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

浅析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即从发起人太虚的角度、支持者试图沟通汉藏关系、融合汉藏感情的角度以及近现代佛学研究的新趋势的角度几个层面进行考察，全面考察在民国时期，汉藏教理院得以成立的大环境。
　　关键词：汉藏教理院 太虚 汉藏关系 近现代佛学研究
　　在民国时期（1911—1949）的藏传佛教与藏族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建于川藏邻近的山城重庆缙云山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是不容忽视的。汉藏教理院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史上，与“康藏研究社”、“华西边疆研究所”、“西陲文化院”并称为川、渝等地的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发表的学术论著至今仍具有世界影响。本文从三个层面考察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即从发起人太虚的角度、支持者试图沟通汉藏关系、融合汉藏感情的角度以及近现代佛学研究的新趋势的角度几个层面进行考察，全面考察在民国时期，汉藏教理院得以成立的大环境。
　　一、 太虚改革中国佛教的尝试
　　1、近代中国佛教面临的危机及佛教界的回应
　　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大门，中国社会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剧烈震荡，绵延千年的中华文化面临西方的宗教、政治、文化的冲击发生了动摇，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封建社会一样，在列强的侵凌宰割下，经受了重重劫难。进入20世纪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更为剧烈，同时本土也崛起新兴的文化思潮，社会变化更为激烈，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内外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如何进行回应以及中华文化转型的方式和途径问题，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大课题，传统的佛、儒、道三大文化主流如何反思其传统、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养分、如何改造各自本身以进行理论重建，以及如何进行其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成为佛、儒、道三大文化主干的当务之急。
　　就佛教而言，在理论层面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而“法久弊深”，出现了僧众戒律松弛、寺院管理混乱等僧伽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对此，曼殊、章太炎揭露：“丛林轨范虽存，已多弛缓”，僧人多“不事奢靡静虑，而唯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属累正法，则专计资材；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弛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为人轻贱，亦已宜矣。复有趋逐炎凉，情钟势耀；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庙产兴学’之殃咎，实由自取”。杨文会也指出：“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因此，改变僧尼文化素质低下、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僧才，使佛教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成了佛教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目标。
　　面对诸多挑战与撞击，佛教界自觉地发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表现为“发扬传统、学习外求、返本归源、改革鼎新四种趋势，在守旧与革新的相互牵制中，实现着从传统佛教向近代佛教的转型。”其中，前三者，均是从佛教的理论层面试图探寻振兴佛教之道，而后者则从实践层面如整理僧伽制度改革中国佛教。
　　发扬传统者，继承传统、重振宗风。传统各宗皆有人出来振兴，如虚云、来果重振禅宗，因光、净空等力宏净土宗，弘一、慈舟等重兴南山律宗，月霞、应慈等重兴华严宗，谛闲、倓虚等重兴天台宗，欧阳渐、韩清净等重兴法相唯识宗，他们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复兴佛教运动中成绩也最为辉煌。
