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雷峰塔“佛螺髻发”舍利渊源略考

　　一、雷峰塔佛螺髻发舍利的发现
　　根据《人民日报》和《浙江日报》2001年3月15日及中央电视台报道，沉睡近千年的杭州西湖雷峰塔地宫第一次被完全的打开展现在人们的眼前，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已经生锈了的大铁函。当“雷峰塔遗址考古队”的专家打开了100多公斤重的铁函时，函内有35厘米高的鎏金银质的“金涂塔”，此系阿育王式塔。“塔体呈银色，略带水锈，通高35厘米；方形底座边长12.6厘米，方形塔身边长12厘米。四面饰有佛教题材的浅浮雕，塔身四角有四根山花蕉叶，塔身正中矗立饰有忍冬、连珠纹样的五重相轮。此即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吴越王钱弘俶模仿古印度阿育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宝箧印经塔”之一。根据《咸淳临安志》、《淳祐临安志》、《湖山便览》等重要史料记载：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吴越王钱弘俶因奉藏佛螺髻发及佛经而修建雷峰塔，并将佛螺髻发入藏塔内地宫，同时还放入了大量的供奉品。这与在雷峰塔遗址出土的残碑上有“佛螺髻发”的文字记录完全相符。[i]同时还发现了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作的《华严经跋》及南宋乾道至庆元年间重修雷峰塔的《庆元修创记》等重要碑刻。因此，这次雷峰塔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由中国考古学会等单位主办的“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因为此塔是吴越王钱弘俶为其皇妃黄氏供奉“佛螺髻发”而建，所以旧称“黄妃塔”、“皇妃塔”、“王妃塔”。另外，又因为“西关”当时为吴越国城门，而此塔建在西关附近，初称西关砖塔。据史料记载，该塔原拟建十三层，后因财力不济，只建了七层。北宋末年，塔遭雷击与战乱损坏严重，南宋初修复时改为五层。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倭寇入侵杭州，纵火焚塔，塔檐等木结构件被毁，仅剩赭黄色塔芯。到清朝后期，因年久失修，再加上当地百姓盛传塔砖有辟邪作用，盗挖塔砖的人越来越多，塔基开始削弱。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许，塔芯终因塔砖盗挖过多而轰然倒塌，雷峰塔仅存遗址。[ii]
　　吴越国在五代时有“东南佛国”之称，是同时期我国境内佛教遗迹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雷峰塔就是吴越王崇信佛教的集中体现。雷峰塔下“佛螺髻发舍利”的发现，是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佛指舍利”发现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由此形成了北京佛牙、西安佛指、杭州佛发之称的三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虽然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留下了无数的舍利供后人参拜，但佛祖的真身舍利毕竟少之又少，是如今世界上人们难得一见的圣物。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的“佛牙舍利”，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是现今全世界人们能够亲眼见到的唯一的佛祖真身舍利，见佛祖真身舍利如见释迦牟尼佛。但遗憾的是“佛螺髻发”舍利被完整的封存在“鎏金涂塔”之内无法打开（另外也出于对“文物”的保护不能轻易打开）。[iii]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能够亲眼目睹佛祖真身“螺髻发”舍利的真容，只能从佛教典藉及史料记载来了解关于“佛螺髻发”舍利的真实情况。为了更多的佛教徒及佛教历史研究者，对“佛螺髻发”舍利的渊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今本文在有限的资料中做了一些略考，以供诸位佛教信徒及佛学研究者来参考。
　　二、佛陀在世时佛发舍利传世的情况
