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世纪对话(一)
儒释道世纪对话(一)
儒、释、道三家对话,不仅仅是今天才开始,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开始,三家在一起对话已经超过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佛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对六师外道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也是通过对话的形式来阐释。印度很多的论师,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等等,他们造了那么多的论典,其实也就是与不同宗派,不同宗教对话的结果。
2008年4月19日起,儒释道三方代表齐聚澳门,就“中华文化与社会和谐”主题进行精彩对话。该论坛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主持,对话交流有三个子题目:
1、儒释道“对话”对中国历代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作用;
2、儒释道“对话”的历史规律和经验;
3、儒释道“对话”对中华文明建设的现实价值和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参考价值。首届“文明对话暨论坛”由来自北京的叶圣陶研究会、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澳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一连举行两天。
主持人:许嘉璐,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主持嘉宾。
佛教代表:学诚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道教代表:张继禹道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儒家代表: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
许嘉璐: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长时间的不同信仰之间的友好对话、共生共长的经验。面临着新的世纪,又应该有一轮新的自觉的对话。我们的先哲能够进行友好对话,除了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理解与从对方吸取营养,这样的经验之外,在这些行为之后,还有什么更根本的、深层的原因?在我们回顾历史,从祖先的怀抱里再次吸噬人类智慧的乳汁的时候,必须通过相,达其意,才能立与我们祖先相同的志。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探讨,而看看学术界的一些论点,似乎这方面关注的还不太够,不知三位有没有同感?
林安梧:对话在中国历史里头,各个宗教的对话一直是有的,和谐这个“和”字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地方,它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不同而同才叫做“和”,和而不同,君子是和而不同,小人是同而不和;君子是周而不比,小人是比而不周。我是进到这个天地里面,才开启这个对话。有天、地,有人,在我们的传统哲学讲叫“三才”,人参与于天地之间,当然很重要天地中有万物,人进到这里面才开启了整个世界的可能。
谈到儒道佛的对话,这个对话已经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儒道原先是同源互补,那么佛进来,也经过一两千年,整个中国文化是越来越丰富。我曾经作过一个简单的比喻,“道家好像空气、水,儒家好像饭,佛教是药,有病要吃药”。佛教传进来的时候,中国其实是处在病痛的年代,传进来后不到100年,就跟道家有融合,所谓“六家七宗”就出现了,后来佛教在中国出现了天台、华严、禅宗,有这么高的成就,都有道和儒的因子渗透在里面。
儒道佛的互动融通是非常的丰富。我开个玩笑说,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本来是药,药厂开得很大,久了就兼卖健康食品,里面也有儒家、道家的东西。举个例子,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去年定为“克己复礼”年,克己复礼出自《论语》,你说这可以不可以?在我们华人世界里,当然可以,在西方就会觉得很荒谬,你这么拿别人的东西放到自己的教里面去?因为佛法不离世间法。总的来讲,台湾的人间佛教为什么这么兴盛?它是和儒、道结合在一起的。在台湾,我的体会是家家儒道佛,所以我常和一些朋友说,你填履历表时,在宗教那一栏,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宗教,你就写一个“中国传统宗教”或“华人传统宗教”,不应该写“无”,因为你既是儒,又是道,又是佛。现在你如果说佛只是药就不对了,它已经是什么都卖了。
这样一个交融互渗的原因,在学理上,我曾经做过探讨,也就是在华人宗教里面,是“因道以立教”,这个道是共通的,儒道耶回乃至世界各大宗教,都通到那个共通的根源,我们姑且叫道,它不只是道家的道。而西方的一神论的宗教,它是“立教以宣道”,排他性强一点,不过这些年我参与过一些宗教对话,文明对话,慢慢的大家也打开了这些限制,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一神论的宗教的学者,排他性不像以前那样了,也就是说,信徒之间的来往也多了,宗教学者之间的来往也多了,高层之间的学术理论沟通也多了。
