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与《随函录》《契丹藏》《开元录》的关系之探讨（上）

房山石经与《随函录》《契丹藏》《开元录》的关系之探讨（上）
　　内容提要：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日佛教学者对房山云居寺辽、金两代刻有《千字文》编号的石经和辽代《契丹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其中关于《契丹藏》和辽、金刻石经之本藏部分(第1—480帙)的编目问题，以及辽、金刻经之本藏部分所据底本的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学者们曾经提出过一些看法，如《契丹藏》是据五代石晋时可洪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进行编目；“辽刻房山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复刻本”，但是近十年来，我们经过《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校勘，对上述看法发生质疑，认为上述的观点有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地方，值得商榷。
　　上篇：房山辽、金刻经和《契丹藏》本藏部分编目依据的是《开元录·入藏录》
　　一、以往中外学者的看法
　　1912年日本妻木植良教授在《论契丹雕造大藏经的事实》①一文中认为：《契丹藏》的《千字文》编号与石晋沙门可洪的《随函录》一致。房山云居寺辽代刻经的帙号是据《契丹藏》的帙号附上的②。1936年日本小野玄妙在《佛教经典总论》一书中云，由于最近冢本善隆君等调查房山石经，知道辽朝“兴宗以后始追刻之石经所用之函号，与五代石晋时，由可洪纂述之《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之次第，大体一致”。虽未曾亲见《契丹藏》之一册经本实物，但从石经已可稍得其轮廓，且依《随函录》排列出《契丹藏》本藏部分之经目，认为大体不致离谱③。
　　1986年我国学者在研究应县木塔中的12卷辽刻大藏经本以后指出：前代学者考证，辽藏〔天—英〕四百八十帙依《随函录》编进，“由此可以看出辽藏早期经录的特点。如〔天—英〕帙实即《开元释教录略出》四百七十九帙之内容，却依《随函录》编为四百八十帙。”这是辽藏“有别于宋朝《开宝藏》的经录，以维持本朝体面”的“卓越的选择”。此外“石晋政权依靠辽朝的武力支持赖以生存，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后，《随函录》已在燕晋一带流传。”“由于这些历史、政治因素，尤其是内容适用，最终辽藏据以编制本藏经目。”④
　　1987年我国学者在房山石经的研究中提出：石经的《千字文》编号，“稽之《大唐开元释教录》显有出入，并不一致。”⑤“房山石刻《大智度经论》的《千字文》帙号，虽同《随函录》，但《随函录》只有经名卷次，而无品名，它仅仅是依一个寺庙的藏本，校正过去‘书人笔误’，‘录出难字’，‘审详是非’，‘依龙藏’即《开元录》而撰集的一部音义著作，不可能作为编刊《契丹藏》的根本依据，但不否认它与《契丹藏》有着密切关系。”⑥
　　总结以上各家之言，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指出房山辽、金刻石经和《契丹藏》本藏部分的《千字文》编号唯与《随函录》一致，故而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契丹藏》是据《随函录》编目的，另有学者则认为《契丹藏》不会依《随函录》编目。那么《契丹藏》又据什么编目呢?只好推想“很可能是依唐开元十八年(730)金仙公主送来四千余卷官本经卷校编的。”⑦
　　二、《随函录》、《契丹藏》、石经的比较
　　如上所述，若言《契丹藏》是据《随函录》编目的话，那么不仅《契丹藏》的分帙要与《随函录》一致，而且收经卷数、译者等也均应与《随函录》相符。由于《契丹藏》迄今仅发现几卷残本，故笔者用石经本核对《随函录》，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经寻根求源，笔者最终找到了与《随函录》、《契丹藏》及石经的分帙完全相同，且与石经和《契丹藏》的收经卷数、译者也几乎完全一致的一部经录，这就是唐释智升撰集的、著名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以下略称《开元录·入藏录》)。尽管此经录撰出时还未使用《千字文》编号(关于其《略出》有千字文的问题，详后)，但笔者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关键问题是分帙相同。所以本文在探讨《契丹藏》和辽、金刻石经本藏部分的编目时，有必要先将《随函录》、房山石经、《契丹藏》的殊异处，与《开元录·入藏录》进行比较，兹列举如下：千字文编号经　　名《随函录》卷数石经卷数《开元录》卷数淡、鳞68、69光赞般若波罗蜜经101515服86阿弥陀经3①22衣87法镜径1②22推89如幻三昧经322此146大方广宝箧经233敢158乐璎珞庄严方便品经211罔、谈177、178菩萨璎珞经141212彼179贤劫经10③1313念206优婆塞戒经677　　①可洪注曰：“目录(笔者按：指《开元录》)是两卷，见藏三卷装。”见《中华大藏经》第59册，第607页。