　　根据《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及《大般涅槃经》等诸经记载：佛陀于拘尸那拉罗城娑罗树林入灭，佛陀的遗体被荼毗（火化）以后，根据经典上记载留有八斛四斗各种舍利。如《大庄严论经》卷十五言：“（佛）入涅槃时，为济众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众生，所碎舍利，虽复微小如芥子等。”[iv]有佛经记载当佛灭度二百年后有转轮圣王统一五印度，造八万四千佛塔分佛舍利于世界各地供奉。[v]从佛典史料的记载，佛入灭后的舍利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所记载的有“牙齿发爪之属，顶盖目睛之流。”[vi]即佛陀生前遗留下来的发爪与火烧未尽的残存骨片，包括佛的四颗牙齿、一些发爪、部分顶骨及一截手指骨等；另一种是五色晶莹透体的珠状舍利子。[vii]至于佛陀当时荼毗后的舍利处置，则如《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卷七中所说的“诸天、龙王、人间八王”的三分舍利说。
　　由此可见，在相关的佛经典藉中有许多记载建塔供奉佛陀发爪舍利的事迹，如《长阿含经》卷四记载：佛陀生前留下佛发造成“发塔”供养：“如来舍利起于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生时发塔。”[viii]在《十诵律》卷五十六则记载：佛在世时，有给孤独长者供奉佛爪发之事：“世尊游行诸国土时，我不见世尊，故甚渴仰，愿赐一物我当供养。佛与爪发言：居士，汝当供养是爪发。”[ix]在《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二记载：曾有商人向佛陀启请佛发爪供养的事情：“尔时，商主同白佛言：世尊！愿乞我等一物作念，若到本乡，不见世尊，当以彼物作塔礼拜，以表忆念大圣世尊！……尔时，世尊即与诸商人佛身发爪以用作念，而告之言：汝等商主，此之发爪，今持与汝，令汝作念，若见此物，与我无异。”[x]又《杂宝藏经》 卷五云：“ 频婆娑罗王，已得见谛，数至佛所，礼拜问讯。时宫中妇女，不得日日来到佛边，王以佛发，宫中起塔，宫中之人，经常供养。”[xi]在《经律异相》卷六记载：“佛久游诸国，长者须达思恋渴仰，白佛言：愿留少物常得供养。佛与发爪，愿听起塔，佛乃许之。于舍卫国造作栾拱（佛龛），彩画庄严。”[xii]《大智度论》卷三十五说帝释于天宫建有佛出家时剃除须发之发塔：“（佛）出家时，四天王敕使者捧举马足，自四边侍护菩萨，天帝释取发于其天上城东门外立发塔。”[xiii]又龙树在《大智度论》卷九中说罽宾国，隶跋陀山寺建佛发爪塔之事：“释迦牟尼佛，在阎浮提中，生在迦毗罗国，多游行东天竺六大城。……又至月氏国西，降女罗剎。佛在彼石窟中一宿，于今佛影犹在。……有时暂飞至罽宾隶跋陀仙人山上，住虚空中降此仙人，仙人言：我乐住此中，愿佛与我佛发、佛爪，起塔供养，塔于今现存。（此山下有离越寺，离越应云：隶跋陀）”。[xiv]所以说，在诸佛经中对于建塔供奉佛之发爪有非常多的可考资料，在《佛国记》、《西域记》等也都多有记载该地区供奉佛发舍利之事。
　　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佛发舍利传世的情况有六种：一是给孤独长者向佛启请佛所赐的佛发，留为后世起塔供奉；二是有一商主向佛启请佛所赐予的佛发，成为后世供奉的佛发舍利；三是频婆娑罗王向佛启请佛所赐予的佛发，于宫中起塔供奉；四是有须达长者向佛启请佛所赐予的佛发，起塔供奉而传世的佛发舍利；五是隶跋陀仙人向佛启请佛所赐予的佛发，成为仙人所供奉的佛发塔；六是佛出家时所剃的须发，帝释天于天上起塔供奉，即忉利天东城门外所起的佛发塔。因此，有两种是属于天人和仙人供奉，四种是留在人间的佛发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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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所录，钱弘俶自撰的造塔记文中说：“敬天修德，人所当行之，矧俶忝嗣丕图，承平兹久；虽未致全盛，可上体祖宗，师仰瞿昙慈氏忍力所沾溉耶？凡于万几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者，盖有深旨焉。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宫禁中；恭率宝贝（具）创窣堵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
　　[ii] 见《浙江日报》 张乐 张银曙《雷峰塔的神秘身世》。
　　[iii]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曹锦炎称，由于金棺是被完整地焊封在金涂塔塔身内的，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考古队将不打算打开金涂塔。他同时还说，这座纯银质的金涂塔不仅工艺精美，而且保存十分完好，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
　　[iv] 依《大正藏》T4,P0347c。又宋?宗鉴集的《释门正统》亦记载阿难等弟子从灰烬中得到舍利“八斛四斗”。见《卍续藏》第130册，第423页。
