：“开展国际友好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对外出访讲话中主动地宣传我国的宗教政策，增进同海外佛教界人士、佛教信仰者的友谊和团结。……另一重要方面，是在国内认真、热情、友好地做好接工作，使来访者对我国和我国佛教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是把爱国主义做我思想指导，在我接待和出访时，乃至与外宾谈话和来往书信中，总是把国家荣誉和政治影响放在第一位。”他又说过：“接待时，我注意礼貌，不卑不亢。交往中既热情友好，又努力宣传我国佛教政策，既交流佛教文化，又注意解除外人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怀疑和误解，达到双方增进了解、增加友谊的目的。我认为，这样做对我国的‘四化’建设是有利的。”他这一番话，既非泛泛而言，也不仅是经验而谈，就该看成是佛教界必须认识和遵守的对外友好交往的原则。茗老是一位办事认真，守原则的人。他在对外交往中，对自己所立的原则是一而贯之的。
　　1980年4月14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赵朴老的精心筹划和努力下，日本唐招提寺住持、鉴真大师第八十一代法嗣森本孝顺长老，为了鉴真大师真身归国探亲来华，专程到焦山。茗老热情款待，森本孝顺长老为茗老清扬儒雅、博学多闻的高僧风范所倾倒。挥写“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条幅相赠，茗老即提笔写下“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回赠。使森本孝顺长老大受感动，感激不已。因为，这十六个字是有来历的，在我国唐代，日本长屋王太子委托遣唐使赠送中国僧人一千领袈裟，每件衣带上均绣上这十六个字，表达了中日世代友好的意愿。时隔一千多年茗老和森本长老，心心相应，不约而同地写下这十六个字，留下一段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对于促进中日邦交，加深中日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由此，茗老与森本孝顺长老、日本佛教界人士结下深厚友谊。二十年来，你来我往，交往频繁，茗老可称得上是构架中日友好桥梁的民间使者。
　　茗老有许多日本朋友，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他既注意到增进友谊，又很有原则性。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甚至连和尚也不放过，可是日本有些右翼人士就是不承认事实。为此，茗老受赵朴老嘱托，寻访到一张当年日本军人残杀中国僧人的照片。他说，这样就可以帮助日本朋友，更深刻地去认识那段不幸的历史。
　　1981年4月，焦山佛学院校友、香港宝莲、宝林二寺方丈圣一法师邀请老师茗山法师赴香港讲经说法，这是“文革”后，内地僧人第一次到香港弘法。当时，香港有的人认为内地宗教已被消灭，茗山是共产党派来的假和尚。茗老到了宝莲寺，首先穿袍搭衣上大雄宝殿礼佛，只见他在众目所视下，静心息气，清净三业，具足僧仪，抓地翻掌，头面作礼，对佛三跪拜，让心存疑虑的人点头叹服，连称：“这是丛林出来的真和尚。”这个“茗山三拜”一时成为美谈，传遍香港。茗老在香港应六个佛教团体邀请，讲了《阿弥陀经》、《观音普门品》、《普贤行愿品》等五部经典，并主持宝莲寺佛像开光典礼。他在香港讲经，以其广博多闻，融会贯通，对佛经的深刻体认，精辟独到的见解，深受前来听经的香港，以及台、澳、新、马等地僧众和居士的欢喜赞叹。一位香港法师对他说：“有些人原来怀疑你是共产党派来做宣传工作的，但后来听你讲经，一句政治口号都没有，在教言教，原来的怀疑都没有了。”
　　他的讲经活动，一时欲罢不能，竟在香港讲了一百十一四天，时间之长，听众之多，影响之广，在香港佛教界也是空前的。这次讲经后，圣一法师和香港等地的僧人、信众，成批陆续不断地回大陆来朝山拜佛，并捐款资助各地名山大寺的建设。
　　1982年4月，茗老与北京广济寺住持正果法师，赴泰国访问，迎奉泰国赠送的佛像。受到泰国僧王热情接待，朝野轰动。
　　茗老在八十年代初的对外友好交往活动，及时而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真实，消除了海外佛教界的疑虑，打开了中国佛教界对外友好交往的通道，推动了我国佛教，尤其是江苏佛教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促进日后香港、澳门的回归做了有益的贡献。
　　1989年8月，茗老与上海龙华寺住持明旸法师等赴美国旧金山万佛城参加主持传戒大典。他们在美国参访各地华僧寺院，广泛接触美国佛教界人士，扩大了我国佛教在美国的影响。此后，他又出访了日本、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
