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西安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

佛教对西安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
　　东汉明帝二年(60)。佛教传入中国，京师洛阳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但“泛神论”的信仰意识，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影响十分深远，佛教很难羼入，佛被称为“胡神”，影响范围甚小。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道家阴阳五行之说倡兵聚众；汉中张鲁也以道家思想笼络人心，创立“五斗米教”，趁中原战乱，掌握了汉巴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实权。而后，随着“黄巾”和“五斗米教”在军事上的惨败，道教的气焰一落千丈，佛教则应运而崛起。长安地区的大型佛守兴善寺，始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太康之际(265—289)，便是明例。
　　佛教理论完备，佛教思想逻辑周延，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加之天下大乱之后，人们动极思静，思想上需要慰藉和解脱，佛教便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晋愍帝元嘉四年(217)，晋政权躲避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侵迫，南渡江淮，史称东晋；北方则上述五个少数民族分别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南北各国，内外战乱不已，形成极其的混乱局面，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各阶层朝不保夕，思想空虚苦闷，为了精神有所寄托，大批人皈依佛法。
　　东晋士大夫一贯崇尚玄学，谬种邪道，互相抵牾，谁也不能自圆其说。一旦接触了理论完整的佛教，自然奉为至宝。据《资治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五年(380)“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这是说，在民间滥觞已久的佛教，初次得到江南皇家承认而跻于宫廷。至于江北诸国，早已竞相汉化，也纷纷崇佛。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西文化的集散枢纽。早在汉武帝时，征伐匈奴，掳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后人多认为是一尊佛像；北朝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更大崇佛法。有些佛教观念，已渗透到重大的政治行动中。公元385年，后秦主姚苌擒获前秦主苻坚和其妻女，幽禁于新平佛寺，苻坚手刃两女，五天盾，被缢杀于寺中。姚苌是个昏乱主人，泛信神鬼，兼信佛教，他囚苻坚于佛寺，又缢之于佛寺，无非是令其“善地受死，善地受生”，和唐代杨贵妃缢杀于马嵬佛寺颇相类似。
　　在此之前，苻坚曾派大将吕光经略西域，并入龟兹国礼请高僧鸠摩罗什。吕光见龟兹富饶，想留居不返。罗什告他：“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将军但东归，中道自有福地可居。”于是，吕光东趋宜禾(今敦煌)，不久关中丧乱，龟兹也动荡不安，吕光深服罗什能知未来，便在河西走廊这片“福地”上扩充实力。
　　后秦二代国王姚兴，对鸠摩罗什敬若神明，于公无401年恭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在逍遥园设译经场，参与译经者达三千人，共译梵文经典97部427卷，一次说经，竟有五千僧众听讲，俗家不计其数。罗什完成了译讲大业后，在户县终南山下结草庵静修，他的清苦生活感化了长安民众，对他十分崇敬，涕吐都要背过他居住的方向。
　　罗什忠于佛法，极讲信用，他曾向僧俗表示，他所译之经、所说之法如有一句不实，死后火化，舌头焦烂。据说火化时全身皆化，惟舌不化，而且变为莲花，至今草堂寺尚有“莲花井”遗存；“口吐莲花”的典故也由长安传至全国，罗什通过自己的言行，把佛教宗旨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有机地融为一体，既易为群众普遍接受，又丰富了社会教化的内容。
　　南北朝时期在长安建都的西魏和北周，比后秦更重佛法。魏人大兴镌碑造像之风，举凡碑碣、佛像、经幢等，都精美无比，使我国书法、雕刻、绘画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秦汉废弃的宫殿遗址甚多，魏、周两代利用殿基大建寺院，以后在阿房宫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陆续出土了大批佛教艺术珍品。远在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建都的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一度派其子进驻长安，在汉长乐宫旧址上兴建大型佛寺，寺中的透雕石马完整地保存了一千余年，现陈列于碑林博物馆，其价值与西汉的“马踏匈奴”不相上下。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政权，驱兵南下消灭了南方最后一个封建贵族的腐败政权——陈国，结束了264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同时，把南方盛极一时的佛教宗派引入长安，造成中国宗教文化的大交融。文帝信佛，自认为是大力尊者(金刚)的轮转之身，因而和朝野的佛徒们都很和睦，缓和了许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长安佛教事业也蒸蒸日上，现存西安市文物局的“董钦造像”，即是隋文帝开皇五年的遗物。该造像是在佛座上插嵌佛躯的铜质造像，通体鎏金，铸造极为精致。