　　[v] 据《佛母般泥洹经》卷一〈佛般泥洹后变记〉记载：“我般泥洹后二百岁时，阿育王从八王索八斛四斗舍利，一日中作八万四千佛图（浮屠）”。T2，P0870c。
　　[vi] 依《大正藏》T53，P0598b。
　　[vii] 如宋?道诚集之《释氏要览》卷下说：“舍利，此物乃是戒定慧、忍行功德熏成也。梵语，设利罗，今讹略称舍利，华言骨身；所以不译者，恐滥凡夫骨身故也。又云驮都，此目不坏义，有二种舍利：一全身，二碎身。碎身有三：一骨舍利白色，二肉舍利红色，三发舍利黑色，惟佛舍利五色，有神变，一切物不能坏焉。”T54，P0309a。
　　[viii] 《大正藏》T1，P0030a。在其余佛经中还有多处也记载了有关佛发爪受供奉的事：如《法句譬喻经》卷二〈恶行品〉

　　四、关于佛发舍利早期在中国传入的情况
　　“佛发舍利”最早在中国的传入时间，有史料记载应当是“阿育王塔”在中国的出现开始。相传佛灭度二百年后印度有转轮圣王，名阿育王造八万四千佛舍利塔，派遣使者送往世界各地供奉，在中国境内有史可考者就有十七处，[i]这其中包括建康（今南京）长干寺“阿育王”塔及鄞县（今宁波）育王山“阿育王塔”两处在内，此两处的阿育王塔被相传是用来专门供奉“佛发舍利”的阿育王塔。另外有两处是分别供奉“佛牙”和“佛指”的舍利塔，此三种舍利被称为“佛祖真身舍利”，也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涅槃荼毗后的“遗骨”和生前的“遗发”，其余都是用来供奉佛五色舍利和舍利子的“舍利塔”。
　　关于佛发舍利的发现最早的要说是鄞县阿育王塔的“佛发舍利”，其次便是建康长干寺的阿育王塔“佛发舍利”。据有关史料记载，鄞县阿育王塔是西晋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发现。鄞县阿育王塔相传最初是晋武帝时期，有西域胡人刘萨河在病重生命垂危当落地狱时，见观音大士谓曰：可往洛阳、临淄、建康、鄞县、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顶礼悔罪。并出家为沙门，可免入地狱，故后来出家名惠达。游访参拜礼塔，一日至鄞县（今宁波）乌石山闻钟声，得舍利宝塔，于此地建剎奉塔(今阿育王山舍利殿)。此在《二十四史》之〈梁史〉中有记载：“有胡人刘沙（萨）河出家名慧（惠）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城四望，见长千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ii]并且《二十四史》还说：“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改造会稽鄮县[iii]（今宁波）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河所得也。”在《佛祖统纪》中也记载：“于梁大同二年，敕沙门道佑，往鄮县修阿育王寺，掘地得金合，盛三舍利佛爪佛发，诏建浮图三级。”[iv]由此可知，鄞县当时出现“佛发舍利”是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其长短和形状与后来梁武帝在建康（今南京）长干寺阿育王塔所见的完全相符合。
　　而建康长干寺阿育王塔最早创建为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比鄞县阿育王塔晚近百年。长干寺阿育王塔发现佛发舍利，是在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在重修长干寺阿育王塔时发现。有金函盛三舍利并发爪，其发引可三尺，放则螺旋，梁武帝亲临长干寺设无遮大会并大赦。[v]此与曾经西晋僧惠达于鄞县时，掘地一丈所得三石匣中的“佛发”舍利相符，这就说明此次在长干寺发现的“佛发”，很有可能就是西晋惠达在鄞县阿育王塔所发现的“佛发”舍利，经二百多年后传到建康。在《二十四史》〈梁书〉中记载：“梁大同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vi]此史料记载与《僧伽经》所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亦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已右旋，还成蠡文。”佛经的说法完全相同。另外，《广弘明集》所记载：“梁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车，老人星见，改造长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发爪。”此虽然在史料记载上时间有差异，但对“佛发舍利”的形状、颜色、长短所描述的基本相同。这是佛发舍利早期在中国境内有史可考的第二次出现。
