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异同

婆罗门教与佛教，同属于古老的东方宗教，同源于印度。婆罗门教后来转变为“新婆罗门教”，而佛教虽然在印度灭亡了，却在亚洲各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一大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婆罗门教，是雅利安人的宗教，也是没有特定开祖的宗教。这个宗教的形成，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古印度之后，居于印度河流域的时代。公元前十六世纪，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定居于印度河上游五河地方，开始了印度本土的古老文明。就像其他原始部落对自然山川的敬畏与崇拜，雅利安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膜拜、礼赞、歌颂一切自然神祗，且将赞歌编为圣典《黎俱吠陀》，相互传颂。据《黎俱吠陀》之《原人歌》载，由原人梵的头生婆罗门种姓，由肩生刹帝利种姓，由腿生吠舍种姓，由足生首陀罗种姓，此四种姓即是祭师、武士、工商、奴隶等四大阶级，每一阶级皆为代代世袭。到了后期，与人们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神祗，受到最多的崇拜，雅利安人便由“多神信仰”逐渐转向“主神信仰”的模式。为了与神沟通，祭祀便成为一件大事，祭师者拥有无上权威，能为自己祭祀、为他人祭祀及教授圣典。于是，在阶级制度严格划分的社会里，祭师被尊为最高阶级的婆罗门，他们依着“祭祀万能”的神圣职权，开启了神权色彩浓厚的婆罗门思想。婆罗门教的思想发端是《黎俱吠陀》里面的朴素的自然崇拜及精灵崇拜思想。这种思想后来和雅利安民族本来所具丰富的宗教情操，及雄伟的自然环境相配合，终于发展到大有特色的自然神教。可是后来却信吠陀是最高的天启，固执着以婆罗门至上的固定的社会制度，加上另一方面受酷暑气候的影响，丧失了勤勉的风气，迷信婆罗门所执行的祭祀会左右自然及人生，终于停顿在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宗教。 婆罗门教主张：“梵”是宇宙现象的本体，人的生命现象为“我”，宇宙万物皆因“我”而生，故“梵、我”本来不二，凡人不解此理，只好轮回受苦，唯有体证梵我合一，才能得到解脱。此思想弥漫在当时的印度社会，直到公元前六世纪，出现了反婆罗门教的思想家，他们反对祭祀，主张透过禅定、苦行或享乐来完成解脱。鉴于当时修苦、修乐思想的充斥，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提出了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观，做为修行的根本原则。释迦牟尼在未出家以前，曾是婆罗门教的遵行者，有深入的学习和领会。然而他并非毫无选择的全盘接受，而是以批评的态度，透过个人的修证体验，对于婆罗门教的主张，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例如：婆罗门教说有“我”，佛教则说“无我”；婆罗门教说“梵”为宇宙之体，佛教则说诸法因缘生灭的本体是空；婆罗门教严格区分阶级制度，佛教则提倡一切众生平等；后期婆罗门教的派别中出现以苦行或乐行的修持，佛教则主张“中道”为修行原则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印度，脱胎于婆罗门教。当时作为国教的婆罗门教，认为只有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等前三个等级，按照三大纲领经过现世修行，灵魂可以转世——好的成神，差一些的依次成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如果不好好修行，那就转世为第四等级的首陀罗或者牲畜，因此这三个等级称做“再生族”；第四等级首陀罗则不能转世，因此称做“一生族”。问题是，即使前三个等级，也只有婆罗门有条件实现繁复的修行过程，其余两个等级要在婆罗门指导下修行，而且很难完成，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即佛陀释迦牟尼，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建佛教的。他本人出身于刹帝利贵族，其父是一个名叫迦比罗卫的小城邦（在现今尼泊尔境内比拍罗婆地方）的城主。释迦牟尼35岁时，在修行过程中终于大彻大悟，成就了“无上正觉”：原来人的生死轮回，以及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非想非非想”的解脱境界，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接着，他将自己的修行体验整理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宗教教义，自以为发现了宇宙人生的奥秘，找到了解救众生的途径，因而开始传教。