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与《随函录》《契丹藏》《开元录》的关系之探讨(下)
房山石经与《随函录》《契丹藏》《开元录》的关系之探讨(下)
下篇:房山辽、金刻经(本藏部分)的底本是《开元录》本和《契丹藏》本
一、以往学者们的看法
在房山石经与《契丹藏》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房山辽、金两代刻有《千字文》编号的石经,一部分是以《契丹藏》为底本而刻的大碑,另一部分则是《契丹藏》复刻本的小碑。其理由及根据是:“辽代刻经以《大宝积经》为最先之作,由圣宗赐钱镌造,从这部开始才为《千字文》编号的。”此经“既然是圣宗赐钱所刻,必然要采用当时皇帝所颁的《大藏经》作为蓝本,因之可以推断,辽刻石经的《千字文》编号,必然就是《契丹藏》的编号。”而且“在进行时先把唐代已刻诸经按碑编目后,再把《契丹藏》中一些在唐代未刻的经典补刻齐全,这也就是今天房山石经的样子。”①
1993年7月《房山石经》(辽金刻经)全22册出版,学者们在此书《出版说明》中进一步认为,现以应县木塔发现的12卷《契丹藏》,“验以房山石经,则《丹藏》之一板即是石经刻石之一面,其每版行数、每行字数、以及所用个别异体字也完全一样。因此有力地证实辽刻房山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复刻本。”“辽、金以《契丹藏》编有《千字文》帙号的刻经事实又分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从重熙十年至大安八年是照唐代刻经形式而刻的大碑,其后自大安九年至金末,则是一纸为石经一面的小碑。”
二、房山石经与《契丹藏》的不同点
笔者认为,如果说房山辽、金刻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以及是《契丹藏》复刻石本的话,那么不仅石经的《千字文》编号和经文(包括品名)要与《契丹藏》一致,而且对于复刻本来说,石经的版面(包括每版版头标注之经名、卷次,以及经文的行数、字数、异体字等)也要与《契丹藏》相符合,但实际上出入很大。笔者首先从高丽沙门守其等撰《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以下略称《校正别录》)中揭示的《契丹藏》与宋《开宝藏》及初雕本《高丽藏》之不同处入手,并结合《中华大藏经》校勘记中反映出的问题,以及《房山石经》(辽金刻经)和《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的实物照片,先将房山石经与《契丹藏》的殊异处列举如下:
1据《校正别录》卷一记载:《契丹藏》收有西晋竺法护和姚秦鸠摩罗什译的《须摩提经》各一卷,但“今详丹藏所谓什译者,与诸藏法护译始终无异,又非罗什译经之例,而谓之什译,何也?……丹藏之错何甚耶!故今不取丹藏所谓什译者。由是言之,开元之后,什本亦失伤哉。”②今检房山石经辽刻大碑第88函,《千字文》“裳”字中亦收法护译《佛说须摩提经》和鸠摩罗什译《佛说须摩提菩萨经》各一卷,但不同于《契丹藏》,两种译本差异颇大,现择要录出几条:法护本:“佛在罗阅癨灵鸟顶山中”、“长者号曰郁迦”、“如来”、“红莲华、青莲华、黄莲华、白莲华”、“六度无极”、“善权方便”、“不久当得佛号宝德合吉祥如来……佛天中天(共40字)。”罗什本:“佛在罗阅癨耆崛山中”、“长者号曰优迦”、“多陀竭”、“优钵华、波昙华、拘文华、分陀利华”、“六波罗蜜”、“沤拘舍罗”、“不久当得作佛字名远闻具足藏如来……号天中天”(共795字)。
为验证石经本之真伪,笔者又核对了《慧琳音义》和《可洪音义》,根据两书所音释之词语,完全证实了石刻鸠摩罗什译本就是《开元录》中著录的真本,而非依《契丹藏》本所刻。
2石经辽刻大碑第64—67函,《千字文》“——河”四字收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40卷,含89品,今对校《高丽藏》本(笔者按:此经《高丽藏》本详细注出了《契丹藏》本与之不同的品名,如未标注异名,当认为二藏之品名相同),石经有九品之品名与《契丹藏》相异,见下表:品 次石经品名丹本品名品 次石经品名丹本品名37校量舍利品法称品59恒伽提婆品河天品45经耳品耳品67不可尽品无尽品52善知识品知识品72菩萨行品道行品53趣一切智品趣智品88萨陀波品常啼品55阿鍸跋致品不退品 此外,石经四十卷本,每卷卷首经名、品名、译者等之顺序也不相同,有三种格式:
①经名、品名、品次、卷次、千字文、译者。例如: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雨不和合品第四十七卷第二十一 咸 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
②经名卷次、千字文、译者、经名、品名、品次。例如: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三十六 河 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善达品第七十九。
③经名卷次、千字文、经名、品名、品次、译者。例如: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九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发趣品第二十 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
在石经40卷本中,属于第一种格式的还有第3、24、25、40卷;属于第二种格式的尚有第14—20、22、23、27—32、34、35、37、39卷;属于第三种格式的还有第1、2、4—8、10、12、13、26、33、38卷。
以上这种在一部经中刻经格式如此不统一的情况,在历代木刻本大藏经中均不曾见。由此可知石经非依一种版本而刻。
3据《校正别录》卷四记载:《契丹藏》有那崛多译“《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经初有归敬辞者是也。”此经宋藏失之,但宋藏另有那崛多译《东方最胜灯五陀罗尼经》。《开元录》云:此经前后四译,三存一失,东晋失译名为《陀罗尼章句经》者,是失本经。恐宋本所收即此失本经,故“今以丹本经首有归敬辞者为崛多真本耳。”并录出《契丹藏》本经文,其归敬辞为“我那崛多,归命大智海,毗卢遮那佛。”③今验之房山石经辽刻大碑第171函,《千字文》“必”字中的《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经首却无归敬辞。
4《校正别录》卷十五云:《杂阿含经》第四卷,国、宋二本文义虽同,但与丹本文义全别,“今检国、宋本经,则下‘流’函中此经第四十二卷耳。宋藏错将彼卷重刊于此为初四卷,国亦仍之者,错也。故今去彼取此丹本经焉,又为看旧国、宋藏者具录正经于左。”④据《中华大藏经》此卷经之校勘记⑤,可知房山金大定四年(1164)刻小碑第272函,《千字文》“盛”字之石本与《契丹藏本》(笔者按:因《高丽藏》本所录实为丹本经,故校勘记中凡石、丽二本之不同处,就等于石、丹二本不同)竟有32处相异,现摘录如下:
丹本:“瑕点”、“独正”、“先”、“皆”、“归”、“耶”、“包”、“正信”、“初上”。
石本:“偷盗”、“独静”、“善”、“开”、“为”、“非”、“保”、“净信”、“和上”。从二本的这些差异,可以断定此卷金刻小碑经不是《契丹藏》的复刻本。
5石经辽刻小碑第190函,《千字文》“欲”字中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一,校之应县木塔辽藏残卷(此卷仅存第11—19版),现将二本所用词语及某些字体不相同处列举如下:
石经:“善听”、“以是之”、“父王曰父王”、“以奉”、“聪”、“往诣”、“未断”。
辽藏:无“善听”二字、“以是”、“父王曰父母”、“奉上”、“聪”、“往”、“未”。若石经此卷经是辽藏之复刻本的话,那么辽藏本无“善听”与“之”三字,石经本怎么会擅自加之。又如将辽藏的“奉上”刻为“以奉”,恐怕亦非笔误。经查《中华大藏经》此卷经的校勘记,“善听”二字,宋《资福藏》、明《南藏》、《径山藏》、清《龙藏》及《高丽藏》本均有之;“之”字,《丽藏》本亦有;“父王”二字,《丽藏》本同⑥,从而证明石经本所刻词语虽与辽藏本不同,但绝非笔误,当必有所据。
另外此卷石经小碑一面所刻经文之首尾起迄,与辽藏本亦不相符,如第13版:
辽藏本首行是:“于此大众中敷演散说此妙经典垂训千载”;
其末行是:“出世号曰罗王波罗奈国王有二万夫人”。
石经本首行是:“升兜率陀天为诸天师或从兜率天下现于”;
其末行是:“小国王尔时波罗奈大王聪睿仁贤常以正”。经查辽本第12版首行文字见于石本第13版倒数5行处,间距82字(每行17字)。换句话说,此段82字经文,辽本见于第13版首,而石经本则录于第12版尾。