　　另外，依可考的史料中记载，关于佛发舍利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有三种可能情况：一种是比较在史料中记载最多的，是南北朝时期，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梁武帝派遣僧宝云前往扶南国求取“佛发”，即佛发舍利。在《二十四史》〈梁书〉中有记载：梁大同五年，有扶南国王遣使献贡，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宝云）随使往迎之。[vii]另一种是《法苑珠林》记载齐文宣王闻说西方有佛牙、佛发，非常高兴。于建元三年（公元481年），启请高皇帝（萧道成）派遣外国沙门昙摩多罗，专门制造小型宝帐前往西域迎请佛发舍利。[viii]还有一种是比较早的说法，相传秦始皇时期印度有阿育王造八万四千舍利塔，遣使天人以神通送往世界各地供养。因为，西域僧人惠达所发现的鄞县阿育王塔与建康长干寺阿育王塔，皆在梁武帝派遣使前往国外迎请佛发舍利之前，所以说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佛发舍利。这也符合有史料曾记载秦始皇时期，就曾有印度神僧来中原地区传法，但由于语言不通，而又返回到印度。相传此时可能就将阿育王所造“佛舍利塔”留在中国，待到后来有人发现是很有可能的。由此推论，佛发舍利的传入很有可能同佛法的传入是相同的途径，有“南传”与“北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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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见《广弘明集》则说各地共有阿育王塔十七处，《集神州感通录》记载了十九处有阿育王塔，到唐代《法苑珠林》增加到二十一所。
　　[ii] 见《二十四史》〈梁·列传〉第四十八〈诸夷〉。又《佛祖统纪》卷第五十三，关於“鄮山舍利”之事。
　　[iii] “鄮县”即今浙江宁波市，在汉代时名为“鄮县”；到五代时改为“鄞县”。
　　[iv] 见《佛祖统纪》 卷三十六； T49, p0344a。
　　[v] 见《广弘明集》卷十五云：“闰州江宁县故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昔西晋僧慧达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发爪，其发引可三尺，放则螺旋。”T52, p0201c。另有《佛祖统纪》 卷三十七；T49，p0351a。《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卷一；T52，p0405c。明文皆有记载。
　　[vi] 见《二十四史》《梁》列传第四十八　诸夷。另外见《法音》2003年第01期载：桑吉《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一文所引。
　　[vii] 见《二十四史》〈梁〉列传第四十八〈诸夷〉记载：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瑞献方物。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另据《佛祖统纪》 卷三十七；T49, p0351a。台湾佛光山出版《佛教史年表》皆记载为“宝云”。
　　[viii]见《法苑珠林》卷十二云：“齐文宣王，素闻西方有佛牙佛发，喜跃特深。到建元三年，启高皇帝遣外国沙门昙摩多罗，索供养之具以申虔仰。又造小形宝帐拟送西域，既而定留如有所得，俄而先师届都果获灵瑞，即此宝帐回以供养。”T53, p0380b。

　　五、吴越王世家与佛发舍利的渊源
　　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境内有多处藏有“佛发舍利”，除了前面提到的鄞县（今宁波）阿育王塔及建康（今南京）长干寺阿育王塔之外，据《佛祖统纪》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年），相州（今河北邢台）太守李复圭，于龙兴寺塔基，得佛发舍利，旋转如螺，引之甚长，人从中过往来不断。”[i]但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佛发舍利”的唯有两处：一处是1969年在陕西省耀县神通寺发现的“佛发舍利”；另一处是2001年在杭州西湖雷峰塔下发现的“佛螺髻发舍利”。而佛舍利有佛“遗体舍利”与“舍利子”两种不同，遗体舍利即是指佛指、佛牙、佛骨、佛发等遗体部分，而舍利子是指佛遗体荼毗（火化）以后，出现的五色舍利和颗粒状的舍利子。而陕西耀县神通寺发现的佛发舍利，实际上应属于“舍利子”。因为，当时在舍利塔基下的石函中发现的只是“舍利三枚”，而不是向前文所描述的有颜色、有形状、有长短的具体“佛发”。[ii]所以，唯有本世纪2001年杭州雷峰塔下发现的“佛螺髻发”舍利，才是唯一与古代鄞县阿育王塔和建康长干寺阿育王塔发现的“佛发”舍利完全相符。虽然我们无法打开“涂金塔”看到真正的“佛螺髻发”的形状，但可以通过雷峰塔下同时发现的“残碑”上有“佛螺髻发”的字样来判断。并且在《咸淳临安志》、《淳祐临安志》、《湖山便览》等史料皆记载：雷峰塔就是吴越王钱弘俶为奉藏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佛螺髻发”而建，这与史料记载所描述的完全相符，所以说这才是真正唯一发现的“佛螺髻发”真身舍利，与陕西法门寺的佛指、北京灵光寺的佛牙是佛陀的 “真身舍利”，成为世界上仅有的最珍贵的佛教圣物。