宗教信仰在一般的华人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的困难,这一点在台湾特别清楚。据我所知,台湾的宗教信仰,儒、道、佛、耶,还有传统的信仰、少数民族的宗教、伊斯兰教与其他的一些宗教,加起来总信徒人口超过2300万,但是台湾的人口只有2300万。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信了好几个宗教,那么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在我们来讲,叫“道通唯一,教出多门”,教与其说是religion,它其实是teaching,在华人世界里,这个方面从来不是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明开启了对话,宗教开启了对话,慢慢我们就体会到,在整个中华传统里,原先就具有这么多可贵的因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能够有最极端的不同,其实它不是不同,它是辨证的和谐。也就是我们易经所说的,“因易之为道”,从宇宙造化的根源,到人间善性的实践,到人性的落实、教化,它有一整套的东西。
许嘉璐:林先生强调了两点:第一点,中国文化讲“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在中华大地上,儒学在前,从汉末开始,佛教传入,虽然道学和儒学同时产生,但作为道教,却是比较后期,因此“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就自然成为基础。第二点,就是中华民族信仰的多重性,这在西方哲学里有时叫做双重人格,双重信仰,其实在中国,有时不是双重,有时是三重甚至多重,这是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这是儒者的见解。在宗教者看来,符合不符合佛与道的教义?我们知道世尊有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门?就是因根施教。同样,道教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林先生这番话强调的这两个重点,对于我们的高僧与高道,联系自己的教义是否认同?
学诚法师:佛教在中国流传超过两千年的时间,已经融入到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融入到炎黄子孙的血液当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没有听说过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外来的宗教,但佛教跟中国的社会融合得更加密切,所以我们一谈传统文化就谈到儒、释、道三家。
梵蒂冈在一次宗教普世大会上,请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参加会议,但不请佛教。为什么不请佛教参加会议?梵蒂冈说佛教没有主神,所以我们不请佛教。言外之意,他不把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来看待。但是哲学界里面,认为佛教里有很多很多的神,它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一个神,属于多神教。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究竟跟一神教有什么不同?那么,佛教在中国成功的传入,以及两千年以来发展、壮大的过程可以证明一点,就是佛教非常擅长于同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相结合,各个民族相结合,尤其是民族的文化。汤因比说,二十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佛教传到西方。
儒、释、道三家对话,不仅仅是今天才开始,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开始对话,这在历史上面都是能够看得到的,比如在佛教的典籍《弘明集》、《广弘明集》,以及很多祖师大德的著作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对话,不是说谁来取代谁,也不是说谁比谁好,谁比谁高。刚才主持人也谈到,对话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来理解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宗教,他们说些什么,他们这些理论、观点,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帮助。所以更重要的是,报着一种互相交流、互相接纳、互相学习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对话,不仅仅对对话的人,也是对在座的人,甚至更多的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我们对话的人,都会有帮助。那么,佛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如是我闻”,它是靠听,那么听的话,就需要人去说,这就有一个说跟听的关系。
许嘉璐:学诚法师刚才说了一个人名叫汤因比,是英国历史学家,已经过世,他的巨著,就是《历史的研究》。刚才最后一句话“如是我闻”,这是在所有的佛所说经里,开头的四个字。如是我闻,那就是他后面演绎、解释了,就是佛教的学说,是靠口弘道,靠知闻,但是知闻只是第一步。
学诚法师:今天这一堂对话,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听的人要能跟说的人相应,要能够对对话的本意有一个准确的理解,我认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才不会引发歧义,才能够促进和谐。
许嘉璐:我对儒学、佛学、道学都是个想入其门墙而未得的人,我也希望望其宫室之美,那恐怕很难达到的。就我的寡陋见闻,世尊在他的所说法中,对于外道,包括对婆罗门教,以及后来的高僧大德,对于小乘佛教,是有意的、很清楚地标明我和他们不同,但佛教从来没有对于与自己异者采取一种暴力的、权威的手段,那么我想,恐怕这也是蕴涵在佛教教义中,不注文字的一种精神,不知我的体会对不对?
