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佛陀教育思想的比较

　 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佛陀虽然成为佛教的教主，但“佛陀”的原意译成中文是“觉悟”，自己已觉，再去觉悟别人，自然称之为教师更为适宜。由于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故其本意渐渐消失，佛陀反而成为“神”的代名词，亦不能体现佛陀教育的特色了。实际上佛陀与孔子一样，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佛教应该正名为“佛陀的教育”。孔子与佛陀都具备了最优秀的教育家素质，一切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完美的表现。本文试将他们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以作当代教育的借鉴。　

　　一、教育目的，崇高伟大　

　 教育目的就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活动的前提和归宿。孔子与佛陀都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因此他们把引导学生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境地，作为终极目的。他们循循善诱，穷理尽性，使人去掉“小我”，走向“大我”，成就“无我”。有小我就有自私和烦恼，得大我就无贪欲而致力于奉献，成无我就有了民胞物与、同体大悲之心，与天地同参，与宇宙合一矣。这种最高境界，孔子称之为“仁”，佛陀称之为“涅槃 ”。这是一种不生不灭，永远健康快乐的境界。它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也就是佛陀所说的于一念具足三千大千世界，于微尘里可以转大法轮（参见《华严经》）。　

　　可见，孔子与佛陀的教育目的，都是把德育摆在最高位置的。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目的是被道德哲学决定的。他说：“道德普遍地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普通教育学》，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260页）诚然如此，若培养出来的是自私自利的人，那教育对人类和社会还有什么用呢？因此，儒家经典《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止于至善。”把“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作为大学教育的三个目的。“明德”是人天生的善性，也即是佛性。“明明德”是穷理尽性，回归到自己的本性。“亲民”即是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以同体大悲之心，而能作利他救世之事业。这也就是佛教“菩萨”二字的解释，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也。“止于至善”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圣人的标准。圣人唯存天理，尽去人欲，故其心遍于宇宙，博大无边也，也即是入于涅槃之境了。

　　佛陀在许多经典里都具体提到过教育目的，但他的立足点比孔子高。孔子注重从入世的角度，直接揭示一种崇高的教育目的；佛陀则从出世的角度，直接揭示一种崇高的教育目的。《妙法莲华经》说：诸佛为了一件特别的大事，才出现于世。这一件特别的大事，就是要使众生断除一切烦恼，获得一种出世的智慧。这是佛陀教育目的独特的地方，亦非其他教育家所能办到的。其他教育家只能使人获得世间最起码的人格修养和一般知识，佛陀却要使人获得彻底解放的智慧。《大日经》疏卷九：“佛陀的教育目的是要使一切众生都获得没有负担的知识和真正的智慧。”《心地观经》卷二：“佛陀教育众生是为了启发他们无穷的心灵宝藏。”

　　话又要说回来，孔子虽然只从入世的角度来提出教育目的，例如《大学》提出修、齐、治、平等八条纲领，但是其最终目的则与佛陀殊途同归。佛陀立于出世，却不离入世。只有入世济人，才能成就出世之基。只有干入世的事业，才能具备出世的精神。孔子立于入世，却志在出世。只有具有出世的远大目的，才有入世求仁的动力。故孔子极其赞美佛陀，《列子》中说：“商太宰噽问孔子曰：‘夫子圣人欤？’对曰：‘丘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非圣人也。’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义，亦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任因时，亦非丘所知。’太宰噽大骇曰：‘然则谁为圣人？’夫子动容有言曰：‘丘闻西方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可见孔子在世已闻佛教，并仰慕而志在出世矣。

　　或许有人认为孔子不是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吗？他的教育目的无非是读书做官，为封建统治服务。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先要搞清这个“优”的意义。现代汉语“优”为“优秀”之意，先秦古籍则无此义。《说文》曰：“優，饶也，从人从憂。”“饶”可作“余”解，言人从事于所当务，而后及其余。朱熹《四书章句集句》：“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因此，孔子的语意是：为官者已尽职尚有余力，应致力于学习；为学者有了丰富的知识尚有余力，可去做官。两方面都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与仕并不是一种必然联系。仔细观察历史，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志道、弘道的仁人志士，强调通过学习做一个道德完美的人，做一个矢志追求真理的人。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崇高的境界何不具有出世的精神呢？做官发财怎么会是孔子的教育目的呢？

　　二、有教无类，万法平等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个打破“学在官府”，兴办私人教育的人，他无私地把一切知识平等地传播给人民。孔子一生坚持“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其教育对象什么人都有。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招收的学生，许多都是出身低微的下层民众。孔子开一代学风，使那些渴求知识而又无法入官学的人们获得了教育的权利。

　　在印度历史上，佛陀也是第一个打破门第观念，使所有的人都有接受教育权利的人。古印度等级森严，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等。婆罗门地位最高，主宰一切，首陀罗地位最低，称为“不可接触的人”。佛陀于菩提树下成道之后，指出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性，喊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并在实践中把自己所证得的智慧象甘露一样洒向一切众生。在佛陀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教育，每一个人的智慧潜能都能得到开发。