　　学习外求者，积极奔赴域外求法取经，掀起了继汉魏以来的又一次留学取经运动。其中大勇、持松、显荫、王弘愿、顾净等东渡日本，取回已绝传多久的唐密；后大勇又率留藏学法团赴康藏留学，使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流传于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内容。
　　返本归源者，欲图向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溯探佛教之本源，以求重振佛法。其中欧阳渐、韩清净等重兴法相唯识宗，探本于印度法相唯识学，唯宗此学为纯正佛法；印顺法师等探本于原始佛教，尤宗般若学。
　　而改革鼎新者，试图从整理僧伽制度入手，“以造成真能住持佛教之僧才，为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僧寺开一新出路”，这是中国佛教应机而重振的最重要方面，其代表人物和领袖为太虚大师。
　　2、太虚改革中国佛教、整顿僧伽制度的理论及尝试
　　太虚，俗姓吕，法名唯心，原籍浙江崇德，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太虚幼年依外祖母生活，常随外祖母上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宁波天童寺等佛教圣地、名刹朝拜进香。1904年，太虚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同年，随士达上人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11月，奘年和尚携大师往宁波天童寺，从名僧寄禅（法名敬安）学习两年，并与近代另一著名高僧圆瑛大师，在天童寺结为金兰之好，互研经教。1909年，太虚赴南京入祗洹精舍，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同学有梅光羲、欧阳渐、邱晞明、僧人仁山、智光、开悟等。
　　青年时代的太虚，思想十分活跃。1907年，受同学华山影响，太虚得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述，深受激励，向往革命。受这些思想及革命人士的影响，1911年，太虚在广州期间，时与革命党人联络，参加秘密活动。太虚那时候就认为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辛亥革命以后，李政纲、欧阳竟无等人在南京发起组织“佛教会”，谢无量亦发起组织“佛教大同会”。太虚回到南京后与同学仁山准备组织“佛教协进会”，准备改革南京金山寺，结果遭遇挫折，佛教协进会成立不久即夭折。此是太虚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阶段。
　　1913年，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太虚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悲愤地提出了佛教的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其中，教理革命的中心即是以“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去改善当时的社会制度，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的中心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在三大革命之中，太虚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太虚提出这三大革命口号，标志着“中国佛教界终于产生了具有进行佛教改革的充分的自觉意识的领袖人物”。而太虚提出的三大革命，成为以后他革新佛教的基本纲领。
　　1914年10月，太虚谢绝俗缘，于普陀山闭关自修，此次闭关长达三年。1915年，太虚经过深思熟虑，作《整理僧伽制度论》为其整理僧伽制度的蓝本，试图“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1917年，太虚出关后，借赴台湾弘法之机，顺便前往日本考察了日本佛教，并专门考察了日本的佛教教育，准备回国后作为办佛学院的参考。从日本回国后，太虚在普陀山宣讲佛学。随后，黄葆苍、蒋作宾、陈元白等随太虚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等创办“觉社”。觉社刊刻了太虚的有关著作，并编发《觉社》季刊，作文字的宣传。太虚的佛教改革运动，也从此复活起来，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首先在《觉社》季刊上发表。随后几年时间里，太虚在武汉、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讲经讲佛学。在各处讲经弘法的同时，太虚也积极实践他的佛教改革运动。
