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和佛界地位

论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和佛界地位
　　吴 企 明
　　今年，是鉴真大和尚登陆日本东渡弘法1250周年。海内外高僧大德、知名学者、友好人士云集中国扬州大明寺，共同缅怀、纪念我国历史上的律学宗师，日本律学始祖，中日文化、佛教交流的友好使者鉴真大和尚。
　　一、佛学传承
　　鉴真大和尚生于唐垂拱四年（688），武则天长安元年（701），随父至扬州大云寺出家。尔后，他游学二京，先后受名师诱导，精研佛法，为他日后成为江淮一方律宗宗首奠定基础。赞宁《宋高僧传·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以下简称《鉴真传》）：
　　殆中宗孝和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诣长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实际寺荆州弘景律师边得戒。虽新发意，有老成风，观光两京，名师陶诱。三藏教法，数稔该通，动必研几，曾无矜伐。日僧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唐中宗孝和皇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杖锡东都，因入长安。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西京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荆州南泉寺弘景律师为和上。巡游二京，究学三藏。
　　两传记记载大体相同，对鉴真大和尚的佛学传承，都语焉不详。为清晰、准确地论述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和佛界地位，我们很有必要从唐朝佛学发展的大背景锲入，周详地探讨鉴真大和尚的佛学传承，把握他的佛学思想的真谛，才能深入研究他对佛教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在佛学界的地位。
　　唐王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随着政治上的日前强大，经济上的空前繁荣，文化事业也进入兴旺鼎盛的历史阶段，这是促进佛教长足发展的客观基础。再则，唐代承继南北朝、隋朝佛教发展的优势，又受到唐代前期帝王如唐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等的推奖和提倡，初盛唐佛教发展进入极盛期。广建佛寺，弘传佛法，佛经的翻译和佛学的研究，非常活跃，佛教中又分出许多宗派，如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宗、禅宗等，而律宗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宗派。
　　唐朝前期，印度佛教的发展达到顶峰，唐代佛学界的有识之士，继承东晋法显的精神，远道赴印学佛，掀起了到印度求法的热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如实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赴印盛况。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人，一是玄奘，他特别重视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后来成为法相宗的创始人；一是义净，他特别重视考察佛教的僧团制度和戒律规定，自印度携回并翻译了许多佛经，以律部为多，“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宋高僧传·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卢璨为他所写的《塔铭》（《贞禄》卷十三）说：“前后所翻经一百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并束力编入一切经目。”这比《宋高僧传·义净传》说他译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要多出许多。又别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的事业，为唐代律宗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佛教自传入华夏后，到东晋时代，戒律渐趋完备，鸠摩罗什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佛陀跋多罗译《僧祗律》，诸律先后译出。