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智慧与21世纪的人类和平

关于孔子的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文革”后，中、外学者不少的人都提到。但影响最大的，则是1988年1月，一批诺贝尔奖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人类如何面向21世纪”讨论会上，瑞士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关于孔子评价的一段语。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对这段话的报导，是由以色列记者帕特里特写的，发表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1988年1月24日上面。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将阿尔文博士个人宣布的学术见解，而误为讨论会的集体宣言，便发生了这几年在中国哲学界，主张“有”“无”对孔子这样评价的争论。经中国兵器工业第五设计院胡祖尧高级工程师写信，打电话。托人到国内外四处查对，现在才从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中，找到了原始的来源，结束了这一场争论。

通过这场争论，面对目前世界起伏不停的战争风云，促使我进一步从人类认识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规律上，来研究孔子的智慧，对维护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问题。

一、当今世界的现实和人类的要求

当今世界科学文化技术知识不断飞跃的发展，一日千里，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可是国与国、种族与种族因经济上的差异，权利上的冲突和思想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的不同，而形成大大小小不断的战争。这些战争在先进科学技术支持下，不仅可以将繁华的城市变为废墟，使无辜的妇女儿童和善良的平民炸得来尸横遍野，血肉横飞！千百万家庭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如果再将现在世界各国拥有的原子弹、氢弹等都用在这些相互仇杀的战争之中，便可以将地球毁掉，人类灭绝！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在中东海湾战争、南斯拉夫联盟国家解体中结束的。21世纪刚开始，便迎来了美国被恐怖袭击的“911”事件，接着便是美国对阿富汗塔立班政权的反恐战争，美英发动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等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类是只用通过战争这种唯一解决冲突的手段，导致玻此毁灭呢？或者应当通过和谈，平等协商，和平共处这种方式，而求得彼此都能生存，再进一步促进全世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绝大多数中西方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所思考与要求的问题。

二、战争并不是唯一解决国家、种族之间冲突的手段

战争，不是现在这些国家领导人和军事家发明的。但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一些具有高瞻远瞩的优秀政治家和军事家，从未将战争作为解决国家、种族和不同利益与文化群体之间冲突的唯一手段。在中国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阊接位前，便读过当时优秀军事家孙武著的《兵法十三篇》。这本书一开始便说：

“兵者，国家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

指出：战争是关系人民的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大问题，不能轻率的随便运用。接着便对战争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2]才采用的。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即调整自己国家的方针，策略，不用打仗的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化解了双方的争论，作为是“善之善者也”的最好用兵办法。以此为指导思想，孙武又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将运用外交手段与和平谈判等方法交换彼此对冲突的认识，在相互勾通问题性质后，提出彼此均可接受的方案，以解决双方的矛盾。将这种不用作战而取得胜利的方法，作为立国安邦和行军作战的指导思想。而将指挥军队在战场上相互残杀，用强兵猛将和精锐武器去攻陷他国的城池，俘虏他国的人民，占领他国的土地，作为是用兵中“不得已”的最下策略。可是，在现在世界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军事家，他们往往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抛弃了中国军事家早在二千多年前，便提出用兵的“善之善”策略，而采用了“不得已”而用的“下之下”攻城掠地办法。其结果是：占领了许多大小城市和抓了许多俘虏，表面上获得了大胜利，实质上将自己变成了异民族的统治者，于是激怒起成千上万被占领土地上的广大人民，站在反对占领者和保护自己的种族道德、文化和生存，与他们为敌。使他们日夜不得安宁，陷身在莽莽千百万人民高呼的“杀”声中，欲守不能，欲走又不愿抛弃已获得的利益，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

如果说：中国优秀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伐交”作为是最佳的用兵之道，而将“攻城”、“掠地”抓俘虏，作为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下策”。那是他已经认识到采取单纯的军事行动，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而不能解决国家、种族，文化上根本性的分歧。如果形成这些分歧的原因还存在，即使你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将这个国家、种族打败，推翻它以某一人为领袖的政权，一旦时机有变，形成这些分歧的社会条件，又将推出新的领袖人物起来与你斗争。所以有深谋远虑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他们并不只看眼前的胜利，还要看到形成这些国家、种族、文化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和平、平等、协商的原则，从根本上去解决才是最好的策略。中国三国时的诸葛亮，便有从内心上降伏孟获，采用了《七擒七纵》方法，即捉住孟获七次，又放了七次，然后使孟获说：从此我不再反了。成为战争中以攻心为主的最佳历史典故。