　　②可洪注曰：“目录两卷，今一卷成。”同上第609页。
　　③可洪注曰：“目录云十三卷。”同上第832页。
　　[HJ]　　此外第200函，《千字文》“羊”字中的两部《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随函录》所收之前者是唐菩提流志译本，与《开元录》同；后者可洪注曰：“未详译代人名”。“出《品次录》⑧，廿五纸，不合《开元录》”⑨。验之房山石经亦收此两部经，前者是辽保大元年(1121)刻本同《随函录》，但后者为金天会十年(1132)，刻本已明确为“三藏真谛奉制译，三藏宝思惟依梵本再勘定”。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歧异点，根据《高丽藏》的记载，得知《契丹藏》有3部经(先后由2人3次译出)不同于《随函录》。见下表：译本次第《契丹藏》经名译　　者《随函录》经名译　　者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杜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杜行二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地婆诃罗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地婆诃罗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四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地婆诃罗再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地婆诃罗再译五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义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义净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唐智升编纂《开元录》时为止，已有五种译本，其中杜行的第一译本及义净的第五译本历代各种大藏经本均相符，只有第二、三、四译本，唯独《随函录》与众不同。
　　三、分析原因及结论
　　以上列举房山石经和《契丹藏》与《随函录》的诸多不同处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它们各自所据之蓝本不同。《随函录》依据的是五代石晋时河府方山延祚寺藏本；而《契丹藏》所据是辽朝燕京(今北京)的藏经本；房山石经依据的则是唐开元十八年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奏请颁赐的宫廷写本和《契丹藏》本，其根据是王守泰的《山顶石浮屠后记》所载：“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 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送经京崇福寺沙门智升、检校送经临坛大德沙门秀璋、都检校禅师沙门玄法。”10这4千余卷由智升亲自护送至云居寺的经本，必是精校官本，并可认为就是《开元录》本。故而《随函录》收经之卷数与房山石经本多有不同，但房山石经本则同于《开元录》。倘若以《随函录》与《开元录·入藏录》比较(因部分经卷未见房山石经有刻本，故表一略去不计)，则卷数有差异的经典还有7部，见下表：千字文编号经　　名《随函录》卷数《开元录》卷数罪100般舟三昧经23殷103宝女所问经43白133添品妙法莲花经87被138亻屯真陀罗尼所问经32取279大般涅?经23言285治禅病秘要经21卑328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810　　此外，即使《随函录》与房山石经于同一部经之卷数相同，也还存在着如“德一谷”函的《大智度论》100卷，其各卷之首尾起迄，《随函录》与房山石经又不尽一致的情况，且《随函录》所音难字在石经本中已作校正修订。可见《随函录》所据之延祚寺藏本非《开元录》修订正本，而是古抄写流传本。11。
　　再者如前面提到的真谛译《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也是一个重要的例证。此经《开元录》未收，但《随函录》及石经均见存，可译者又有别，足见两家所据底本之不同。此卷金刻石经可能是据《契丹藏》本而刻。