六朝时代，《十诵律》、《四分律》并重，延至隋唐，《四分律》成为律之正宗。“律”，是僧伽行事的种种规定，需要遵守的仪则。“律藏”，是戒律以及与此内容相关的典籍的总称，为佛家三大法藏之一。历代高僧都非常重视“律”。梁慧皎说：“入道即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义为先。”（《高僧传·明律论》）唐道宣说：“律为法命。”（《续高僧传·明律论》）唐李华说：“夫沙门奉律，犹世间行礼。”（《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载《全唐文》卷三二0）宋赞宁说：“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宋高僧传·明律论》）可见“律”在佛门中的重要地位。
　　《四分律》在唐代弘传过程中，分出南山、相部、东塔三宗。
　　南山律宗的创始人是唐代名僧道宣，隋大业中，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专门研究律学，曾参加玄奘译场，为西明寺上座。他先后在终南山白泉寺、崇义寺、丰德寺修行、习律、传法、著述，故称此宗为“南山宗”。其事具载《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学识渊博，著述甚多，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简称《行事钞》）、《四分律比丘舍注戒本》、《四本律删补随机羯磨》（简称《注羯磨》）、《量处轻重仪》等重要律学著作，还有《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释迦方志》、《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等，赞宁盛称：“宣之持律，声振竺乾；宣之编修，美流天下。”（《宋高僧传·道宣传》）道宣弟子文纲，仍在关中传道，至文纲弟子越州隆兴寺道岸，开始将南山律宗推向江南。他有鉴于“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宋高僧传·唐光州道岸传》）遂向皇帝请得“执行南山律宗”的墨敕，在江南弘传律学，“伊宗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同上）道岸律师为南山律宗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相部宗的创始人是法砺，居相州日光寺，撰《四分疏》、《羯磨疏》、《舍忏仪轻重序》等，为世所重，故其宗号相部。把相部律宗推向江南的，是观音寺大亮的弟子昙一。他在开元末东归会稽开元寺，在东越30年，讲《四分律》35遍，《删补钞》20余遍，声振吴会。
　　东塔律宗，创始人是京兆怀素，受具足戒后，专攻律部，初从法砺，发现诸说弊病，乃标新立异，撰《开四分律记》、《四分僧尼羯磨文》、《四分僧尼戒本》。他居西太原寺东塔院，因号东塔宗。怀素弟子扬州龙兴寺法慎，依东塔之疏，解释律文中的疑难，时贤推服。法慎有三个弟子，即开元寺昙一、福州楞枷寺怀一、余杭宜丰寺灵一，他们以东塔为本，而兼具两宗色彩，会合三宗，体现出江南律学的特色。
　　明了律学三宗的概况后，再看鉴真大和尚的师承传授，便能洞彻地了解他的佛学渊源。《东征传》和《鉴真传》谈鉴真大和尚的佛学传承很简单，很不明确，只有日僧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对鉴真大和尚的佛学渊源作了非常具体的记载：“鉴真和尚是天台宗第四祖师，从天台取，若从南岳取者是第五世。随弘景禅师受具足戒，并学台教。弘景是南山亲度授具弟子，随章安大师学天台宗。鉴真随道岸律师受菩萨戒，即是三聚通受之法。随融济律师学《南山律钞》、《业疏》、《轻重仪》等。道岸、融济，并南山道宣律师受学弟子。弘景、融济，俱释《南山律钞》。鉴真随西京禅定寺义威律师，听法砺律师《四分律疏》一遍，次就西明寺远智律师，听彼疏一遍，次就东京授记寺从金修律师及慧策律师，听彼疏各一遍。后随西京观音寺大亮律师听砺疏五遍。前后始终学相部大疏总获九遍。上之诸师并西塔满意律师受学门人也。鉴真受具五夏之中，如是游学，究砺宣宗。”
　　下面，我们将对《三国佛法传通缘起》所记载的各位律师，逐一寻踪。
　　道岸律师，是律学南山宗道宣的再传弟子，将南山宗推向江南的有功之人，已如上述。他在佛界的地位很高，“命世挺生，天下四百余州，以为授戒之主。”（《东征传》）“时号为大和尚”（《宋高僧传·道岸传》）屡受皇帝征召，特受荣宠，图画于林光宫，中宗为作《图讚》（《全唐文》卷十七）：“戒珠皎洁，慧流清净。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学综真典，观通实性。维持法务，纲统僧政。律藏冀（原作异据《宋高僧传》改）兮傅芳，象教因乎光盛。”道岸所到寺院，统帅僧徒，善诱克勤，深契物心，天下以为荣，古今所未有。鉴真大和尚能成为道岸大和尚的弟子，佛缘匪浅，得益甚深。