　　长安塔寺沟的圣寿寺是隋代所建，遗存至今的圣寿寺塔，是当今西安历史最久的古塔，塔上的“相轮”轮廓清晰，成为古塔构件宝贵的实物标本。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长安的名刹古塔，绝大多数构建于唐代。
　　唐代皇室，自称渊源于陇西狄道，即今甘肃天水，追攀汉代李广；同时，慎终追远，认春秋时老子(李聃)为始祖，崇祀道教。但唐代自始至终，却是佛教居于上风。
　　唐太宗时，辟汉长安城为禁苑，建立中小型佛寺。太宗死后，才人武氏(后称则天大圣皇后)即入苑内感业寺为尼僧，目的是为天子祈求冥福；玄宗李隆基逃往成都时，近臣乔琳请求到仙游寺出家，是为天子消灾禳难，这种观念渍染民间，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兹将佛教对长安(及以后西安)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概述于后。
　　(一)
　　佛教对长安(西安)民众在思想意识上的制约
　　由于佛教思想广泛深入人心，所以自隋唐以来，长安民众在思想意识上便蒙上浓厚的佛教色彩。人们普遍承认因果报应之说，认为善恶之行，幽冥间有鬼神监记，死后要进行总的结算，善恶各得其报，使人们在思想行动上自我约束，这和儒家的“慎独”
　　“畏四知”“不欺于暗室”颇相类似。基于“善、恶”的分水岭上，积极的进取和消极的隐遁，都可随心所欲。因此说，佛教哲理弹性极大，上至硕学鸿儒，下至贩夫编户，各取所需，无往而不利。譬如，长安起源的佛教宗派中，博雅如“唯诚实宗”，精辟如“南山宗”，通俗如“净土宗”都能吸引大批信徒，主要还是渊源于“抑恶扬善”这一基本出发点。
　　佛教在长安地区的传播，和在全国各地一样，是由下(民间)而上(朝廷)，再由上而下，反复作用，相辅相成，即依循了“普及—合法—普及”的规律而蒸蒸日上。譬如上文所提到的秦王苻坚，本与宗教无缘，连“谶纬”(阴阳感应之学，《易经》支派)也在严禁之列，犯禁者斩。后来他在民众和邻邦的影响下，也信起佛教来，除上文所述派吕光远迎鸠摩罗什外，又礼请高僧道安，以师礼事之，每有军国大事，必行咨询；朝廷重臣也常通过道安陈述政见。《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载：
　　坚素信重沙门道安，群臣便道安乘间进言。十一月(按指公元382年夏历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坚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避方乎?
　　且南方卑湿，何足以劳大驾也?”
　　又建议：
　　“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遣使者奉尺书于前，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入臣，不必亲涉江淮。”坚不听。
　　道安先前住在襄阳，属东晋领土，他纵观南北，深知南北对峙的局面短期无法改变。苻坚破襄阳后，以銮舆法驾将他迎入长安，奉事恭谨。不料，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苻坚被30年战无不胜的成就冲昏了头脑，发动了劳师百万的军事行动，终于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不久便国亡家破。可见有政治远见的僧人，在文韬武略上往往胜于帝王。
　　到了唐代，中国封建政权已达到成熟的顶峰，统治集团已完全理解佛教的全方位功能。汉武帝征匈奴，伐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历史功绩不应泯灭；但“十万之师，日费千金”(折合今制，一天耗费黄金225000克)，把“文景之治”集聚了40年的家底打得精光，弄得国殚民穷，所以唐人作诗讽刺他：“年年战骨荒沙外，空见葡萄入汉家。”
　　唐朝重开丝绸之路，却化干戈为玉帛，用商业和宗教怀徕远人，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唐代长安佛教臻于鼎盛。自太宗李世民直到唐朝灭国，“佛教外交”给唐室带来无穷之惠。高僧玄奘法师受朝廷委派，于贞观十三年(640)远行天竺(印度)求取大乘佛经，往返经历17寒暑，取回梵文经典五千余卷，在西域和天竺各城邦国家开讲辩论，建立了崇高威信，并与许多国王和高僧结为深交。更重要的是，他就亲身观察和经历，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对各国山川、地形、气候、交通、方物、人文……作了全面记载，至今被视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如果说张骞通西域刺激了西汉对西域的探险，那末，唐代玄奘的西域之行，则是一次和平进军，玄樊孑身孤影横跨大漠，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和平信息。唐太宗在《圣教序》中赞扬道：
　　我僧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长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必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是以
　　翘心净土，法游西域。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雷雨而前踪。……爰自所历之国无涯，求取之经有数。总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计五千四十八卷，译布中华，宣扬胜业。……文冀真经流布，并日月而无穷；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也欤!