释迦牟尼的宗教思想一经提出，马上得到除婆罗门以外其余三个等级的热烈拥护，因而传教十分顺利，很快形成了佛教。 　　 释迦牟尼倡导的最初佛教教义，也是基本佛教教义，可归结为“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法印”。 “谛”是实在和真理的意思。“四圣谛”即佛陀释迦牟尼所创教义的四条根本道理——“法”，又名四真谛，为圣者所见之真理。即苦、集、灭、道四谛。这“四圣谛”是： “苦谛”，现世的一切都是苦。一切有生灭，故一切都是苦。　　“集谛”，对苦的原因的推究。　　“灭谛”，灭绝苦的根源～一业和烦恼。　　“道谛”，达到“涅梁”境界的方法。 “八正道”即： （1）“正见”，正确的见解：符合佛陀的教训。 （2）“正思维”，对“正见”的深思熟虑、坚持不懈，此为“意业”。（3）“正语”，对“正思维”的语言表达，是为“口业”。包括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而且要善言爱语，隐恶扬善，随喜赞叹。 （4）“正业”，对“正思维”的身体力行，是为“身业”。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相反要放生，布施，清净，智慧等。（5）“正命”，过正当的生活，做到身。口、意三业清净，才能进入解脱境界。 （6）“正精进”，正确地努力。对于那些原来不信佛或开始修行不好的人而言，已作之恶，立即断除，未作之恶，不要再作；已作之善，更进一步，未作之善，立即去作。（7）“正念”，思想合乎“正见”。 （8）“正定”，“定”即禅定，通过禅定修持，保持精神统一，以达到空如的实在，进入了涅渠境界。 “十二因缘”，是佛陀对人生业报轮回十二种要素的因果联系的概括，是对苦谛和集谛的展开和说明。但这还是一种人生观。由这种人生观推向整个宇宙，又形成佛教的“缘起说”。“缘起说”的结论或纲领就是“三法印”。 “三法印”可作为佛教特征之三种法门。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三项根本佛法。释迦牟尼用缘起说来否定世界万物的实有，得到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大结论。并以此作为衡判是非真假的标准，这就是“三法印”，所谓印，即证明印可之意……以三法印，印一切法，合乎三法印者，无论是否出于佛亲口所说，便是佛法，否则便不是。 　　 按照释迦牟尼的缘起说，世界上一切事物均由各种因素和条件因缘会合而生，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因一定关系的会合而产生，也因此种关系的分解而消失。“有此则有彼，此生则彼生；无此则无彼，此灭则彼灭”。因此，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无常的。生命现象也是如此……人和一切有生之类都是由名和色、即精神与物质等五种因素的因缘蕴集而产生的。合则为生，分则为灭。……五蕴分合无常，故亦无常住不灭的事物。这就导致佛教的两条根本性的原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既然诸行无常，人们也就不会认真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事件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不会产生苦乐的感受和索取的行动。这样一来，众生就可摆脱“我”的驱策和物的役使，停止作业（无我）。既不作业，就不会有果报，于是就可断生死，绝轮回，得到永恒的寂静和最后的解脱，这种绝对寂静的境界，就是所谓的“涅槃寂静”。 阿育王及迦腻色迦王时期，佛教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婆罗门教便相形式微；公元四世纪时，婆罗门教受到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又进一步杂糅了佛教及其他学派的思想，于是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而以“新婆罗门教”自居，企图恢复旧有地位，这就是今日所说的“印度教”。在印度教的许多流派中，又以毗湿奴派、湿婆派及性力派为主。八世纪以后，印度教的主要思想家商羯罗，依据婆罗门教的根本教义，又吸取耆那教及佛教的优点，使印度教宗教实践的成份加大，原有繁琐的理论淡化，印度教遂一跃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直到伊斯兰教入侵印度以后，佛教遭受严重迫害，印度教却因为与伊斯兰教的思想有所交融，而在某些区域仍旧保持着很大的势力。 