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地处东海之滨的临海，曾起到 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僧人的传法、出使和日本僧侣的留学、游历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思托、最澄、圆珍、奝然、祖元、一山一宁、西磵士昙和宗泐等等。

临海在中日佛教文化上的交流，首先应归功于鉴真大师的弟子思托和尚。思托（724~？），俗姓王，山东沂州（今山东临沂县）人。生于唐开元十一年（724），卒年不详。开元二十六年（738）据敕命出家，由鉴真大师授戒，并从之学习，深研律疏，多有所得。天宝二年（743），第一次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天宝三年（744）第四次东渡日本时，于浙江黄岩禅林寺被扣，渡海队伍强行解散，思托遂留居临海的龙兴寺，入天台之门。自此长住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成为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高僧。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亦因思托以后的东渡成功，而名闻日本。天宝七年（748），应鉴真之召赴扬州，第五次东渡日本。未果，复回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天宝十三年（754），思托随鉴真终于东渡成功。鉴真前后六次东渡日本，思托是唯一“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追随的中国僧人，“四度造舟，五回入海”，虽历尽艰辛，备尝漂泊之苦，而总无退心，最后更和鉴真一样埋骨在异邦日本。到达日本之后，始终追随鉴真其后，和日僧普照具体主持执行唐招提寺的初创工作，除了授戒、讲律之外，积极参与造寺、写经和雕塑佛像等佛事活动。又应道璿之请，在大安寺唐院为其弟子忍基、常魏等讲法励《四分律疏》和《饰宗义记》（即《镇国记》）等。还多次为僧众讲述天台教义，播撒“天台”种子。期间，为反击代表顽固保守势力的日本旧教团对鉴真的诽谤攻击，思托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和经历，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驳斥旧教派的澜言。并在鉴真圆寂以后，约请当时“文人之首”的淡海三船利用他所写的《鉴真传》，改写成《和上东行传荃》，即今之所见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延历七年（788），思托又撰写《延历僧录》五卷、目录一卷，这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僧传。此外，鉴真圆寂后思托所制作的鉴真干漆夹苎坐像，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雕塑，史称“唐招提派”。可以说，思托的日本传道，揭开了临海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的序幕。

其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大师的入唐求法，就是因为受到了思托传播的天台思想的直接影响所致。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少从近江国师行表高僧出家，后赴南部，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并学习鉴真和思托带来的天台宗经籍。日本延历七年（788），他在琵琶湖畔的比睿山自刻药师如来佛供奉，并建立了日枝山寺。此即日本天台宗的根本中堂，后称一乘止观院，也就是后来的延历寺。在这里，最澄阅读了天台“三大部”以及《维摩经疏》、《四教义》等天台教籍。自此深深皈依天台妙旨，萌发了入唐求法的愿望。唐贞元二十年（804），他经日本天皇的批准，率弟子义真等，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九月二十六日来到临海，遂谒见台州刺史陆淳。时天台十祖兴道道邃大师正应陆淳之请，于龙兴寺开讲天台教义，最澄乃从之学《摩诃止观》等。及往参天台山，至国清寺和佛陇求学。后返回临海龙兴寺继续从道邃和行满研习天台教观。同时，亲手抄写了大量的台宗典籍。道邃还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亲手为最澄授圆教菩萨戒。关于最澄在临海龙兴寺的求法，日本的《睿山大师传》是这样记述的：“时台州刺史陆淳延天台山修禅寺座主僧道邃，於台州龙兴寺阐扬天台法门《摩诃止观》等。即便刺史见求法志随喜云：弘道在人，人能持道，我道兴隆今当时矣。则令邃座主勾当为天台法门，纔书写已，卷数如别。邃和上亲开心要，咸决义理，如泻瓶水，似得宝珠矣。又於邃和上所，为传三学之道，愿求三聚之戒。即邃和上照察丹诚庄严道埸，奉请诸佛授与菩萨三聚大戒”。最澄回国时，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

