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超升的世界── 当代西方文化动向感言

无力超升的世界── 当代西方文化动向感言
　　霍韬晦
　　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之后，即呈一进一退的背向相裂之势。表面上看，是人获得解放了，人自由了，人的空间大了，人的知识多了，人的能力可以充分发挥了，人不但能够提升他的生产力，而且可以取得丰厚的回报和生活享受。难怪西方人把这一动向称为“进步”（progress），似乎一切都在人的控制之中，符合理性预期。通过理性思考，人不但控制自然，还懂得为自己安排生活方式，建立制度，订下游戏规则，以为这样就是幸福生活，于是甚么民主、人权、法制、选举……纷纷登场。可惜的是：社会仍然混乱，罪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上升；产品虽多，但人的内心已愈来愈麻木，厂家需要不断推出新发明来刺激市场，降价来吸引消费，却不知道人类文明已陷进恶性循环，人已经无力自救。
　　为甚么？因为知识、技术进步的另一面，是人精神和思维能力的衰退。也许，作为西方文明的主流，如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似乎是由它们推动，创造出巨大财富，但这就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了吗？表面看是如此，实际上并不。为甚么？因为在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与维护这种力量的社会文化之前，个人已无选择。由经验作起点，通过归纳，推论事实如此，再肯定客观世界是如此，这是科学之路；变成知识，然后把我们控制。当这种思维在社会上变成唯一之后，就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即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以科学知识、技术革新，并非没有价值色彩，它们要登上女王位置，统治这个世间。在这种情形下，人的精神就萎缩了，哲学失去了它的根据地，不能再过问价值问题，只好去研究逻辑和思考方法，为科学服务，结果沦为对自己所使用的工具（语言）的检查（如维根斯坦）。哲学宣告死亡。
　　时代要拯救哲学，其实是要为人类文化的创造力留下空间。此创造力的源头在人，在人的精神生命，所以当代有远见的哲学者，如胡塞尔，如海德格、如伽达默尔、如哈伯马斯（J. Habermas），无不对当代科学独尊的局面深感忧虑，认为是一种文化危机或精神危机，有必要对科学主义甚至科学理论提出批判。譬如胡赛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f），便是催使我们回到在科学理论产生之前人已有的精神展现，这才是一切理论产生的前提；又如海德格，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存在，不要如前人那样想办法去定义“存在”。“存在”（Dasein）其实并非为一思维对象，而只能是一种呈现；而且不是单一的或独立的呈现，如康德所设想的有一自在之物在支撑，而是彼此关连的，或者是不断地向我们开放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向自己提问，作一亲证。如是，科学如何能认识之？所以必有所错会。承此思路，伽达默尔进一步提出一种新的真理观点，这绝非科学方法，即归纳法所能达致。科学方法要求与事实一致，但人的精神活动不是事实问题，而是自身的呈现问题；如何掌握，也没有客观标准，所以须要诠释，须要交往，须要深入。能够展现这种真理的，依伽达默尔，最好是通过文学艺术，而不是科学；亦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现代人精神的沉沦。最后，哈伯马斯援引伽达默尔的理论，进一步提出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沟通行动理论。依哈氏之见，真理既不在客观事实那里，亦不在已构成的抽象规则之逻辑之中，而是与生活结合的，不离人的参与的，所以必须通过“沟通”（communication）来达成共识（consensus）；共识诚然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却是通向真理之门，所以需要进一步探讨形成共识的条件，这也就是哈伯马斯所说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依此，参与的双方可获致有效的沟通，以解决通向真理的道路问题。有关哈氏的理论在此不拟详论，但我们可以指出：他是力图把真理观念从自然世界回归社会，而社会并非外在于个人（观察者）的自存之物，所以科学知识所预设的主客二元的认知格局在此必须舍弃，这样我们反而有可能深入存在，解决具体问题。
　　上述所引的几位当代哲学家，他们的努力相当明显：就是要在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哲学的主流之下来挽救西方文明，也就是挽救西方哲学。因为哲学的主要精神和功能就是批判，任何一种主义或思潮绝对化之后就会失去反省能力，社会必须容许反对声音，真理亦并非由那一种观点独占，只有不断的互动才能探索。这亦可以说是民主或开放社会的精义：让每一个人来参与，不要意识形态，也不要让文明停滞；要保持生命力。这一点，在哈伯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中尤其得到体现。
　　但是，我仍表怀疑：这一个动向，真的能够挽救西方文化的向下沉沦吗？真的能够重新赋予哲学以生命力吗？要治疗一种文化，犹如治疗一个人的生命，首先要明白病源：西方文化的病已非一日，其病在以观察者的身份，以探求知识的角度来看世界，甚至来看他自己，所以永远都停留在观察，而与世界划下鸿沟，以致不断要求检证或否证。这是一种外向性和二元性的思维，其死穴已为休谟所指出，上述几位当代学者的转向，有其必然。问题是西方文化为甚么有这种思维，而且一直延续这种思维？在某一层次来说，伽达默尔是对的，因为他要拨开这种思维而另寻起点，可惜他只能找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而不能更深入，错过了对生命本源（非生物义）的认识。至于哈伯马斯，为了强调批判，于是再回到理性立场，这就使得他的真理观点无论走得多远，始终还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成立，换言之始终是外向性的思维，而且论证无尽。禅宗所谓以楔出楔，何能解决？何况作社会层次的沟通，问题远比哈伯马斯设想的复杂；并非他所提出的几个甚么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真理性（truth）、真诚性（truthfulness）和适切性（rightness）所能简化。例如参与对话的人的质素问题，在现存民主机制之下已无法解决。讲到底这些都是外向思维、平面思维，这几位当代学者唯一的贡献是呼唤我们的注意力，从自然科学转到人身上吧了。但是，由于他们对人的深处体会不足，亦无方法进入，所以最后只能平放到社会。须知社会是一个网络，互相拉扯，最后还是多数取胜。这是讲势、讲力、不是讲理，更不是讲心、讲性情。所以我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无力超升的世界，尽管当代的西方学者已有觉醒，但觉醒不足，还没有找到超升的动力源头。哈伯马斯的设计，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已。
　　* 原刊《法灯》234期，二○○一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