婆罗门教与佛教同样都产生于以婆罗门阶级为中心的印度，因此，许多人误以为婆罗门教就是佛教。事实上，婆罗门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夹带着浓厚的神权色彩；佛教却否认婆罗门教原有的万能之说，主张四姓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以现实人生的考察，着重实际的修持与体证。于是，两教不同的诉求方式，形成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思想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仰方面。婆罗门教信奉吠陀思想，与婆罗门的无限权威——透过祭祀，使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人们崇尚自然、歌咏自然，尤其崇拜神格化的自然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人们之所以崇拜他们，是因为三大主神各司其职，共同主宰宇宙的一切，梵天创造宇宙，主宰人类的命运；毗湿奴维护宇宙间的和平，展现赏善罚恶的大无畏精神，故最得人们敬仰；湿婆神不但能毁坏宇宙，同时能降伏妖魔，繁衍(生殖)世间的活动。所以人们只能服从神的权力，崇拜主神赐给人们的生活，而严格遵循既有之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受限于神权宗教的思想底下。 佛教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神非主宰者、非创世者、非唯一者，神虽积集福德，有神通大势力，若无通达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仍为六道轮回转世的众生之一。佛是一位圆满觉悟者，不论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罗，只要依循戒、定、慧，次第进修，同样可以成就阿罗汉、菩萨或佛的果位。佛性即悟性，人人都具有觉悟缘起的性能，都有可能成佛，和婆罗门教所谓的梵天创世神权之说是迥然相异的。 二是业报轮回思想 。婆罗门教以为，生死轮回的根源，来自于业。业，是行为善恶的造作，产生于人们无限的“爱欲”与无始以来的“无明”。于是“以无明为始，依欲而成意志，由意志而有业，由业而受果”的轮回圈子于焉形成。此外，婆罗门教以为，“我”是生命轮回中的主角，人的身体因“我”而生，人的活动也由“我”而起，所以“我”是恒常存在的，现世人生的苦，由前世行为招感而来，今生行为的善恶，同样也会连带前世的业缘，影响到下一世的人生。由此可知，婆罗门教的轮回观和业力说是恒贯三世，建立在“实有”我思想上，与真我论相结合。 佛教否认“恒常有我”的理论，认为业力并非依附在固定的“我”上，而是一种生命继起的动力。也就是说，轮回中的“我”，是众缘和合而生，由外在具有形体的身躯，与受想行识等内在精神的作用组合而成，而且每一因缘又是其他众缘的和合所得，所以在缘起性空中不断地刹那转变、聚灭，无法令人随心所欲，故无永恒不变的“实我”存在。如同燃烧中的薪火，尽管一个个的火焰刹那窜起，又刹那熄灭，火的本身仍以一种焚烧的状态继续蔓延。而这个由众缘和合，假名为我的生命，也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承受自己过去的业报，流转于六道之中。所以佛教的轮回观，是在无限时空循环中的三世因果里，建立“自业自得”的业报思想。 三是修行解脱思想 。就形式而言，佛教与婆罗门教主张透过修证的方式，完成身心的苦恼束缚解脱；但在内容上，婆罗门教主张“梵我一如”即是解脱。解脱的方法，除了要学习吠陀、祭祀、布施、苦行之外，更须舍弃名利、妻儿亲朋，出家修习瑜伽禅定，使心寂静；由此认识自我，才能得到“梵我一如”的正智，体悟“梵我一如”的真解脱境界。佛教的看法则不同，在修持实践上，强调自我觉照的工夫，认为解脱必须经由四圣谛的亲身体悟，在缘起思想的前导下，依八正道行持，证入“无我”自在的究竟空性中。 就持戒而言，婆罗门教实行人生的四个行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与云游期；按照每个阶段规定的义务，致力履行祭祀、祈祷、持戒及禁欲等，以求解脱。佛教除了在家信徒之外，更有戒律严谨的僧团组织为圭臬。二者虽同样奉行“五戒”，但佛教着重生活的实践，令人容易遵行。 相较于婆罗门教的苦行、祭拜的种种苛刻条件来说，佛教认为诸法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因此采取不偏于苦，不偏于乐的中道修持，与慈世济物的利他行。 佛教针对婆罗门教的主要观点，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１、否认“梵”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关于人类的起源，婆罗门教主张人是“梵”创造出来的。