　　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来源于哲学上的万法平等。“法”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它的本体是平等的。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孔子虽未论及到事物的本质，但他透过现象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孔子所说之性是指人的“气质之性”，既然成为人类，当然其气质是相近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即指此也，由于环境的不同和变化，就出现了很大差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习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子所提性善论，指出了人的本性，类似于真如佛性，是回归万物本源之性也，人之初，性本善。朱熹《论语集注》释“性相近”时，引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诚然如此。只不过孔子之“性相近”是就近来说，孟子之“性善论”是就远来说，说法有异，而理则一致。到这里，孔孟之道与佛道就殊途同归了。他们进入了万法平等的宇宙实相，破除了人我之间的界限，引出了永无休止的仁心或慈悲心，无时无刻不以平等心去随缘度化教育众生。

　　孔子的学生中出身贫贱的很多，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仲弓其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荀子》非十二子），子路是“卞之野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曾参居卫“温袍无丧，颜色肿哙，手足胼胝”（《庄子》让王），公冶长曾“在缧绁之中”（《论语》公冶长）。

　　佛陀的教育对象，更加广泛，国士、商，以至强盗、妓女、罪犯、神仙、大象、毒蛇、飞鸟、禽兽无不纳入教育之中。《金刚经》云：“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些教育的例子，不胜枚举，读经便知。

　　三、了解学生，因材施教

　　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孔子与佛陀对他们的学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因为他们能以内心的禅定，冷静而敏锐地观察出每一个学生的情况。这种能力的获得，是因为他们的情绪不受外界干扰，所以能透过表象看出事物的本质。正因为孔子与佛陀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所以他们对学生的性格特点、智力差异、个人专长等各个方面都能全面深刻地了解，在教学中就能根据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教育。如下几个方面可以显出这种教育的特色。

　　第一，发挥特长。孔子与佛陀都了解学生的特长，注意给这些学生提供用武之地，进一步引发他们的潜力，全面提高他们的智慧。《论语》“先进”谈到学生们的特长情况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治：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佛陀的学生也各有特长，例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目连神通第一，摩诃迦叶头陀第一，摩诃迦旃延论议第一，摩诃俱希罗答问第一，离婆多无倒乱第一，周利盘陀迦义持第一，难陀仪容第一，阿难陀多闻第一，罗喉罗密行第一，娇梵波提受天供养第一，宾头卢颇罗堕福田第一，迦留陀夷教化第一，劫宾罗能知星宿第一，薄拘罗寿命第一，阿耨楼陀天眼第一。孔子和佛陀都注意在各种场合发挥学生们的这些特长，扬长避短，使每个人的才能都走向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二，特殊教育。根据个别学生的性格和根基，对他们施以特殊的教育。孔子的学生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他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孔子针对子贡的个性，以颜回为榜样，启发他的自知之明，抑制他的自满情绪。佛陀有个学生叫作周利判槃陀迦，根基愚钝，佛陀仅叫他持一偈（守口摄意身莫犯，勿恼一切诸有情，无益苦行当远离，如是行者可度世），记前忘后，记后忘前。兄遣回家，哭泣不已。佛怜而给予特殊教育，使诵“扫帚”二字不辍，专做清洁工作，于三七日，用一把无相扫帚，把心地见思烦恼扫得干干净净，得阿罗汉果，义持第一。（未完待续）(浙江朱善铄居士寄来赞助资金500元、山西赵果林居士400元)

　　第三，分类教育。孔子与佛陀的教育目的，是要开发人们最高的智慧。但是，人的个性、天资、志趣却是千差万别的。他们为了“随机施药，应病与药”，就把个性与志趣不同人，分门别类施以针对性的教育。(未完待续)

　　孔子把教育对象分为三等。“上智”是生来就知晓大道之理，中等分为学习以后知道道理的和在实践中遇到困难才去学习而知晓道理的，“下愚”就是遇到了困难也不肯学习。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断定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者是难以改变的。他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可以语上”就是可以向他们讲授高层次的内容。而“中人以下”只能讲授低层次的内容。《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诸？’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两个答案完全不唐，是因为孔子了解冉有平日做事畏缩，所以要给他壮胆鼓劲，而子路胆子有两个人大，血气方刚，敢作敢为，所以要他请求父兄，三思而后行。《论语》“颜渊”记载樊迟、仲弓、颜渊问仁，孔子有三种不同的回答。这是因为学生造诣和接受能力不同，孔子就作了三种深浅不同的回答，适应三人的根基，从不同层次解释了仁的概念。

　　佛陀也把教育对象分为数等。上等即是菩萨乘，中等即是声闻乘，下等即是人天乘。上等人了悟宇宙实相，以同体大悲之心，舍己为人，宁愿自己下地狱，只愿众生得离苦。这种人叫做菩萨，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施以“六度”、“四摄”等菩萨乘的教育。中等人认识到眼前一切都是虚假不实的，生老病死之痛苦时时紧逼，因而就对凡世生起厌离心，要求解脱人生的痛苦。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给他们施以“四谛”、“十二因缘”等声闻乘的教育。下等人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希望积德行善以求得福报。佛陀为适应这类学生的需求，就施以“五戒”、“十善”等人天乘的教育。