学诚法师:佛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对六师外道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也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他怎么说,佛教怎么认为,这样来阐释。印度很多的论师,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等等,他们造了那么多的论典,其实也就是与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宗教对话的结果。
许嘉璐:另外是不是在佛教中也是这样,对于未开悟的人,比如只达到罗汉果位的人,要想开悟,让他进入到菩萨果位,也都是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因为到了宋代,禅宗走到棒喝阶段,给人一个误解。比如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菩萨病了,世尊派菩萨去看他。一个一个地点名,一个一个不敢去。那么就叙述了自己曾经在维摩诘面前显出了自己的道力不足啊,开悟的程度不够,受到维摩诘的教育,这样就很怕到维摩诘那里去再被诘难,受到考试。像这样一个很生动的故事,我想就体现了佛教对于不同的文化、对于开悟不同程度的人的一种包容、爱护、理解和尊重。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学诚法师:对话还存在着一个层次的问题。最高的对话就是不要说话,心灵是相通的。
张继禹道长: 高道不敢当。道教说“道高弥安”啊,这个追求的目标是要一辈子。中国文化之所以能这样五千年沿传至今,而且不断地吸收新的文化或者说域外的文化,不断地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文化的主体性,这个文化五千年不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一个主体,但是有自己的主体性又不排他,就是说有包容性,没有排他性,应该说这里面是道的文化。我觉得道的文化不一定是指道教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就中国来讲,应该说是一个道的文化,应该说道是既有主体性又有包容性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按照道家来讲,老子讲就是要“自虚极”,自虚极才能够达道。庄子讲是要“为道极虚”,虚就是要包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要有虚,就是我们要有空间,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朋友,我们都要留有空间。像我们建一个大房子,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会场,容纳这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空间,才可以坐到一起。所以我觉得既有主体性,又有包容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总结道教文化时有一句话,叫“道教之真精神”。他把道教之真精神的提法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既能不断的吸收外来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又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就是既要保持一个小我,我们都是一个分别不同的个体,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域,这都是小我。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大我,融入到这个大的道中去,我觉得中华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年,维护这样一个大一统,可能跟这个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张继禹道长:我觉得在当代,文化吸取外来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促进对外的交流,不断吸收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来补充我们。一方面,我们叫两岸四地,两岸四地是一个整体,从文化上面来讲,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提起的概念。第二,其实三教的对话,历史上很多人作了很多的贡献。南北朝的时候,梁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道士,一个是和尚。道士是陶弘景。陶弘景是梁武帝时期的人,这个人很有学问,既是道教的高道,又是医学家,还是化学家,他发明了冶炼,还可以说他是散文家。梁武帝非常尊重他,请他出来做宰相,但是他深居在山中,人称“山中宰相”。他用自己的行动促进三教融合,他把道教的神仙排了一个谱系,在这个谱系里边,把孔子也吸收进来了。在他的道场里边,既设一个道堂,也设一个佛堂,隔日朝拜。今天去道堂里边朝拜、诵经,明天去佛堂里边朝拜、诵经。还有一个和尚,叫傅大士,他是主张三教合一,有一天他是戴着道冠,穿着袈裟,脚上穿着靸履,然后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个打扮?他说:“我是要以儒为基础,以道为首,中间以佛为心。”
许嘉璐:这就是林先生所说的,空气、水和饭和药。
张继禹道长:历代的人都在诠释这样一个三教合一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不在三教对话,是我们许许多多的历代大儒、高僧、高道,在默默的,包括我们许多的社会大众,都在参与到这样一个三教的对话、三教的融合中。就如刚才林先生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有多重的信仰,他来自文化的这样一个影响,通过我们的行动也在促进着三教的融合,构成中国的这样一个“道”的文化,或者说“和”的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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