不仅如此,辽藏本各版版头的标注格式亦与石经本不同,如:“辽藏本作“报恩经一 十七 欲字号”一行,而石经本则作“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 十七 欲”及“孝养品第二”各一行。
6石经第206函,《千字文》“念”字中收辽刻和金刻小碑,同为《梵网经》卷下各一卷。若仅就此两种刻本之《千字文》编号一致,又与《契丹藏》的编号相符,就认为它们是丹本之复刻本,恐怕也是危险的,经核对发现此辽刻和金刻经,仅卷下第1—4版便有如下诸多不同处:
辽本:“千花”、“受辛退”、“莲花台藏世界”、“复从座起至焰天中”、“贤劫品”、“释迦牟尼佛”、“心地法门”、“周匝、“即”、“十八梵天”、“尽得受戒”、“十重”、“略说菩萨波罗提木叉相貌是事应当学”、“反”。
金本:“千华”、“退”、“莲花藏世界”、“复至焰天中”、“贤品”、“释迦”、“心地”、“周币”、“则”、“十八梵”、“尽受得戒”、“十种”、“略说波罗提木叉相貌应当学”、“返”。
此外卷首经题,辽刻石本作“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之下”,而金刻石本相对于“之下”,而作“卷下”二字。不仅如此,两种刻本的版头标注亦不同,辽本作“梵网经下 十九 念”,金本则作“梵网经菩萨戒卷下 十九 念”。尚且两本于同一版次的首行与末行经文又不能一一相符。
造成这种同版同行的经文不相符的原因,除了经文内容不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无论是《契丹藏》本每纸相对于石刻小碑每面,还是石刻小碑本身,辽刻碑与金刻碑都存在着每版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不一致的现象。
例如前面提到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应县木塔辽藏残卷每版均为27行,但辽刻小碑与辽藏残卷相对应之版次,则每面25行至28行不等(此处及以下所指行数均单指经文而言,不包括版头之经名及版尾之施主姓名等所占行数)。
此外就是丹本与石经的经文几乎完全相同的《中阿含经》第36卷,也存在着因版行、字数不相符,而造成的相同版次之首行与末行的经文不一致的现象。此卷第一版,丹本27行,金刻石本29行,故石本经文多录出2行;第二版,两本同为27行,但丹本第3行刻18字,石本17字,以下各行便相差一字,至丹本第24行,因此行刻16字,石本仍为17字,故两本至此处又相一致(以后又有分有合);第三版,丹本27行,石本28行,故石本较丹本已多录出3行经文,一直到卷终两本也末能齐头并进。
从以上列举的房山辽、金刻有《千字文》编号的石经与《契丹藏》本的不同处看来,以往曾认为房山辽、金刻经中,前期之大碑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刻经,只不过是保留了唐刻大碑的形式,而后期改用小碑,则完全成为《契丹藏》的复刻本或复印本的观点,尚缺乏对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故不能说是一种准确的提法。
三、几点看法
以下就前面揭示的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并提出见解。
1《契丹藏》的版式
在未发现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契丹藏》的版式是小字密行。其根据是日本《东文选》卷一一二载录的释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中记载:“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始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然而在应县木塔中首次发现的带有《千字文》编号的辽代刻12卷经本,为我们今天能够判定《契丹藏》的又一种版式,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12卷经本均是卷轴本,但就其版式而言,却有二类四种格式:一类格式是每版27行,每行17字;另一类是每版28行,但每行字数则为15字、16字或17字三种格式。下面先分析第二类版式。