　　其次是可洪在纂述《随函录》的过程中，发现了《开元录》在译本确定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前表二所示。可洪认为地婆诃罗先后的两个译本，《开元录》误定《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是后译本，实应为先译本(即第二译出本)；而后译本则应是《开元录》错判之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即第四译出本)；可洪并认为佛陀波利译本则是《开元录》误断之地婆诃罗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即第三译出本)12。但是可洪的这一重要观点竟没有被《契丹藏》所采用，根据是《高丽藏》在第168函，《千字文》“良”字中的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后跋文云：“《宋藏》此中本有真言，准《丹藏》即是地婆诃罗译《净除业障陀罗尼》，今依丹本移安于彼，又准丹本安此真言。”13从这段跋文可以确定，《契丹藏》正是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佛陀波利译，还是地婆诃罗译，丹本同《开元录》，认定是前者，而《随函录》则认为是后者。此外从《高丽藏》本未特别注明丹本与其有不同处而推断，《契丹藏》也没有接受可洪关于地婆诃罗两个译本先后次第的观点。经查宋代以后的历代大藏经均未采用可洪的这一观点，而是延续了《开元录》的判定。由此可见《随函录》并未对《契丹藏》产生影响之一斑。
　　这一看法还可以从辽统和五年(987)燕京崇仁寺沙门希麟集《续一切经音义》的序文中得到验证。希麟在《序》中提到以往诸音义著作，始自唐初玄应的《一切经音义》25卷，继而有慧苑的《新华严音义》2卷、云公的《涅?音义》2卷、基法师的《法华音训》1卷，终于唐建中(780—783)末沙门慧琳的《一切经音义》100卷。希麟并对慧琳的学识及其音义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尤其是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慧琳“撰成音义总一百卷，依《开元释教录》，始从《大般若》，终于《护命法》，所音众经，都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从《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尽《续开元释教录》，总二百六十六卷，二十五帙，前音未载，今续者是也。”14从这段文字中，我们首先注意到希麟没有提到可洪的《随函录》，而认为《慧琳音义》是一部依《开元录》所收经典之编次进行注音释义的著作，希麟《续一切经音义》续的正是《慧琳音义》所未载的新译及拾遗的佛典。希麟撰音义著作是受钞主无碍大师之托，据学者们考证钞主无碍大师正是《契丹藏》的经录制定者及主持者，倘若无碍大师在《契丹藏》本藏部分的编目中依据的是《随函录》，那么希麟在其书序中不会不提到《随函录》。
　　综上所述，房山石经和《契丹藏》的《千字文》编次虽然与《随函录》一致，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差异：一方面表现在它们各自所据之底本不同，并由此产生经本之卷数、译者的别异；另一方面表现在可洪关于经本判定的重要观点未被《契丹藏》采纳，因此可以说石经和《契丹藏》与《随函录》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此外由于《随函录》未被敕准入藏，而且目前尚未见到有历史记载可证明《契丹藏》的编目依据了《随函录》，所以笔者认为，房山辽、金刻经和《契丹藏》没有根据《随函录》进行编目，而只能据已入藏，并在当时已最具权威性的《开元录·入藏录》进行编目。尤其是房山石经获得了由著名的目录学家、《开元录》的撰集者智升亲自护送来的4000余卷精校宫廷写本充作底本，因此依据智升《开元录》的编次刻经，就是天经地义、无可质疑的了。
　　注释：
　　①京都版《东洋学报》大正元年二卷三号。
　　②张畅耕、毕素娟：《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总9期，第69页。
　　③杨白衣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月，第636页。
　　④张畅耕、毕素娟：《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第73、74页。
　　⑤周绍良：《房山石经与〈契丹藏〉》，载《房山石经之研究》，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7年9月第172页。
　　⑥任杰：《房山石刻〈大智度经论〉整理记》，载《房山石经之研究》，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7年9月，第21页。
　　⑦同上，第22页。
　　⑧唐咸通元年(860)释从梵集《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已佚。
　　⑨10见《中华大藏经》第59册，第882页。
　　11《全唐文》第353卷，第6－7页。
　　12任杰：《房山石刻〈大智度经论〉整理记》，第22、23页。
　　13《中华大藏经》第59册，第806—808页。
　　1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高丽大藏经》，第11册，第1293页。
　　15《中华大藏经》第59册，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