　　1921年，太虚接管杭州有名的古刹净慈寺，准备以此为他改革僧制的根据地，结果因寺内关系复杂、寺院内外旧势力勾结掀动的风波而宣告失败。1922年，太虚到武汉讲经，跟李隐尘、陈元白等详细谈了自己打算办佛学院、培育僧才的想法，获得他们的响应，遂邀武汉政商各界集议其事。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准备筹建“武昌佛学院”，并聘请太虚为武昌佛学院院长，推李隐尘任院护，聘请太虚的一些故交、弟子大多来院中任职。1922年9月1日，武昌佛学院正式开学。武昌佛学院僧俗皆收，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1924年，太虚提出改革武昌佛学院的办法，即：酌留优材生为研究部；续招新生，以比丘为限，目的在于建僧，并注重律仪，施以严格生活管理，模仿丛林制度，以树整理僧制之基。这些提议在董事会没有通过。1924年9月，太虚辞去院长一职，后经多方挽留，不得已再次受任武院院长。虽后来太虚每年总要去武汉两次处理院务和讲学，但是因为他的主张得不到董事会的支持，太虚对武院教学的热情不及以前，他试图把武昌佛学院作为其革兴佛教、培养现代僧伽的基地的构想再次遭挫折。1938年，武汉沦陷，武昌佛学院被迫停办。
　　1926年，太虚接管了成立不久的闽南佛学院，太虚初到闽院就集中精力办院务，并为师生讲《救僧运动》，对闽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随着北伐的成功，革命思想风靡全国，太虚觉察到昔日所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已与当时环境不相适应，于是太虚又对其以往改革僧制方案作出修正，于1927年发表《僧制今论》。《僧制今论》意在建立适应时代的僧制。在组织建设方面，将全国22万僧众化分为五大区；在僧团内部，将原来僧众、信众划分更细，分僧众为长老众、学行众、服务众、尼众，将信众分为皈戒众、研究众、女众；在经济方面，主张建立自食其立的僧制生活。9月，太虚又于闽院讲《救僧运动》，言救僧之道在于“真修实证以成果、舍身利众以成行、勤学明理以传教”。1928年春，太虚因病回沪治疗，将闽院交由弟子大醒代理。此是太虚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二阶段。
　　1928年至1938年是太虚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即太虚推行世界佛教运动及筹办世苑。1928年，太虚游历欧美诸国，讲学弘法，在法国巴黎准备筹建“世界佛学苑”，以图“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造成世界之安乐”，并发表宣言书及组织计划，在英、德、意各地设通讯处。计划在世界佛学苑名下分设藏、汉、梵、巴利文共四种语系的佛学研究，虽然最后并没完全实现，但成了创建汉藏教理院的远因。
　　1929年，太虚回国后，于武昌佛学院成立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嗣后，筹备处迁到北平。年底，太虚回闽院，把闽院列为世界佛学苑华日文系。1930年9月，北平柏林教理院成立，台源、常惺任院长。依太虚构想，该院为世苑华英文系，后因“九一八事变”影响，该院于1931年12月被迫停办。1932年9月，武昌佛学院设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研究部。
　　3、汉藏教理院的建立
　　1930年8月，太虚入川宏法，至重庆。适逢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军阀刘湘通令川东各地佛教会，选派僧侣入藏弘法，“以备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太虚借此机会告以刘湘世苑之组织，并建议在重庆创立一所汉藏佛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收汉藏青年而教之” 。由于获得刘湘、刘文辉、潘文华等川渝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汉藏教理院的建立水到渠成。1932年8月，汉藏教理院正式创建于重庆缙云山之缙云寺。 1936年7月，呈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正式立案。
　　在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中，实属世苑系统的，惟专门研究汉藏文佛学的汉藏教理院以及武昌佛学院改设的世苑图书馆。而世苑图书馆因1938年日寇侵入武汉而被迫停办，直到1946年才恢复。因此，在抗战时期汉藏教理院实为太虚推行世界佛教运动、推行佛教改革运动的“重镇”。
　　在太虚的佛教改革运动中，太虚以改进寺院僧众制度为主，即“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而改革寺院僧众制度，需要优秀的僧伽住持，因此太虚主要通过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僧伽人才来实现。由太虚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汉藏教理院是太虚“世苑”中的一环，也是唯一落实太虚世苑理念的佛学院。