①八十卷本《华严经》存有3卷,均为每版28行,每行15字,虽然每版版头均刻有经名卷次、版次及千字文,但从房山辽、金刻小碑未见有行15字的格式判断,此3卷经之版式当不同于《契丹藏》本。
②《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卷,每版28行,每行16字,虽然在每版版头均刻有版次,但因未刻经名卷次及千字文,且卷末经名下亦无千字文,故认为亦非属《契丹藏》本版式。
③《法华经》一卷,每版28行,每行17字,尽管每版版头均有卷次及版次,但因无经名和千字文,尤其是卷末附有经文中难解词语之音释,这从房山辽、金刻经中罕见经末有音释来推断,亦不能认为是《契丹藏》之版式。
排除了上述每版28行的三种情形的版式,剩下的只有每版27行,每行17字的另一类版式,共有5种经,即《六十华严》、《大法炬陀罗尼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中阿含经》、《阿毗达磨发智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各一卷。这五卷经除了版行、字数一致外,还有如下之共同点,即版头均标注有经名(经名字数多者,则改用略名)卷次、版次及千字文,例如:“中阿含经三十六 二 清”,“华严四十七 十四 垂”,此外在卷首、卷末经名卷次下均有千字文,经文四周有单线边框。
尤其是《大法炬陀罗尼经》和《中阿含经》,每纸背面均盖有长方形双边楷书“神坡云泉院藏经记”朱印,卷首有扉画,以及《六十华严经》每纸背面均有一长方形阳文楷书“宝严”戳记,卷首亦有扉画,足以证明此三卷经正是由寺院收藏的辽朝官刻本《契丹大藏经》的珍贵印本。
房山辽刻石经中,诸如《大智度经论》100卷、《显扬圣教论》20卷,以及大乘律部诸典籍,都是每碑面27行,每行17字。又如《大智度经论》碑首一行字刻作“智度论三 十四 德”,正好与木塔中《契丹藏》的版式完全相符。
此外根据《校正别录》卷五中揭示的善无畏译《苏悉地羯罗经》三卷,唯丹藏独有,而国、宋藏中始终皆无,并录出丹本经文⑦。经查《中华大藏经》校勘记,得知房山金代不仅刻有此经,而且经文中除了卷中有一词,丹本为“结加趺坐”,石本作“结跏趺坐”,还有卷中、卷下石本各有一词属误刻外,其余则完全相同。这部经的金刻石本版式又恰好是每面27行,每行17字。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契丹大藏经》是有其固定的版式的,虽与《开宝藏》同为卷轴本,但却不同于《开宝藏》的每版23行,每行14字的格式,而采用每纸27行,每行17字的格式。
《契丹藏》本的这种款式可以说是完全保留了唐人写本藏经的款式。从敦煌发现的大量隋唐时代的手写本佛经,其中大部分都是每行17字的,尤其是《妙法莲华经》卷第一,S2785和《陀邻尼经卷》,S2786,更是每纸27行,每行17字的格式。但在敦煌写本佛经中,应该说最普遍的是每纸28行,每行17字的。另外从唐龙朔、麟德年间(663—665)静泰撰《众经目录》及道宣撰《内典录》以来,虽诸多经录中均提及经卷的用纸数,但遗憾的是却未注明每纸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只有南唐恒安集《续贞元录》中提到他从山西五台山所获之唐开元以后新译经典的写本是每纸28行,而恒安新抄写本则是每纸25行。同时在恒安的经录中还记有“《新定贞元释教录》三十卷,元二十六行成纸”,“《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元二十五行成纸”,“目录每纸或二十二行成”⑧。由以上见存之实物及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写本佛经的行数也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点是固定的,即在一种版本中每纸的行数和字数是不变的,宋《开宝藏》便是先例,想《契丹藏》亦不会例外。《丹藏》是继《开宝藏》后的第二部木刻本大藏经,它采用的这种每行17字的刻板格式,为其后历代木刻折装本大藏经所沿用。
续:房山辽、金刻经(本藏部分)的底本是《开元录》本和《契丹藏》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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