圆珍（814~891），俗姓和气，系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的外甥，赞岐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十五岁入比睿山，师事日本天台宗二祖义真，受天台之学。二十岁得道受戒，其后住山十二年，任内供奉十禅师之一。唐大中七年（853）入唐求法，回国后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又为寺门派开祖。圆珍大中七年（853）入唐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临海，当日即上龙兴寺（开元寺），并“安置道真杜陀房中”（1）。就行满和尚的弟子季皋、清翰僧正的弟子知建等学天台教法，知建“乍见喜欢，宛如骨肉。舍与《维摩》、《因明》二部义疏”（2）。直至十二月九日离开临海。圆珍一生著述甚多，所著游唐日记《行历抄》虽仅存札要，但其中保留的一些内容，对研究临海龙兴寺的历史沿革和对日本传灯大师圆载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奝然，俗姓藤原氏，为日本东大寺僧，是北宋日本入宋僧人中之最著名者。

宋雍熙元年（984），奝然请得东大寺和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的入宋牒，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徐仁满之船入宋求法。先诣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后上天台山国清寺巡礼，继入东京谒宋太宗。太宗召见奝然，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又求诣五台山，复归东京，游历洛阳、龙门诸圣迹，再后回到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雍熙二年（985），奝然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之舶回到了日本。

奝然求学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时，龙兴寺已改“开元”之名。此时距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坦受圆教菩萨戒也有一百八十年的时间了。但奝然仍把它作为求学的起始和回归之地，可见临海龙兴寺在日本天台宗和奝然心目中手神圣。奝然回国时，带去了大量的经书和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存于日本京都五台山嵯峨清凉寺之释迦瑞像。关于这件释迦瑞像，据日本江都开元寺讲经论内殿倍从赐紫沙门十明所辑之成算《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及《成算法师记》云：天竺优填王，当释迦在世时，使毗首羯摩造其像，后传于西域龟兹国，前秦苻坚使将军吕光伐龟兹，携至中国，历代王室珍藏之；宋太祖安置于东京开宝寺永安院，太宗时迎入大内之滋福殿，后移入启圣禅院。奝然入宋拜其像，命佛工张荣模刻而携来。但事实上，成算法师所记并不准确，瑞像的雕刻是在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完成的。因为瑞像台座上阴刻的“唐国台州开元寺（龙兴寺）僧保宁”十字之铭，即是铁证。日本的牧田谛亮先生也明确的指出：“东大寺的僧奝然，在达到去天台山巡礼的愿望之后，想仿刻供奉在台州开元寺（临海龙兴寺）的释迦瑞像。因此购买香木，拜托佛像雕刻师花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才雕刻完成。命叫魏氏樱桃的携回日本”（3）。塚本善隆先生在《奝然请到日本的释迦瑞像胎内的北宋文物》一文中，更是记述了修理释迦瑞像时，在瑞像胎内发现的北宋文物。其中有奝然于宋雍熙二年（985）八月十八日在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封藏的许多珍贵文物，主要有：

1、《奝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及瑞像造立记》一通。此记首有“日本国东大寺法济大师赐紫奝然”，末有“雍熙二年太岁乙酉八月十八日记”字样。由台州开元寺（临海龙兴寺）僧鉴端书题。

2、《入瑞像五脏具记舍物》目录，在包纸上题有“奝然谨封”字样。目录内容为：“台州都僧正景尧舍水精珠三颗，开元寺僧德宣舍水精珠三颗，僧保宁舍水精珠三颗，僧居信舍水精珠一颗，僧鸿粹舍水精珠一颗，僧鉴端舍水月观音镜子一面、铃子一个僧清耸舍银弥勒佛一个、水月观音镜子一面，僧契蟾舍镄眼珠一双，僧契宗舍镜子一面，僧延宝舍金刚珠四颗，苏州道者舍水精珠一颗；妙善寺尼清晓、省荣、文庆并余七娘舍佛五脏一副，造像博士舍文殊像入肉髻珠中（4）；陈 儿年一岁舍入右手银钏子一枚；日本国东大寺法济大师赐紫奝然舍银舍利一颗、菩提念珠一钏、镜子一面、《最胜王经》一部、娑罗树叶、金玉宝石等；日本国僧嘉因舍小书《法华经》一部、灵山变相一幢。雍熙二年八月初七日造像之后，入佛牙于像面。至已后时，佛背出血一点，不知何瑞。众人咸见，故此记之，时雍熙二年八月十八日，法济大师赐紫奝然录，造像博士张延皎、勾当造像僧居信。