　　1994年5月，年愈八旬的茗老又飞越海峡，赴祖国宝岛台湾讲经、传戒和参访。这是自1949年以来，大陆佛教界高层人士第一次到台湾开讲佛经、传授大戒。他在台湾的五十三天里，讲经传戒，参访寺院，会晤老朋友，结识新朋友，这对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事后他说：“以我的年龄和身体，是吃不消的，但我是在拼老命，为佛教为国家做工作，学习前贤‘为法忘躯’的精神。”他在台湾弘法期间，宣传了大陆的宗教政策，介绍了大陆寺院情况，使台湾广大佛教徒了解了大陆佛教现状，使他们对大陆的祖庭、大陆佛教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同时，茗老给台湾佛教界人士也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对两岸佛教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此后他又多次出访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地。直到去年他病倒前，还赴新加坡讲经。
　　总之，在这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茗老不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总是能欢喜园满，不辱使命，展现中国高僧形象和民间外交家的风采。
　　五
　　茗山老法师又是公认的当代僧教育家，一生为“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培育僧才而作不懈的努力。
　　早在1946年，他就说过：“世间无论家事、国事、天下事，都需要人来处理，人来推动，所谓‘事在人为、’‘为政在人’、‘得人则昌、失人则亡’，可见办事需要人才的重要性。中国佛教的事……也很需要英杰之人来推动才行。”“佛教兴亡，佛徒有责，普泛言之，凡是七众佛教徒，都有点责任，但比丘僧，为七众之首，责任应该多负点。”“我觉得有两种人义不容辞的，一种是当方丈的，一种是当法师的，因为前者是有权威的，后在是有知识的，都是在比丘僧以及七众教徒中居领导地位，为大家平日所信仰、所崇拜、所效法的；他们的一思一言，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大众，影响整个佛教。”他的这些话，关于人才的理念，今天看到并不过时，仍然有指导作用。
　　赵朴老1978年冬到镇江寻访茗老，二人在华严阁上促膝谈心，谈到准备修复定慧寺，特别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而忧心。赵朴老留诗《焦山壮观亭得句》相赠：
　　“生子当如孙仲谋，不缘年少万兜鍪；
　　关心岂限眼前事，启后宜先天下忧。
　　浮玉中流迎北固，真堂隔岸望扬州；
　　壮观二字应无负，第一江山第一楼。”
　　赵朴老对他说“眼前事”指恢复定慧寺；“天下忧”是指培养佛教后继人。茗老深表同感，和诗一首：
　　“华严阁上共筹谋，盛宴从来出鍑鍪；
　　空殿新修宜塑像，慧灯待续实堪忧。
　　六朝胜迹称浮玉，千古江山数润州；
　　指日重兴仗鼎力，再来更上一层楼。”
　　第二句以“盛宴”喻僧才，“鍑鍪”（锅炉）喻佛学院；第四句“慧灯待续实堪忧”，忧得是空庙无僧，办佛学院又一无经费，二无师资。二位老人此虽一席空谈，但为日后办学育僧作了思想准备，彼此认为“培养佛教接班人”是佛教界最紧迫、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1982年5月，中国佛协四届二次会议，根据赵朴老的提议决定，在南京栖霞山开办僧伽培训班，委托茗老筹办，任栖霞寺住持兼僧伽培训班主任。他感戴政府信任，赵朴老知遇，全身心投入筹备工作。同年11月15日，在南京栖霞寺举行茗山法师升座及僧伽培训班开学典礼，各级领导、中佛协、赵朴老以及全国诸山长老到场祝贺，盛况空前。他命笔赋诗《僧训班开学勖诸生》：
　　“光阴一刻值千金，莫让堂中错用心，
　　珍惜此行诚不易，前程万里始于今。”
　　他提出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以学为主，学修并进的办学方针。亲自为学僧授课，开讲《遗教经》、《沙弥律仪》。每天带领学僧上殿过堂，凡事以身作则，亲力亲为。为培育佛教新生力量付出心血和辛勤劳动。一年后，一百六十四名学僧结业，分赴全国各地寺院，解了燃眉之急，诸山长老看到后继有人，无不称赞。僧伽培训班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也是兴废继绝的大事，在海外佛教界也引起亲切关怀和合十赞叹。茗老本人对这这一“绍隆佛种”的功业也感到无比的欣慰，在《七十感怀》一诗中写道：
　　“年到古稀志不移，绍隆佛种不迟疑；
　　莘莘学子来培训，总愿成才作大师。”
　　僧伽培训班的成功，为创建栖霞佛学分院打下了基础，赵朴老又与茗老筹划创建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1984年春，经国务院宗教局、江苏省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三方领导商定，由赵朴任会长兼任栖霞分院院长，茗山法师为第一副会长，主持教院工作。
　　从栖霞分院成立，到1987年冬在赵朴老的关怀和安排下茗老离开栖霞山，三年多时间里，他身先大众，上殿过堂，编写讲义，亲自授课，一日不缀。