　　根据《二十四史》〈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与《佛祖统纪》所记载：吴越王钱弘俶，字文德，世代为杭州临安人，是唐僖宗時武肃王钱镠的孙子，文穆王钱元瓘的第九子。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忠献王钱弘佐卒，其弟钱弘俶继位，为忠懿王。忠懿王天性诚厚，夙知敬佛，慕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此雷峰塔即是其中之一。[iii]从史料可考证，吴越国前后五代国王皆喜好佛教，武肃王钱镠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一生敬奉佛教，与当时著名的贯休禅师、文喜禅师、楚南禅师都有深厚交往，前后修建石城山瑞相寺、杭州兴庆寺、钱塘孤山玛瑙院等。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邀请文喜住持余杭龙泉寺，并供养楚南禅师。文喜后来于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赐号“无著禅师”。于后梁太祖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其幼子为僧，勅赐紫衣及“无相大师”之号。这说明吴越王钱镠与当时的这些高僧交往甚深。并且据史料记载：于后梁末帝贞元二年（公元916年）十二月，吴越王钱镠命人迎请明州鄞县阿育王寺佛舍利于杭州宫中供奉之事；于贞元三年（公元917年）一月，吴越王钱镠在城南建立九层舍利塔。在《佛祖统纪》中亦记载：梁末帝，吴越王钱镠遣其弟钱铧，前往鄞县迎接育王山佛舍利，其夜放光明，浙江如昼。[iv]至于忠懿王钱弘俶更加崇信佛教，于后汉隐帝乾祐元年（公元948年），命天台德韶禅师任国师；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命慧明禅师任资崇院住持，并赐“圆通普照”禅师；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吴越王钱弘俶模仿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座“宝箧印塔”；于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吴越王钱弘俶请延寿禅师住持灵隐寺，次年住持永明（净慈）寺，并赐“永明智觉禅师”；[v]于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吴越王钱弘俶建造杭州普门寺，请志逢任住持。
　　从以上历史史料记载，可以知道吴越王钱氏家族皆崇信佛教，尤其是吴越王钱弘俶造八万四千“宝箧金塔”供佛舍利，更加体现了当时吴越国的佛教之兴盛，被当时称为“东南佛国”是名符其实。从这些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雷峰塔下的“佛螺髻发”舍利的渊源不出以下几种理由：一是、从最初“佛发舍利”的发现而言，有鄞县（今宁波）阿育王塔与建康（今南京）长干寺阿育王塔两处，而雷峰塔下发现的应当是鄞县阿育王塔的。因为，今天众所周知宁波阿育王寺供奉的只是一粒“佛舍利”，而不是象史料中所记载的“佛发”真身舍利。并且吴越王钱镠于后梁末年（公元916年）有过派遣其弟钱铧从鄞县迎请佛舍利到杭州供奉之事，但并没有记载其供奉后送回鄞县的史料。二是、从“佛发舍利”迎请传入中国的时间而言，有文宣王闻西方有佛发启请高皇帝派沙门昙摩多罗前往西域迎请佛发；后有梁武帝于大同五年闻扶南国有佛发，派遣沙门宝云随使前往迎请。有史料可考前后共有两次迎请“佛发”，后来于北宋时期在相州（今河北邢台）龙兴寺塔基下发现过“佛发”舍利，旋转如螺，引之甚长，人从中过往来不断。另有武汉大学宫哲兵先生在《吴越之地的舍利文化》一文中说：在隋炀帝（605-617年）时，将长干寺内的佛舍利掘出，安放到洛阳日严寺塔下地宫中。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日严寺被废，佛舍利又被移往崇义寺的宝塔下地宫中，而崇义寺内的佛舍利也在历代政治动乱与战争烟火中不知下落了。[vi]此即说明长干寺佛发舍利后来很有可能传到了北方，所以传到杭州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在《佛祖统纪卷》第五十三卷，“鄮山舍利”中说：“（阿育王）寺东一里有圣井灵鳗，欲出则有二红蟹若前躯者。钱武肃王迎塔至钱塘，梦一菩萨首戴结缦华冠，两掖挟蟹云，是育王圣井灵鳗，来护塔耳。”[vii]此即说明鄞县阿育王塔“佛发舍利”被迎请到钱塘（今杭州）来供奉是很有可能。那现在雷峰塔下发现的“佛螺髻发”舍利，应当就是当时被迎请到钱塘的鄞县阿育王塔“佛发”舍利。