3、中国士女舍钱列名记。

4、折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5、折画灵山变相图。

6、折画弥勒菩萨像。

7、折画骑狮子文殊菩萨像。

8、折画骑象普贤菩萨像。

此外，尚有绢制五脏六腑并愿文及种种绢制小片。如罗縠、纹纱、艾纹纱、无纹纱、纹罗、夹缬、绫等。妙善寺诸尼还把请往日本的释迦瑞像内封藏的情况，记在白色手绢的背面。

由此而知，奝然在为临海龙兴寺供奉的释迦瑞像的造型艺术所倾倒，于是就地购买旃檀木，礼请临海的佛像雕刻师张延皎，最终制作完成。造像过程中，得到了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妙善寺诸僧尼及临海善信男女的大力支持和邦助。在这样深厚的友情和友谊之中，奝然一心地转读大藏经和天台教文，感谢临海缁素的无私援手，终于实现了他的强烈愿望。

奝然与释迦瑞像的因缘，揭开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这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证实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的地位不仅仅是宗教上面，还有诸如艺术等许多许多。

祖元（1226~1286），字子元，号无学，俗姓许，鄞县人。少从居简禅师门下出家和受戒，后事无准师范禅师，参究“公案禅”。无准死后，曾遍参名僧石溪心月、偃溪广闻、虚堂智愚、物初大观、退耕德宁等大德。其间历任诸寺书记、藏主、净头、首座、住持等，逐渐声名大起。南宋咸淳五年（1269），因道行高洁，宰相贾似道闻其名而请主临海真如寺。自此长住七年，大弘禅风，成就了其“老婆禅”之学。南宋祥兴二年（1279），祖元应日本时宗之请，赴日传法。关于祖元的东渡传法，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是这样记载的：“弘安元年（1278）七月，道隆寂于建长寺，执权时宗欲迎宋之硕德继其任。是岁十二月，自作请帖，遣德诠、宗英二僧赴宋。二年（1279）五月，迎无学祖元来日。祖元与辨圆、普宁同为径山无准师范门下之俊杰；太傅贾似道曾请住台州真如寺，其地被蒙古侵略，不能安静举扬宗风，不得已去之明州天童山，依托法兄环溪唯一，而为其第一座。及见时宗请帖，游心顿动，遂偕法侄镜堂觉圆、弟子梵光一镜等来日。到镰仓住建长寺，与住寿福寺之正念对峙，大扬禅风。当时自执权时宗、武藏守宗政以下，诸镰仓武士，参谒者甚多”（5）。由于祖元在日本临济宗发展上所作的贡献，他的法系在古代禅宗24派中称“佛光派”，死后被谥为“佛光禅师”。祖元的语录共为十卷，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临海真如寺的传禅语录。

一山一宁（1247~1317年），俗姓胡，“一山”是号，临海城西白毛村人。自幼出家，先于邑之浮山鸿福寺师事无等慧融，学临济宗大慧法系禅法。又入四明普光寺，从神悟处谦习《法华经》，受天台教义。因嫌“义学之支离”，继上天童寺、阿育王寺就简翁居敬、环溪惟一、藏叟善珍、东叟元恺、寂窗有照、横川如珙等禅师参禅。最后往普陀山，得法于顽极行弥。嗣虎丘法系中的曹源派之法。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出主昌国祖印寺。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愚溪如智举荐为普陀寺的住持，清谨自持，为道俗所尊仰。大德二年（1298年），元政府拟再派名僧为使，赴日以“通二国之好”。第一次出使未果的愚溪如智，以己年事已高，力保一宁担任使者。于是元成宗敕宣慰使阿达剌等五十余人至普陀寺，宣读宣慰使手书及僧录司官书。赐一宁金襕袈裟及“妙慈弘济大师”称号，命充“江浙释教总统”，又出使日本。