　　弘景律师，又作“恒景”，是文纲律师的弟子。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纸背弘景传所引思托《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又称《鉴真和尚广传》，以下简称《广传》）：“弘景律师初受戒了，讲律百遍，是南山宣律师重受戒弟子。”他精研佛法，撰《顺了义论》二卷，《摄正法论》七卷，《佛性论》二卷（《见《宋高僧传·恒景传》），还为实叉难度所译《文殊授记》、天智所译《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证义。他在武则天、中宗朝三次被召入宫为受戒师。景龙三年（709，也就是鉴真大和尚受具足戒之次年），奏乞归山，还荆州南泉寺。中宗亲自赋诗送别（诗已佚），中书令李峤、中书舍人李七等人作《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二诗现存，载于《全唐诗》。天下人都以此为荣。
　　融济律师，是南山宗创始人道宣的弟子，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纸背融济律师传所引《广传》：“鉴真和上乃於长安受戒了，初即禀承满州融济律师学宣律师《行事钞》及《羯磨疏》、《轻重仪》等。”这位融济律师乃是“名匠一方，南山上足。”（《宋高僧传·玄俨传》附）
　　义威律师是道岸的弟子，《律苑僧宝传》：“律师名义威，出于周律师之门，明炼昆尼，慧解精绝，开法于西京禅定寺，四远响应，师尝著《事钞灵山》若干卷，《四分律钞记》六卷。”鉴真大和尚曾随他听讲法砺律师之《四分律疏》一遍。
　　远智、金修、慧策律师都是满意律师的弟子；大亮律师是满意的再传弟子。满意是法砺的弟子。唐颜真卿《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全唐文》卷三三八）：“洪传法砺，砺传满意，意传法成，成传大亮。”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卷四纸背满意律师传引《广传》：“鉴真大师从义威乃至大亮五人律师，禀学相部大疏，宗承殊深。”可见鉴真大和尚习研相部律学，时间很长，深受影响，确实是“宗承殊深”。
　　如上所述，鉴真大和尚“如是游学，究砺宣宗”。“砺”即法砺之相部宗，“宣”，即道宣的南山宗。也就是说，他的佛学渊源，深承律宗南山、相部两宗精义。从他第六次东渡日本时携带的怀素律师的《戒本疏》（即为《四分僧尼戒本》之疏）看，他也兼涉东塔之学。
　　鉴真大和尚除了精研律宗典籍外，也涉猎佛学其他诸宗。他曾随弘景律师学天台教义，第六次东渡日本时携带的诸多经书中，有《六妙门》、《天台止观》、《法门玄义》等，这都是天台宗的典籍；有《华严经》，这是华严宗的典籍；有《涅槃经》、《大品经》，这是三论宗的典籍。我们详考鉴真大和尚的宗师传承和佛学渊源，可以见出他从众多的高僧那里获得精深的佛学义理、渊博的象教学识和探究佛学的钻研精神。他反对宗派间的相互斗争，主张宗旨的兼学通受，他以南山律宗为本位，汲取相部、东塔律学的精义；他以律学为本位，融汇天台、华严、三论诸宗之学，体现出有道高僧的博大胸怀和宽容精神，代表着佛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凝然《三国佛教传通缘起》论及鉴真大和尚时说过：“四部文籍，常恒讲说，定慧证修，内外该亘，天台数观，研究精详，五乘洞达，三藏通晓。”用这段话来总结鉴真大和尚的佛学思想，十分恰当。
　　二、弘法业绩
　　鉴真大和尚一生的弘法活动，可以分为东渡日本以前和东渡日本以后两个阶段。他的弘法活动的基本内涵为讲律授戒、建造寺塔、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培养高徒等，他的弘法业绩巨大辉煌，呈现六大特征。下文分别加以论述。
　　第一阶段，自京洛学成，东还江淮，广为弘传佛法。《鉴真传》：“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东征传》：“巡游二京，学究三藏。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于是兴建佛寺，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
　　两传说得极为简括，而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则具体指出：鉴真大和尚在天元元年，开始讲法砺《四分疏》，开元六年，讲授《四分律删繁补补阙行事钞》、《量处轻重仪》，开元十五年，讲《羯磨疏》。尔后，他在淮南、江北诸寺，讲律授戒，略无停歇。《东征传》记载鉴真大和尚46岁以前累计弘法业绩：“讲大律并疏四十遍，讲《律钞》七十遍，讲《轻重仪》十遍，讲《羯磨疏》十遍。……讲授之闲，造立寺舍，供养十万众僧；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缝衲袈裟千领，布袈裟二千余领，送五台山僧，设无遮大会。……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前后度人授戒，略计过四万有余。”《三国佛法传道缘起》卷下：“修造佛寺八十余所。”