　　太宗对玄奘法师成就的评价，决非虚比浮词，而是纳入大唐经济、文化外向发展的辐射范畴。果然，不久之后便产生了积极的反馈效应。亚洲诸国如印度、朝鲜、日本的佛徒，云集长安，真腊国(今柬埔寨)的佛教使者曾带来优美的歌舞，服饰极为华丽，从而在我国绘画中留下“菩萨蛮”的形象，在词章中留下《菩萨蛮》的曲牌。
　　据考古专家韩保全研究员在《西安的名刹古寺》中论述，唐代长安诸大寺院如慈恩、荐福、西明、兴善、青龙……等寺，都是外国僧人挂锡之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中天竺大菩提寺沙门(僧人，亦称桑门)法长等，带领印度僧人智光、慧天，给玄奘带来书信和方物。两年后，法长又带着玄奘给智光的书信和礼品返回印度。南印度僧人菩提支于武则天长寿二年(692)携梵本经论到长安，奉敕译出53部，计111卷，显然是“取经”与“送经”形成了“可逆反应”。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日僧玄昉由长安带回汉文经论五千余卷，以后日本著名的“入唐八家”也各携回大量经论，并各编一部《请来目录》。
　　玄奘法师作为一代佛门泰斗，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既能学而不厌，又能诲人不倦，毫无门户之见。他的两名上座弟子园测是新罗(在今朝鲜)王子，窥基是开国功臣尉迟敬德之侄(一说侄孙，少数民族)，他不分轩轾，都造就成一代高僧。永徽四年(653)，日本僧人道昭、道严等随国使入唐，诣慈恩寺，受教于玄奘门下，学成后携新译经卷回国，遂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更为杰出的是日本空海法师，他于唐宪宗贞元二十年(804)入唐，奉敕居住西明寺，遍诣长安高僧，终于拜诣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学习“真言宗”，返日后，弘扬法旨，受到日本朝野崇敬。他著有《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学术性论作，对沟通中日文化作出巨大贡献。1984年，中日两国共同在青龙寺旧址上建立了惠果空海纪念堂，造像供奉，形象地体现了渊源流长的中日友谊。
　　宋、元以来，西安地区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交通阻塞。佛教的外向联系几乎完全停顿，本地佛事也一落千丈，西安香火较盛的卧龙寺和西五台，也只作些禳灾追荐的仪式，给乱世民众一些慰藉。
　　迨至明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日本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僧人，又冒险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恢复了中断三百余年的佛事来往。1977年，长安县发现了一幢线刻碑，画面为水月观音，是日僧愚中和尚和郿县县丞马仁安同气之作。观音像下，有马氏所撰跋文：
　　予起家佐郿，于斯六年矣。半酉春，有日僧愚中见访，以予平昔爱画，遂写观音大士以惠之。其纹理简古，妙相慈严，实西北之绝笔也。盖其道出甬东，有得其真焉，故君子不泯人之善，因刻于石，置诸古刹，以永其传云。
　　“辛酉”是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征之志乘，马仁安(浙江天台籍)正在郿县担任县丞；该碑出土地址为法幢寺遗址，地在长安*（左氵右矞）河南申店附近，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一，与文中“古刹”之称相符。此碑于1978年第10期《文物》杂志作过介绍，引起中日佛教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兴趣。中国官员和日本僧人志同道合，共留墨宝，充分说明佛教在长安社会影响之深。
　　长安自唐僖宗广明年间以来残破日久，宋代称“永兴军”，元代称“奉元路”。堂堂京华沦为军镇，寺院破坏极为惨重，但佛教的社会影响仍旧根深蒂固，僧侣和俗家中都不乏有心人，一遇机会，佛事便要萌蘖。
　　唐代名刹荐福寺原在唐长安城内，五代韩建缩建长安城被摒于城南，仍距城不远，到北宋政和年间(11ll—1118)，已是“风雨摧剥，檐角坠毁……将就推倾圮”。有些房舍“上漏下湿，损弊尤甚”，甚至屋内砖瓦下坠击人。而在这国弱民贫之际，居然有位“山谷迂叟”出资重修一遍，使塔寺一新，于是，“观者如堵，凑沓瞻仰，众复归向，溥发替缘。”这位“山谷迂叟”重修塔寺时，“负粮赍费，虽一毫不假于人”，分明是一位财主。
　　更可贵的是“番僧”勺思吉在三百多年之后，又对荐福寺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重点是翻建了大雄宝殿，并由此惹来一场没头没脑的官司。现存明正统十四年(1436)的一通“圣旨
　　碑”言之甚详。
　　勺思吉是西宁卫弘觉寺僧人，路过西安府，挂锡于荐福寺，见“殿堂废弛”，便“发心舍己衣钵及化缘修盖，前后殿宇、周围廊庑俱各完备”。这项工程自宣德七年开始，至正统十四年告终，历时达三四年。依当时惯例，他向礼部呈文附图，请求赐给寺名，因该寺在唐代属于“敕建”，他也想争取等同的名义。不料大雄宝殿上的琉璃瓦引起了武宗(朱祈镇，正统是他的年号)的猜忌，降了如下圣旨：