作为使者的一山一宁，刚踏上日本九州博多的土地，即为当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贞时软禁于伊豆国（今静冈县）的修禅寺。日本朝野人士对此议论纷纷，规劝贞时：“沙门者，福田也……在元国，元之福也。在我邦，我之福也”（6）。贞时原本就崇奉禅宗，一宁则是著名的禅师，因而也就顺应众议改变决定，任一宁为建长寺住持。三年后迁于圆觉寺，在职二年，又回建长寺，后曾一度出主净智寺。关于一宁的日本之行，虎关师练在日本德治三年（1307年）时有这样一段记载：“伏念堂上和尚（一宁）往已亥岁，自大元国来我和域，象驾侨寓于京师，京之士庶奔波瞻礼，腾沓系途，惟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倾于禅学，逮闻师之西来，皆曰大元名衲过于都下，我辈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轩玉骢，嘶惊輶驰，尽出于城郊，见者如堵，京洛一时之壮观也”（7）。一宁博学多才，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又工书法，交游十分广泛。日本正和二年，也就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后宇多法皇下诏关东，邀请一宁入京主持南禅寺，亲询法要。自此，一宁的禅法大行，朝庭官员、贵族及僧俗信徒等，纷纷前来参禅问道。后以老病，屡请退隐，乃潜遁越州。法皇特下书，慰谕使归。不久，一宁日本之行的脚步终于尽步—文保元年（1317年）。年已七十一岁的一宁遗书于后宇多法皇，留下了“横行一世，佛祖钦气，箭既离弦，虚空落地”的偈语，泊然而化。一宁死后，后宇多法皇赐谥“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之号，简称“一山国师”。又敕将其塔建于龟山上皇庙侧，并亲撰“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像赞，以示怀念之情。

一宁访日，阐明朝廷修复中日睦邻友好本意，结束了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他留居日本近二十年，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木宫泰彦评论说：“……固高僧也。来日之后，在镰仓、京都张法筵，前后凡二十年。上下之尊信极笃，所住之处，缙绅士庶之随喜者，门庭如市。其及于日本精神界之影响极著。弘安以来，几乎断绝之中国留学，所以能再盛者，全由一宁刺戟而成”。一宁在日所传禅学法系，为古代日本禅宗二十四个流派之一，号“一山派”。主要弟子有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无相良真、无惑良钦、蒿山居中、东林友丘等。其中雪村友梅最为出名，门下约占一山派的八成。雪村友梅等人及他们的门徒雪溪支山、太清宗渭和太白真玄、万里集九、季琼真蕊等都是室町时期五山禅林中的活跃人物。这些人中有许多曾入元寻师求法，礼拜祖庭。归国后各化一方，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国太虚法师、道阶法师、王一亭居士等二十二人，于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之时，并为一山一宁建立了纪念碑。

西磵士昙(1249~1306),俗姓黄，临海人（一说仙居人）。少出家，后得法于天童山石帆惟衍，传嗣临济宗的松源法系。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仅23岁的士昙来日，游历京都、镰仓间，凡七年之久。景炎三年（1278）回国，于天童环溪惟一门下任藏主。元大德三年（1299），随一山一宁又来到日本，受到了执权北条贞时的厚遇，住圆觉、建长等寺。曾应请多次向后宇多上皇献法语，并力传所承之禅法。日德治元年（1306）去世，享年58岁，被谥为“大通禅师”。士昙的法系，在日本古代禅宗24派中是一个小流派，被称为“西磵派”。

宗泐（1318~1391年），字季潭，别号全室，俗姓周，临海人。其父母早亡，寄食邻里。八岁时趋临海天宁寺（即今龙兴寺）出家，十四剃度，二十岁时至杭州净慈寺。师从大訢笑隐，大訢试以《心经》，宗泐出口成诵，遂为之授具足戒。此后居净慈数载，其间“博咨经典，精求义蕴，律论梵藏，备尽厥旨”。大訢累主名刹大寺，宗泐均追随左右。大訢死后，遂回归故里，隐居云岭、紫箨岭和天宁寺诸处。道法益盛，声名日隆。元末，应杭州僧众坚请，出主中天竺万寿永祚寺。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征江南有道僧人，应召称旨，住天界寺。五年（1372年），朝廷建广荐法会于蒋山太平兴国寺，受命升座说法。九年（1376年）春，明太祖命“育发以官之”，宗泐表示不愿为官，希望终老释门。太祖从之，御制《免官说》以赐。后同杭州演福教寺住持、天台宗高僧如玘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等，颁行全国。