　　?t?￠ 汉藏交恶、沟通汉藏关系的需要
　　1、汉藏交恶、汉藏关系恶化
　　由于清末治藏政策失误，加之英帝国主义作祟，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0年2月出走印度，同时清政府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西藏的政局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问题非常重视。孙中山在其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即实行五族共和。大总统袁世凯后来也强调了这一点：“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图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并宣布恢复达赖名号。
　　虽然中央政府坚持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汉藏关系却并未因此而好转。内地发生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西藏以后，各派政治力量对内地政局的突变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驻防拉萨、亚东的川军内部发生哄乱，并驱兵进攻色拉寺。而达赖也在印度遥控指挥藏军，通告全藏之营官喇嘛攻击各地汉军，拉萨不断发生暴动。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乘乱回到了拉萨，此时达赖已从以前抗英而转向了亲英，他返回拉萨以后宣布驱逐在藏汉人，汉藏关系因此陷入僵局。1912年6月，袁世凯任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率领川军及原来的边军进军西藏，并命云南派兵协助。西征军一路向西挺进，直逼拉萨。英国以承认袁世凯政府为条件，逼迫袁世凯撤回已经逼近拉萨的尹军，并改尹昌衡为四川关西镇抚使。
　　1913年，英国威胁袁世凯政府参加英国一手策划的中英藏三方所谓“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在会上英人一手炮制了划分“内外藏”、侵害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分裂我国领土的“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而“西姆拉条约”中划定的边界却成了日后祸端不断的导火线，川藏边界一直呈紧张状态，两军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917年秋，川边发生了类乌齐事件，驻守类乌齐的川军逮捕了两名越界割草的藏军，并按律惩办了这两名藏军。于是双方以兵戎相见，引起了流血冲突。藏军大举进攻，川军则因川局混乱，援助无人，接济又断，孤军作战，激战五个月，弹尽粮绝，昌都失守。川军首领彭日升亦被俘，押去拉萨，囚死狱中。最后还是由英方出面调停，双方在绒坝岔反复协商，签定了停战协议，议定汉军退出甘孜、藏军退回德格。此后，川藏一直纷争不断。1930年又因细故，酿成长达10年的“大白事件”。
　　2、沟通汉藏关系、融合汉藏感情的需要
　　在汉藏交恶、汉藏感情破裂的紧张气氛下，各级政府以及其他各界都在试图通过不同渠道缓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气氛，试图消除汉藏隔阂，恢复以前双方的正常关系。在西藏拥有强大势力的佛教，便首当其冲成为沟通的一个媒介。
　　民国政府先后派出李仲莲、朱绣、刘曼卿等使者赴藏沟通汉藏关系，并于1928年组建了管理蒙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同时，民国政府开始重视蒙藏教育，1929年6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蒙藏之决议案》中对实施蒙藏族教育做出了如下决议：于首都设立蒙藏学校，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
　　地方政府以刘湘为代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试图以佛教为突破口，融合汉藏感情，解决西藏问题。刘湘有鉴于内地佛法经典残缺不全，研究唯识因明者，难以融会；而内外蒙古各大寺喇嘛首领，皆需入藏接受完整的僧教育方为合格；内地比丘却无入藏学法的习惯，故通令该军驻区各县，每县寺庙合资派遣比丘入藏学经，其办法如下：由县府召集佛教团体及寺庙住持共同商议，分担学费，推选比丘，以留学西康为第一步……留康费用，每人年需川洋两百元，除年费外，所有供养熬茶、衣具、住户及经典等临时费用，由全县寺院分担……将来比丘留康学成，经其根本喇嘛允许介绍，足以前赴拉萨者，再由各寺庙议担其费用。并规定各县在三个月内，将派僧筹款情形，呈报核办，事在必行。并认为如此，“汉藏情素，亦可赖以沟通”。颁布此令时，正逢太虚弘法入川，太虚于是劝刘湘“与其派僧伽入藏仅学藏文，不若就川中设立汉藏学校，招收汉藏青年，对于汉藏等文兼学并习，沟通始易”，正是在这种政教互利的情况下，汉藏教理院得以顺利建立。