　　礼部审这僧! 怎么得绿瓦盖?审的明白来说。
　　钦此
　　原来，明代只有皇宫、宗庙、皇陵大殿才能用黄色和绿色琉璃瓦，别处用了便是“僭越”，迹近谋反。勺思吉罹此元妄之灾，赶忙回奏：
　　荐福寺……始自唐时建立，有正佛殿、天王殿、大悲殿、藏殿、慈氏阁，俱是绿琉璃瓦所造……化缘修理，将旧绿琉璃瓦沿边，安盖完备……云云。
　　这才消弭了武宗的疑窦，但仍保留了“以绿琉璃瓦沿边合当有罪”的尾巴。
　　武宗是个色厉内荏的昏君，他的军队和鞑靼、瓦喇等族作战，屡战屡败，自己御驾亲征，竟当了俘虏。但在和尚面前，却如此杀气腾腾。
　　清代初年，外交活动甚少。聪明的满族统治者，利用佛教强大的精神实力，促进民族团结。于是，康熙年间西安出现了关中第一座喇嘛庙——广仁寺。
　　喇嘛教是西藏原始的黄教和佛教密宗(真言宗)融汇结合的宗教，到了清初，西藏、西康(即前藏，金沙江流域的昌都、雅安、康定……一带)、蒙古、青海、甘南都广为流传，政教合一，势力甚大。上述各地的大小活佛都受清政府册封，按时要到北京觐见朝贺。除蒙古外，其余各地入京都要经过西安。这些觐见者，从人很多，停驻时又要举行宗教活动，因此，建立广仁寺为其旅居场所。
　　(二)
　　佛教意识既已普遍渗入社会，于是，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特殊现象，反映在西安地区，尤为显著。兹就其大端分述于后。
　　修庙建塔
　　庙是佛的殿宇，塔是佛躯(法躬)的象征。于佛徒而言，修庙建塔功德最大。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李治(唐高宗)为太子时，为追荐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建立了慈恩寺，顾名思义，是怀念母思。太宗对其子的孝思非常赞赏，在财力上加以支持，玄奘从印度取回真经，准备建塔贮存，自己出资，并亲负畚锸参加劳作。太宗认为工程浩繁，非僧人所能承担，乃令以“七宫亡人衣物”支援此举。“七宫亡人”指各宫死亡的宫女，她们一般有职衔，有俸禄，但死后财产充公，用作佛门善举，可谓恰当不过，此事在《大唐慈恩法师传》中载之甚详。50年后，这座有名的大雁塔颓坏(原建为土芯甃砖)，武则天再建，增为七层，并全部用砖。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玄奘法师圆寂于玉华宫(今陕西宜君境内)，灵柩运回长安火化，初葬于城东白鹿原，高宗在大明宫触目伤情，乃移葬于长安少陵原南麓兴教寺内，建立灵塔，及至弟子圆测和窥基圆寂后，又在左右建塔陪侍。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复于塔北镶嵌《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三藏”，是指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玄奘法师三藏皆通，乃能遍觉(大彻大悟)，是僧人登峰造极的称号。玄奘法师生前身后能博得如许荣耀，足见其社会影响之深。
　　唐睿宗文明元年(684)，高宗死后百日，皇室为其建大献福寺(荐福寺原名)，中宗即位后，宫女们又“率钱”(集资)建立小雁塔，目的是“为天子祈福”。武则天在世时，其爱女太平公主为她建罔极寺，典取《诗经》“父兮母兮，育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武氏逝世，其子中宗李显为她修造圣善寺，寺内立“报慈阁”，其用意一如罔极寺。
　　上行下效，贵权达官在皇族影响下也纷纷造寺，如宦官高力士造保寿寺，宰相王缙造宝应寺，冀以洗清自身的无穷罪孽。至于一般官员和家道富裕的佛徒，往往在私宅中造寺，按梵语译音为“招提”“兰若”，一般大于佛堂，小于寺院，自家供奉香火。
　　名寺上刹的寓僧圆寂后，弟子为其建塔。如香积寺善导大师的弟子怀恽(隆阐法师)所造的善导灵塔，雄伟壮观，“又于塔侧广构伽蓝”，成为长安城南盛景(详见怀恽弟子思庄所撰《大唐故温国寺主隆阐法师碑》)。再如华严寺是华严宗祖庭，池苑花木之盛冠于一时(见北宋张礼《游城南记》)。四祖澄观法师等高僧圆寂后，弟子们建造了“清凉国师塔”和“杜顺和尚塔”，寺院虽于清初殿于崖崩，但双塔至今犹存。这种塔用以揄扬高僧功德，提高寺院声价，俗称“功德塔”。西安城北郊敦煌寺，据碑文所载建于北朝，但院内有座明塔，塔上有佛龛，过去曾供北魏造像，可称“供奉塔”。
　　其荒谬者，要算唐宫西禁院的虎塔。据唐代张鹫《朝野佥载》所记，武则天当政时，成王李千里在宫中养虎，咬死一名宫女，武则天下令将虎活活饿死，事后又怕死虎作祟，便建一座塔为其赎罪。武氏一方面是个刚毅果断的君主，一方面又是个疑神疑鬼的老太婆，她这座独出心裁的虎塔，应称为“禳解塔”。
　　西安西郊的大庄严寺，位于唐长安城内西南隅永阳坊，隋唐以来是西城大寺，但它临近西汉昆明池，方位形胜都抵不过那320顷(2130万平方米)的浩瀚水面，乃于寺内建立大型木塔以为匹敌，故可称为“厌胜塔”。
　　捐宅造寺
