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衡三年佛像砖略说

浙江临海市博物馆藏“建衡三年佛像砖拓片二幅，现将佛像砖的艺术特征和价值等问题作一简单介绍。
　　一、佛像砖之发现
　　临海市博物馆藏“建衡三年”佛像砖拓片共二幅，为清临海陈春晖所著《运甓录》一书所收。
　　《运甓录》原为稿本，未见刻本流传。1992年4月。临海市博物馆丁仅先生在整理馆藏古籍时，发现了项士元先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据《运甓录》原稿残本抄录的抄本一册。承丁伋先生相告，笔者见到了这一册《运甓录》抄本。从书中自序得知，陈春晖先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开始即搜集古砖及古砖拓本，至道光十四年(1834)时，所得拓本已成四册。其后陆续搜求，屡有所获，遂对所得之古砖；“具次其年代，详其尽寸，记其出处，间附以论说，抄写成帙，名之《运甓录》”。书共成6卷，所收古砖“自东汉迄宋明，计三百余方”。“建衡三年”佛像砖即为此书所收录。按《运甓录》所收“建衡三年”砖一共6方，有佛像者仅此二例。

另从项士元先生抄录《运甓录》时所作的题识看，陈氏的书稿和所有拓本，早已流失在外。其拓本在项氏没有见到《运甓录》书稿之前，已为项氏从陈氏后裔光轩先生处购得。而书稿在民国二十六年(1837)于邑人秦梗友手中重新发现时，此书“仅止东晋，不分卷，且在左下角及首尾俱遭鼠啮，已非全书矣”。不久即因书稿藏者家遭火灾，而化为灰烬。因此，项士元所抄录的《运甓录》残本，就成了唯一传世的本子。项士元先生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临海市博物馆的创始人。其家中旧藏的大量文物、古籍、书画以及拓本等，在解放后均捐赠给了临海博物馆。而《运甓录》既为我馆所有，那么“建衡三年”佛像砖拓本也应该在项氏捐赠物品之内。抱着这个愿望，笔者在馆藏的几千件拓本中进行仔细的寻觅和查找，终于找到了《运甓录》载录的“建衡三年”佛像砖拓本。

二、佛像砖之艺术特征

据《运甓录》载，“建衡三年”佛像砖二方，均出土山阴(今绍兴县)西南乡刘公埠山麓，系作者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在会稽训导任上所得。按其造型分为二式。

I式，砖长34.7、上端宽12、下端宽16、厚4.4厘米。上狭下宽，下端微圆，形状如笏。砖侧铭文隶书“建衡三年五月廿日衡氏造作”。铭文外加线框，上端为一花纹，内容未识。砖上端侧面模印一站立式佛像，像外加线框。佛像头有背光，正方圆脸型，发式为螺状肉髻，双手似放在胸前作合掌状，下着垂幛状衣裙，脚踏莲花座。

I式，砖残长21.7、宽18.2、厚4.6厘米。砖侧上端模印一站立式佛像，佛像下面为隶书铭文，笔划较I式佛像砖瘦劲，铭文残存“建衡三年五月廿”七字。佛像面部圆润而胖，螺状肉髻，有背光。右手抬至胸前，好象作施无畏印，左手平置，下着垂幛状衣裙，双足为衣裙覆盖，立于莲花座之上。

“建衡三年”佛像砖上的佛像，造型比例不大准确，面型圆润而胖，头上没有波浪式的长发，只有“螺状肉髻”，且衣着单薄而襞褶齐整。根据以上这些艺术特征，特别是具有秣菟罗系统独有的“螺髻”这一特点。肯定佛像为典型的秣菟罗造像风格，属于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

三、佛像砖之价值

其一，纪年明确，详尽。佛像砖上模印的“建衡三年五月廿日“铭文，明确了佛像砖的具体年代。按建衡三年，为三国吴末帝孙皓的年号，即公元271年。从有关资料看，我国目前发现的属于“南传系统”的早期佛教造像，有确切年代者仅为31例。很少有如“建衡三年”佛像砖那样，直接在器物上模印或刻划年月日的。因此，“建衡三年”佛像砖比其它类型的佛教造像，显得内容详尽、全面，更具有史料性及时代特征。

其二，佛像砖之发现，补充和丰富了“南传系统”早期佛教造像实物的不足。

日本山田明尔诸先生将南传早期佛教造像分为五种类型。A、佛像，B、佛饰器物，C、铜镜，D、陶瓷佛饰，E、魂瓶。在这五种类型中，发现最多的是魂瓶、铜镜、佛饰器物及陶瓷佛饰四类，发现最少的是佛像。而“建衡三年”佛像砖恰恰就是属于最少的佛像这一类型。涉及佛教题材的墓砖已发现多例，但模印佛像砖目前仅见江苏省盱眙县图书馆藏一例。而这例佛像砖在表现手法上，却与“建衡三年”佛像砖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在砖面上模印坐式佛像三尊，佛像形态类同于发现较多的魂瓶上的坐式佛像，且年代要晚十多年，为西晋太康九年(288)。所以“建衡三年”佛像砖之发现，对于研究南传早期佛教造像的发展，研究当时的佛像崇拜和扛东佛教韵历史，补充、丰富及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其三，有助于证明当时江东佛教已有相当的基础和影响。

江东佛教起于何时，史籍似无确载，一般均认为吴赤鸟十年(247)，吴主孙权于建业为康僧会建造建初寺，系江东佛教之始。然佛教到底什么时候传入扛东，学术界并无定论。但事实上，佛教在江东的流传，早在赤乌十年(247)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不但能从大量的史籍和地方文献中找到线索，还可以在许多考古资料上得到证实。

三国孙吴时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条件也较好，吴主孙权等帝王予佛教事业以支持，而刚刚开始发生的玄学思潮，也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而就在这个时候，佛教开始进入广泛传播的阶段，其标志即为佛经的翻译和佛教造像的大量出现。从目前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看，以会稽、上虞、剡县一带，即今绍兴市范围内发现最为集中。

“建衡三年”(271)佛像砖出在山阴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汉末两晋时期，会稽郡战乱较少，社会相对稳定，且又为豪门大族聚居之处，是江东比较富饶的地区之一，这为佛教的传入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汉灵帝时，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曾游历过会稽，并传道于邑人陈慧。虽然此举投引起多大的影响，但毕竟为稍后佛教的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后，南来的康僧会在建业等地“设像行道”，才使江东佛教大盛，东吴画家曹不兴则见康僧会所携之“西国佛画”而“仪范写之”，使康僧会誉声更嘉，因而促进了江东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其间，康僧会又曾从陈慧受学二可见，“建衡三年”佛像砖与康僧会的佛教活动和带来的佛像画样有直接的联系，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当然，究竟与康僧会有无关联，或是其它来源，因史迹幽冥，不敢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