　　对此，在汉藏教理院1936年呈报四川省政府的呈文中，对汉藏教理院的建院背景有过分析和阐述：
　　鉴于康藏地大物博，矿产尤富，英人垂涎，已非一日，侵略计划，无微不至，如因循坐视，势必被其攫取，则西陲藩篱撤而危及内地矣，后患何勘设想！亟应汉藏团结一致，使英人无隙可乘。第自清末革除达赖喇嘛封号后，汉藏感情，遂以破裂，加以英人勾煽挑拨，竟随时肇乱边境，二十余年来，迄无宁日，今欲化除隔阂，恢复旧好，联成一气，不为外人所利用，则非从沟通文化入手，绝难收效。
　　1938年，太虚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记》，并立碑于缙云山，再次陈述了汉藏教理院得以成立的因缘：
　　汉藏教理院之设缙云山，创始于民十九年秋。先是予弘化欧美，曾有世界佛学苑之发起，于教理研究拟分汉藏、华日、华梵、华欧四院。是秋入川礼普贤，刘公甫澄治渝州军次，高瞻康藏政俗，胥依佛教，方有选汉僧赴学藏僧之议。予语以不如就川设学，招汉藏青年授之汉藏佛教为便，公韪之。
　　另外，在汉藏教理院《年刊》、《特刊》里，对汉藏教理院创建的因缘都予以了记载。
　　3、汉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
　　汉藏教理院一成立，即以“沟通汉藏文化、融合汉藏感情”为宗旨及奋斗目标。在汉藏教理院的开学典礼上，筹备主任何北衡、军部代表唐棣之、巴县县长冯钧逸、世界佛学苑筹备主任李子宽分别致辞，对汉藏教理院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军部代表唐棣之一再强调了汉藏教理院肩负的“沟通汉藏文化、融合汉藏感情”的政治使命：
　　希望各学生一边努力探讨佛学，一边还得发愤研究藏情，将西藏佛法之真理与我们中国佛法之妙义，两两收摄，融合贯通，两方佛法既得着融通的机会，而研究两方面佛法的汉藏人士感情，也必随理智之暗示也圆融相恰了。既此一端，已足息吾川与西藏不少之纠纷，并少牺牲若干之生命。……研究藏文是属于佛学方面的，而因研究藏文所发之妙用（息争），即是属于政治一方面的了，于教于国一举两得。
　　世界佛学苑筹备主任李子宽在致辞上则把汉藏教理院肩负的使命从两个层面进行了阐述，并作了一个形象比喻：
　　汉藏教理院很要紧，而做汉藏教理院学生之责任也很大。一因川藏接邻的关系，一因世苑缺乏人才的关系。由头一点，学习藏文比学习英文还要来得重要，由后一点则培植世苑基本人才实为当务之急。贵院可以说就是造就世苑基本人才的制造局，融通汉藏佛教的交易所。子宽十二分的希望各位学习将这种伟大的担子放置各人肩膀上。
　　虽然在他们发言中，没有明确汉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但是却蕴涵了汉藏教理院所肩负的使命和学生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于汉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各种历史文献在语言表述上不尽相同，如1944年5月汉藏教理院填报的《世界佛学苑概况报告表》称该院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为主旨；如该院1936年6月填报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简章》第一条及《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院董会简章》第二条规定“本院以招收汉藏青年研究汉藏佛学，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陲边防，并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为宗旨”以及“旨在陶铸僧材，振兴佛法，研究汉藏教理，融洽中华国族，发扬汉藏文化，增进世界和平，以言振兴佛教也”；又如该院自称“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陲边防，保全中国领土”。
　　综合上述诸说，汉藏教理院肩负的重大使命可概括为“沟通文化”四字，这四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为汉藏教理院广大师生奉为圭皋，时论亦多赞许之或期许之，如三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总参议夏斗寅访院即书赠“沟通文化”四字；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访院亦多以“沟通汉藏感情文化”之重责相期许。所以，汉藏教理院的历史使命概括为“沟通文化”四字，四字的主要内涵与核心宗旨可归纳为“研究汉藏佛理，发扬汉藏佛教，联络汉藏感情，融合中华民族，增进世界文化。”
　　èy?￠ 近代佛学研究的新趋势
　　1、藏密的流行
　　汉藏教理院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座汉藏并设、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它是近代佛教复兴与改革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密教复兴运动带来的结果。汉藏教理院的设立与近代密宗的流行是直接相关的。
