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库与东西文化的沟通与传播

　　敦煌文库与东西文化的沟通与传播
　　高国藩
　　[北京]东方，2000年第7期
　　1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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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敦煌文库被发现到今日，已经过去整整百年，但时下学术界一提起偶然撞入敦煌文库并从此打开东西文化沟通与传播大门的道士王园箓，多少也有一些无奈。因为他传播敦煌写卷与文物的方式，还是那么古老；古老得和现在南京街边摆摊的农民出售他们在土里挖到的“洪武通宝”和“太平天国圣宝”等古币一样。
　　敦煌学的东西文化沟通与传播最初是围绕一个“钱”字展开，也许为“钱”而沟通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技能。敦煌（包括中亚）的文化沟通要素除了信息载体，还有就是中国文化大国的环境。
　　这个大环境里，包括敦煌至古西域的整体性的环境。在唐代，吐鲁番与罗布泊一带传播的是汉文；和田、民丰以及若羌一带地区却传播的是佉卢文；在吐鲁番以西地区又在传播粟特文。在库车、焉耆一带则传播中亚婆罗谜文。佉卢文是古印度的一种文字，粟特文却是古伊朗的一种文字，婆罗谜文则是古大夏国的一种文字，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大夏又叫土火罗，所以它又称为土火罗文。古西域流行的众多文字说明此地是东西文化交汇点。实际上敦煌文化与新疆（古称西域）文化是一回事，陈垣与陈寅恪等学者，依据王国维与罗振玉的说法，对这一文化的研究统名之“敦煌学”实名正而言顺之。至20世纪80年代又改为什么“敦煌吐鲁番学”，真没有必要。

　　二
　　唐王朝整体的对外开放与内外交流是一脉相传的。长安自从西汉刘邦在这里定都，经过两代的经营，又在隋唐两代继续有计划的加以营造，终于将它建造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有着整体规划的中国国都。在唐代、长安号称有百万人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市，也是一座伟大的国际性的文化名城，东西文化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自属必然。
　　东西方经济文化往来，主要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这在敦煌学界早有定评。周谷城《发扬祖国史学家研究外国的精神》指出：“中国与中亚及西亚的关系，几乎纯是经济的；当时中国的声名远扬到中亚及西亚，西方商人多来中国贸易。中国与安息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更远的叙利亚、大秦即罗马，关系也是颇密切的……至于文化关系，斯坦因氏(Aurel Stein)以考古所得实物证明：东至中国本部，西至妫河流域，在历史上曾发挥过极重要的文化交流汇合作用。有许多世纪，亦即汉唐时代，曾为中国、印度、希腊三方文化交流汇合之地；三方文化交织于其间者足有一千年之久。”（《新建设》1962年8月）周氏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印度、希腊，还有安息（伊朗）四大经济文化交会于西域，影响深远。东西方经济文化通过敦煌输送到长安，更与中原和更深远的中国南部作了不断的双向传通，但是也沉淀与积聚在敦煌唐人文库中。在唐代不独在长安，就是扬州，也是国际化的。伯三二七一《泛龙舟》写扬州乐云：“春风细雨沾衣湿，何时脱忽忆扬州。南至柳城新造里，北对兰陵孤驿楼。回望东西二湖水，复见长江万里流。白鹤双飞出溪壑，无数江鸥水上游，泛龙舟，游江乐。”这虽是一首描写中国南方水乡泛龙舟风俗人情之词，但却反映了传播信息广阔的空间。“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旧唐书》卷八十八《苏环传》）。中外人士在此齐观龙舟游江乐，乃理所当然之事，而借此沟通中外贸易传播也在情理之中。
　　当时经商谋利，均称兴生，佛经里称从印度到中国来经商者为“兴生”，如《诸经要集》卷九引《法句譬经》云：“往昔有贾客三人，到他国内兴生，寄住孤独老母舍。”《佛本行集经》卷四十九《五百比丘因缘品》云：“但我等辈，从阎浮提兴生至此，为求财故，入于大海。”于是反映中外商业往来，便在敦煌写本中出现。斯五六四一《王梵志待》云：“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山鄣贵物来，巧语能相和。眼勾稳物著，不肯遣放过。意尽端坐取，得利过一倍。”这首诗描写商贾（市郭儿）“坐”市住店经商，本钱有千百贯，同伙（伙伴）有三五个，各行各业（行行）都有，山区交通阻塞之地（山鄣）贵重物品也能运来，还巧语哄骗（相和）山里老百姓，充分表现了胡商的做生意特征。伯三七二四写卷还这样描写当时东西方的经商者：“兴生向前走，唯求多出利。折本即心狂，惶惶烦恼起。钱饶即独富，吾贫常省事。”折本指经商亏本，即惶惶然不可终日。这都是当时东西方经商共同的特征。