　　此后直到66岁到达日本以前的20年间，鉴真大和尚所作的弘扬佛法的善事，远远超越这个统计数字。特别是在他五次东渡遇险的过程中，仍坚持弘传佛法，随时、随地讲律授戒，造殿塑像，第六次东渡离扬州时，临行还为二十四沙弥授戒。
　　第二阶段，自登陆日本后直到圆寂。
　　鉴真大和尚于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日（即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到达日本阿多郡秋妻屋浦，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渡海传法的宏愿。大和尚到日本后，受到上自天皇下至僧俗人等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尊重。天平胜宝六年二月，大和尚八往东大寺，四月于卢遮那殿前立戒坛，首先为天皇授菩萨戒，夫人、王子亦登坛受戒，先后为四百余人受戒，盛况空前。《佛祖统记》卷四十：“即至，王迎劳之，馆于毗卢遮那殿，请其授归戒，夫人、群臣，以次禀受。”《鉴真传》：“初于卢遮那殿前立坛，为国王受菩萨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后教本土有德沙门足满十员，度沙弥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东征传》记载得更为详明：“其年四月，初于卢舍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戒。寻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菩萨戒。又旧大僧灵佑、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普谢、行潜、行忍等八十余僧，舍旧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
　　出现这种佛门盛事，是因为日本国素乏能授戒的大德高僧。天宝元年，荣睿、普照到扬州初见鉴真大和尚时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见《东征传》），在此之前，荣睿、普照曾邀请东都大荐福寺道璇律师去日本传戒，道璇律师“随普寂习传华严以及禅法，亦明律宗，亦善天台宗，达菩萨戒。”（《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他对华严宗、天台宗在日本的兴起，律学在日本的普及，都曾作出很大贡献。但是他还不能登坛授戒。《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说：“道璇律师虽先来朝，僧众不足，不能秉行结界登坛受具戒法，啻恒讲敷律藏而已。”如今，德高望重的“授戒大师”鉴真大和尚来到日本，带来14位弟子，立即可以开坛授戒，进行三师七证授戒的仪式，自然倍受日本朝野、僧俗的重视和爱戴。
　　鉴真大和尚于76岁时，无疾而终，在日本共11年。其间，建造唐招提寺和佛像，长传《四分律》、道宣《四分律行事钞》、法砺《四分律疏》、定宾《饬宗义记》，“自是以来，长敷律藏，受教者多。”（《鉴真传》）弟子思托还用汉语为日僧忍基等人讲授律学诸籍，培养大批律学师资。
　　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中，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事业，便是培养一大批“超群拔萃、为世师范”的弟子。《东征传》列出了他们的法名：扬州崇福寺僧祥彦；润州天响寺僧道金；西京安国寺僧睿光；润州栖霞寺僧希瑜，刘轲《栖霞寺故大德律师碑》（《全唐文》卷七四二）：“金陵希瑜律师。”与《东征传》合。希瑜，一作法瑜，李华《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载会葬上首者为“润州栖霞寺僧法瑜。”
　　扬州白塔寺僧法进，随鉴真大和尚于第六次东渡日本。圆仁《大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法进僧都，本住白塔。”《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正月十六日条云：“入唐副使从四位上大伴宿祢古麻吕来归，唐僧鉴真、法进等八人随而归朝。”润州栖霞寺僧乾印；沛州相国寺僧神邕；润州三味寺僧法藏；江州东林寺僧志恩，《东征传》：“近天宝九载，有志恩律师于此（庐山东林寺）坛上与授戒。”思托《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即江州庐山东林寺僧志恩，以唐天宝九载春三月，于寺晋远法师甘露坛上，为僧尼受戒。”颜真卿《西林寺题名》（《全唐文》卷三三九）：“（永泰丙午）夏六月癸亥，与殷亮、韦桓尼、贾镒、杨鷫憩于西林寺，有清真律师，深究清净毗尼之学，即律祖师志恩之上足，余内弟正义之阿阇黎也。”