　　王公贵族施舍一区宅第造寺，被认为是大有功德之事，据韩著《名寺》统计，长安高规格的寺院西明寺，原是隋代越公杨素(隋炀帝之叔)的旧宅，入唐又是瀵王李泰的府邸，后捐建寺院，“寺面宽三百五十步(东西175丈)，周围数里，……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慈恩寺有房舍1700间，而该寺竟为其2.3倍，无怪玄奘法师在此开讲，隆闹法师在此披剃。
　　内侍鱼朝恩，是中唐权阉，长期担任“观军容使”(掌握军权的太监)，他用自己朘剥来的巨型庄园，为敬章太后造敬章寺，建为“四十八院，四千一百余间，穷极壮丽，土木之役投逾亿万”。今长安县的温国寺，是温王施舍的宅邸，规模也甚可观。
　　造像祈福
　　佛教信徒用金、银、铜、石雕铸佛像，或送入寺院，或在自家佛堂供奉，大多是给父母子女祈福。西安市文物局库中所存的“董钦造像”是此中精品，该造像通体鎏金，底座上插嵌大小佛像五躯，座上有镌文，注明是为父母祈福。有些虔诚的佛徒，家道并不富裕，每集攒几千文钱便造一躯佛像，贫苦人有用青石雕琢者。唐武宗毁佛时，有个姓苏的御史逐寺按察，凡见一尺以下的银佛便揣入衣袖归己，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使他获得“苏扛佛”的绰号。
　　此外，刻经幢与造像作用相似。分幢顶、幢身、幢底三部，通高二米左右。幢身呈六棱，大多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镌有捐造者姓名。
　　礼敬三宝
　　佛门把佛、法、僧称为三宝，信徒自皇室到平民，一律礼敬。唐太宗迎接玄奘法师入慈恩寺，动用了朝廷仪仗、东宫卫队、长安和咸宁两县乐队，并请大德高僧数百人伴送，出动车辆数百乘，动员长安军民数十万人，以致京师万巷皆空。武则天于善导塔及殿宇伽蓝建成后，多次随喜布施，除奉献幡花宝烛外，并赠送大量珍宝、绢帛和衣物，对京西法门寺，她也馈送过各种宝物，重修法门寺塔时发现地宫，其中就有武氏的赠品。武氏当政时，昭应县(今临潼县)因地壳变动而隆起一座土丘，一些朝官迎合武氏所好，纷纷以祥瑞之兆上奏。武氏立将县名改为“庆山”，并在土丘上建造“庆山寺”。十年前，该地因施工发现了塔下的地宫口，清理出一组完整的佛宝，计有锡杖、法器、阿拉伯人面壶、三彩嬉戏双狮和玻璃器皿等。其中最珍贵的要算一整套宝帐、银椁、金棺、佛骨舍利，这些宝物非民间力所能致，无疑来自宫廷，现已建成临潼博物馆展览。不期武氏的善举于今掀起第二次浪潮。
　　唐宪宗(李纯，806—820)笃信佛教，他在位时戡平了淮西50年的割据局面，庆贺升平，乃于元和四年(819)由法门寺迎取佛骨，刑部侍郎韩愈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大臣，平生排斥“异端”，力谏阻止，尽管他跟宰相裴度平淮西立过功勋，也以“忤旨”险遭杀身之罪，老年被贬到蛮烟瘴雨的潮州，在途中留下流传千古的诗句：“欲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是明智的，在经过玄宗、肃宗间的安史之乱以后，又经德宗时的朱泚之乱，再加上平淮西的战乱耗*（左上又下二丨右攵），喘息甫定，创痍未复，的确不该作此豪举。
　　孰料于宪宗七代之后，唐懿宗又举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迎佛骨大典。
　　懿宗(李凗)咸通十三年(872)春，派敕使往法门寺迎佛骨。《资治通鉴》载：
　　群臣诛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殊翠。
　　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皇帝祭天地，最隆重的典礼)，元和之时不及远兮。富室沿街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糜。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耆者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
　　懿宗在唐代18列帝中，应是最昏庸者。在迎佛骨之前二年，他的爱女同昌公主病逝，他竟杀翰林医官20余人，并收捕其亲属300多人羁押京兆狱中，为祭奠女儿，焚烧的冥器皆饰以金银，以致其夫家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入葬时，殉以“服玩，每物皆二百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左饣右炎）四十橐驼，以饲体夫。”这位昏君竟把葬女儿和迎佛骨都当成奢侈挥霍的大好机会。佛徒有名俗谈：“求福不如避恶”，其懿宗之谓欤!
　　结交佛友
　　我国古代士大夫阶级，很多爱与僧人交友。僧人一般恬淡寡欲，与世无争，可以荡涤朝臣士人的尘俗之念，自魏晋以来蔚然成风，被视为风雅之举。唐玄宗(李隆基)对高僧一行极为敬佩。一行是我国历史上的大科学家，天文、数学、地理、机械无所不能，对科技事业贡献极大，他圆寂时年仅45岁。玄宗为了悼念他，“赐谥曰大慧禅师……为一行制碑文，亲书于石。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更赐绢五十匹，以莳塔前松柏焉。”