三、孔子“推已及人”的思维方式与解决纠纷“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方法

与孙武基本同时的中国伟大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他从“仁者、爱人”[3]出发，重视人生命的生存。主张“富民”、“教民”、“安民”、“以民为本”使人民有吃有穿，受到应有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他收学生时不分地区、种族和贫富贵贱。当有人用陶瓷做成的人佣殉葬时，他也严厉的斥责，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4]孔子认为人俑虽然是用陶士做成的，但它已经造成人的样子，你还忍心将它埋葬，这种没有爱人观念的人，是要绝子绝孙的。当他的马棚失火时，他首先问：是不是有人受伤？而不向马。当他对当时从政的官吏和历史上人物评价时，是以他们对人民是否？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作标准。由于孔子强调人应当有吃、有穿、有受教育、能生活、生存的权利，所以他极力反对“强凌弱”、“大欺小”。“众暴寡”的不义战争。主张通过“已欲立而立人”“自己欲达而达人”[5]“已所不欲，勿施于人”[6]的“推已及人”思维方式，去解决分歧和争论。

他教育人，不仅只看到自己，还要想到他人。当你的国家，种族和个人，想得到某种利益时，你应该想到其他人的国家，种族和个人也想得到这些东西；当你想到你的国家的安全、利益、地位和声誉时，你应当想到其他人的国家，也有他们的安全、利益、地位和声誉。不能只知有已，而无视他人，甚至用损害他人，养肥自己的思维方式办事。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只知自己，无视他人，实行了强权政治，无视公理，正义和国际公约与人类道德准则的人，是一定要失败的。

孔子“推人及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彼与此”“我与他”双方出发去思考问题，这样才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去寻找出争论的根本原因，然后再根据平等的原则，找出彼此都可接受的方案，一次不行，下次再议，反反复复最后总可以找出一个代替不用杀人放火，飞机炸弹，杀得来彼此都得不到安宁的更好方案来。人们常说：在当今科学技术日夜不断发展的世界中，你要想生存下去，也应当让他人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你使他人无法生存下去，结果你也将生存不下去；你要想得到安宁，也应该让他人能安宁，你如果使他人无法安宁，你也会得不到安宁。这就是现在世界客观事实，反映出来的辩证法。

孔子在与他的学生有子谈到治理国家，对“礼”这一当时公认的行为准则，如何掌握和运用时，说：“礼之用，和为贵”[7]就是说，以和睦相处，和平友好，相互尊重，团结友爱，通过协商，化解冲突的“和”这种思想方法最好。并认为“和”这种思想方法，是古代的“先王”治国安邦“大道”中最好的方法，大大小小的事，均以它为尺度去处理。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他通过齐、鲁“会盟”，友好协商这种方法，收回了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当他在任鲁国的“中都宰”时，使这个城市成为社会安定，秩序井然，商贾来归，“四方皆则之”。[8]的典型。

孔子虽然认为“和”这种方法，在处理各种相互关系与争论中，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也认为：不能为“和”而和，失去公认的是非标准“礼”。在孔子“摄相事”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于夹谷时，孔子认为，齐国是大国，常欺负鲁国，此次相会，虽是“文事以和好为主，但必有武备，并请具左右司马”[9]带领一定军队同行。当两君相会，齐国想利用暗藏兵器的乐队，夹持鲁定公时，孔子立刻“趋而进，历陛而登”，对着“晏子与景公”，说：“吾两君为好之会，夷狄之乐，何为至此？”“景公心怍”知鲁国带有随从的卫队，乃撤去了暗藏武器的乐队。自认为“失礼”与“道义”不符，乃归还“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0]这是孔子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不用战争而收复自己国家失土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和谈，但和谈又有“武备”，坚持以“礼”服人，促使齐国归还鲁国土地。

孔子虽然主张以“和为贵”，但又强调“和而不同”。[11]就是说：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分歧，应该和平协商，化解争论，和平相处，不要采用战争和仇杀的方法。但“和”又不是彼此混合在一起，而失去了国家、种族和个人的独立地位，使多元并存，五彩缤纷的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完全一致，这既是违反人类发展的规律，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和”是解决彼此之间分歧而达到“人类一家”，人类群居生活中，彼此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的一种思想方法；“不同”则是保持国家、种族、文化和个人的特性与独立的地位。