　　密宗的风行是近代中国佛教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清末，日本密宗随着中外交通的日益便利，通过学术界及其它渠道逐渐传闻于中国，在传统佛教的复兴与改革运动中，开始对内地佛教产生影响。佛教界以为密宗在中国已绝迹千余年，而在日本繁荣发达，有必要派人传习，重续法脉，复兴中土密宗。于是，出现了一股东渡习密、复兴密教的热潮。先后东渡学密者有大勇、持松、显荫、超一等。这些人回国后，大都开坛弘密，一场密教复兴运动风靡全国。
　　同时，由于西藏最高统治集团达赖、班禅失和，1923年班禅离藏，游历了青海、甘肃、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内外蒙古、山西、绥远等地，每到一处即受邀讲经说教，总共举行九次时轮金刚法会，给上百万信徒传授时轮金刚灌顶，传讲密法，又掀起了学习藏密的热潮。因此，不少人又提出求取藏密来振兴和发展传统佛教，试图融会藏密、日密来建立圆满的内地中华密教。于是又出现了康藏求密的热潮，其中大勇（1893—1929）组织“留藏学法团”进藏求法，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一大壮举。
　　1924年9月，太虚派弟子大勇于北平慈因寺设立藏文学校，招收学员学习藏语文，为赴藏深造作准备。当时，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学生大刚、超一、严定、法尊、观空、法舫等专门赴藏文学校学习藏文。1925年，藏文学校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大勇率领留藏学法团成员大刚、严定、观空、法尊、法舫等30余人前往西藏留学，该团困于川边四年，始终没法入藏。
　　1929年，大勇病逝于甘孜扎迦寺，留藏学法团也因大勇的示寂而停止了集体活动。该团成员或东返内地，或仍留康学法，或潜行入藏。其中密慧、大刚、观空、严定、密学等先后留康十年，他们或长住西康学法，如密慧、大刚；或学成后返回内地佛学院任教，如：严定、观空于1934年到汉藏教理院任教，严定任汉藏教理院藏文系主任。
　　另外，该学法团中法尊法师，他和同学朗禅法师先依止昌都强巴林寺一位“学德兼优映夺全藏”的格西学法，后随入藏商人于1931年到达拉萨。在拉萨五年，法尊师从哲蚌寺多位高僧学习经论、研究藏文经典，以其坚决的毅力精通了藏传佛教典籍。1934年，应太虚之召，法尊携带大部藏文佛教经典取道印、缅返回内地，入主汉藏教理院，为以后汉藏教理院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虽留藏学法团最后受阻于川边，而且因大勇的去世而解散，但却造就了如法尊、严定、观空等这样的一批精通藏传佛教的精英，他们的康藏留学经历为他们以后执教汉藏教理院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为以后汉藏教理院成为闻名一时的弘法中心奠定了基础。
　　2 、太虚改革中国佛教的参考
　　在太虚的佛教革新运动中，藏密成为他佛教革新运动的参考。1915年，太虚著《整理僧伽论》，主张派人留日、留藏学密，以重兴密宗。太虚认为中国佛学的重建，需“探究汉文及融摄巴利文、藏文、日文之教注。中国佛学的所以要重建，因为末流的禅净已非常贫乏，台贤也不充实，故必探究汉文的一切佛典，并融汇巴利文、藏文及日文的佛学来充实。” 1925年，太虚作《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一文，希望大心比丘，深入东密、藏密而冶为中密。这种佛学研究的新趋势特别是太虚的主张或多或少激发了年轻一辈学僧西向探索的兴趣。入藏求法的始作佣者，正是太虚的门下大勇、法尊、观空、严定等法师。
　　太虚所希求改革的中国佛教，并非要完全模仿西藏佛教、使内地佛教喇嘛化、密宗化，而是主张学密宗者“思想必以教理为轨，行为必以律仪为范，然后密宗之方便功用，方不失为佛教之方便功用”，试图用藏传佛教来充实内地佛教。1929年，太虚寰游欧美归国后，采纳西方的佛学研究方法，依三期教史流布，主张针对巴利文、汉文及藏文三大语系的佛教教法进行研究，汉藏教理院也是在这种因缘下得以成立。汉藏教理院的成立，既培养了一批研究藏传佛教的人才，同时也把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对于太虚创建汉藏教理院，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法舫法师是这样理解的：西藏佛教传承了印度晚期的佛教，是最圆满的佛教，因此中国内地佛教“需要西藏佛教来补充”，而“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的时候，就见到这一点。最初，太虚的弟子，大勇法师和现在的法尊、严定、观空法师，到西藏去留学，也就是本着这个意义。学成回来，翻译中国所没有的经典，以补不足。汉藏教理院对中国佛教所负的责任，也就是这样。中国佛教所缺少的很多，不假翻译运载过来，是没有第二个方法，文化的沟通，也是由此的。”因此，汉藏教理院代表了以太虚为代表的近代佛教革新者，试图通过一个完整的机构来系统学习藏传佛教尤其是藏密，以寻找近代佛教的出路，完成佛教与近代社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