　　玄宗时的王缙、王维兄弟，都是虔诚的佛徒。缙任宰相，维任尚书右丞，都是清贵之职。王缙“素奉佛，不茹荤肉”，他与宰相元载说服玄宗设“内道场”，“引纳沙门日百余，馔供珍滋，出入乘厩马，度支(相当今财政部)具廪给，或夷狄人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以禳厌，幸其去，则横加赐与，不知纪极。”王缙对佛友真可谓不薄，不但引入宫廷享受华服美食，而且使他们个个致富，于是“凡京师上田美产，多归浮屠”。
　　王维精通诗、画、书法、音律，身在朝廷却一心向佛，他自号“摩诘”，和“维”相联，正是维摩诘佛的法号。他长期隐居蓝田辋川，与僧侣来往。安史乱中，他被安禄山挟持，授以伪职。唐肃宗克服长安后，他被囚禁于寺院，僧侣对他关照备至，他乃在寺内留下许多壁画作为报答（以上见《新唐书》本传)。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宦官诛杀了三位宰相。其中宰相李训“素与终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发而匿之，其徒不可。”以后李训辗转逃至凤翔、周至被擒斩首。当时京师喋血，被杀万余人。宗密敢担血海干系藏匿李训，足见交谊之深；其徒不许，也是出于无奈。
　　《异闻录》载有一个故事，唐代荐福寺僧人神秀与士人李仁君交好，神秀先知，替李预测了官秩和婚烟，并预测自己要死于李手，嘱托道：“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死后乞九郎(李某行九)作窣堵婆(梵语，指塔)于此，为小僧藏骸骨之所。”后来李某官至南昌令，神秀因泄露宫廷秘事被流放南方，到南昌又接到就地处决的命令，而监刑官恰是李某。神秀临刑大呼：“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神秀就刑后，李某为之泣涕，雇船托人，将遗体送葬于瓦棺寺(在南京或扬州)安葬起塔。一个现任官礼葬一个获罪的僧人，其交谊可谓生死不渝。
　　明代西安秦王府的历代王爷们，颇有几位与荐福寺的和尚来往。王爷降尊纡贵，和尚不亢不卑，彼此十分平等。据碑文记载，秦藩五世康王朱*（左土右絮）与寺僧古梅交悄甚笃，常宿于寺中，吟诗唱和，时人认为他二人“有夙世之缘”；七世简王朱诚泳也是荐福寺僧人的座上常客。他受佛教影响很深，颇能行些仁政，不但创办学校亲自督导生徒，而且对王府庄园的佃户也很能体恤，歉收即免除租赋，如和其他新王之横暴征敛相比，可谓凤毛麟角，这无疑是和尚们劝化的结果。
　　末代(十四代)秦王朱存枢，在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攻破西安后，满门投降，只有儿媳刘氏挺节不屈，自愿请死，李自成将她送入寺院，听任出家。于此，给秦王府三百年的信佛史划上句号。
　　明代有位王鹤(字薇田)，长安人，是位京官，文名赫赫。万历年间，他回乡料理母丧，住在荐福寺内，夜间与寺僧湛广闲话，湛广向他讲述小雁塔在成化、嘉靖两代地震中裂而复合的故事，他深感奇异，撰文刻于该塔北门楣上，给我国地震史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竞取佛名
　　唐代佛徒认为取佛名是虔诚的表现。据贺梓成先生在《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论文选集》中所提及，1955年西安东郊王家坟出土唐天宝四年《唐雷内侍府君夫人宋氏墓志铭》载，这位夫人的佛名叫“功德山”，言其在佛门中广积功德。1956年韩森寨出土贞元十五年《唐宦者王守廉夫人仇氏墓志铭》载，这位夫人佛名叫“千光照”，意为接受佛光普照。1956年郭家滩出土天宝三年《唐故屈府君元寿墓志铭》载，墓主佛名叫“维那”，这和王维叫“摩诰”一样。是直接以佛取名。再如大画家叫尉迟乙僧，有位西台御史叫佛庆，至于叫佛权，叫僧佑的乳名则更普遍。
　　波及文艺 佛教东传，将西域文化输入长安，对长安的文学、音乐、美术(绘画、雕塑)等影响至大。同时，对建筑也带来积极影响。
　　佛教思想的广泛流布，得力于其有效的宣传手段，法、论、经三藏基本是逻辑思维，重于哲理剖析，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而广大的劳苦群众，文盲居多，只能采取通俗的宣传方式，于是，唐代产生了盛极一时的“俗讲”。它是散文和韵文相间的一种新兴文体，散文平叙，韵文演唱，伴以乐器，成为以后宋、元、明、清“说唱”文学的滥觞。唐代有位文淑和尚，是俗讲大师，唐宝历元年，敬宗亲至兴福寺听他俗讲。敬宗少年即位，是个荒唐皇帝，终日沉醉于打球、角抵、捕狐狸的玩乐中，而“俗讲”偏能吸引了他，可见感染力之大。唐懿宗也常到安国寺听讲，并赐给讲经僧人两座高达丈二、百宝嵌饰的沉香宝座。一些著名的俗讲法师常被引进宫廷。“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朝廷提倡，百姓鹜趋。卫道者韩愈从反对的角度上诋毁俗讲，却意外地反映了俗讲盛况：
　　街东街西讲佛经， 撞钟吹螺闹宫廷。
　　广张福罪资诱胁， 听众狎恰排浮萍。
　　市民争听陈述祸福因果的俗讲，万头攒动，多如水上浮萍，描绘可谓淋漓尽致。
　　俗讲的内容多是佛教故事，最著名的是《太子成佛变文》和《目莲救母变文》。此后，佛教俗讲的变文刺激了历史体裁变文的发展，其著名者有《季布骂阵变文》《伍子胥变文》等。今将《目》《伍》两变各列一段作为比较：
　　目莲念佛如恒沙， 地狱原来是我家。
　　拭泪空中摇锡杖， 鬼神当即倒如麻。