三是、建康长干寺和鄞县阿育王寺，在五代时皆在吴越国境内，[viii]但后来此两地的“佛发”舍利皆不知从何而去。而现在雷峰塔下的“佛螺髻发”舍利，与各种史料所记载的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应当就是原长干寺或阿育王寺其中的一处。四是、吴越国被称为“东南佛国”，而吴越国王世代皆崇信佛教，依据史料记载传入中国境内的佛真身舍利，当时佛牙和佛指皆在长江以北的北方地区供奉，而唯有“佛发”在江南地区供奉，由于战乱佛牙和佛指难以南下传到江南，“佛发”舍利被吴越王请回杭州供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五是、运用“三位一体”来推理可以证明，依《大唐西域记》记载：印度古王寺有如来发，色青绀螺旋右萦，引长尺余，卷可半寸；又依《二十四史》记载：刘萨河在鄞县发现阿育王塔时，有佛发长数尺，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而今雷峰塔下出土石碑有“佛螺髻发”字样。从古印度到南北朝的史料中所描述的“佛发”皆是长数尺，发青色其形螺旋右绕，与今出土的碑文及《咸淳临安志》记载有“螺髻”的字样完全相符。此三处史料对“佛发”的描述是不谋而合，此即说明了今雷峰塔下的“佛螺髻发”，就是史料中所记载的“佛发真身”舍利无疑。
　　虽然本文从以上五点理由的推断，由于作者本人目前手上的资料有限，不能引更加具体的史料来考证和证实，但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现实实际的情况而言，也许这会是对“佛发”舍利在中国境内的发现和传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不过还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考证和证实。本文也只不过是对“佛发”舍利的发现，作一些初步的考证和资料搜集而已。不足之处还很多，还请诸位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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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云：“嘉祐元年，相州太守李复圭，发龙兴寺塔基，得佛发舍利，旋转如螺，引之甚长，人从中过往来不断。宰相韩琦即其地建殿藏之。”T49, p0413a。
　　[ii] 1974年第2期《考古》刊载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中说：“如1969年在陕西耀县出土的舍利塔基，里面有一石函，函盖上面篆书“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根据放在石函内的塔铭，可知这是隋文帝仁寿四年隋文帝在宜州宜县神德寺“奉安舍利”所建的灵塔，石函内还发现有舍利三枚，和其它的供养物品。”
　　[iii]《佛祖统纪》 卷十云：“忠懿王天性诚厚，夙知敬佛，慕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金铜精钢冶铸甚工，中藏宝箧印心咒经，亦及八万四千数。布散部内以为填宝镇，镇钱塘诸邑。西湖南北山诸剎相望，皆忠懿王之创立也。”T49, p0206c。
　　[iv] 见《佛祖统纪》卷五十三，关于“鄮山舍利”云：“梁末帝，吴越王钱镠遣弟铧，往迎育王山舍利塔，夜放光明，浙江如昼。”T49，P0461b。又据1987年台湾佛光山出版《佛教史年表》亦有此记载。
　　[v] 见《释氏稽古略》卷三，T49, p0857a；《宋高僧传》卷二十八，T50，p0887b；《佛祖统纪》卷四十三云：“吴越王俶请延寿禅师住持永明寺(今杭州净慈寺)师日课一百八事，学者参问，以心为宗以悟为则，日暮往别峰行道念佛，人闻山中天乐声，吴越王感其专至，为作西方庄严殿以成其志。”T49, p0395a。
　　[vi] 见《吴越之地的舍利文化》宫哲兵（武汉大学宗教学系）说：隋炀帝在位（605-617年）时，为求保佑，将长干寺内的佛舍利掘出，安放到洛阳日严寺塔下地宫中。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日严寺被废，佛舍利又被移往崇义寺的宝塔下地宫中。长干寺的镇寺之宝离吴越而去三晋，长干寺就衰落了，而崇义寺内的佛舍利也在历代政治动乱与战争烟火中不知下落了。
　　[vii] 见宋赞宁僧统所作《舍利塔传灵鳗传》。
　　[viii] 见《吴越之地的舍利文化》宫哲兵（武汉大学宗教学系）说：唐朝佛教学者释道世（？—683年），曾对中国各地的阿育王塔进行寻访和考证。他编著的《法苑珠林》一书中，列出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十九座阿育王塔。这十九座阿育王塔，他首举西晋会稽塔，次举东晋金陵长干塔。这两座阿育王塔是中国最古老的，都在吴越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