　　洛州福光寺僧灵佑，凝然《华严二种生死义》卷三纸背嵩岳定宾律师传所引《广传》：“爰有鉴真和尚弟子灵佑律师，心融三藏，名流天下，论辨难当，于讲解之次，诸有学者请出斯文，续前所无，制《补亡饬宗义记》一卷，添前九卷（按，此指定宾律师之《饬宗义记》，存九卷。）足成十轴也。”扬州既济寺僧明烈；西京安国寺僧明债；越州道树寺僧睿真；扬州兴云寺僧惠琮；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东征传》说这类弟子共有35人，但仅载以上15位弟子的法名。尚可考见的“超群拔萃”的鉴真弟子，还有：
　　天台山国清寺僧思托。他是坚决追随师父渡海弘法，历尽艰险，始终追随的弟子，“难有大和上、学问僧普明、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东征传》）他的文史修养很好，在鉴真大和尚圆寂后，动手写了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三卷，非常详细地、生动地描述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弘法的前后经历、见闻，具有实录性质。可惜没有传入中国，已经佚失。日僧凝然的《华严二种生死义》纸背片段地载有思托原著的佚文，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日僧真人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以思托之《鉴真传》为蓝本写成，仅一卷，已是略记。思托又撰《延历僧录》五卷。为什么《东征传》所列三十五弟子中没有“思托”之名，因为《东征传》是根据《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写成的，此书是思托撰写的，所以没有列入自己的姓名。
　　苏州开元寺僧辩秀。《宋高僧传·唐苏州开元寺僧辩秀传》：“天宝四载，受戒于东海鉴真大师，传律于会稽昙一，至德中举高行，隶名于吴郡天元寺。乾元中，下诏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长讲戒律，秀应其数也。”（按，此段文字，全出清昼《唐苏州天元寺律和尚坟铭》，载《全唐文》卷九一八）《坟铭》又云：“孤制律枢，近持僧纲，自胥（缉）湖南北，皆宗仰焉。”
　　栖霞寺僧昙玭。刘轲《栖霞寺故大德玭律师碑》（《全唐文》卷七四二）：“既落发于金陵希瑜律师，受戒于过海鉴真大师，后与友人高陵恩律师追远永之游，乃偕隐于匡庐之东林，虽欲遗名，而名已高矣。”“大历初，乃归栖霞，其莅坛传戒一十五会，讲训经律三十七座。”“州牧兰陵萧公高其人，谓标望风度，讵独邺卫松柏耶！乃命为僧正，纪纲大振，虽一公帖四辈之望，无以上也。”
　　鉴真大和尚一生弘传佛法，业绩巨大，成就辉煌，呈现出如下六大特征：
　　（一）人格精神，感召众人。
　　鉴真大和尚受邀东渡日本弘法，明知渡海有生命危险，却立言铮铮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东征传》）大和尚置生死于度外，义无返顾地准备船只、粮食、经书，毅然决然东向日本。虽然历经如海诬告、风浪击破舟船，漂流海南岛等磨难，五次东渡计划均告失败，日僧荣睿、弟子祥彦病死于途中，自己也双目失明，但他的弘法本愿始终不变，显示出大和尚重于承诺、意志坚强、不惧艰辛、百折不挠的崇高人格力量。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的大德高行对中外僧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讲律授戒，可以计请人次；造寺塑像，可以计清数量，惟独大和尚的奉佛弘法的人格精神，是“无尽藏”的，无法以数量计。
　　（二）超越地域，跨出国门。
　　鉴真大和尚游学京洛后，回归扬州，传律授戒。“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鉴真传》）在东渡日本以前，他弘传圣教的主要地域在江淮之间。随着历次东渡计划的实施，鉴真大和尚所到的地域扩大了，他先后到达越州、杭州、湖州、宣州、振州、雷州、桂州、广州、韶州、洪州、江州等地，在各寺院讲律授戒，建寺造像，弘法的足迹遍及南中国，远远超越江淮地域，使他的弘法业绩进入了新的境界。特别是大和尚跨出国门，远涉重洋登陆日本国传法授戒，将律学与中国文化传播到扶桑，成为中日文化、佛学交流的先驱，日本国律宗的始祖，使他的弘法业绩进入了更加辉煌的境界。
　　（三）弘法济生，相辅相成。
　　鉴真大和尚于钻研佛法、讲律授戒的同时，也精研医药，收集验方，研究药物的辨识和炮制，寺内培植药圃，上山采集草药，以备随时为僧俗人众施药治病。他又在龙兴寺、大明寺设立悲田院，救济贫困的人。救济贫病，普渡众生，弘法与济生相辅相成，成为鉴真大和尚弘法业绩的一大特征。他还教授弟子们学习医药知识和治病的本领，他的弟子思托在东渡途中为义净治病，便是一例。《延历僧录》中的《高僧沙门释思托传》云：“船至阿几奈波坞，坞有石窟，唐僧义静入中安禅，遭魑魅失心，思托因采槟榔见救得义静上船，其日船发。”