　　——《目变》
　　儿家本住南阳县， 二八容光如皎练。
　　沙泊潭前照红妆， 水上荷花不如面。
　　——《伍变》
　　词义皆浅显通俗，句势如行云流水，元代董解元的《弦索西厢记》就借鉴这种形式，取得巨大的成功，而由俗讲(变文)发展的说唱文体在六七百年间蔚为全国民间文学的大宗。
　　我国的传统音乐，声乐在前，器乐在后，其功能大率为祭祖和娱神，公元前11世纪开始有了军乐。西汉以前乐器非常简单，只有钟、鼓、磬、缶(打击乐器)、琴、瑟(弦乐器)箫、龠、篪、埙(管乐及其他吹奏乐器)几类。自魏晋南北朝佛教风行中国后，乐器种类日渐繁多，尤其是西域各国和西北、东北少数民族的乐器大量涌入中国，于长安尤烈。鲁迅先生说：“唐人大有胡气”。信哉斯言!唐代王之涣诗：“羌笛何须怨杨柳”，岑参诗：“胡琴琵琶与羌笛”，都说明以后许多“国乐”乐器实来自胡羌。现存西安市文物局的佛座上，有许多北朝和隋唐的线刻、浮雕，其奏乐图中出现了筝、箜篌(类似西洋竖琴)、长号、铙钹、长鼓、马鼓、达拉鼓、笙、笳、长笛、琵琶、柳琴、月琴、排箫以及类似现今维吾尔族的冬不拉、热瓦不拉的匏制弹拨乐器。至今，西安地区的佛乐依然独具色彩。
　　至于美术，佛教影响在多方面有所反映。佛祖两大弟子文殊、普贤的坐骑青狮、白象，在汉魏以前绝少见诸艺术形象，至隋唐则大为兴时，帝王陵寝间比比见之，用作尊贵的象征。顺陵(武则天母氏陵)的大型走狮，重达数十吨，刀法生动，体现了强烈的力感；昭陵、乾陵的狮象透雕，也极尽一代技艺之精粹。至于石棺石椁两侧的珍禽异兽浮雕，也渗透着浓重的佛教意识。大、小雁塔的门楣和镶壁碑，刻有精致的殿堂图和天人供奉图，给我国建筑史、服装史留下无穷之惠。
　　寺院壁画在唐代盛极一时，据韩著《名寺》统计有：慈恩寺塔院西尉迟乙僧所绘《湿耳狮子趺心花》；贤圣寺东廊有韩干的《散马》(牧马图)；千福寺有王维的《辋川图》；贤圣寺又有吴道子所绘的执戈武士；赵景公寺有吴道子所绘天王像、执炉天女像以及在菩提寺所画的礼佛仙人等。可惜这些当代第一流的作品大都毁于兵火或日久剥蚀。明代一些无聊文人甚至铲去前代壁画，涂污墙壁题诗者，真可谓千古罪人。
　　有幸的是，自北魏以来，碑碣墓志上的边饰，保存有关佛教的线刻、浮雕作品甚多。
　　促进旅游
　　佛寺多建于风景区，唐人有诗云“天下名山僧占多”，至今仍是如此。由于寺院卜址山水形胜之地，所以远近士女乐于朝谒，除礼佛外，大抒野游之兴。长安城东的青龙寺，位于乐游原上，并与杜陵原相连，可以眺望沪、灞、*（左氵右矞）、*（左氵右高）四水，并与曲江池相邻，所以不但香火兴旺，而且游人杂沓，春季踏青时阖城士女联袂而游；慈恩寺内太真、元果两院之牡丹为京师之冠，更吸引了无数游客。《唐语林》载慈恩寺有位老僧培育了天下罕见的正红牡丹，几位朝官垂涎而羡，终于让自己的子弟们盗掘而去。加之寺东又有月登阁，是新及第进士蹴鞠(踢足球)之地，周围有看台，“仕女搴帘以观”；寺内又有剧场，《唐书》载唐宜宗的女儿万寿公主观剧留连忘返，连“小郎”(小叔子)有病都不闻不问。
　　旅游最兴旺的景区莫过于终南山里的南五台，据《辩疑志》载：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呼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涧，水绿崖倒(水清倒映山崖)，一十八里至峰，谓之灵应台。台上置塔，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众传观世音菩萨曾现身于此台，又说塔中铁依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礼谒。去者皆负米面油酱之属。台下侧近兰若(小型寺院)四十余所，僧及行童衣月良饮食有余，每至大斋日送供，士女竟至千人，少不减数百，同宿于台上。
　　显然，这一处景色秀丽的寺院，已形成京畿著名的旅游点。
　　涉及考古
　　今西安城东韩森寨有一座形制特异的古墓，唐代以前称为“尖冢”，认为是吕不韦墓，入唐始定为秦庄襄王(始皇之父)的陵寝。清初诗人康廼心《过庄襄王陵》云：
　　园庙衣冠此内藏， 野花岁岁上陵香。
　　邯郸鼓瑟应依旧， 赢得佳儿毕六王。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人民政府于1956年将此陵正式命名“秦庄襄王陵”，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趣的是，此陵得以“正名”，应归功于唐代一位老和尚。据《两京记》载，唐长安城东海法寺有位英禅师，与鬼交往(庸代称见鬼人，僧俗皆有)，他告诉寺主慧兰，秦庄襄王遣人求告，饥饿太甚，要到寺里饱餐一顿，同行有200多人。慧兰备下丰盛的酒肉，庄襄王届时率众赴宴：
　　侍从甚众，贵贱罗列，坐食甚急。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时未有佛法，地下见责功德(阴司要依照功罪以定其祸福)，
　　吾但以放生矜恤*（左忄右上句下子）孤(抚养孤儿)应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座上人云：“是陈轸，为多虚诈；”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为杀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从人索食而自受饥窘也?”答曰：“慈心少，且余人又不相见，吾贵人，不可妄作祸祟，所以然也。”