　　四、启发教学，循循善诱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哉？”（《论语》述而）这是告诫学生“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心中所觉察的那一念，关键是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很快开发它。佛陀也反复强调，佛就在我们心中，心外无佛可得。否认人的命运由外力（神）来主宰，人的命运由因果规律来制约，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佛陀更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心中本有的潜能（佛性），走向大自在大解脱境地。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孔子与佛陀都强调教学上的启发式原则。他们总是循循善诱，充分发挥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他们那里，学生品德的形成，智慧的开发，是学生们主动学习、思考的结果。老师的作用表现在启发和诱导上，以教师的主导作用为前提，学生的自觉学习处在教师的指导之下。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就是孔子所阐述刷启发式教学原则。对这一原则，颜渊体会最深，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这一赞叹用之于佛陀有过之而无不及。

　　运用启发式教学，必然要循循善诱。孔子与佛陀所表现的这种教学特色，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第一，启发引导，层层深入。孔子与佛陀对学生的提问，总是启发诱导，步步深入，使学生看到问题的本质，以至了悟到最高智慧。子路问什么人是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佛陀在《楞严经》里“七处征心，十番辨见”，针对阿难的疑问，将心在何处，步步展开，最后和盘托出，以觅常住真心。在《大宝积经》里，佛陀与妙慧童女一连串问答，揭示了十点世出世间的妙谛。在《金刚经》里，佛陀针对“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的问题，发挥精譬的言论，深入浅出，娓娓动听，阐述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深刻含义。

　　第二，以近取譬，由此及彼。孔子与佛陀的教学内容都是大道理，要弄懂人生和宇宙的大道理，枯燥无味的空洞说教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孔子和佛陀经常用譬喻、寓言来说理，由此悟出深刻的哲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里取一去不复返的流水为比喻，说明人生光阴易逝，由此教育学生爱惜光阴，发奋努力。佛陀更是运用譬喻说理的能手。在《华严经》和《涅槃经》里就有千种以上的譬喻，《百喻经》就是一部专门用譬喻来说理的书，鲁迅曾经捐资助印并校对这本书（见《鲁迅全集》第十卷），他还称赞释迦牟尼真是大哲，过去我没有解决的问题他都为我解决了。

　　第三，立于中论，不偏不倚。这是孔子与佛陀的思想方法，也是他们的教学方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要不左不右，始终立于中间。不随左右，保持独立清醒的头脑，这就把握了一种自觉的学习方法。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纠正了走向两端的错误，祸害就自然消失了。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子罕）说明了“过”与“不及”都是不对的。佛陀也同样如此。他引导学生不要走极端，世界既不“有”，也不“无”，空与色是不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此，他对执“断”的学生说“常”，对执“常”的学生说“断”，立于中论，不走两边。有了这种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学生就很容易独立冷静正确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说：“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学而）子贡赞叹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孔子被称为东方圣人，佛陀也被称为东方圣人，因为他们都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秀教育家。他们都不是神灵，只是具有“仁且智”的优秀品格。

　　学而不厌是诲人不倦的前提。要教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要准备一桶水。因此，教师只有永不疲倦地学习，才能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孔子一生就是永无疲倦地学习追求真理，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尔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佛陀在他的生命过程中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他还没有出家以前，就已精通文学、天文、地理、医学、辩论、礼仪、占察、声论、书数、乐舞、美术，擅长武术，神力过人，文武俱全，智勇兼备。《众德三昧经》说：“佛陀自从立志追求无上智慧普度一切众生以来，更是博学一切经典，熟练世间一切技艺、医术、语言、逻辑、韵律，内心永远没有满足。”《妙法莲华经》说：“佛陀从前亲近过无数的圣者，跟他们学习各种法门。因为佛陀不断地努力，才成就最高的智慧。”

　　诲人不倦就是教师竭尽全力教育学生，不“隐其学”。孔子与佛陀总是以永恒的耐心，把自己所证知的一切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他就是这样爱生忠诲，任劳任怨地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或有学生疑孔子隐其学，孔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季氏”篇记载了学生陈亢暗访孔子之子孔鲤，而知孔子对儿子并无特别教育。佛陀一生也从不疲倦地从事教学生涯，《华严经》说佛菩萨达到忘我境界，以教化众生为快乐，从不感到疲倦。佛陀甚至不嫌弃一切禀赋恶劣、屡次犯戒的学生，耐心教化他们。《众德三昧经》说佛陀以各种纯善法教化人民，而永无厌倦。佛陀从不会隐藏学问而不传，因为到三地以上的菩萨就具有乐于教化众生的精神和口才，菩萨一领悟或学到微妙的道理，就马上乐于为一切众生演说。好比父母一得到一件非常美好或好吃的东西，便乐于拿给自己的孩子一样（《法华嘉祥疏》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