“梵”从口生出婆罗门。从肩部生出刹帝利，从腹部生出吠舍，从足部生出首陀罗。佛教针对婆罗门教的神创说，提出业感缘起说。佛陀指出，人们的命运，决定于自己相续流转的身、口、意三业，起惑、造业、感果，感果时再起惑、造业，循环往复。佛陀认为只有业才是一切有情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在古代印度神权弥漫的社会里，佛陀敢于否定“梵”的权威，不承认它是造物主，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神造归结为人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２、反对常恒独存的宇宙本体；婆罗门教把“梵”作为宇宙的本体，或宇宙生起的最高原理。“我”是个人的主宰和本体，人们应当修行达到“梵”、“我”一致的境地，才能得到解脱。佛陀提出宇宙间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现象，都是缘生缘灭，三世迁流，没有常恒、独存的实体，哪里有什么不变的“梵”和“我”？佛陀认为和合与相续是一切事物的实相。 　　 ３、反对祭祀：祭祀万能是婆罗门教三大特点之一。古代印度，一家设一火，一年到头，长燃不熄。把人类所需要的食品，如瓜果、米谷、乳酪、牛羊等投到火里，作为祭品。这些祭品被火烧时，气味升到天上，天神食后，生欢喜心，就能保佑你的家庭五谷茂盛，牛羊繁殖。佛陀认为祭祀天神、屠杀牛羊、耗费财物。除了增长罪愆，加重负担，给人们带来巨大痛苦之外，毫无益处。 　　 ４、反对种姓制度：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掌握祭祀和文教；刹帝利掌握军政；吠舍是商人、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农民；首陀罗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后者非雅利安人。印度当时的种姓制度是世袭的，绝对不可逾越，界限十分严格。这些规定不仅可在法律里面，而且还写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教条中。佛陀针对种姓制度提出：“四海之水，同一咸味。四姓出家同为释子”的号召。他把僧团作为反对种姓制度的实验和尝试。如著名的十大弟子之中的优婆离出身于首陀罗种姓，他在僧团内威信很高，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出身的僧众，都要向他顶礼问讯，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是不可想象的事。此外，旃陀罗人，社会地位最低下，称为不可接触者，佛陀十分同情他们的不幸，经常和弟子们接触这部分人，到他们那里应供和说法，对他们予以支持和安慰。婆罗门教规定前三种姓有再生权，首陀罗出身的人则没有再生权。佛陀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是未来的佛，佛和众生平等无二。 　　 ５、尊重妇友：在古代印度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很低。妇女是没有出家的权利的。在当时来说，出家，即意味着摆脱家庭的桎梏。而参访名师，寻求真理，又被社会上认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出家人被称为人天师表。佛陀既然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是未来的佛，妇女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佛陀接受了他的姨母大爱道的请求，准许妇女为出家弟子，建立女性僧团。佛还经常印证一些比丘尼明罗汉果。这件事在僧团里引起了一些婆罗门出身的人的议论。如摩诃迦叶在佛逝后不久，就以阿难曾就妇女出家的事，向佛求过情，定阿难犯突吉罗（恶作）罪。摩诃迦叶是婆罗门出身，他自然希望把婆罗门教的传统带到佛教中来，所以他对佛陀接受妇女出家一事是不满意的。

此外，婆罗门教吸收了许多佛教的习惯和信仰，如果没有佛教，今日的印度教永远不会有当前的状态，诚如圣雄甘地所说，佛教给予印度教（婆罗门教）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新的解释。譬如印度教（婆罗门教）过去认为杀羊宰马，甚至杀人做为祭神供养的牺牲品，自己便可以获得幸福，后来由于佛教业力思想的主张，使他们以不杀生为第一美德；又德拉维达地区的寺院组织和僧侣戒律以及在商羯罗的哲学中，和在纯宗教范围以外的印度逻辑学的发展中，也都同样可以发现到佛教对印度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