　　（四）建寺塑像，与讲经并重。
　　佛寺是佛学传布的场所，佛教文化的载体；佛像雕塑，可以诱发僧俗的宗教意识，唤起僧俗的宗教情绪；佛寺庄严静肃之美，佛像典丽灵动之美，都有助于佛法的弘传。鉴真大和尚深知此中奥理，因而他在研习佛典的同时，究心于佛寺的建筑营造、佛像的雕刻塑造。早年，他曾协助道岸律师修造过小雁塔，后来，又陆续参与各地寺院的修缮、建造工程，逐步掌握了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的技艺。建寺塑像，与讲律授戒并重，便成为鉴真大和尚弘法业绩的又一大特征。
　　（五）讲律授戒，整饬佛门。
　　鉴真大和尚弘传佛法，以敷讲律学、正规授戒为基本内容，他长期宣讲《四分律》、《四分律疏》、《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量处轻重仪》，以佛门戒律之奥理、威仪和教规，化诱、规范僧侣的行为，防止、遏制僧侣的不良行为、松弛纪律，净洁寺院内部，整肃佛门纲纪，保证僧团制度的健全，维护圣教、佛寺的纯洁和尊严，有力地促进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是鉴真大和尚对佛教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也是他弘法业绩的又一独特特征。
　　（六）培养高徒，法灯长明。
　　鉴真大和尚在弘法授戒的过程中，细心识别、耐心诱导、真心爱护、精心培养自己的弟子（包括日本的弟子），使他们能逐步成长为传佛法、授戒律的名僧，其中一些人也确实成为著书立说、讲律授戒的大德高僧，“三十五人，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群生。”（《东征传》他们续戒律之慧光，阐列祖之圆机，真是一灯点燃千百灯，灯灯相传，法灯长明，佛光不断。
　　三、佛界地位
　　鉴真大和尚自京洛游学归来后，常在江淮间传律授戒，深得僧俗群众的爱戴。《鉴真传》说他“郁为一方宗旨”，《东征传》也说：“江淮之间，独为化主。”道岸律师、义威律师相继过世后，他便被奉为传戒大师，“淮南、江左净持戒者，唯大和尚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传戒大师。”（《东征传》）他的声名愈来愈大。
　　日僧荣睿、普照闻名后，赴扬州邀请大和尚东游兴化。鉴真大和尚五次东渡失败，漂流至浙南、两广、海南岛等地，受到当地地方长官、寺院僧侣的热烈欢迎，随时布道授戒，声名与日俱增。
　　东渡日本后，鉴真大和尚在佛界的崇高地位，日益显示出来。日本佛教界律学日兴，律仪渐见严整，他成为日本传戒律的始祖。《鉴真传》说：“彼国号大和尚，传戒律之始祖。”《东征传》也说：“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资相承，遍于寰宇。”《佛祖统记》论鉴真大和尚时说：“日本律教始行于此。”《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则说：“日本自是始有律教。”从日本最高统治阶层的鲜明态度，可以见出鉴真大和尚在佛界崇高的地位。《鉴真传》记载：“其国王欢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于卢遮那殿前立坛，为国王授菩萨戒，次夫人、王子等。”《东征传》除有相同的记载外，还载有天皇的“口诏”云：“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闻知四方学戒律者无供养，天皇敕施水田一百町；闻知大和尚欲立伽蓝，天皇敕施园地一区，即故一品新田部亲王之旧宅，后在此建唐招提寺。鉴真大和尚到日本后受到最高的礼遇，足见他在日本国人心中的地位。
　　鉴真大和尚圆寂的消息传回扬州后，“扬州诸寺，皆承大和上之凶闻，总著丧服，向东举哀三日，都会龙兴寺，设大斋会。”（《东征传》中唐时代第一流碑文作者梁肃，笃信佛教，为不少名僧写过碑文，“释氏制作，无以抗敌。”他曾为鉴真大和尚撰《过海和尚碑铭》，其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又於东塔院（龙兴寺），安置鉴真和尚素影，阁题云：‘过海和尚素影’。更中门内东端，建《过海和尚碑铭》，其碑序记鉴真和尚为佛法渡海之事。”（按，圆仁诣龙兴寺为文宗开成四年（839），则梁肃碑铭之写作年月，当在此前。）梁肃碑文已佚，但在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全唐文》卷四一0）提及此文：“……作《过海和尚碑铭》，《幽公碑铭》。”梁肃特地为圆寂于日本的鉴真大和尚作碑铭，亦足以反映唐代佛教界对大和尚的尊重，足以看出他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
　　鉴真大和尚的弘法业绩日益辉煌，他对佛教圣业的贡献与日俱增，他在佛界的地位也日益崇高。他将永远活在中日佛教徒的心中，永远活在关爱佛教圣业的人们的心中。