关于“和”与“同”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区别，与孔子同时的齐国晏子与长于孔子的郑国史伯都讲过，他们说：“和”就像烧菜汤调味时，必须用肉、盐巴、醋和水煮在一起，一首歌必须由高低不同的音调组成，通过这种组合与调配，才能烧出各种不同可口的菜汤，作成不同音调美妙悦耳的歌曲。如只用一碗水，再加上一些水烧成汤，一个高音与同调的高音写成歌曲，谁人愿去听和喝呢？[12]晏子更将“和”与“同”的区别，用他与梁丘据，对待齐景公言行的态度来说明。晏子对齐景公说：前面谈的烧菜汤和听歌曲的道理，用在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乱，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13]就是说：国君你说可以的事，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我将不足之处补充出来，使这件事办得更好。国君你说某件事是错的，我可能看出此事，还有好的一面，我便将好的一面补充出来，使这件错事而转变为好事。这样君臣之间相互补充，使国家安定，不发生混乱，人民之间便没有争讼等事，这就是“和”。梁丘据对国君则不同，你说对的，他也跟着你说是对的，你说是错的，他也跟着你说是错的。这样对国家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他与你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

孔子不仅在他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他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外交思想，在他的晚年，当他知道齐国的田常，欲夺取齐国的政权，先打算派兵侵略鲁国时，便召集他的学生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14]要他的学生，离开学校去游说各国，通过外交方式来救鲁国之难。于是子路、子张、子石等都请求前去，孔子均不同意。当子贡请求外出时，孔子同意了。孔子与子贡先研究了齐国田常、吴国的吴王夫差。越国的越国勾践等各国情况和他们都想称霸中原、争当盟主的特点后，便先使子贡去见齐国的田常，给他说明攻打鲁国对他想夺齐国政权不利，希望他不要攻鲁，要与表面上“救鲁”，实质上想称霸中原的吴王夫差交战。田常听了子贡的意见，便不攻鲁国。 子贡便前往吴国劝说吴王夫差，请他援救鲁国，攻打齐国，以扩大影响，称霸诸候。夫差又怕被他打败的越国勾践，乘他北上攻齐而从背后攻吴。子贡又去见越王勾践说：你“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15]你必须“卑辞”“厚礼”多送些财宝和部份士卒给吴王夫差，支持他先去与齐国交战，以免他先灭掉你越国。勾践万分感谢子贡，按子贡教的计策行事。由于孔子使子贡这一外交活动，使鲁国得到保存，齐国被削弱，这对鲁国来说，又是一次未动用军队而采用外交方式得到的胜利。

孔子的“推已及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思想的核心，是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种族、地区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反对“强凌弱”、“大欺小”、“众暴寡”之间的杀戮与违背国际公约的不义战争，而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对于受压迫的人民，反抗暴君污吏的正义战争、孔子是支持的。孔子、孟子对武王伐纣、商朝成汤，流放厦桀，[16]周公消灭企图分裂西周新兴政权而杀掉武丁、管叔、蔡叔等的“东征”，都是歌颂和肯定的。在《诗经·幽风》中，所载的《东山》和《破斧》两首诗中，既记录了从征的战士，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后回到家乡，看见家乡的山水和父母妻子的快乐心情；又记载了在三年的战斗中，虽然把战斧都砍缺了口，但取得了“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周公东征，四国是遒”等，使新兴的西周王朝得到巩固的伟大胜利。使四方各国得到了挽救和安宁，人民能从纣王的儿子武丁和管、蔡二人的谣言欺骗统治下，解救了出来。孔子在整理《诗经》原有三千多首诗中，除保留了这两首诗外，还记录了经过周公亲自“东征”，铲除了武丁等的分裂叛变之后，周成王所写作为自警的“予其惩，而毖后患”的《小毖》这首诗。[17]可见孔子对这场平叛分裂割据战争的赞扬。孟子更将“汤放桀，武王伐纣”，说成是：“诛独夫”民贼[18]的正义战争。

四、从“以人为本”，“以人群居”为出发的相互关上，孔子提出有助社会发展和安定的伦理道德

人类不能个体生活，要生存延续，必须依赖家庭、亲族、种族、社会、国家等组织所形成的生产交换与互助等为条件，然后才能生存。这种生存联接的纽带，一旦遭到破坏，人类便走向毁灭。为了保证这条纽带的关系不被破坏，孔子针对家庭、邻里、社会、国家这些组织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保护这条纽带健康发展的道德伦理范畴。他说：