　　三
　　敦煌壁画有犍陀罗艺术的特征。它是从丝绸之路上的古龟兹传入。在新疆的库车曾经发现过一个古龟兹骨灰盒的盖子，盖子上圆形的雕饰上，刻有一个吹着长笛的神，最奇妙的是这个神长着一双丘比特一样的翅膀，是典型的希腊风格。对这个长着翅膀的神像的文化起源，引发了东西方学者的讨论。马里奥?布塞格里(Mario Eussagli)说是“犍陀罗——伊朗文化的灵感。”（《Central Asian Painting》P.70）；斯坦因说是“这些画像必须追溯到希腊的神话，以有冀的爱罗神(Eros)为其直接的祖光。”（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86页）；中国阎文儒先生说：“如果要追溯这有翼神像的来源，与其说是渊源于希腊，还不如说是渊源于汉画像石中的‘羽人’。”（《现代佛学—1962:5）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时至21世纪，如今学术界已认定古龟兹艺术实际已是世界上中国、希腊、印度与伊朗四大文化的交融品，因为古龟兹乃是这四大文化的交融地。
　　位于“丝绸之路”北道的龟兹（天山南麓以西的库车、拜城一带），当时佛教在这里很流行，遗留下来的石窟也很多，其著名的有拜城的克孜尔、温巴什、台台尔，库车的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姆散姆、玛札伯赫等七八处，约500余洞窟。龟兹壁画是新疆石窟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它融合了中国、印度、希腊文化传统于一体，闪耀着独特的龟兹艺术的光辉。
　　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犍陀罗艺术与希腊裸体艺术在龟兹艺术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并影响到西域唐人少女裸体装扮风俗的产生与形成。就龟兹壁画可见，这种裸体装扮风俗有很明显的特征。当然，这种少女裸体装扮风速的形成，与古代拜城、吐鲁番一带夏日炎热的气候也有密切的关系。
　　女子着三点式的遮乳与遮阴，并披以轻纱。
　　这种三点式裸体装扮的正面，乳房只遮掩两颗乳头，下阴只绣制一朵花遮盖。所以三点式的比基尼服装，最早是产生于西域唐人中间。
　　下面是三点式裸体装扮的背面。女子大臀蜂腰。充分展示人体美。比现代比基尼还要“比基尼”，等于不遮，主要在于装饰。受希腊文化影响，唐人少女展示人体美，使现代少女也瞠目结舌。唐人少女向情人表达火热的恋情，“胸上雪，从君咬。”（敦煌《鱼歌子》词），使现代少女也目瞪口呆。
　　犍陀罗艺术影响所及的敦煌壁画，人体美也历历如绘。壁画上的唐人少女露脐舞是最明显的特征，盛唐露脐舞蹈之风影响到中唐。
　　伊们露出乳峰和肚脐，展示胴体的美妙，连脚指头翘起也有性感。
　　伊们反弹着琵琶，赤裸肚皮，舞得神采飞扬，朝气勃勃。五代少女手拍中国传统腰鼓，也在露着肚皮，赤足而舞。这些都是敦煌文库与东西文化融合的见证。

　　四
　　古敦煌因为是丝绸之路上的要冲，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世界上各种著名的宗教都竟相传入敦煌。由于佛教在莫高窟开凿了石窟，它的势力似乎更盛，但实际上敦煌唐人信仰的宗教是博杂的。
　　景教。即西方的基督教。当时它是该教的聂斯托尔派(Nestorian)，取《新约》光照义，命名为“景”。它在唐太宗时代传入。在长安建有大秦寺，还树了一块碑，全名是《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把传播进中国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景教的来历交代得清清楚楚。敦煌文库中也发现了大量景教的汉文文献，例如，景教经典《一神论》，景教早期译经散九二三《序听迷诗所经》，伯三八四七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还有《大秦景教宣元本经》、散二○二《志玄安乐经》，在唐代影响很大。大诗人李白也信奉这种基督教，他的诗《上云乐》，便是以景教教徒的口吻祝天子万寿。大将军郭子仪，书法家颜真卿等人也都参与景教活动。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宗教，公元7世纪末传入大唐，又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敦煌文库中发现有珍贵的《摩尼教经》（北京五六、新八四七○）、斯二六五九摩尼教《下部赞》、伯三八八四《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这个仪略是唐玄宗时在华摩尼教师奉诏撰写。还有《二宗二际论》，宣传摩尼教义和世界观，都是研究摩尼教的珍贵文献。
　　袄教。在中国又称做拜火教，原叫琐罗亚斯德耶路撒冷(Zooastrianism)，该教原为古波斯人查拉斯图拉(Zarathustra)创立，后人因袭古希腊人的讹音，称之为琐罗亚斯德。该教奉《阿维斯陀经》）(Avesta)。在唐代敦煌已十分流行袄教。敦煌本《沙州图经》就记有“袄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伯二七四八《敦煌古迹二十咏》中有《安城袄咏》（五律），诗云：“板筑安城日，神祠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可见当时敦煌、安西人民在神祠中祭袄神很普遍。敦煌文库中有大量的赛袄风俗记载，赛袄神这一天，人民饮酒达到“朝夕酒如绳”的地步。
　　总之，东西方文化在敦煌的融合，沟通了人类善良的灵性，增添了和平与幸福的呼唤，既促进了经济，又交接了至真至美艺术的感召。敦煌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