洪武十年（1377年），在高僧觉原慧昙未能完成西行的情况下，宗泐应命出使西域，“涉流沙，度葱岭，遍游西天，通诚佛域”，经时五年，“往返十有四万余程”，一路备历艰辛险阻。途中创作的《陇头水》一诗，充分流露出离情别意之苦，乡井思绪之慨：“陇树苍苍陇阪长，征人陇上回望乡。停车立马不能去，况复陇水惊断肠。谁言此水源无极，尽是征人流泪织。拔剑砍断令不流，莫教惹连征人愁。水声不断愁还起，泪下还滴东流水。封水和泪付东流，为我殷勤历乡里”。洪武十五年（1382年）终于取得了《庄严宝王》、《文殊》、《真空名义》等经。同时携回了洪武三年（1370年）出使西域，而卒于斯里兰卡的僧人—同为台州一脉的觉原慧昙的遗衣。归国后乃授僧录右善世，仍住天界寺。又奉诏作《赞佛乐章》八曲，分别为善世曲、昭信曲、近慈曲、法喜曲、禅悦曲、遍应曲、妙济曲和善成曲等。并经常出入内庭开怀论道，与明太祖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朱元璋的赐诗中，有“泐翁此去问谁禅，朝夕常思在月前”之句。宗泐则以“奉诏归来第一禅，礼官引拜玉阶前。恩光更觉今朝重，圣量都忘旧日愆。凤阁钟声催晓旭，龙池柳色弄晴烟。有怀报效暂无地，智水频浇道种田”回应。因参与朝政较多，为权臣所忌，时释智聪由胡惟庸案获罪，而牵连宗泐。有司奏拟极刑，太祖下旨免死，遂离开天界寺，退居安徽凤阳槎椰峰。其间一度住持水西寺，朱元璋亲书“寂寞观明月，逍遥对白云（宗泐诗句），汝其行哉”法书相赠。旋回台州，出主黄岩觉慈寺。十九年（1386年），复又诏住天界寺。时人誉之“于内圣外王之略，无不毕备”。不久，退居江浦石佛寺。二十四年（1391年）卒于寺，享年74岁。学士宋濂赞其像曰，“笑隐（大欣）之子，晦机（元熙）之孙，具大福德，足以荷担佛法，证大智慧”，“信为十方禅林之领袖，而与古德同道同伦者”（8）。

宗泐谈吐风雅，精通诸子百家，善诗，工书。洪武九年（1376年），太祖临天界寺，赞赏其博学通儒，呼为“泐秀才”。其诗风骨高骞，圆融渊湛，“所为文词，禅机渊味，发人幽省”，为虞集、黄缙、张翥等名家所推重，被誉为“博远古雅，当代宏秀之宗”。尤擅隶书，笔法以古拙见功夫。所著有《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四库全书》收录。钱谦益认为，《全室外集》中，“以钦和御制诗为首”。此外，《千顷堂书目》尚载其有《西游集》一卷，“盖奉使求经时道路往还所作，见闻既异，其记载必有可观”。《明诗别裁集》录其诗二首，即《夏夜与钱子贞集西斋赋诗叙别》和《听泉轩为藏无尽作》。

宗泐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也作有重大贡献，日本的绝海中津就曾从宗泐受法，特别是在文学上的得益尤足称道。绝海中津（1336~1406），号蕉坚道人。师事梦窗疏石得法，亦曾受教于龙山德见。明洪武元年（1368）入明，为入明日僧之最著名者。入明后，至杭州中天竺，参见宗泐，求学其师大訢笑隐“薄室四六”的骈文作法。为此居留十年，尽得此文法。回到日本后，以此法为日本五山文学中期骈文作法的规范，对推动五山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1） 《大日本佛教全书》卷28，圆珍《行历抄》

（2） 日本《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

（3） 牧田谛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参天台五台山记〉的意义》

（4） 笔者注：妙善寺即净慧寺，在临海城内，为妙善公主道埸。唐武德七年（618）始建，二年（619）赐额，今废。

（5） 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420页

（6） 《一山行记》

（7） 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506页引

（8） 《补续高僧传》卷14《泐季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