在家庭的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关系中，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在邻里中，应尊老爱幼、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国家生活中，应“君义臣忠”君要守君道，臣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当齐景公向政于孔子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9]孟子将孔子这些思想、概括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0]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说的五种伦理道德。这五种伦理道德，它是从家庭、社会、国家中所处不同地位的人，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上提出各个人，应尽的职责和遵守的道德。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应以亲情为主，父母负有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应当孝顺父母和赡养年老父母的生活，关心父母的起居；作国君的应从国家“大义”出发，去“抚育万民”、“保国安邦”而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任用官吏，奴役人民，人民和官吏才能为国君和国家效忠；夫妻之间的恩爱关系，应当有在家中对待自己的妻子和丈夫，与在家庭外对待其他男女的分别，不能淫乱；邻里中年长的要扶持、爱护年幼之人，年幼的人要尊敬和帮助老年人，社会中交朋结友与人往来，要言而有信。不遵守信誉的人，是难以立身社会，取信于人的。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以矣”他将像大车没有车的中心轴，小车没有车轮之间的横轴一样，怎么能行走呢？

这五种伦理道德，并不是只要求一方，强迫另一方绝对的服从，而是从互相之间的对应关系上，提出彼此应遵守的公共品德和应尽的责任。这些公共品德，在维持中国封社会的成长和巩固中国社会秩序的安定，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到今天随着中国社会不断的发展和世界思想文化潮流的不断前进，人类的地球村这个整体，人类的群居生活中，仍然离不开有家庭、社会、国家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中仍然离不开应有遵守的公共道德和伦理关系。因此，不少的学者，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孔子思想中，来探讨发掘出一些如：忠、孝、诚、信、礼、义、仁、爱等范畴，去其封建性的内容，而赋以新的涵义，这是有益于当今中国和世界文化建设的。对于我国《国民公德》的形成和产生，应当说提供了资料和促进作用。这些著作和文章总结“五四”以来研究儒学的经验、教训和恢复了孔子这位不仅对中国、东亚各国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等，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俄国的普希金等，都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地位是应该的。在伏尔泰所著的书中，字里行简，四处充满了对孔子的尊敬。他说：“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这种道德，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21]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首袖罗伯斯庇尔，将孔子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他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22]这些都是载之于中西名人，书集中的历史事实。

在今天，中国社会正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世界人类正一浪又一浪奔腾前进时，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与客观世界吻合，才能把事情办好，而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正确的总结过去历史人物的思想方法的经验教训中，去掉其为时代局限的某些具体内容，而保留其思维活动的方式、方法与逻辑结构上，有规律性反映了客观真理的合理之处，如：孙武在运用兵时，所说的“知已、知彼”；孔子所说的“推已及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中的“彼”与“此”，“已”与“人”，“学”什么？思什么？他们与我们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人类思维认识运动的共同规律上，我们继承他们早也总结出来的这些反映了客观规律运动性的成果。加以继承，也是明智之举。无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古人和前人留下的一些规律性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在他们的脚迹上前进。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快，飞得更远，而不须事事都要自己做过才相信，这也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谈创新的问题。

通过对中西思想文化发展上述历史的事实与当今人类的现状，我认为：汲取中国孔子思想中“推已及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道德伦理等中，重视人与人的共同生存关系的智慧，是有利于制止当今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杀的斗争，维持世界在21世纪中的安宁发展，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是有益的。



附：

悼唁 张岱年先生 仙遊

忽报星空坠北斗，盈眶热泪湿青衫。

道德文章人尊仰，宽容平等纳百川。

乾乾不息承聖德，循循善诱桃李芳。

昊天不憖遗吾老，正气长存在人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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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武《孙子兵法·计篇》

[2] 同上《谋攻篇》

[3]《论语·颜渊》

[4]《孟子·梁惠王》

[5]《论语·雍也》

[6] 同上《颜渊》

[7] 同上《学而》

[8]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9] 同上

[10]《论语·子路》

[11]《国语·郑语·史伯论五材》

[12]《左传·昭公二十年》

[13]《左传·昭公二十年》

[14] 司马迁：《史记·仲尼第子列传》

[15] 司马迁：《史记·仲尼第子列传》

[16]《孟子·梁惠王下》

[17]《诗经·周颂·小毖》

[18]《孟子·梁惠王下》

[19]《论语·颜渊》

[20]《孟子·滕文公上》

[21]《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朱谦之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22]《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世界历史》198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