　　在办学方向上，茗老一贯坚持“佛教徒应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各级佛学院要 “为培养佛学专家和寺庙管理人才储备力量。同时也要学习时政、宗教政策、宪法和法律，学以致用，把爱国守法思想贯彻到行动中去。”他总是以赵朴老说的话：“不爱佛教，那说明你不信仰它，就不能成其一个佛教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教？”“爱教爱国是统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来开导学僧，教育学僧。希望每一个学僧都能“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已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他不止一次写下这样的诗句：
　　“当今民富国家强，寺庙重兴正法昌；
　　形势喜人无限好，学修并进惜时光。”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勤修勤学勤思考，莫恋嬉游善用心。”
　　“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好时光正喜人；
　　收拾身心齐努力，勤修戒定息贪嗔。”
　　字里行间，可见这位佛门长老对年青僧人的慈爱之情，无限希望。
　　现在僧伽培训班的一百多位学僧，以及佛学院的数百位历届学僧，已遍布全国各地各山大刹，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的中坚力量，茗老培育之大力深功，将永载佛教史册。
　　1993年10月，在中佛协六届代表大会上，赵朴老振聋发聩地说出，一方面“当今中国佛教适逢大好机遇。”外缘具足“为我国佛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我们佛教徒实践佛陀的教义，造福社会，饶益众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当今中国佛教从自身建设来说，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败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机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佛教事业。”从而，赵朴老提出五个建设（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的命题。后来又提出，对汉传佛教僧人必须实行“僧装、素食、独身”的六字要求。茗老对赵朴老的这些话和要求，合十称善，双手赞成。他以高龄多病之身，奔走全国讲经说法，弘传戒律，北到新疆、甘肃，南到深圳、广东，到处留下他老迈衰弱的身影，为爱国爱教、正法久住而贡献最后的心血。他与赵朴老共同大声疾呼：“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以戒为师”。他对青年僧人总是耳提面命、谆谆教导，多加勉励，在一首《勉徒》的诗里写下：
　　“参方学法到南方，宜戒趾高戒气扬；
　　守口不谈师友短，对人勿说自身长。
　　晨钟早课先登殿，暮鼓安禅后卧床；
　　亲近纯真善知识，闻思修证见空王。”
　　呵护之情，溢于言表。
　　茗老对佛教人才的关心，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圆寂前十天，5月21日，扬州大明寺住持能修法师去上海瑞金医院探视，他已口不能言，用颤抖的手写下了：
　　“你做上了大和尚，还要念佛，做一尊佛。”
　　这是他生前的绝笔，对青年僧人的遗教。空谷回音，大德去矣，能不伤心！
　　茗山老法师，也是位诗人和书法家。在长达近七十年的佛教生涯中悲智双运，学修并重，通晓经、律、论三藏，佛学造诣精深，他撰写的佛学论文、讲经笔记、诗文，为佛教界、学术界所推崇，他的书法敦厚脱俗，没有烟火气，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得片纸只字，珍若拱璧。他一生实践“人间佛教”，奉行慈悲主义，拔苦与乐，利乐有情。他“以戒为师”、严净毗尼，戒德庄严，始终保持清净戒体，受到广大佛教四众弟子，以及各界人士的尊敬。蘸尽江湖水，难诉追思情。千言与万语，还是诵遗偈：
　　“秋水鱼踪，长空鸟迹；
　　若问何往？往生净域。
　　觉而不迷，有生必灭，
　　乘愿再来，何须悲泣。”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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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军注：刘大任居士现为江苏省佛协常务理事、南京佛协副会长，长期与老法师工作在一起，故此文短短数千字，已然把茗老光荣而又传奇的一生表达的非常圆满而又详实，堪为近来追思纪文佳作之一。此文由任滨居士提供本站予以登载，以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