　　这位和尚是否能见鬼姑且不论，但他熟悉秦陵的位置却无可置疑。原来自秦孝公迁都咸阳后，秦王陵逐渐东移，产生了规模巨大的“东陵”，其范围东到新丰，西至宜春苑以北(即今韩森寨)，贵族邵平被封东陵侯，其采邑的中心在今临潼与西安之间，至今仍称“邵平店”，所以英禅师所指的庄襄王陵方位准确，一直被考古界所接受。
　　僧人入俗
　　僧人绝大多数生活于尘世中，十方禅林接触社会各界人等，有时也干预俗务。《玉泉子》记载，唐代裴坦当宰相，主持科举，他的两个公子大纳赃贿，把进士按名次论价卖给权贵子弟，有位老僧与裴府是通家之好，常闭目捻着念珠穿堂入室，两个公子对他毫不避讳。老僧认识一个举子，既老且贫，因无钱贿买考官而屡试不第。一天两公子正在谋算卖第，老僧突然闯入，厉声斥责，吓得公子下拜求饶，并许以重金，深怕老僧泄露出去招来破家之祸。老僧拒绝财贿，指名让把穷举子取在某个名次，总算慈悲，只给他们以警戒性惩罚。《太平广记》记载又一老僧与某贵官两个公子相好，这对兄弟是美食家，非自家所制馔肴从不入口。一次，贵官的老部属托老僧请公子赴宴，公子推脱再三而后去了，主人盛筵相待，公子举箸不下，勉强吃了一口，像服毒药、吞钢针，无法下咽。事后老僧问其原因，公子说食物皆非“炼炭”所烹，有烟火气，怎堪吃?不久遇到战乱，老僧和两公子一起逃难，挨了好几天饿。老僧好容易买到一些“煮饼”(面条)，粗而且黑，少盐没醋，两位公子却狼吞虎咽大吃一顿。老僧拊掌大笑：“此非炼炭所烹，郎君怎堪食耶?”羞得公子无地自容。
　　佛事流俗 人们信佛是为了修福免罪，对佛教节日极为重视，其最隆重者要算盂兰节。《唐书》载：
　　七月望(阴历十五)日，宫中造盂兰盆，缀饰璆琲，设高祖以下七圣位，幡节衣冠皆具，自禁内分诣道佛祠(似应为“分道诣佛祠”)铙吹鼓舞，奔走相属……群臣承风，皆言生死报应。
　　盂兰节之设，是为超度亡魂。据说，地藏王菩萨专以祓救孽鬼为事，发誓说，地狱内有一孽鬼，他便不肯成佛，但是这位菩萨终日闭目念佛，只有七月十五日才睁眼一天。“君子可欺以其方”，人们便骗他，在这天家家焚香，人人念佛，他认为三百六十天如一日，便大启慈航，消灾降福。
　　社会上信佛之风弥漫，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不同程度要受其薰染。信徒持斋是最起码条件，必须断绝“五荤三厌”，即不食用葱、韭、薤、蒜、芫荽(一说为荆芥或藤蒿)、鱼、肉、酒(一说为雁、犬、龟)，进一步则持戒(不奸淫、不偷盗、不杀生、不打诳语)。有了急难，便悔罪求佛，或立宏誓大愿。如妇女生产要念《血盆经》消灾；遇祸要诵《大悲咒》弭祸；辟邪则念《千手千眼咒》求助。孝子慈亲在亲人病重时，往往求佛赦免亲人，自当罪戾。1956年韩森寨出土贞元六年《秦府君妻孟氏墓志铭》载，孟氏患病，其子秦仑“求诸佛神，以身请命”。1952年西安南郊新开门村出土天宝十四年《唐故殿中省进马宋应墓志铭》载，应父宋昱自监察御史贬为桂阳尉时，宋应六岁，随母到桂阳省父，感染重病，“慈母愿以身代，请命于天。”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的近臣乔琳随玄宗奔蜀，在终南山骆谷，他请求到仙游寺出家，以替玄宗禳灾。但他旋即跑回长安，向安禄山投降求官。唐军收复长安后，玄宗鄙弃他这种口是心非的伪善行为，将他杀掉。
　　丰富语汇 佛教传入长安，开拓了人们的思想领域，丰富了语汇宝库，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词句，如：
　　大慈大悲 幡然悔悟 救苦救难 万家生佛
　　善有善报 七情六欲 芸芸众生 大彻大悟
　　怙恶不悛 万劫不复 天花乱坠 宝雨缤纷
　　口吐莲花 佛法无边 执迷不悟 大千世界
　　道高一丈 魔高一尺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六道轮回 皆大欢喜
　　广种福田 一佛出世 二佛涅*（左忄右上句下子） 四大皆空
　　在劫难逃 如雷贯耳 醍醐灌顶 心猿意马
　　借花献佛 功德无量 参禅悟道 积福行善
　　僧多粥少 天女散花
　　以上所举多为成语，还有许多谚语与歇后语也源发于佛教。如：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不看僧面看佛面；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富了和尚穷了庙；三个和尚没水吃；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谚语
　　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老虎带念珠——假充善人；望乡台上唱乱弹——不知死活；小鬼扳金刚——以小欺大
　　——歇后语
　　这些成语、谚语和歇后语，都来自佛教意识，发源长安，流布全国，给中国语汇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当然，佛教传入中国社会，也有少数加以歪曲利用，如清代的白莲教，民国的一贯道，都曾诡托佛法以惑人，佛教正宗视其为“左道旁门”“邪说野狐”。不但为社会所不取，更为广大佛徒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